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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
在人间丨郭德茂：一次尴尬的送礼
新三届
发表于
散篇四章
作者：郭德茂
一、一次尴尬的送礼
刚才看了一篇知青的回忆，我想起了我的一段小故事。
我因为学习好，常被老师表扬，故而在老师被打倒之后，我成了臭老九器重的”白专苗子”。初中毕业了，别的同学都上了高中，我却不能上。大会上造反上台的校长讲，“人们说他上了高中上大学，上了大学当教授，我不让他上高中，看他将来能当教授！“
这样，我只好参加工作，这时我刚16岁。我爸安慰我，“也好，不用下乡了。政策多变，说不定上了高中要下乡。现在的高中也是瞎混，学不了啥。”
我们那儿是个管水的单位，活儿不重，我每月还领到三十块三毛的工资。
我跟着大人们干活，开始时把他们叫叔叔。他们说你已经长大了，工作了，就不要叫叔叔了。这时张口说活很难，但后来就适应了，和别人一样叫老张小李。
我爱学习，爱读书，年纪小，面目清秀，他们都关心我，怜惜我。他们喜欢听我读报，劳动休息时就让我读报，说我读得和中央广播电台一样好听。当远在几十公里外的教学点缺少老师时，就叫我这个大娃娃去教小娃娃。
我读的那个初中学校就叫水利管理处子女学校，简称水管处子校。几十公里外只是一个教学点，那里有几十户人家，有孩子要上学，就设了这么一个教学点。
教学点里连我只有三个老师，学生总共三十多个，但又分属五个班，我教一二年级，语文算术都是我教。
我这个班只有七个学生，四个男生，三个女生。
日子过得简单，平常。下课了，我读书，学拉小提琴，打乒乓球，倒也不寂寞。就在这时候我读了不少好书，比如杨周翰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北大编的《现代汉语》，兰州大学编的《古代汉语》，还有《历代法家文选》等等，至于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就读得更多了。
大概是1975年或1976年，一天，一个蒙古族的长者骑着马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学校，请求收下他的孩子让他们念书。
那长者一看就不是有钱人，穿着破旧，胡子拉碴，甚至我都看不出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还是爷爷。负责教学点的何老师起初不许，因为这是子弟学校的教学点，不收外来者，他也没有批准的权力。那长者苦苦求情，不知怎样打动了何老师，两个孩子有学上了。
大的那个上四年级，何老师教，小的这个上二年级，正是我教。他叫啥名字？我忘了，但忘不了的是，孩子胖墩墩的，红脸蛋，很聪明，我很喜欢他。开始时他怯生生的，汉语说不好。一个月后就和别的几个没差距了，两个月后成绩就突出了。
兄弟俩是骑马来上课，冬天，满头飞雪，连睫毛都满是霜雪，那马也是浑身霜雪。我不知他们住哪里，问，说是住在保尔屯沟的山里，放羊，离这里有十几公里。他们中午不回家，带的干粮都已经冻硬了，我和何老师就给他们在火炉上烤一下或蒸一下，他兄弟俩就只吃馍馍喝开水。
我考上了大学，要走了。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有点不舍，主要是因为这个聪明的蒙古族小孩。
我正在房里收拾东西，孩子的父亲进来了，手里提着一只瘦瘦的羊前腿。他用不连贯的汉语生硬地说，“老师，我这只羊腿，送给你。以后我们的孩子，你还要好好教。”
我明白了，他这是表示感谢，并且他不知道我要走了，他希望我能继续好好教他的孩子。
我连比划带搜索语词，尽量让他懂：“我嘛，要走了，不在这里教了。你的孩子嘛，很好，是好孩子，以后让别的老师教。谢谢你！你的感谢嘛我收下，但这羊腿嘛，我不收了。我以后不在这里教学了。”
他明白了，僵住了，一下很尴尬。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了。他反应过来，自然是一番礼让，“你就是走了嘛，这个也要收下！我拿来了嘛……我们的孩子你教得好嘛！”
推来搡去好一阵，我说，“你拿回去，好好给孩子增加营养。”看我实在不收，老人才罢了，弯着腰面朝我慢慢退去，一边退还一边伸出大拇指说“谢谢，谢谢，你是好人……”
我走时七个孩子都哭了，我也流泪了。哭得最厉害的是那个蒙古族孩子。
现在算来，这孩子也大概有五十几岁了，不知他在哪里，怎么样。
(2021年)
二、张泉城
他的故事太少了，少到我提起笔来都担心难以成篇，因为故事实在太少。我为什么写他呢？我买了瓶俄罗斯产的伏特加，要用《俄汉词典》查一个词组。查完了，要合上书，但书的扉页一枚印章生生跳入我的眼帘，“张泉城印”。我合上书，书皮又翻过来，“张泉城印”又像一滩陈年血迹刺着我的眼睛。我想起了他，要写写他。
张泉城，山东济南人，他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很模糊了，我记不清他的长相，只记得个大概的轮廓，瘦高个，背有点驼，常年穿着一身落着尘土的蓝色中山装。
那是1979年的寒假，我已经考上大学读了一年，我回到金水河，来看几个朋友，还要还借别人的几十元钱。天气很冷，外面刮着风，飘着雪花。我正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写一封信，这时有人敲门，敲门的声音很迟疑，我说请进，没想到进来的是他——要不是那枚印章，我想不起他的名字，张泉城。
“噢，回来了，回来了好，我想来看看你。”他说。
我连忙给他让出椅子，手忙脚乱地为他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自己坐在墙角的单人床上。
“这些年你都好吧？您怎么想起来看看我？”我有些语无伦次，不知所措，我没有想到他来看我，我和他似乎没什么交情。
“你是好人，文教，你不记得了？那会儿人们说我干活慢，贴标语贴颠倒了，要斗争我，是你说他不是有意的，只是犯了错，他们才没有斗我。你，你是好人……”他断断续续地说。
我想起似乎有这么件事。他是个右派，是文革中期林彪事件后才来到金水河的。那时还兴批斗，但批斗的厉害程度已经远远比不上文革初期了。那时我已经是连队的文教，我写的标语让他去贴，他把一个字贴颠倒了，当然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标语，如果是重要的，我也不敢为他说话。
“你现在在大学里都学些啥？”他问，他似乎对大学感兴趣。我说我们开了什么课程，有文学理论、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有党史，有外语。
“你们学的啥外语？”他问。我说我们学的俄语，本来要学英语的，但师资不够，学校就让理科学英语，文科学俄语。
“哦——”他没再说什么。
我想起他是右派，就问你咋打成了右派的。他说，他在山东大学读书，三年级了，外语也是学的俄语。放完寒假，他回到学校，就被打成右派。他啥都没有说过，就因为家里成分高，右派学生人数还不够，就把他打成右派了。
“那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我说。
“唉，别说了，苦了大半辈子了。说了有啥用？只是自己伤心，不说了！”
“你现在结婚了吗？将来你——”我话没有说完，他说，“结啥婚呀！我不想结婚了，我怕连累别人，也怕别人受不了我。”他停了一下，叹了口气说，“一个人惯了，毛病多。”
“你老家还有人吗？”
“唉，父母早死了，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也都走了，别的亲戚几十年都没有联系，就我光杆一个。老家是回不去了，回去也没啥意思。”他说。
话说得有点沉闷。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或者调节气氛，只觉得窗外的风声更大了，玻璃被震得哐当哐当响。
“现在形势虽然好了，但你上大学也要注意，尤其咱们都是学中文的，容易让别人抓住辫子。你还是要多注意些好。”他说。
我知道他这是好心。我心里想的是，他真的被整怕了，被整得再也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只剩下这最后的善良了。
又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我送走他，继续写我的信。大概过了十来分钟，他又回来了，手里拿着这本旧旧的《俄汉词典》。“这书我已经用不上了，可能你还能用，我把它送给你。”他说。
于是我就有了这本书，陪我走过大学四年的俄语学习，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而他，张泉城，大概在90年代初就生病去世了。
我想如果没有这本书，不是这枚图章，我根本想不起这个人，不会记得他的名字。再往远处想，甚至不会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书比人长久，书比人长久啊！”我心里生出这样一句感叹。可是又一想，这枚图章这本书留在世上，对张泉城来说又有多大意义呢？一一又想，他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苦难，感受生活，活过一回，这似乎更重要！
(2020年)
三、一只搪瓷缸
今天在网上看到浙江某77级毕业生刊出了他们的毕业留念照片：一只搪瓷缸。缸子的表面红字印着一九八一。作者说印错了，是错版，更珍贵。其实我知道，他们印的是制作时间，这也算是半对吧。因为我们新疆大学中文系77级的39个同学都有这么一只缸子，其制作过程应该和他们大同小异。
搪瓷缸子，现在很少用了，但是从抗美援朝一直到改革开放，它都是人们日常饮水的重要用具，也是那个时代的首选纪念品。因为便宜，制作不复杂，有时代特点。
77级，文革后的“黄埔一期”，拿什么做毕业纪念品呢？我们班班会专门做了讨论，同学们也积极参与意见。最后选定印制有标志的搪瓷水杯，每人一个，只多做几个，送给老师。那时制作这样一个缸子大概是6-8角钱，我们用剩余的班费来支付。
任务首先交给了“设计师”王彦超。王彦超是我们班的“美术大师”，绘画，篆刻，报头，平时的宣传标语，都由他操刀。我的小说《77-1》里也描写了这个“本尊”原型。设计很好，套色，红蓝两色。记得上面是“新疆大学中文系七七一班”，红字。中间图案是蓝色，是雪山，天山，山上有飞翔的一只鸿雁，飞往天山南北。这蓝色图案的下面是红色的阿拉伯时间数字：1982年2月。这是我们提前想好的，印制的毕业时间，离校的时间。这就是与印1981年的不同了。
这设计获得了全班同学的赞赏，一致通过。具体制作操作的任务，落在了团支部身上，主要由我和牛敬芳来做。当时牛敬芳是组织委员，我是宣传委员。这制作是在1981年的下半年，因为我们都考虑到了，下学期事情很多，毕业论文，答辩，工作分配，谁还有时间和心情做这琐事呢？没心情呀！一一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我和牛敬芳拿着王彦超做的铁版去水磨沟找搪瓷厂印制图案。接待我们的师傅一方面觉得新奇，是大学生毕业，是好事，他们支持。另一方面说要套色，不好搞，价钱会高，要请示领导。开始我们希望每只缸子6毛钱，第二次我们去，师傅说，已经给你们优惠了，你们做得又不多，每只8毛钱。我们班委讨论后答应了。一个月后做成了，我没有去拿，也不记得是谁去拿回来的。总之大家看了都很兴奋，觉得做得很好！有同学提议现在不发，等毕业的时候再发。
新的学期开始了，大家的心理已经分崩离析，教室里已经很少有人去了。大家都在图书馆或者自己找地方忙论文，忙工作分配的事。有的安心，有的紧张，为自己的论文，尤其为自己的毕业去向。
担心毕业的时候出事，于是在论文报告会前，这毕业纪念搪瓷缸就发到每个人手中。
我和同班韩同学已经恋爱，并且后来结婚，一直共同生活到现在。我们拥有两个搪瓷缸。多次搬家，从这里到那里，从新疆到广州，我们决定只保存一个。这一个一定在我家，只是“云深不知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找出来的。
77-1 ，大学四年，有苦也有乐，有珍贵的回忆，也有不愉快的记忆。但不论怎样，我们都珍爱这只搪瓷纪念缸，因为它承载着我们的大学生活。
那红色的“新疆大学七七级一班”，蓝色的天山和鸿雁，红色的1982,2, 烙印着我们的青春呀！
（2021年）
四、老知青群里的留言
我只说真话，实话，不说假话。我和几个朋友讨论过这问题：好人为什么不说假话。最后达成的共识是，说了话人会忘记，忘记了假话而又说了实话，这就尴尬了。真实的力量远大于假话,不说假话，就绝不会有自相矛盾的尴尬，顶多是忘了而不会有假。所以好人不说假话。
离开轮窑已经45年了。很多人和事我记得清楚，很多人和事我忘了。我的记忆有个特点，对我好的人和对我不好的人我能记住，一般的就忘了。重要的事能记住，小事就忘了。而在轮窑好像没有对我不好的人，所以我记住的都是对我好的人，朋友。记住的姑娘有邓青春，吴桂芝，章耐等。连唐明玉，我都是只记住了人和事，而忘了她的名字。忘不了的同辈小伙子有：陈运贵、巫英忠、李伯勤、李新民、王志强、李新世、程振平、刘凤岐、胡年青等。胡年青，我更多的是记得他在金沟河，而在轮窑，关于他的记忆几乎没有。
我和陈运贵、巫英忠，关系最亲近，年龄更接近，还住在同一个宿舍。李伯勤他们小几岁，但也很能说的来，玩的来。我感觉我对李伯勤他们，有种哥哥对弟弟的感情。忘不了李伯勤弹着个热瓦甫，从不会弹到会弹，尽管我帮不上忙，但我是忠实听众。忘不了巫英忠1977年报考了中医学院，但要考理科试题，有数学物理等等，就放弃了。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大事。一些小事情在那时也是大事。记得有一段时间大家对食堂不满，几个男女朋友叫我找食堂理论，好像还写了个什么要交到场部。管食堂的那个人名字我忘了，他太太和我一起在连部小学当老师, 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石河子团部来了个瘦高个干部把我叫到广播室。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有什么来头？你怎么说别人是猛兽？”我说，“我没有什么来头。我只是反映食堂问题，伙食问题。我说的是让我们蒙受了……” 那人怏怏的，也没能怎么样，让我走了。出来后几个人都支持我，其中就有唐明玉。
这件小事，可能大家都忘了。放在今天，这件事就叫“喝茶”。一笑。
(2022年3月8日)
郭德茂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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