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方方：为什么你的脸上满是忧伤？

1966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余”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

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80平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已出，想不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

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已下派到外业队。

乍听这消息时，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何家有六个儿女，其中两个在新疆，另外三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

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

邻居做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

何伯伯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工作。

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我后来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

大约在1950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

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地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地附和，仿佛已成习惯。

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两个字实在是可怕。

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

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

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

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

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

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

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

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

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它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在“文革”的中后期，我们房子旁边的墙根下盖了一间平房。房子十分狭小简陋，冬天极寒夏天极热，许叔叔和许婶婶就搬进了那里。

他们没有孩子，房子勉强可住。每天上午，许叔叔便拖着一辆垃圾车，摇着一只铜铃，开始在宿舍扫地和收集垃圾。他和许婶婶负责着我们整个宿舍的清洁卫生。

印象中许叔叔的蓝外套已经发白了，上面打着些补丁。他常常面无表情，很少与人讲话，更不曾见他笑过，仿佛他只知道做事，其他一切都再与他无关。

然而我知道，曾经很英武很洒脱也很热情的许叔叔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的工程师。比起我父亲这些人，他要年轻得多。正是因为年轻，青春洋溢，置身于一个老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便很容易地成为火热运动中的激进分子。

隐约听说许叔叔似乎还做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目，只是，人们都说他站错了队。在那样一个年代，何为对何为错，我们到现在也弄不清楚。

但是许叔叔却因了这个缘故，被人从舒适的办公室中赶了出来，成为宿舍大院里每天垂眉低头缄默不语的清洁工。他的旧日同事或天天与他擦肩而过，或提着垃圾桶去他的身边倒一桶垃圾。虽然彼此间都不说什么，没有白眼也没有讽刺，但对于许叔叔来说，那仍然是无比难堪的场景，是根本没有自尊的时刻。

一个人这样活着，需要怎样坚强的意志才能撑得下去呢？屈辱地活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比许叔叔脆弱或者说比许叔叔更自尊的是他的亲哥哥许伯伯。许伯伯也是工程师，他的资格自然比许叔叔更老一些，他的地位也要高于许叔叔很多。许伯伯一家在我们宿舍非常受人尊敬，因为许妈妈是一个待人格外亲切的老师，还因为他们家所有的小孩全都是大学生。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并不多见。

许伯伯和许叔叔两兄弟同住一个宿舍区，当许叔叔每天拖着垃圾车沉重地从许伯伯家门口走过时，许伯伯心里将会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伤痛，还是无奈？这一点只有许伯伯自己知道。

“文革”对于许伯伯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有一天，许伯伯也被关了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毕竟还小，并不知道为什么关他，记得的只是那时有很多人都是关在办公楼的地下室。

那地方阴暗潮湿，不见天日。人在其中，与囚犯无二，自由与尊严都一起被人剥夺。许伯伯自然也在其间。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许伯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了反抗。一时间宿舍里遍传许伯伯畏罪自杀的消息。说许伯伯被关前就把刀片放在帽子里，带了进去，然后割脉自杀。

许伯伯割的是哪个部位，我吓得连问也没敢问。所幸许伯伯并没有因此而丧生，他被人及时发现，送到了机关医院。经过抢救，他活了过来。

对于许妈妈和儿女们，这自是件天大的幸事，但对于决意去死的许伯伯自己呢？很难说是不是好事了。

有一天，我从医院门口过，偶然地看到了那里贴着许妈妈率儿女们写的感谢信，感谢党感谢领导感谢医院救了许伯伯，看时心里竟有一种十分异样的感觉。那张贴在墙上的红纸感谢信便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许多年后，我又一次从那医院门口过，脑子里还浮出感谢信的样子。突然间，我就想，不知道当时的许伯伯是不是也怀有这样的感谢，不知道许妈妈写这份感谢信时心里又是怀着怎样的伤痛和酸楚。

我父亲说，一个人最怕被剥夺的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身份甚至连家庭都不是，而是他的尊严，把这个丧失掉了，他活着的意义又有什么呢？

我并不认为我父亲这话说得多么对，但我却记住了它，同时也记住了许叔叔没有表情的面孔和贴在医院门口那张大红色的感谢信。

花伯伯家同我家是世交。这个交情一直得追溯到我母亲上中学的时候。花伯伯的妻子静湘阿姨是我母亲二姐的同学。当我母亲去九江一所教会学校读书时，母亲的二姐便将我母亲托付给了静湘阿姨。

这大约是六十年前的事情。

自此后，我母亲同静湘阿姨的友谊一直延续着，直到母亲去世。因为静湘阿姨的缘故，多少年来，花家对于我家来说，就如同一门亲戚。

在我见过的人中，再也没有比花伯伯脾气更好的了。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见他生过气。他哪怕跟最不讲道理的人或最顽劣的小孩说话也都是笑意满面，轻言细语。

尤其对小孩，不论哪家的，在花伯伯眼里，都是自己的孩子，他在他们中间，脸上总会由衷地露出欢喜之情，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糖来。

记得1960年代末，花伯伯带我上街，我难得一次出门，出去了便满街乱窜，花伯伯便跟在我后面在人群里跑来跑去，不阻止我也不批评我，仿佛随了我的意也是他最大的乐趣。

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当时甚至想到要是大人都像花伯伯这样多好呵。花伯伯对小孩的热爱，不分任何等级，也没有任何止境。或许是因为花伯伯是天主教徒的缘故。

花伯伯曾经在日本学医，回国后就当了医生。抗战期间，我父母在昆明时，花家也在那里，花伯伯开了一家诊所。常常有些穷苦的病人看病没钱，花伯伯便不收费。这且不说，他还经常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让病人拿去买药。我母亲常说，花伯伯这个人心肠最好了。

我家和花家有着不解的缘分。我父母离开昆明后，几经周折，搬到了南京，而花家竟也在南京；然后，我父亲又因工作调动到武汉，此时的花家也在我家之前先迁来了武汉。

两家大人坐在一起时，就常常奇怪，说是职业又不相同，事先也没约好，怎么一走就走到了一起，竟一连走了三座城市，不晓得是什么缘故。

在武汉几十年中，花家几乎是我家唯一可以走动的亲戚。

但在1957年，善良的好脾气的花伯伯竟被打成了右派，从此花家便生活在阴影之中。

花伯伯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似是因为花伯伯喜欢写一些普及卫生常识的小文章。如果说这一类的小文章也能对国家造成伤害，真正是让当今人笑掉大牙。然而花伯伯却因了它们断送了自己的一生：他再也没有当医生的资格了。他的生活内容只剩下了“改造”。

“改造”这两个字，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言难尽的内涵。在这支庞大的“改造”大军里，花伯伯同大家一样，只能低头认罪，唯命是从。

1960年代末，花伯伯被安排在医院里负责挂号。虽然这样的事不应该由花伯伯这样的人来做，但被“改造”过的花伯伯竟也没有半句怨言。他带着他永远的笑容和谦和，很敬业很认真地做这份简单的不必有任何医学知识即可以做的工作，认真得让你觉得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天真呢？

等到1970年代，花伯伯终于等来了平反的一天，但他却已经老了。而且很快就得了病。所有他应该得到的东西，比方房子，都因了这“老”而不再有他的一份。

老而病弱的花伯伯在床上躺了七年，一家人就始终住在两间很小很小的房子里，用着公共的厨房和厕所，很痛苦也很无奈。

我最后一次见到花伯伯时，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那是在我一次出差的前夕。正是那天，我离开后几分钟，花伯伯便离世而去。

当我出差回来再去花家时，便只看到了花伯伯的一份遗嘱。遗嘱上写着要把自己的尸体给医院留作解剖用，还写着他的丧葬费和抚恤金不必发了，请用那些钱买些糖果给幼儿园的小孩子们吃。

读着那份遗嘱，我心里有些难过，也有些茫然。我想像花伯伯这样的人，他对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怀着怎样的一副慈悲情怀呢？为什么生活对他那样恶，他却永远以善来回敬生活？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我曾经对这句话深怀敬意。然而，当我看到了花伯伯的善良一生却又坎坷一生的经历，便觉得生活给我们的感受和书本给我们的道理，相距十分遥远，甚至想，人一生总是善良是不是就对了？

我父亲所在单位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叫“长办”。父亲常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办公室，它下面的职工有好几千人。

“长办”是专门治理长江的。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以及长江上许多水电站，都是他们设计的。“长办”的主任叫林一山。他是个级别很高的领导，我们小时候听说在湖北只有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可以同他一比。

而且还听说周总理和毛主席都特别欣赏他。一度传言毛主席曾表示不想干主席，想要跟他一起去修三峡。这当然是大领导对属下的一句玩笑话，可林一山却因了这样一些趣事，在整个“长办”都颇有传奇色彩。

“文革”开始后，林一山受到冲击是自然的。记得那时我们宿舍院子里的红墙上到处都用墨汁写着“打倒〇一三！”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经我小哥指点，方恍然：〇一三就是林一山。

小哥还告诉我说，林一山有一只手受过伤，大字报说是他因当叛徒而受伤的。这个信息令我吃了一惊，于是想到爸爸竟在一个当过叛徒的领导底下做事，真是有着万分的委屈。那时我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有强烈的爱憎感，但却不懂得对与错。

“长办”有一个俱乐部叫长江俱乐部，绿色琉璃瓦屋顶，乳黄色的外墙，很漂亮很典雅，是我们很喜欢去的地方。“长办”所有的庆典都在那里举行，理所当然，“文革”中所有批判大会也都在那里召开。

1966年的一天，长江俱乐部开会批判林一山。虽然林一山是叛徒的说法流传很广，但他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始终有一种神秘感，我们想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欲望很是强烈。于是我和几个同伴决定去看这场批判会。

长江俱乐部的看门人因我们是职工的孩子故而对我们并不严加看管。我们很轻易地混在大人堆里看开会。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种会议自然毫无趣味，而且林一山坐在台下的第一排位子上，我们根本就看不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