运动史丨回忆审讯“胡风分子”罗洛

由“胡风分子”刘雪苇担任社长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被公安部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在1955年的五六月份，我们先后在这个“据点”里拘捕了张中晓、何满子、王元化等7名“胡风分子”，罗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捕的。

　　此时罗洛只有26岁，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青年，清秀的面容带着十足的书生气，他与女友杨友梅正处在热恋之中。

　　年轻的罗洛很有才气，不但精通英、法、德、俄4种语言，同时还在全国的一些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这使同样热爱诗歌的杨友梅十分倾慕，他们在相互的交往中产生了爱情。

　　开始，杨友梅被眼前的事情惊呆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深爱着的人竟然是一个“胡风分子”，是一个“反革命”！她无法面对眼前的事实。当时的年轻女子，在新社会的阳光下，谁不要求进步，谁不希望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和家庭——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受压迫、受剥削妇女的一个共同心声。

　　一些好心的人们都来相劝，希望她能与罗洛划清界限，并另外给她介绍对象。

　　杨友梅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她简直不相信罗洛这样的人会是“反革命”！

　　早在解放前，罗洛就是一个进步的青年学生，在成都读书的时候，是当地学生会的负责人，发起成立进步的读书会，积极组织学生反对国民党统治，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建国后，当年读书会的同学，很多都成了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罗洛也同时写了大量歌颂新中国、新时代的好诗，这样的人能是一个“反革命”吗？

　　可是，“反革命分子”在脸上又没有刻字，谁又能够分得清呢？罗洛的案子却是“上面”定了的，“上面”能出错吗？

　　杨友梅最后终于作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抉择，她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对于罗洛的了解，相信自己深爱着的人不是“反革命”。

　　在全国上下清查“胡风分子”的狂热运动中，作为一个未婚的女子作出如此的抉择，那是需要胆量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胆量。因为这样的抉择不仅是今后家庭的牵连，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政治的牵连。

　　杨友梅在罗洛被捕后不久，在人们的劝告声中，她大胆坦言了自己与罗洛的爱情。

　　她爱罗洛，希望在困难的时候能为监狱里的心上人送去一份精神的安慰。

　　杨友梅的举动让人们感到震惊，说她“怎么能同‘老虎’在一起呢”？

　　可是，倔强的杨友梅不相信罗洛是“吃人的老虎”，她顶着各种压力，等待着罗洛回来。

　　我曾为罗洛的案子，前往成都调查和审讯过相关人员，对于这一点，我在本文的后面将专门讲到。

　　罗洛的案子一直拖到1956年底，专案组才作了最后的结论，以“证据不足”将其释放出狱——这在与胡风一案有牵连的人员中，解决得算是最快的了。

　　杨友梅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她满怀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迎接自己的恋人归来。

　　可是，生活却是如此折磨着这一对相亲相爱的伴侣。就在他们结婚不久，上海开展了支援边疆的活动。

　　说是“支援边疆”，实际上是将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员用一个好听的名词“输送”出上海，因为上面有指示，要将社会主义的大上海搞得如同玻璃一样的没有一点“灰尘”。由于罗洛的原因，这一对夫妻被送往遥远的青海。

　　杨友梅没有后悔，她跟着罗洛来到了高原，在雪山冰峰的寒冷中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罗洛被定为“胡风分子”，一个原因是他与张中晓等“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都是由胡风介绍给刘雪苇，然后通过刘雪苇调到胡风集团的“据点”——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的，这就说明他与胡风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组织关系。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所有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人员的主要原因，就是罗洛与胡风及其集团的成员之间有通信来往。

　　据公安机关查获的大量信件中，除了罗洛与杨友梅的情书之外，还有极少的几封胡风给新文艺出版社几个“胡风分子”，其中也包括给罗洛的通信。

　　1953年10月12日，胡风由北京寄有一封信给罗洛和张中晓：

　　我想，怕事，为自己……这就弄到屈服和牺牲别人，但为了向上爬，似乎还不至于。所以，似应从积极的意义上去争取，必要的斗争非做不可，但也是为了争取。尽可能接近，说服，必要时拆穿，但也是为了争取。争取做一些工作，出主意，提意见，耐心地去“帮助”他，也是为了争取。从现在的情况看，当然不能信任，但也不能完全不信任。

　　有关部门认为，首先，这封信是写给罗洛和张中晓的，也就是说，在胡风的眼里，罗洛与张中晓都是同样可以值得信任的。而张中晓，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过一些不太好听的话的，是一个被“钦定”的“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既然张中晓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与之共同收到此信的罗洛，自然与他们是有着某种思想或组织上的联系的。

　　在研究此信时，我们与有关的宣传机关也存在着一些分歧，认为这不能作为罗洛就是“胡风分子”的证据，只能说明他与胡风之间存在着某种私人之间的交往，以及部分思想上的认同，可以通过人民内部帮助教育的方法得以解决，不能通通都划到了敌人方面去。

　　有关宣传机关则认为，“这封信里所说的‘怕事，为自己……’等等，就是说的胡风分子之一的王元化，王元化在检讨了他的错误思想以后，胡风指挥另两个胡风集团分子罗洛、张中晓包围他，‘争取’他继续为胡风集团服务。‘他’即指王元化。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必要时拆穿’这一句。这个王元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尾巴给抓在胡风们手里，所以他们企图用以恐赫他，使他不敢脱离胡风集团。同时，胡风也很怕王元化脱离，于他们不利，故想各种办法争取他。”

　　公安机关只是奉命办案，注重的是事实。罗洛这样一批被内定为“胡风分子”的人，原是属于宣传机关管理的，在“胡风专案”办公室里，也有宣传机关的人员参加，他们的分析当然在办案中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更何况这样的“分析”还可以通过宣传机关掌握的报纸给以公布呢！

　　如果说这封信通过有关机关的分析，“奠定”了罗洛成为“胡风分子”的基础的话，那么胡风在开始着手写那封30万言书之前，于1954年3月26日由北京寄给罗洛和张中晓的信，也就使这个“基础”更加牢固了。

　　胡风在这封信里告诉罗洛和张中晓，他正在“弄材料”，准备向中共中央写一个“报告”，反映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期望能够得到中央的重视和及时的解决。

　　有关机关认为，这封信是胡风向他的同党互通信息，并告诉罗洛等人，“他正在看一些批评他的反动‘理论’的文章。胡风在这信中咒骂批评过他的人”。

　　同样是这封信里，胡风让罗洛和张中晓帮助他收集一些材料，就是新文艺出版社近年来出了一些什么书，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有问题的，并要求他们给开列一张简单的表给以说明。

　　虽然后来经我们公安机关查实，罗洛当时根本就没有为此提供什么材料，但有关机关在分析时仍认为，这是“胡风动员他的反动集团的力量，准备向中国共产党进行疯狂的进攻”。

　　这还不算，1954年4月5日胡风再次从北京邮有一封信给上海的罗洛、张中晓和耿庸，又一次的牵连到了罗洛。

　　信中胡风希望这几个人，能够帮他做一些工作，这个工作一共包括4个方面，一是帮他查找何其芳等人批评自己文章时所引用的论点；二是希望从何其芳等人当时的原文中将每一个论点分条写出来；三是提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毛泽东以及苏联现代的文艺理论的一些参考材料，以及一些论点的出处、页码等；四是何其芳、林默涵等人在1953年所发表的批评胡风文章所引用理论的出处。

　　这同样是在为那封30万言书做准备的信。有关机关认为，这封信胡风将一些具体的工作和任务都布置得如此的详细，罗洛被认为是“胡风分子”，那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罗洛的罪名除了与胡风的通信之外，还有就是与其他的“胡风分子”之间的来往，证据确凿的就是他们之间的那些信件。

　　据查，在这些来信中，罗洛与“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阿垅之间交往的信件最多。后来被认为有“问题”的，其中有一封信是阿垅由天津寄给罗洛的信。信中说：

　　你，如果能够到雪苇那里，极好。这个人，虽然我接触得不多，在延安曾经接近过，是一个强有力的、严肃的人物，到他那里，工作和别的，都有更大的益处的。看样子，飞兄，元化，调到那里，大概是要做一些事情，而且还是决心和魄力的表现的。

　　这是一封普通的私人之间有关工作调动的信件，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这封信里，阿垅从朋友的角度出发，同意罗洛到刘雪苇担任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去工作，并同时举出其他几位想到这家出版社工作的人员的情况。这里的“飞兄、元化”就是指的罗飞和王元化。

　　公安局在查获了这封信之后，我的同事王良同志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敌情”来，就将其放在了一边。

　　谁知这封信后来却被送到了公安部，经有关机关拿去一分析，问题可就严重了。

　　就是这样的一封信，有关机关认为“阿垅在这封信里竭力赞美刘雪苇，说明他和刘雪苇早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了关系。阿垅认为罗洛、罗飞、王元化等能调到刘雪苇所主持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去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事实果真是这样，胡风集团霸占了这个出版社后，就以此为据点进行了许多反革命的活动”。

　　经有关机关这么一分析，一封极平常的信件，一下子就变得严重起来。

　　谁知事情凑巧，就在查获上一封信不久，又搜查出了阿垅于1951年8月16日由天津寄给罗洛的一封信。这封信中说：

　　现在是得帮助雪苇，把上海打一个基础，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这样开始；所以，不能轻易地，似乎有了发表机会，就随感地写，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特别不能使雪苇因之受到不能工作之苦，这个结果是不好的。

　　虽然上一封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封信却无人有异议了。我和王良等人也不便再说话。

　　有关机关认为，这封信正好说明了他们对前一封信分析的正确性，说明罗洛的确是钻进这家出版社来的“胡风分子”。理由就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阿垅在这封信里教他要先占稳脚跟，支持刘雪苇这个“胡风分子”的工作，不要轻易“放枪”，这些都是胡风集团的暗号。

　　事情到此还未完，对于罗洛是否可定为“胡风分子”，有关机关认为还有信件可以证明。这封信同样是阿垅从天津寄出的，阿垅在信中谈了前一封中所谈到的同一个问题：

　　所以，要帮助雪苇。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是这样才能真正帮助雪苇，是这样才有利益于新时代底胚芽。

　　尽管负责审讯罗洛的我的战友王良，无法从搜获的罗洛的大量信件中发现“敌情”，但这种“敌情”还是被有关的机关给发现了，同时一封一封地加以说明，我们公安机关的几个办案人员被认为是“思想跟不上形势”。

　　阿垅给罗洛的这几封信，后来被《人民日报》的编者提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高度：

　　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备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事情已被说到如此的高度也就够了吧，可是令我们这些具体办案人员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分析还没有完。

　　此时对于罗洛案情的分析，已经完全跳出了王良和我开始时的认识水平，我们只能恨自己是拿着枪杆子从炮火中过来的人，阶级觉悟和分析水平都不如那些握笔的“秀才”。

　　在阿垅写给罗洛的信中，有两封末尾没有注明年代的，一封是5月23日，另一封是7月31日，同样都是从天津邮出。

　　这也好，坟是愈挖愈深的，台是愈搭愈高的；那么，如果一面是深坟而另一面是高台，跌下来时就呜呼完蛋了。

　　阿垅写这两封信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针对的是个人还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些当时与之有着不同观点的文艺界领导，当时并未审出一个明确的结果来。随着阿垅的去世，这些都已不得而知。我作为“胡风专案”一名办案人员，认为这可能是阿垅等人对当时文艺界个别领导人的做法有看法，因此在这些私人交往的信件中，用了一些比较刻薄的语言。只要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胸怀坦白，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谈话，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事情。

　　可是，正是这样的几封信，几句话，不但给阿垅同时也给罗洛引来了不必要的灾难。这两封信中如此简短的两句话，使得两个通信的年轻人一下子便成了敌人。

　　在分析时，这几句话被说成是“胡风集团疯狂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社会的一切，梦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灭亡”。

　　根据中共中央和公安部的有关指示，为了弄清罗洛这个“胡风分子”的“反革命”历史背景，我奉命前往成都，对罗洛在解放前的情况进行调查，并提审了与此相关的人员。

　　当我赶到成都时，才发现因为罗洛的问题，在四川被牵连的人已不在少数。

　　早在1948年，罗洛就开始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是成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建国后，这些进步的青年都受到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重视，在不同的岗位上担任着领导职务，也有被安排在一些学术研究机关。可是，胡风事件出后，特别是罗洛在上海被捕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成都，在四川各地就开始逮捕罗洛的“代理人”。于是，在1948年前后与罗洛一同参加过学生运动的许多人都受到了牵连。在这些被牵连的人员中，最突出的要算是林祥志。

　　林祥志是一名地下党员，早在1948年的时候，就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四川农村组织过农民暴动，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当局曾出5000块大洋买他的人头。

　　林祥志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喜欢文学，因此他与同样喜爱文学的罗洛十分要好，也与阿垅、方然等作家有着某种联系，更与他所崇拜的胡风有过书信往来，在胡风、罗洛被捕不久，他就被捕了，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四川组织”的“总头目”。

　　为了弄清罗洛的“政治背景”，我向成都市公安局提出提审林祥志。

　　对于林祥志我同样要求不在审讯室里进行审讯，而是将其带到一间办公室里，由看守员陪着对其进行面对面的谈话。我认为这种方法比在审讯室里的效果要好得多。

　　林祥志被带进来了，他直着身子站着，用一双锐利的目光看着我。

　　我仔细地看了看他，这是一个很有血性的青年人，一张方脸棱角分明，腰挺得笔直，一派宁折不弯的样子。

　　自从事公安工作以来，我曾审讯过很多人，这中间有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有从海外潜入大陆的敌特，也有一些被错定的冤案者，但没有一个像林祥志这样如此大胆地面对着我的目光。我开始从心底里对他表示敬佩，到底是一个在惊涛骇浪中过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可我心中又暗暗担心，不知道对他的这次“审讯”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答：“好吧。我和罗洛在解放前都是从事地下工作，是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我们才有共同语言，才能说到一起。罗洛在斗争中是一个积极分子，我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

　　答：“不，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罗洛这个人很聪明，文章也写得好，我和他很谈得来。”

　　答：“我和罗洛都很爱好文学，曾读过胡风及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有时自己也爱写一点小东西，就这样写信给他们，他们给我们回信，这就联系上了。”

　　答：“能谈什么呢，解放前通信得不到自由，都只是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