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丨李榕：樊平老师

李榕新三届

作者简介

作者大学毕业照

李榕，北京八一中学毕业。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工学学士，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能源学院工学硕士。担任过煤炭部信息研究院专业编辑，美国Metalspray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韩国世和机械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世和机械中国公司总经理。

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北京八一学校。从它的校名就知道它出自于军队。1947年聂荣臻在河北阜平创立了荣臻小学，即八一学校的前身。建国后直到文革前这所学校只接收高干子弟，而且大多数都是中央高级干部的孩子。从毛泽东的两个女儿，刘少奇的几个孩子，薄一波的孩子们，邓小平的孩子们，陈毅的孩子们，到现在大家熟悉的习近平、俞正声，等等，只要你能叫得上来的几乎所有那时中央领导的孩子都在八一上过学。

八一学校除了中学部，还有小学部。八一的老师也多是从军队系统的学校毕业的。学校的校园广大，树林茂密，中学部和小学部之间还有一个清朝“高干”的私家花园，小桥流水，亭台楼阁，非常富丽精致。那时听老师说，八一学校的地址就是当年慈禧从紫禁城到颐和园途中歇息的落脚点。那些清代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就是当年给老佛爷歇脚时用的。

文革初期，八一中学的高干子弟组成的“联动”，到处串联，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全国闻名。即使文革后期学校向平民开放了，按片招收附近的学生了，在校园里跑来跑去的再也不是那些牛哄哄的红二代了，过去中央首长家周末来接孩子时停放汽车的车库现在也变成学生的自行车棚了。但你一进校园，它曾有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气息立刻扑面而来。就像一个曾经的贵族，哪怕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介布衣，但他骨子里的那种高贵和气度，让你一下子就能感觉得到他的与众不同。这就是八一中学给我的第一印象。

1974年，我父母不得不回四川后，我被寄放在北京的二姨家。二姨所在的单位中国科学院电子所在文革中被军队接管。而二姨家所在片区刚好属于八一中学的学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好学区！当姨夫带我到八一中学联系借读时，可能是这个学校骨子里的那种军队情结起了作用，校方接待的老师一看电子所开来的介绍信上盖的是军队的公章，没费什么口舌就接受了。于是我这个本是北京生北京长，讲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北京孩子却因为父母工作的大学被迁出北京而没有了北京户口，不得不变成了一个在北京上学的借读生。

1974年10月份，我来到八一中学，学校安排我插班到了初一年级二班。班上的同学来自三个不同的区域：中关村中国科学院、西苑中直机关和西苑中医院、海淀镇和六郎庄公社。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们其实也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知识分子子弟，干部子弟，市民子弟和工农子弟，这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虽同处一班，却是爱好，气质，教养和学习都有着云泥之别。

八一中学变成平民学校后，再加上当时仍是文革期间，上课时来自海淀镇和六郎庄的学生特别是男同学闹得天翻地覆，吵闹声很大，坐在教室后面的同学甚至听不清老师的讲课。有时老师要大声地呵斥甚至声嘶力竭地叫嚷，才能制止这些学生，但效果也只持续几分钟。几分钟以后，这些正是激素分泌旺盛阶段的男孩子又坐不住了，新的一波大声吵闹接踵而来，直到上课的女老师被这些“个别生”气得精疲力竭，气得直哭，直至气跑，连课也不上了。那时老师们把不好好听课，整天在课堂上折腾的学生称为“个别生”。

现在的中学生可能很难想象文革时期学校上课的情形。在教室里上演“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戏码，几乎是全国所有学校的“共同景观”。那时我们大部分同学都见怪不怪。好学生能做的就是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在整个初一初二的时光中，有一堂历史课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师临时来代我们班的历史课。她上课的时候脱开课本给我们讲起了《红楼梦》中晴雯给宝玉补皮袍子的故事。老师当时讲课的细节现在已不记得了，但老师那儒雅的气质，眼镜后面那和蔼的目光，娓娓道来的讲述，特别是她讲晴雯补皮袍子时的某些细节简直丝丝入扣，细致入微，引人入胜。连班上平时从不听课的一些“个别生”也听得津津有味。教室里除了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课，一点声音也没有。那是我印象中除了物理课之外唯一一次正常的上课。很多年以后，我每想起那堂精彩的历史课，我都坚定的认为那只见过一次，甚至连老师的姓都不知道的“一堂课之师”一定是一位资深的红学爱好者，她一定对《红楼梦》有很精到的研究。

但我们班的物理课是个例外。大约从初二的下学期开始，我们班换了物理老师。新来的物理老师一走进教室，我们发现他是个男的！而且是个长得像托塔李天王一样的男老师！他长得膀大腰圆，虎背熊腰，头发有点卷，身上穿着一件深灰色夹克，脚上还蹬着一双铮亮的大皮靴。

他就是我们班新来的物理老师——樊平老师。

樊老师一走进教室，将手里的一个皮夹子“砰”的一声扔（不是放）在讲台上，足足有一两分钟，他一句话也不说，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站在讲台边，瞪着大牛眼，冷冷地把全班同学“扫”了一遍。50多双眼睛也都看着他，一点声音没有，连平时那些最能折腾的“个别生”也特安静，都有点被这个大块头的男老师镇住了。教室里出奇的安静，安静中还有点紧张，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老师自我介绍后，开始上课。那一堂物理课非常“正常”，平时那几个课堂上上蹿下跳的“孙悟空”甭管听懂没听懂老师的课，但竟然都大气不敢出坚持了整整一堂课不做声。樊老师这第一次亮相如此与众不同，以致几十年后我回忆起这一幕仍然栩栩如生。

前排正中男老师是樊老师

一段时间以后，有些个别生实在熬不住了。要坐满一堂课，屁股不能离座，嘴里不许出声，对这些闹惯了的男孩子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情。他们终于按捺不住，试探着释放能量了。当樊老师面对大家时，教室里极安静，但当他转身在黑板上写公式的时候，教室的某个角落就会发出一声低低的怪叫，甚至一声“女高音”。老师闻声回过身来时，一切又归于无声。这是一种有趣的较量，是一帮十三四岁的半大孩子对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男老师的小心翼翼的试探和叫板。

在“客气”地容忍了几堂课后，终于，“托塔樊天王”亮剑了！只见樊老师冲着一个海淀镇的男生走过去：“刚才是你在叫唤吗？”“是，怎么了？！”那个男生在全班同学面前有点逞强，不想示弱。只听“咣当”一声，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樊老师像抓小鸡一样，把这个男生从座位上给拎了起来！举在空中，就像手上拿了个大杠铃，先举起来，再按到地上，像锻炼身体似的上下运动起来。

那个瘦小的男生在樊老师手中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然后，樊老师像拎个包似的把他拎出了教室！此时全班鸦雀无声，都被刚才那一幕给镇住了。直到樊老师回到教室，我还没从刚才那一幕“举杠铃”中回过神来。

还有一次，又是一个海淀的男生，违反课堂纪律，被樊老师叫到办公室，在教育过程中，这学生不服，顶撞了樊老师，樊老师“只轻轻一推，只见他向办公室的门口‘飘’去。‘咣’地一声摔在办公室门外的地上。”（摘自樊老师的回忆文章《班主任》）。这时刚好下课铃声响起，涌出教室的同学们正好看到这一幕好戏。那个男生赶紧爬起来就跑。从此，同学们对樊老师的武力高强和对个别生的高压态势极其佩服。虽然其他老师的课这些男孩子还是闹，但我们班的物理课从此以后都很正常了。

显然樊老师对付个别生的成功不仅学生们看到了，校方也注意到了。于是，到了初三，樊老师就被学校正式指定担任我们三二班的班主任。因为我们班是全年级最能闹腾的班，只有“托塔樊天王”能镇得住。我记得那时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是一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女教师。她人非常nice, 第一次发回我们的数学作业本，每个同学的作业本竟然都被包上了书皮。我很意外，也很感动。但这份善意，对那些个别生好像不太管用，照闹不误。上数学课时，还是得靠樊老师瞪着大牛眼冷冷地在班上先“扫”一遍，个别生们在这严厉的目光中安静下来，不敢造次，然后数学老师开始上课。成年以后每每想起八一中学时的这些事，才悟出丛林法则不仅在动物界是“根本大法”，对有些人类也是。

原来樊老师只教我们物理时，好像都没正眼看过我，我甚至不能确定樊老师是不是知道有我这么个学生。因为他要么只对物理成绩好的同学很注意，要么花心思和时间与那些个别生斗智斗勇。我那时在班上话不多，物理成绩也一般，不显山不露水。完全不是后来大学时代同学们眼里的那个又高傲又自信，还有点话唠的李榕。但樊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后，同学们跟他接触的时间多了，逐渐觉得这老师在他冷峻的外表下，其实没那么吓人。尤其对我们女生还挺客气的。

我当时是借读生，心里多少有点自卑。在八一中学上学的时期正是我家里最困难的时期，一家四个人四个地方。父母当时的处境非常不好，一个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个被开除了党籍。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社会是被极端歧视的。但即使如此，我自己心里竟然还觉得自己是根葱，对班里的事很上心，还特想要求进步，特想入团。在班上虽不是班干部，可平时班里组织的活动我都很积极。

初三的时候，我终于鼓足勇气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我很想通过入团让自己感觉被认可。但自入团申请递交上去以后，我就一直惴惴不安，自知没有多大的胜算。等了个把月，一点下文没有，却又不敢问。直到有一天，樊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八一中学已向我父母的单位原北京矿业学院发了外调函，而矿院在给八一中学的回函中特别强调了我父亲是走资派，母亲被开除党籍。在那个唯出身论的年代，这封王八蛋的回函就等于让我的入团彻底没指望了。

说来有趣，当时班里与我同时递交入团申请的还有一个中科院知识分子的孩子彭征宇，其父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彭桓武。这位彭公子像他爸爸一样是个物理天才，也是樊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也可能人的综合能力是个常数，彭征宇在物理数学上超聪明，可是体育课几乎所有科目都通不过。平时他走起路来摇摆的角度大于等于120度，而且有点跌跌撞撞，让人感觉他的肢体协调好像有问题。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白熊”。最后，他要求免修体育课，樊老师答应了。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他就在教室里做物理题。我们两个人的入团申请不出所料都被年级组长打了回票。彭征宇不能入团的表面原因是“不能德智体全面发展，体育太差”，而拒绝我入团申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则是“李榕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摘自樊老师的回忆文章《班主任》）。

其实现在想起来，这结论也不冤枉我，我本就被认为是出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即使在那个到处崇尚工农兵的时代，我内心的清高自傲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倒霉而被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工农化，甚至对所谓的工农兵还有些不屑。我生活在自己的小布尔乔亚中。每天放学，除了完成作业，就是读书，抓着什么读什么。我那时正处在喜欢幻想，多愁善感的年龄。经常看小说看得涕泪并流。情绪低落时，还要写个小诗什么的。现在的女孩子追求“小资”，会被认为是有品味和格调，但那个年代这就是个可以拿起来说事儿的把柄。直到最近，我终于在30多年后找到了樊老师，并从老师的回忆中才知道当年我和彭征宇被拒绝入团的真正原因。

老师在文章中回忆道，“受当时大形势的影响，入团当然是工农子弟优先。我很不以为然。一方面我自己就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另一方面我很想培养班上热爱学习的风气。知识分子的孩子大多学习好，他们入了团很有带动作用。别看一个小小的中学三年级一个班的团支部，对知识分子的孩子入团是歧视的。”“负责年级团员发展工作的年级组长，对我们班上同学的情况了如指掌。在她心里当时只有三个学生，一个是工人的孩子，两个是农民的孩子，其他均不予考虑。而我心目中第一个就是彭征宇，第二个就是李榕。我优先考虑知识分子的孩子。” 尽管樊老师把我和彭征宇的入团申请递交给年级组长，但像我们俩这样的家庭出身，根本入不了年级组长的法眼。

樊老师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并不直接顶撞上级。他召开了班团支部会议。樊老师说：“现在全国都是服从中央的一元化领导，对不对？”班干部们庄严地点头。樊老师又说：“全国都必需围绕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对不对？”班干部们更庄严地点头。“好！咱们班现在就要围绕在樊老师的周围，接受樊老师的一元化领导！”班干部们点头如捣蒜。“那么，从现在开始，咱们班只提交彭征宇和李榕的入团申请。如果他们俩的入团申请不批，咱们班以后谁都不发展了！”

将近一个学期过去了，我和彭征宇的入团申请卡在年级组长那儿，而我们班另外三个工农子弟的入团申请卡在樊老师手中。用樊老师的话说就是“对不起了，我和唐老师（年级组长）来下一盘入团棋。”（摘自樊老师的回忆文章《班主任》）。三十多年后，当我读到老师文章中的这一段，想到当年老师为我们的入团几乎是在用撼树的勇气坚持着，我感动得无以复加。

在这里，我不得不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也是当年我们天天挂在嘴上的“最高指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此话精辟！樊老师自己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北大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樊弘先生。是当年在重庆发起成立九三学社的两个创始人之一。也是当年反蒋最力的著名的“民主三教授”之一（许德衡、樊弘、袁翰青）。解放后，这位从剑桥回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精深研究的著名学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最近从老师发给我的回忆他父亲的文章中知道，老师的妹妹当年也因为父亲的问题在内蒙古兵团入不了团。这就不难理解当年樊老师对我和彭征宇的入团为什么那么坚持。这种有缘有故的关照，在当时我就感觉到了，心里觉得特别温暖。

后来在老师的回忆中读到，彭征宇的母亲那时得了肺癌，已是晚期。为了儿子的入团，将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拖着病体拜托樊老师一定要帮助彭征宇入团。如此看重孩子的政治生命，也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征，这几乎可说是一个“临终托付”。而且这位爱儿心切的母亲还不放心，又差丈夫彭桓武骑着自行车到北大樊老师家，再次托付。可是，这位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到了樊老师家，与同是1930年代在剑桥留学的樊老师父亲聊得兴起，忘了自己的使命。两位老人聊完，彭桓武骑车就回家了。忘记了夫人的嘱咐。可能大科学家都是这样的吧，好像陈景润也有过类似的事迹。这是这些大科学家异于常人的地方。

而为了我的入团，樊老师甚至“导演”了一出旁敲侧击的戏码。那时我父亲已被借调到煤炭部工作。有一天，樊老师突然找我: “李榕，明天请你父亲到学校来一趟。”第二天，父亲如约来到了八一中学。下课时，我看到樊老师在教师办公室正在与父亲谈话。晚上回到矿院，我问父亲老师都向他说了什么，好像父亲也没说出什么新的消息。我却顺口说了一句：我听同学说，樊老师的爸爸叫樊弘，是北大的教授。这回倒是父亲显得很惊讶：他是樊弘的儿子啊。父亲告诉我，“樊弘解放前就是很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了。我在清华读书时就知道他。他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直到最近我从老师发给我的回忆文章中才得知，那次樊老师特意选了一个年级组长在的日子，把我父亲请到学校，有意让年级组长看到我父亲。等我父亲走后，年级组长马上过来问樊老师：“刚才那位是谁的家长？看上去很像一个干部。”樊老师答：“李榕的爸爸呀，何止是干部，还是个大干部呢！”其实，那时我父亲刚平反，刚调到煤炭部，还不是什么大干部。但樊老师用这一招儿巧妙地表演给年级组长看。樊老师确实不愧为一个下棋的高手！年级组长也真的入局了。老师为了我们入团真是奇思妙想，用尽了心思。

不久后，彭征宇终于先我入团了。我在高二第一学期也入团了，虽然那时我已考进提高班，樊老师也已不是我的班主任了。当提高班的班主任陈中韩老师（曾是习近平的班主任）找我谈话告诉我已被批准入团时，我心里明白，我最终能入团完全是樊老师锲而不舍努力的结果。

彭征宇后来跳级考上北大物理系，两年后又考上李政道杨振宁的CASPIA项目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并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但他不幸患上骨癌，于2005年在美国去世，享年仅46岁。彭征宇去世前，樊老师甚至提出他自己送彭征宇回国治疗。彭征宇去世后，樊老师又驱车往返7个多小时去参加了这个他曾经倾注过那么多心血的学生的葬礼。老师难过的心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写到这里，我不禁遐想，彭征宇在天上会记得樊老师吗？我想他会的，一定会的。樊老师曾经那么喜欢他，看重他。这段不平凡的师生情在天上人间应该仍然延续着，延续着.......

作者（后排左3）和同学们欢送彭征宇（前排右1）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80年夏天在北海公园

那时高考还没有恢复，一般高中毕业后的去向大部分学生还是去农村插队。但我没有北京户口，毕业后甚至在北京农村插队的资格都没有。于是我小小年纪就开始为自己毕业后的出路操心。我那时喜欢运动，于是联系到海淀体校参加篮球训练，其实就是希望在这上面找找出路。但体校的训练相当苦，运动量很大，甚至女孩子的经期也不停止训练。那时年纪还小不懂，母亲也不在身边。时间长了，我的月经就全乱了。最后，我请同学帮忙找到西苑中医院的大夫帮我诊治，医生号脉后，要我立刻停止剧烈运动几个月，连体力劳动也要免。并给我开了假条。

不巧，当时学校正组织我们在校园里挖防空洞。我手里拿着医生的假条，却不好意思交给一个男老师。同时也不愿意让同学们觉得我娇气，怕别人说我找理由不参加劳动。于是干脆把假条放在身上，和同学们一起挖洞挖得很起劲。休息时间和班长聊天，我无意中说起了医生的假条，但表示无所谓，我照样能干。

下午再开工的时候，我正在洞底下挖得起劲，突然听见地面上老师在喊我：”李榕！上来！” 我仰头看见樊老师站在洞口。我还想要强一下：“老师，没事儿的。我能行。”樊老师突然厉声大吼起来：“我叫你给我上来！”这一声大吼震得我差点掉了铁锹。我只得扔下铁锹，爬了上来。樊老师什么也不问，只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到传达室去。你就负责给同学送水！”

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是班长告诉樊老师了。樊老师用这种方式让我休息，又避免了尴尬。那张假条我始终也没有给老师。可这是一个多么细心，多么聪明的男老师啊。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全校每个班都在做花圈以表示哀悼。在设计花圈的时候，我又积极了一把：提议不要大黄大黑，采用白色和紫色。这个方案被大家采用了。加上其他同学设计的各种花儿和丝带，花圈完成时，真是惊艳了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花圈拿到学校礼堂和别的班的花圈放在一起时，立时显得非常出众。引得很多老师和同学都过来评论。这个曾经全校最能折腾的班，做出来的作品也是最“折腾“大家眼球的。

樊老师为此破天荒的挨个表扬了全班的每一个同学。当表扬到我前面一个同学时，我就开始无端的紧张。轮到我了, 樊老师说：“花圈的紫色就是李榕提议的，很漂亮。”我心里悄悄地得意了一下，但脸上没敢流露出来。樊老师用这样的方式，鼓励了全班所有同学，包括那些平时的个别生。让每一个同学都感觉到了自己在班上，在老师心中的价值。

说来奇怪，樊老师教了我们三年多，但我现在回忆起来，竟想不起他笑是什么模样。记忆中他大约就没笑过。可就是这样一位从不对我们笑的老师，却用他很“另类”的方式，凝聚了这个集体，用对我吼叫的方式，呵护着我，用“下棋”的巧思，帮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孩子达成我们的理想。这是一位对学生多么用心，多么有爱心的老师。

越是年龄大了，越是感念他。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打听老师的下落，直到今年，在几个当年同班同学的接力下，我终于找到老师了！当我打通老师在美国家的电话时，我第一句话就是：“樊老师，终于找到您了！找您找得好辛苦，我终于有机会对您说一声谢谢！谢谢您当年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人之一生匆匆几十年，倏忽而过。但总有那么几个人，站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抹去。樊老师即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