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姚锐：从小放羊到小放牛，责任之一帮母牛怀胎

原创姚锐新三届

作者简历

姚锐，1953年生人，1969年初延安插队，1970年底入伍。1975年初回京在北京市政府局机关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参加中央驻七机部工作队。1983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就职于外企北京办事处及旅行社等部门。1994年下海从商。

原题

从当小放羊的说起

——延安插队散记

作者：姚锐

麦收之后，生产队长让我当小拦羊的，陕北话拦羊，就是放羊，他可能是觉得我身体太弱，给我找个轻一点儿的活儿。

1969年2月2号，我从北京来到陕北的延安插队，那年我还不到16岁。现在回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像个嫩豆芽，个头差不多长上去了，但是哪儿哪儿都还没有发育好。由于我们在小学实验班只读了五年就毕业升了中学，因此成为“老三届”垫底的68届初中毕业生,年龄比正常毕业生小一岁。当时，“文革”中各学校停课，积压了大量毕业生没有分配，拍婆子的，打群架的，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随着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上下欢腾响应，一列列火车载着热血沸腾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的天地，我也和同学们到了陕北的延安。

我插队的村子叫新庄科，名字怪怪的，人家前后村子，都是什么沟什么坡的，而我们村是科，并且科里只有山沟中的二十几户人家。我们一起去的4个男生，都是1953年出生的北京八中老初一的，一同分来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还有5个女生，但都是女八中老高一的，个个大我们4岁，与“女大三抱金砖”的传统标准稍有些偏差。作为知青集体，大家相邻而居，在一个灶上吃饭。

当年到村里的时候，正赶上春节，是一年中除了婚丧，唯一吃荤菜和油炸食品的日子。刚去的时候，我们兜里还有家里给的钱，乡亲们就给张罗着买肉炖肉和炸油馍馍。记得村里学校的马老师帮着炖肉，他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举着一个秤，称了差不多半个秤盘的花椒，全都倒进了肉锅。我问他为什么放这么多花椒，还要用秤来称？马老师笑着说，不是多放花椒好吃吗。我这才明白，一般村民炖肉舍不得放这么多花椒，这样炖出来的肉虽然有些麻嘴，但能略显欢迎我们的奢华。

马老师任职的学校，不过是村里高坡上的一孔窑洞和十几个年龄不一的娃，各年级的课程都由马老师一人教授。每当放学的时候，坡上爆发出一阵响亮的歌声，让村民们深感后继有人的踏实。马老师还是村里唯一梳分头的人，嘴里镶有一颗钢牙，言语间不时闪出光亮，是村里最具现代化的色彩。

村里没有任何农业机械，没有电，沾点儿钢铁的，就只有镢头、锄头、镰刀、犁头之类的简单工具和灶头的菜刀。村民们处于穴居时代，住在不同位置的窑洞里，条件好的，做个木圆窗，而大多数都是掏好窑洞，再把洞口用泥土封住，只留下一个进出的门洞和门上的纸糊方窗。从生存条件看，应该和明清时期差不多。

生存条件差，首先是缺粮。转眼到了青黄不接的春荒，村里有人地也不种了，出去要饭，把吃食留给家人。我们知青的粮食也见了底，开始吃队里的玉米种子。借队里的种子吃，是没办法的办法，谁让我们平时不知道节省点儿呢。队长跟我们盘粮时说，再熬到一个什么日子就好了，我看队长突然开朗的表情，以为有什么好主意，他说，那会儿小白菜和野菜就上来了，也就是说可以以菜充饥了。这让我大失所望，在这春耕大忙时节，正是毛主席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吃干季节，怎么可能以菜代粮，忙时吃稀呢？

那时是知青轮流做饭，我切的小白菜像个小山头，推下煮玉米豆的大锅，不一会儿就熬成绿粥，大家从地里回来，正是饥渴难耐之时，每人喝上几大碗，一撑也就饱了。那一阵子，本不起夜的我们，夜里都得起来一两次，黑咕隆咚的，又不想走远，早起一看，窑洞门口一缕缕的水迹。

当时，我在延安结识了一个当地干部，他说可以帮助我买到一些麻渣。陕北人吃油吃的是胡麻油，榨油剩下的麻渣本来是给牲口作饲料的，人也可以在困难时拿来充饥，比谷糠更有油性。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乡亲们，于是大家把能凑出来的钱都交给我，一共80多块，托付我去买麻渣。在当时商店里带鱼3毛8分钱一斤的时代，这可不是笔小钱。

从村里到延安有五十里地，因为要拉个排子车，就得步行。为了见这位当地干部，又是上延安城里，我把自己最好的一身行头，一件白色的确凉衬衫和一件较新的军装上衣穿上，就和村里一个叫子胜的青年出发了。路上越走越热，我就把装着钱的这身行头脱下放在排子车上，只穿个背心继续拉车。途中跟在后面的子胜说要去路边沟里尿一下，让我继续拉车前行，但是等他赶上来又走了一阵子，我回头一看，我那身装着钱的行头怎么没了？拉起的排子车是前高后低，估计是放在车上没有固定好而滑了下去。

我俩儿往回找了一程，啥也没看见，只得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光着膀子、只穿着一件背心无功而返，还背了一身饥荒（欠了一身债）的我，一定是给等在村口翘首期盼的乡亲们，留下了一个少不更事、难堪大任的深深印象。

远在北京的母亲收到我诉说丢了钱的信以后，非常着急。她作为一个教育口的基层领导，在“文革”刚开始时就在中山堂的批斗大会上被打得头破血流，继而又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在艰苦和危险的岗位上改造自新，结果被塌方砸折了腿骨，当时正在家里养伤。由于父亲被扒了领章帽徽在部队隔离审查，母亲只能自己拖着伤腿，急急忙忙给远方的儿子取钱汇款，用来偿还债务。我收到母亲寄来的钱后，挨家挨户的送还，虽然乡亲们一再安慰，但我好久也跳不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自责和遗憾。

姥姥听说我在这正长身体的时候以菜充饥，也赶忙为我制作干粮。经历过战乱的姥姥，用白面、鸡蛋、五香粉和盐和面后烙成干干的厚饼，再按照烙大饼前在饼面上划下的道道，切成菱形的小方块，名为“其子”。接到姥姥这一大包“其子”后，我觉得特像围棋子儿，都是硬硬的，不仅能当棋下，还是上好的口粮。然而，在当年的那个票证时代，粮食限量供应，我多吃了，家里人就要少吃，所以我写信坚决不让他们再寄了。同伴也收到家里寄来的挂面，但收到时，已经碎成了几截。还是姥姥的“其子”好，不仅禁蹬又禁踹，往嘴里扔几颗嚼嚼，还有滋又有味。

几个月一晃就到了麦收。春耕苦是苦，但是气温还不算高，而麦收应该算是一年中最苦最累的农活。队长特别动员时告诉大家，麦收时不要请假。队长之所以在麦收后让我当小拦羊的，当半个劳力使用，正是看我麦收时顶不下来。其实麦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用镰刀把麦子割下，再打好捆背回来。

陕北在山上干活，无论是刨地、锄地，或是收麦子，都是一人一行横着干过去。第一人在第一行先干几下，第二人在第二行开始，以此顺序，干开了就在山坡上形成一个扇面。这样的好处是一个撵着一个，避免偷懒。初次参加收麦子，肯定是不得要领，镰刀也没有老乡的锋利，没一会儿就使尽了力气。中间休息，一边喘气喝水，压住饥饿的感觉，一边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大肉蒸馍，那真就是心中的共产主义了。

村里的麦子一般都长的不到半米高，坡地上亩产只有几十斤，因此，白面也就显得金贵。如果能吃上纯白面蒸馍，那就太奢侈了。一般来说，蒸的馒头都是两面馍，好吃的杂面，也是豆面里掺一些白面进去，叠起来擀，切出来的面条像纸一样薄，吃起来也像一碗纸，白面加的多口感才好些。对于这样产量低的高档农作物，队里种的并不多，有十天八天就收完了。但是，每天都要用尽所有的力气，在用尽力气割下麦子以后，还要把所有割下的麦子打成捆背回来，顶着烈日，饥渴交迫，背着小土丘似的麥捆一步步往山下挪，三天下来，我就爬不起来了，必须得在炕上睡一天，才能恢复体力继续干。

那时候知青已经分散在各家吃饭，因为大家觉得我们是为参加三大革命实践而来，要抓紧分秒与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轮流做饭当厨子上。分开后，我在队长家吃饭，所以队长看我如此疲惫，濒临崩溃，就叫我去跟着拦羊。

说到拦羊，也就是放羊，一般脑海中的画面，就是一个牧民骑在马上，长鞭在手，挥斥方遒，羊群云朵般在绿地上移动，一只牧羊犬奔来跑去，按照牧民的旨意，驱赶羊群并担当警卫。

陕北这拦羊，就是一个大拦羊的走在高处，手持一杆丈八羊铲，吆喝着羊群，对贪吃不听招呼的，就铲起一块黄土，用羊铲摔打过去，落后的羊听到土坷垃打到身边，就会惊吓之后跟上羊群。小拦羊的，就相当于那只牧羊犬。

当一只牧羊犬，比起割麦子这样的农活可就轻省多了。把羊群赶到一个山窝里，看它们静静地吃草，我就可以歇下捉虱子了。刚到陕北不久，就觉得身上痒痒的，一看，才知道和乡亲们混熟了，也就长了虱子。

村里的人不太讲究个人卫生，个个穿着藏污纳垢补丁落补丁的百衲衣，并且从来不洗澡，也没见过他们洗脸刷牙。聊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是吃八碗，就是一席八个荤菜，再一个就是去延安城里的澡堂洗个澡。毛主席说，贫下中农的脚上虽然有牛屎，但是他们是最干净的。乡亲们来串门，我们就热情地请他们往里坐。常在地上坐的乡亲，有的一屁股就坐在我们炕头的枕头上，还曾有一位，穿着鞋就上炕，直接踩在我们的被褥上行走。

我们刚到村里时，还保持着城里的习惯，早晚洗漱，但是一进入春耕，就顾不上了。早上睡不到自然醒，天还黑着，队长就在村前喊开了：“动弹喽……，动弹喽……”。半睡半醒之间，就扛着工具上山，哪里还顾得上洗漱？在地里，抓粪下种，早饭送来之后，用黄土搓掉手上的粪，抓起混合面馍馍就吃。一有空歇，赶紧躺在地上眯一会，醒来后，站起抖抖，再拍打几下，就算干净了。回来也没有时间和力气烧水好好洗洗，浑身上下整个一个土人，也给虱子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

当拦羊的，走在山川沟壑之间，看野花溪水，漫山青纱，心情是轻松而舒畅的。尤其是荞麦地，不像是种的庄稼，倒像是种的花。荞麦花开时节，满山满谷，一片粉红的世界。每逢这种情景，手持一杆羊铲、身披万道霞光的大拦羊的，就开唱了。大拦羊的叫昆儿，有一副明亮的嗓子。

信天游是陕北的民歌，曲调是固定的，填词各有不同，腔调拉得悠长，高远，所以特别适合在广阔无垠的黄土高原和千山万壑中传唱，俗称山曲。其内容多为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又称为酸曲。

你要来——

就早早地来

来得迟了是门不开

哥哥你难进来

大门子闩来呦

二门子关

三门套个九连环

两旁把狗栓

哥哥你难进来

……

从一见钟情到你来我往，再到进入洞房；从高雅到肉麻，再到少儿不宜，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全套唱词我还能记住不少。当时正值青春大好的年华，我没有能够学习自幼喜爱的数学，却学了不少山歌情歌，在黄土高坡之上，对着不会叫好的羊群，吼了个够。也因此，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次数学考试，我在百分制下仅仅只得了3分。

拦羊让我喜欢的，还有吃饭。我们不带饭，走哪儿吃哪儿。那会儿玉米开始成熟，土豆和红薯也能挖出来吃了。到了饭点儿，找些干枝干叶烧成一堆炭火，把玉米棒子、土豆和红薯放进去烤熟，拍拍灰，用刚掐完虱子的手，剥开皮就开吃了，觉得享用这种野人式的野餐满幸福。一是当时年纪尚轻，对这种野餐觉得很新鲜有趣，再就是觉得吃的都是正经粮食。

在糠菜半年粮的陕北，顿顿吃正经粮食的人不多。乡亲们吃的枝子，是取得谷糠之前，扬场时扬下的毛细枝枝叉叉，用软糜子和在一起，蒸熟切片，称为“黑鞋底子”，嚼在嘴里沙沙的，不太好下咽。我们知青灶上，也是直接把麸子磨进面粉里，不敢有半点浪费。只是我们不懂得应该把粮食晾晒干透再收藏，所以大好的粮食都发霉变质，蒸出来的混合面馍馍吃起来苦苦的。在地里我愿意和老乡换着吃，他们的“黑鞋底子”软软的，没有苦味。老乡也愿意交换，觉得这个怎么着也是正经粮食。所以，当个拦羊的，能在地里吃正经粮食，算是待遇不错。

陕北的艰苦生活被反映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给延安知青派来了一批北京的管理干部，让北京市对口支援了延安的工厂，还决定每户发一套《毛泽东选集》。他批评延安的干部时说，是孩子们反映了真实的情况。还说，当年主席在时，老百姓家里还有一缸小米两缸酸菜呢。意思是说，怎么建国20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差呢？当然，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之中，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答。

在地里吃正经粮食的日子没过多久，我就被队长通知下岗了。并不是我干活不卖力气，每当需要我去拦赶羊群时，我都会飞奔过去，在干燥的黄土坡地上连跑带出溜，趟起一溜黄烟，再挥舞手中的羊铲，又比划又吓唬，给羊群指明前进的方向。做饭的时候，我捡柴搂树叶子，四下寻找食物也都不惜力气。虽然当时不大懂得尊重领导，但也没有得罪。唱起信天游，虽不能男女对唱，但也是上下呼应，此起彼伏，有几分热闹。让我下岗，这是为什么呀？

队长告诉我，大拦羊的是担心我的安全，坚决不带我去了。这才想起两三天前，我在一处崖畔上赶羊，脚下的一块崖土在压力下突然坠落，我人也跟着掉了下去。好在不算太高，五六米的样子，下面就是一块耕地，比较松软，崖面上也没有什么植物，出溜下来没有蹭伤，仅轻微疼痛而已。大拦羊的在高处看见我掉了下去，一股黄色的土烟缓缓升起，在我绕道上来这会儿，一定是有了不祥的联想，所以从保护我的角度出发，炒了我的鱿鱼。

其实比我更玄的是同伴梅兄。一次他和几个人在一块地上开荒，把一个刨出来的大树根往山崖下推，没留神，大树根一滚，一个枝杈挑住梅兄的上衣，把他挑在了半空中，但是大树根还没有停住，缓缓晃动了一下，又往前一滚，把他摔下了山崖。山崖有十多米高，好在开荒时刨下了许多黄土，把陡峭的高崖变成了一个约有25度的斜土坡，尤其惊心的是，大树根竟然滚动了一下就停在了崖畔，如果直接滚下去，人非戳个血肉模糊不可。尽管如此，梅兄被抛下后在陡坡上接连向前翻滚，而每一次翻滚他都力图用双腿制止，但巨大的惯性把他一次次地掀翻。

当时我们几个在崖下干活的，仿佛看到了银幕上的慢镜头，惊得目瞪口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终于梅兄滚落到了崖底，我们赶紧冲上去抢救，心想这么高摔下来那还不得“光荣”了，可没想到，他坐在地上，缓了缓气儿，竟然站起来冲着我们挥手大笑，真是让人大大虚惊了一场。

另外，我们刚来插队不久，两里地以外的高家沟，就有一个女八中的女生在暴雨中落水丧生。入殓那天，我还去帮助给她穿上了乡亲们给做的花棉袄。也许正因为这些，乡亲们对我们知青的安全开始担心起来。

队长让我继续留在牲口组，不拦羊了，去拦牛，当个小放牛的。

队里有十来头牛，多数是母牛，只有两头公牛。牛的主要用途是在春耕季节，之后，除了拉车跑点儿运输，就养起来。牛吃草是在沟里和一些缓坡上，放牛的自然不会有坠崖的风险。由于牛个头大，也不会轻易受到狼的攻击。队长告诉我，“文革”前这里还有不少狼，武斗时，枪炮声把狼吓跑了，这几年又有些独狼回来。他还告诉我，“文革”武斗时，他是敢把头露出战壕开枪的人，其他人都是不露头开枪。第二年冬天，队长还真是下炸药，炸死了一只狼，与我们分享了狼肉。

由于牛的这些特点，放牛看起来更加轻松，只要找到一块好草场，放它们去吃就是了。当时没有想到此时可以背背英语单词什么的，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需要我们去解放，与国际交往的工具不掌握怎么行？而我们眼睛里却只有与贫下中农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这件大事，其他的就都放在了脑后。无事可做，就在阳光底下捉捉身上的虱子、发发呆吧。

没有想到，牛群里的事儿来了。两头公牛开始较劲，低着头，角对角，不同一般地哼哼着，前蹄跺地，摇头摆尾，决斗即将开始。十五六岁的那个年纪，正是爱看打架的时候，我一下就精神起来，呼喊着跑上前去助威，想看看究竟哪条更厉害。大拦牛的却赶过来，用肩上的绳子把两头牛打开，告诉我说，可不能让它们打架，打伤就麻烦了。我听了感到很自责，是啊，这可都是集体财产啊！

队里这两头公牛，一头是有花纹的深棕色花牛，个头不大，但是体形健硕，一对弯刀似的牛角伸向前方，可以说是牛群中打眼的帅小伙。另一头则是牛群中体形最大的大黄牛，沉稳雄壮，一副大爷气派，牛角横着长向两端，像是专为作战时横挑使用。其他的母牛，都是大黄牛系列，像是它的妻妾和后代。两头公牛时常对阵，应该是动物的天性使然，为了争夺牛群的交配权。

拦牛的责任之一就是帮助母牛怀胎，壮大牛群，队里的农活全指着牛呢。有一天，发现一头母牛要发情，大拦牛的就先把大黄牛支开，赶它到另一条沟里吃草，又回来把那头母牛栓在一棵树上，再把帅小伙花牛引过来配种。还好，一切顺利，花牛左蹭右舔，胯下渐渐伸出一杆长枪，前腿抬起，趴跨在母牛身上。正在寻觅交配之时，只听“腾腾”一阵响动，在牛叫声中闻讯而来的大黄牛，像一辆坦克，地动山摇般从斜刺里驶来，非人力可以阻挡，一头撞向温柔乡中的花牛，又一侧头，横着的牛角直扫花牛下身。说时迟那时快，大拦牛的也冲到跟前，手中的背绳“啪啪”地打在大黄牛的牛头上，接连数下，才打退了满怀夺妻之恨的大黄牛。此时，花牛也调整好姿势，以弯刀角対恃，方才休战。在整个过程中，我不知所措，呆若木鸡，跟着受了一场惊吓。

此番角斗，后果相当严重，花牛的生殖器马上肿了起来，半米多长掉在胯间，竟不能缩回复位。回到牛圈以后，情况加剧，花牛趴在地上睡觉，与地面的牛屎接触，再有蛆虫、苍蝇在伤口不停叮咬，感染加重，不断肿大，脓血模糊，发出阵阵恶臭。

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把花牛单独留在圈里人工饲养，用灰锰氧水每日消毒清洗。大拦牛的继续带领牛群外出吃草，护理花牛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我也因为护理花牛的老二被同伴们嬉笑一番。

清理牛圈，每天铺上干净的麦秸，给石槽里填满铡好的饲料，再就是化开一小盆灰锰氧水，轻轻地给花牛擦洗伤处。刚开始，花牛被消毒水刺激，总是躲闪，不愿接受治疗，我跟着它转圈，脚上踩满牛屎，鼻子里充满牛圈和伤口的腥臭味道，又逢暑天，真是臭热难耐。

“这时，我想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牛，是农民的宝贝。”这是我当时为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准备的发言腹稿。

那个年代，凡是报道英雄模范人物，遇到困难和危险时，都是说这时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伟大领袖的教导，如何如何。那个年代的上进青年，奋斗的目标，也是首先要当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被定为社会排行中的臭老九，是被改造的对象，经济活动是统一指挥的计划经济，不允许个人的商业活动，多养几只鸡也是资本主义。全社会视金钱财富为粪土，长大就是要当工农兵，而工农兵中的先进人物就是学习毛著积极分子。

在公社召开的知青大会上，北京干部老陈带领大家大段朗诵毛主席语录时，竟然全部是背诵，这让我十分敬佩。高中的徐学兄，在我旁边起立发言之前，挥动《毛主席语录》，用洪亮的嗓音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时的形象，也在我心里树立了学习和模仿的榜样。那时社会上的书籍大多都被焚毁了，可以阅读的也就是毛选和英雄事迹一类，“战斗”、“扑上去”等等英雄行为充满着头脑。

一次赶牛犁地时，牛突然拖着犁跑向崖边，渴望学习英雄的我，刹那间赶上一步就飞身扑了上去，本想拉住犁，可惜没有拉住，还几乎来了个嘴啃泥扑到了地上，铸铁的犁尖从我手上划过，至今还在大拇指旁留下两个小疤痕。旁边的老乡看着我的异常举动哈哈大笑，说，你跑过去拉住就行了。

我们队女知青中的吕大姐，是村里知青集体中选出来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她的形象朴实忠厚、体力充沛，言语得当又兼具时代色彩，是天然的知青代表。她学习毛著的心得体会写得很长，中心思想是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农村扎根干一辈子革命。具体内容我都不记得了，但历经五十年不忘的就是她在文中提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牛，是农民的宝贝。”

我佩服她在浩瀚的毛主席著作中找到这样一句话，给了我当花牛护工的勇气。改革开放以后，吕大姐去了美国，拿到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又学习了电脑专业，在那里扎根安家，成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是后话。

有了理论的支撑，我对花牛的护理也自然尽心尽力，花牛也从一开始的躲闪到顺从，再到享受，逐渐与我情感相通，胯下长枪也慢慢变成了短枪，最后刀枪入库，牛放南山。

牛是农民的宝贝，羊是农民的财富。年底时，生产队分完了口粮，还分给我们知青每人一年的分红现金：7块多人民币，这都是剪羊毛出售所得。可买了过年的一块猪肉以后，我们就没钱了。毛主席说，穷则思变。当我看见队长养了一窝蜜蜂能吃蜜，就也想养一窝试试，给生产队的集体副业寻找个出路。

我把这想法跟队长说了没两天，他就帮着我在外村找到了一窝转让的蜜蜂，还让村里的老地主白望凌和我一起去抬回来。

说起白望凌，并不老，当年不到五十岁吧。方方的黑脸盘，话不多，人多的时候，都是在旮旯里吧嗒着抽烟。之所以叫老地主，是一般的书籍里都称解放前的地主为老地主，我们也就如此称呼。他虽然号称为地主，却是村里最穷的人。他有六七个娃，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所以不能冬天一起到窑洞外边的院子里活动。生这么多娃，据说也是因为买不起避孕套。他的身世没有人说的清，只是说他是地主的儿子。延安地区土地革命较早，他爹早死了，但是村里不能没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他这个地主儿子也就简称成了地主。

我们刚到村里插队不久，公社的武装部长来村里开了一次会，首先是做备战动员，说苏修的伞兵降落下来以后还都糊鲁着，也就是昏迷着，所以大家不要怕，拿上老镢头照脑袋上直倾（使劲）砍就是了。动员之后，就是开批斗会，斗争老地主白望凌。整个会程，除了我们知青代表吕大姐发言表态，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以外，都是公社武装部长在讲话。讲到后来，开始动手了。他用食指一下一下戳老地主的脑门，口中念念有词地批判着地主阶级。老地主双手始终下垂，脑袋随戳而动，挂在脖子上的烟锅烟袋也一震一震的，但始终一声不吭。散会之后，大家还和往常一样，并没有谁把他当成阶级敌人。

村里除了地主，还有两户富农。从全村二十几户人家的人口比例来说，阶级敌人还不少。一个是五十来岁的罗圈腿老汉王经礼一家，还有一个是杏儿和他娘。杏儿就是给牛配种的大拦牛的，比我大几岁。他娘有点儿特别，耳朵上扎个小银耳环，到是挺像电影里的地主婆。我们去的第二年，城里又分到村里一户右派父女落户。

有一天，人们发现牛草料窑的草堆里有一张城里人才用的白色手纸。村里面大家都是拿土坷垃擦屁股，没有人花钱买手纸用，所以自然由此想到了刚从城里来的右派的闺女和大拦牛的杏儿。果然，过了些日子，右派闺女就嫁给了杏儿。右派嫁给富农，也算门当户对。洞房花烛夜一过，这城里闺女头上的发卷也没有了，衣服也换了，第一天出工，一身大蓝袄，手上跨个篮子，头上白羊肚手巾向后扎着，活脱一个电影《地道战》里偷地雷的，惹得我们哈哈大笑，羞得她直往人身后躲。

和老地主一起去买蜂，来回要走几十里路。不要说防晒了，稀里糊涂的我连水和干粮也没有带就出发了。走到饥渴难耐之时，经过一片西瓜地，没想到老地主和种瓜的认识，两人吧嗒着烟锅子聊天，我则在一旁吃招待的西瓜。尽管瓜农一再让老地主吃瓜，但是他只是在那儿抽烟，一块瓜也没动。

终于到了养蜜蜂那家，掂一掂蜂窝，荆条编的，里边黏土糊就，有大几十斤。我们两个用一根扁担把它担在中间，沉甸甸的，走平道还行，只是已经过了晌午，早饭和西瓜早在一路行走中消耗，肚子咕咕叫了。在半道上，不知怎么的，老地主把我带到了一户人家。一看，这家刚办完喜事，饸烙床子还架在大锅上。

老地主和这家好像也认识，又是过去与人家聊天，还介绍我是插队的北京娃。大概是跟人家说了给我压一碗饸烙，他自己不吃，所以人家只下了一碗给我。那个卤锅里浓浓的洋柿子（西红柿）臊子，红油覆盖着，一满勺臊子浇上饸烙，味道酸咸香辣，让人胃口大开。

我接过碗几口就把饸烙吃完，可臊子卤却还剩下不少。卤是好卤，但是单喝还是太酸太辣，我又喝了几口就放下了碗，见主家闲话间一抬手竟把我碗里剩下的卤又倒回了卤锅。后来我才知道，当地就是这么个吃法，没有这么多卤，饸烙不好吃，卤剩下又浪费，所以这么轮流吃，吃成了百人卤千人卤，有点儿像四川不换锅底的火锅。有了这碗饸烙垫底，若遇上个灾年，我也算是有了外出化缘的基本功。

抬蜂窝我在前，老地主在后。上山时，我虽然得在前面奋力扛起，有很大压力，但是重量都压在了老地主的身上。大半天没吃没喝的他，好像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带着我一步一步把蜂窝抬了回来。对这个为我一路化缘的老地主，我也和村民们一样，自始至终没有把他当成阶级敌人。

养蜜蜂是个有技术含量的事，虽然我也付出了不少辛苦，可也有两三次被蜜蜂把整个脑袋蛰的明光光的，最后还是把蜜蜂养跑了，只落下几块掺杂着蜜蜂肢体的、结成猪油似硬块的蜂蜜。

……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三十多年，当年我们9个知青在两三年后相继离开了新庄科，大多数被招工去了大西北的厂矿，也有的回了老家，吕大姐被调到公社当了干部，以后又上了陕西的大学，我去部队当了兵。我们男女知青之间，与当地青年之间，虽然曾有情感迹象发生，但并无爱情结果，倒是前后两个村子里各有一位知青小弟与知青大姐相恋，并且终成眷属，白头偕老，成就了“抱金砖”的古训。

改革开放后的2005年，北京到延安的火车通了，我们一些当年的知青，结伴返回延安。

一进村，我就遇见了住在村口的常士曾，说到村里的变化，他说，现在可是吃上了（能吃饱了）。因为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免了，公粮不用交了，政府还给村民发粮食。正说着，他儿子竟然骑着一辆摩托车回来了，一副城里买卖人的打扮和做派。

记得插队那年春耕前，在两餐之间有时饿得慌，就到各家串门，名为访贫问苦，实为顺便化缘。那次走到他家，他婆姨正一手抱着这个儿子，一手推着个小石磨磨面。刚刚磨出的头茬面就是北京所说的富强粉，在北京城里的粮店也早就没有了供应。她见我来，把孩子交给常士曾，用那刚磨出来的富强粉给我和了一小块面，麻利地连擀带切，下了一碗面条，又从一个陶罐里舀出一勺早就熬好的洋柿子酱浇上。滑爽的面条和有滋有味的酱汁，在味蕾中化作无限享受，滚落进肚里，舒坦传遍全身。

当时我一口气吃完，把还留有一丁点儿汤汁的碗刚放下，她就在收拾碗筷时，顺手端起碗来，把那点儿碗底汤汁倒进了自己的嘴里。在白面十分金贵的陕北，化缘时能吃上这样一碗纯白面的，而且还是富强粉的面条，真是让我终生难忘！

如今，好日子来了，但是当年这个节俭到吃碗底的她，却已经驾鹤西去，过早病逝了。常老汉告诉我，封山造林、防止水土流失政策实施以来，不让再上山种地，而是由政府发粮食，第一次发粮，他家就领回了五十袋白面。算一下，一袋白面五十斤，没想到，改革开放的大风，一次就刮到这个普通农户家里的，竟然是金金贵贵的两吨半白面！

村里人口多的家庭，有的一次就领了八十袋。

老地主白望凌家新打了三眼窑洞，都是大圆木窗，一孔窑洞是羊圈。不允许羊上山吃草了，都在家里圈养。他还是老样子，没什么话说，兴奋地望着我吧嗒他的烟锅子。前些年，有一天他儿子栓殿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儿子来北京，在一个小区当保安。我赶紧请这老地主的孙子吃了顿饭，又给他打包一个红烧猪肘，还塞给他伍佰块钱买买生活用品。本以为他来北京是要长期打算，想帮他谋划，他却说只想干三个月，玩玩儿就回家，还是家里好。

大拦羊的改行种苹果树了，他家里的火炕四周，贴上了明晃晃的白瓷砖，和我北京家里卫生间的瓷砖像是一个品牌。队长一度去延安当了城里人，前两年才又告老还乡，落叶归根。

现在的陕北农村，农民不愁吃了，日子大大改善了，想一想，是因为什么改善的？他们还是过去的那些人，谁也没有多长出一双臂膀。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只是政策改变了。周总理当年的发问和批评应该有了解答。“文革”结束之时，国家经济濒临崩溃，每年全国税收只有几百亿，而改革开放后，税收大幅增加，到了几万亿和现在的十几万亿。改革的红利不断惠及这里的穷乡僻壤，农村政策又是开放搞活，农民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再耕种粮食的山坡，变成了果园、林地，植被保持水土，也不再有大量的黄土流入黄河。

半个世纪前，我在人生最宝贵的青少年时期，中断学业，离开北京，满怀革命的狂想，去贫穷落后的山村里务农，放羊放牛，学习做人，穿越食与色的人性，成为至今也不懂数理化的人。在当今全世界都依赖科技进步的时代，回首往事，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无奈？

由衷地希望那个时代不再重演，也祝愿那忘不了的小山村新庄科，能在深化改革的政策下，村泰民安，山青水绿。毕竟，我在那里有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和依依难舍的情怀。

荞麦疙坨羊腥汤，

死死活活相跟上。

……

2020年8月16日于北京

2021年6月5日修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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