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 赵柏生：父亲无奈而又不甘的一生

赵柏生新三届

作者简介

作者摄于南极

德雷克海峡

赵柏生，1974年上海新虹中学毕业，1975年到江苏大丰的海丰农场务农。1978年考入华东师大外语系英译专业，1982年分配至国家旅游局。1987年到夏威夷大学旅游学院学习一年，后转至中国国际旅行总社和港中旅国际旅行社工作，直至退休。2019年在美出版散文集《人跋涉心相随》。

原题

我的父亲

作者 | 赵柏生

父亲60岁

这是一个老话题，代代相传，却历久弥新。

我是到了父亲节那天才意识到自己节日的来临，因为我也是一个儿子的父亲。除了春节这个盛大的节日和几个民族节日外，我能记住的洋节大概只有圣诞节了。其他的外来节日心里有数，名字也知道，但记不清具体日期，包括父亲节。

儿子给我发来微信，祝我父亲节快乐。大学老同学群里更是热闹，互祝节日快乐，也转发颂扬父爱如山的帖子。在纽约的洁人兄还晒出了他父亲的照片，93岁了，笑容舒展、神情愉悦。60多岁的老同学，父亲依然健在，着实让人羡慕，也平添了一分温暖和感动。岁月使人变老，人生依然静好，一个家庭如冬日的壁炉，生命之火跳跃，真是生之幸事！

我的父亲要是还在的话，也该92岁了，比老同学的父亲还小了一岁呢，不过早已天上人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了。1988年，就在他即将退休之际，被查出患有肝癌，两年后离去。劳苦了一辈子，本该安享晚年，生命的脚步却戛然而止。

我82年大学毕业来北京工作，87年去夏威夷大学读书，一年后归来，不久便听说了父亲的病情。请假回到上海，父亲和哥哥去上海北站接我后，坐公交车回家。我和哥哥站着，父亲坐在边上靠窗的位子。他的脸上流淌着眼泪，泪漫脸庞，如薄薄的瀑布，覆盖着他一生坚硬如岩的沧桑，也翻腾着他此时的欢喜柔情，定格下来，像雕塑般生动，如油画般耐人回味。

父亲和我摄于1976年，那时父亲才48岁，我19岁

刚刚60岁的父亲，头发已经白透了，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老人！老泪纵横是那刻真实的写照。儿子得以跳出苦海，儿子考上了大学，儿子国外学习归家，父亲大概圆了梦了。只是他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边缘！

哥哥长我两岁，是一个心细的人，一个明事理的人，还小有运筹帷幄。他意识到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了，否则机会不再，遗憾久远。他安排一家人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父母亲坐在前面，后面站着四个长大成人的儿子。父亲和母亲还一起单独照了一张。这道仪式就成了我们全家的绝唱，照片也成了回望时的念想之物。

最后一张全家福，父母坐前面，后面站着4个儿子

其实父亲可能已知道自己的病情。哥哥心里不能确认，对我说，不要告诉父亲。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在我们四个儿子长大的岁月中，贫困、艰辛、乃至饥肠辘辘始终如影随形。父母为填饱我们四个儿子的肚子终日愁容满面，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四个儿子的长大掏空了父母的血肉，而父母却还觉得亏欠我们。母亲总说：你们小时候可怜呐。

哥哥摄于1976年，21岁

1987年我30岁了，但生日所在的6月是不可能探亲回家的，接着就去了夏威夷大学。这次回来，父母亲为我张罗了一次生日家宴，在我家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的隆重，为我补过30寿辰，还平生第一次买了一个奶油蛋糕。一年多后，父亲远去，这生日宴其实也是绝后的了。

写到这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是因了父母的怜儿之情，还是想到了年少时的苦难，抑或是两者的杂混。我时时感觉到父母的愁苦，长年累月在我心上堆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突然如雪崩般倾泻而下，势不可挡。

那是我一生至那年唯一一次过生日，我深深感到了父母心中对儿子的爱。他们不善言辞，但他们那天的每一个动作都拨动我的心弦。母亲是料理家务的主角，包括日常做饭，但父亲的厨艺却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一天，父亲尽了大力，他把对儿子的“亏欠”凝聚为盘中的美餐，化为对儿子的祝福。

1977年恢复高考，经过两次努力，我于次年考取了华东师大。我身在农场，消息是通过写信告知全家的。没有看见父亲当时得知消息时的反应，心想父亲一定是心花怒放的吧。

父亲少时家境贫寒，只念了几年小学，但他却是个有悟性的人。他写文流畅，用词恰当，兴之所至时还会诌几句打油诗。他骨子里热爱知识，崇尚儒雅，仰慕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心里没有什么宏图大略，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只是督促我们几个儿子好好读书，深信读书能创造未来，读书能成就一个真正的人。他把自己的夙愿寄托在几个儿子身上。

有一次，他告诉我们说，他在公交车上，听见边上两个外语学院的学生在用外语对话。说时，他的语气是极为恭敬的，他的神态是无限向往的，他也因此感染和影响了我们。我由此萌生了一个淡淡的梦，是父亲植入我心中的希望之梦。冥冥之中，这个梦如一束手电之光，时不时闪动在我的初中时代以及而后的务农时期，提醒着我，推动着我，也激励着我，并最终引我走入了大学英语专业的门内。我有时在想，耳濡目染大概就是这个内涵吧。

八十年代中期，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响遍祖国大地，歌唱家蒋大为蜚声国内，家喻户晓。他是父亲喜爱的形象，白晰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干干净净，还有父亲欣赏的潇洒风度。眼镜在父亲的眼里似乎是文化的象征，戴上了眼镜至少就是半个文人了。

我的眼睛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显现近视迹象，其实主因是遗传了母亲近视的基因，到了五年级就已经迅速增加到四百多度了。家里经济条件拮据，但只要和学习有关的支出，父亲总会千方百计给予解决。父亲郑重其事地带我去南京路上老牌的茂昌眼镜店配眼镜，看着我戴上眼镜，父亲的脸上满是欣赏。他的脑中大概已经幻化出了一个未来的知识分子。

父亲的一生是与他的意志违逆的一生，现实大大异化了他的生活意愿。在那社会动荡、家境苦逼的日子里，一个无权无势、不善钻营拍马的人，唯一之路就是随波逐流。混日子是那时社会的主流生存状态，我周围的街坊邻居，远近熟人亲戚，好像都是一样的生活模式，日日重复，经久不变，安详且一如既往，凝滞中拖沓着每个人的生命。

父亲年轻时

但父亲的性格不随大流，内心掩藏着不甘，孤独中隐着些许傲气。他的生活大约与他的理想相距甚远，时时摩擦，他真切感到悲苦，物质的和精神的，却又无力改变，这就苦苦叠加，苦不堪言。

父亲胆小，不过，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有几个人敢“胆大妄为”的呢，除了那些应运而生的“英雄豪杰们”。

那时，父亲经常手握一只大表哥为他攒的小半导体收音机来度过他的晚间时光。他听国内新闻，更想了解外面的世界，以解心中千万种的疑惑。那时，收听外台是不被容许的，发现了会有大的麻烦，可冠以“收听敌台”，甚至加以治罪。他把音量开到最小，眼睛环顾四周，好似在做谍报工作，有些偷偷摸摸。VOA（美国之音）大概是最具诱惑力和穿透力的了，那里面会飘出异样的声音，播音员讲话的音频不会那么高亢，情绪没有那样昂扬，反而是软绵温情，循循善诱。内容犹如黑暗中的闪电，令人心惊，又充满磁性。

他听着这样的节目，被现实压实变硬的内心好似会得到一定的舒缓，喘气也顺畅了一些，觉得生活总还有一丝不同的光亮和渺茫的盼头。外面的世界看上去并非宣传中的所说的“水深火热”，也许哪一天我们的日子也会变一变呢。美帝原来也不是宣传中那么凶神恶煞。

VOA有一栏帮助初学英语者的节目，叫特殊英语（Special English)，发音清晰，语速缓慢，教授英语，还传播一定的资讯。父亲收听外台无意中为我开辟了一个学习英语的园地。那丝光亮居然成长为一团小火苗，助燃了我学习英语的热情，让我感到了一种语言竟然如音乐一般悦耳动听，还可以带来身心愉悦，进而还可以迈入一片新天地。认识英语900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正宗、免费，实用、还美感。我学得如痴如醉。

那是上世纪60年末和70年代上半叶，国家和人民正遭受深度苦难与浩劫。

人有韧性，人要生存，人在苦难中会磨练出生活的技巧。父亲有些灵气，为了节省每月的理发费用（那时剃头每次1角，4个男孩就要4角），他花了4块多钱买了剃头刀和剪子，每月为4个儿子理发一次，一年下来就可以把成本赚了回来。父亲年复一年地为我们4个儿子理发，直到我们长大成人。他自己用破旧衣服撕成的布条扎拖把，为捉襟见肘的家庭经济精打细算。4角钱现在看似微不足道，那时却可以维持我家两天的菜金；拖把很重要，我家每天都要拖地，地板一到晚上即变身为我们4个儿子的床铺。这些都是维持生存的基本。

父亲是一个要面子的人。要面子不好吗？不是。

我们4个孩子一年不知甜滋味，只有到了过年，家里才会买一斤最便宜的硬糖，大约1块1角钱。小小的糖块，我印象中一斤大约有80块上下。我们4个孩子在大年夜每人分得5块，其他的留着招待客人。邻居家小朋友春节来我家串个门，父亲必抓上一把塞到孩子的口袋里。虽然用的几个指尖抓的一小把，但也得有6、7块之多。人穷礼不能缺啊。

一年一次置办的年货，本指望给几个儿子解一年之馋，补充极度欠缺的营养，谁料大年初二，总有父亲远房一大家子的十几口人来家拜望父亲。我称为大哥大姐的足有6人，其实年龄只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辈份上称我父亲为“老爷”。泱泱六哥姐，携家带口，浩荡而来，大肆饕餮，风卷残云。除夕夜做的满满当当一大盆肉圆，如泄洪般神速消逝而去，最后盆底露了出来。其他的菜肴也如出一辙。

至此，我家的年货已所剩无几，年才过了两天，基本接近尾声。隔壁邻居见了，摇头叹我家孩子“作孽”（沪语：可怜），他们每天见到我们吃的粗茶淡饭。母亲心里有气，但又不便说什么。父亲其实心里也不是滋味，但面子总得要吧。他的本分，他的善良，他的好客，他的不善油滑，当然也有他的窝囊，归结下来，大约是性格的力量吧。他从他的时代走来，他有他的家教，他有他的天性，他不会拒绝，谁能说什么呢。

母亲有时会唠叨两句，诸如死要面子活受罪，打肿脸充胖子。我们几个儿子心里有些恨恨的，但摄于父亲的威严，从不敢多说半句。

父亲虽贱为一普通工人，但不缺教养，可谓家风淳正。他教我们做人：站如松，坐如钟，形如风，睡如弓。父亲告诉我们，吃饭要抿着嘴，不可出声。父亲告诉我们，照相时，两脚要平站，不可前后而站，那样人会显得松垮。就连称呼外人，他都教育我们：看似比我年轻的要叫叔叔，看似比我年长的要喊伯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是有框框的，是家法，即使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

父亲有软弱的时候，浑浑沌沌般得过且过，现在想来是当时生存的艰难，是生活的无助，是心里的苦楚。他会和我的那几位大堂兄们打牌消磨时光，星期天能打上一整天，直至天昏地黑、午夜时分，而我们几个孩子只能陪着，无法睡觉。边上是无奈又愤懑的母亲。好几副牌结成的龙，冗长无味甚至有些弱智愚昧，可他们玩得兴高采烈。果然兴高采烈吗？

我的父亲，一个普通、卑微、干净、灵气、却又不甘，而后无奈，最后认命的草民小人物，在那特殊的年代走完了他的一生。稍稍聊以自慰的是他在生命的末尾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序曲，过上了有肉吃的日子。他曾经在1989年和我说过：我现在每月也能拿到100块出头了！话中是满足。

他是我的父亲，他给了我生命，他养育我长大，他教我如何做人，他盼我登高望远。他的枝枝节节，已随风而去。只有他的慈祥，他的聪慧，还有他的眼泪，长留我心间。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逝世30周年。

202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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