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冯印谱：两张揭批父亲的大字报

原创冯印谱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我的家乡丁樊村是山西省万荣县王亚公社（现为高村乡）一个普通村庄，属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距离公社所在地高村10里路，距离县城解店镇30里，距离运城市100多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庄有四百多户人家，四千余口人，有一所小学校。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有了较为深切的印象。

我们小学校长姓王，50岁左右，身材魁梧，慈眉善目，平易近人。学校里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也是“文革”中我看到的第一张大字报，内容就是揭发批判王校长的。有意思的是，大字报的作者竟然是跟王校长朝夕相处一道工作的本校教务主任。

王校长与教务主任均为公办教师，他们家都在10多里远的邻村，所以两位领导单身住校。他俩的宿舍在同一排校舍，王校长住西头单间，中间是会议室，穿过会议室，东头便是教务主任的房间，两人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

那是一天上午，同学们吃过早饭陆续来到学校，忽然发现会议室外面墙壁上贴出一张粉红色纸张，上面的字是用毛笔写的，龙飞凤舞，粗壮的标题格外醒目：《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出于好奇，同学们和个别教师纷纷围拢过去，低年级学生还认不了几个字，有的高年级学生边看边大声念出声音。大字报的内容并不复杂，主要是批评王校长思想保守，行动迟缓，只顾埋头抓教学，没有积极带领全校师生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致使学校一片死气沉沉，等等，末尾署有教务主任的大名。

围观的师生越聚越多，看了大字报，有认同的，有低语的，也有相互争论的。此时此刻，教务主任蹲在屋檐下的台阶上，嘴里叼着一支香烟，瞅着被大字报吸引的黑压压人群，面露得意之色。突然，在教务主任身旁，王校长的宿舍门打开了。他神情凝重，脚步缓缓走出来，一言不发，迎着众人惊诧的目光，走到大字报面前。聚拢在前面的师生自动给他让出一块地方，王校长圪蹴下身子，拿出笔记本和钢笔，摊在膝盖上，一字一句认真地抄写大字报……

下午，全校师生列队集合在大字报前的广场开会。王校长讲话，情绪十分激动，语无伦次地说：今天，我们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这个，这个，很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说明我们有的同志很有政治敏感，有眼光，能够发现问题，指出问题。这张大字报涉及到我的问题，我本人做个表态，虚心接受，认真检讨，今后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思想觉悟，紧跟革命形势，希望我们广大革命师生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去……

从那天起，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就全打乱了。师生们纷纷抄写大字报，指名道姓披露各种问题，矛头不仅对准校领导，而且相互间随意揭发，极力揭丑，肆意抹黑，恶意诽谤，甚至大搞人身攻击。铺天盖地、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贴满了学校每个教室墙壁。

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

后来，我从报纸上读到伟大领袖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对照，发现教务主任写的那张大字报，从语气到用词，完全是模仿伟大领袖。教务主任为什么要率先跳出来，不顾情面，写大字报揭批王校长呢？形势的发展很快有了答案。

在我们这所小学，一到五年级有三四百学生，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加起来不过十几人，校长和教导主任就算是学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教务主任内心惧怕遭到革命师生批判斗争，便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把自己装扮成革命造反派，企图把斗争方向转移到王校长身上，自己好脱身。然而，他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

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被教务主任的大字报“发动”起来了，教师中间纷纷成立了“红旗”“灯塔”“井冈山”几个造反队，制作红旗，佩戴红袖章，率领各自的队伍，随时随地将王校长和教务主任揪出来批斗一番。批判内容涉及王校长的罪状，无非是重复教务主任大字报的内容，说他不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埋头抓智育，不抓德育，旨在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的“小绵羊”云云。

在一次批斗王校长和教务主任大会上，有位教师上台发言，甩出了一记重磅炸弹。王校长家庭出身地主成分，土改时受到斗争。某个周末，这位教师骑自行车返校，途经王校长的村庄，顺道相约王校长同行。王校长在家里招待他喝茶，闲聊，无意间指着与他家相邻的一座四合院落，说：“你瞧，那一座四合院，解放前也是我们家的，土改时被农会分给了贫雇农。”这位教师“上纲上线”批判道：新中国成立十多年了，作为地主子弟的王校长，仍然念念不忘他家的财产，在心里记着一本变天账，他是随时期盼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打回来，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以便重新夺回他失去的家产，重新过旧社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让我们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他慷慨激昂的揭批，一下子点燃了全场师生的愤怒情绪，大家连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走资派王某某！”站在桌子上挨批的王校长脸色铁青，双腿打颤，原本低垂的脑袋越发沉重了。

教务主任呢，偷鸡不成蚀把米，同样没能逃脱造反派的批斗。原来，他家也是地主还是富农成分，其罪状除了跟王校长类似外，有一名教师揭发，他跟校内某女教师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立刻，会场哗然，人们对这种丑闻非常感兴趣，津津乐道，广为传播，弄得教务主任声名狼藉。轮番批斗之后，这两位“走资派”被褫夺一切职务，统统“靠边站”，接受革命师生的监督改造，学校的领导权由革命造反派掌控了。

这一来，全校彻底停课闹革命，师生们每天学习毛选，背诵语录，抄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参加公社及各大队举行的批斗大会，紧张而又热烈，刺激而又兴奋，师生们陶醉其中，尽享革命带来的莫大乐趣。

有一天，几个高年级学生在教室的墙壁上制作毛主席语录牌。他们先在土墙上铲出一个方框，然后抹上泥和白灰，等晒干了，用毛笔在上面书写一条毛主席语录。躲在自己宿舍闭门思过的王校长，从窗户望见学生们干这活计很不在行，手忙脚乱，泥灰溅满全身，就主动出来请求帮忙。征得学生同意，王校长欢喜地干起来。他抹墙还挺有一手，叉开双腿站在桌子上，一手持泥板，一手拿泥刀，操作灵巧，有板有眼，干净利落，不一会儿就抹好了一块语录牌。学生们夸赞他干得好，王校长终于得到一个洗涮罪恶悔过自新的机会，很是高兴，此后忙得乐此不疲。不料，有一次语录牌位置过高，王校长站在桌子上够不着，招呼他的学生又在桌子上面放了一条板凳。王校长蹬上板凳操作，双腿打颤哆嗦，没抹几下，一不留神，从凳子上栽了下来，摔得皮青脸肿不说，一条腿还骨折了。因为他是“走资派”，没能及时送县医院做手术救治，只在村卫生所简单包扎了一下，被送回家里。几个月后我们再见到他时，身材魁梧的王校长走起路来一瘸一跛，人也显得苍老了许多。再后来，王校长和教务主任先后被调到别村学校任教，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学校内的大字报热逐渐蔓延到村里，各生产队社员，当然以贫下中农为主，一个个撇下农活，舞文弄墨，给大队、生产队干部以及其他人张贴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有反映某干部利用职权多吃多占的，有揭发某干部存在历史问题的，有披露某干部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的，也有曝出某干部男女作风问题的，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大字报张贴在村中央的供销社墙壁上，花花绿绿，刚贴满一层，很快就被新的一层覆盖了。供销社门前原本就是社员们的休闲场所和信息集散地，平日人来人往，格外热闹，如今增添了新鲜的大字报，围观的群众更是川流不息，喧闹异常。

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突然有两张大字报牵连到我的父亲，给我们全家带来极大恐惧，却又令人哭笑不得。

我家四口人，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父亲是医生，担任大队卫生所所长，此时已经被造反派诬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赶出了卫生所，回生产队劳动，打入“地富反坏右”分子行列接受监督改造。母亲是家庭主妇，生产队社员。姐姐高中毕业后在本村学校担任民办教师。

第一张大字报是揭发批判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冯某某的，造反派罗织出他的所谓十大罪状，其中有一大罪名是：“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混淆阶级阵线，跟黑五类分子冯某某勾勾搭搭，严重阻挠贫下中农收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听听！可怕不可怕？

这一罪名的具体罪状披露，一年前，高村公社拨给我们大队10只有线广播喇叭，农村俗称广播匣子。但是，“走资派”冯某某私自扣留下这些喇叭，不仅没有及时分发给村里的贫下中农，反而将一只喇叭送给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即我的父亲。初读大字报，说得有鼻子有眼，在当时的确够得上一桩恶劣罪行。

但真实情况是，公社拨下的10只喇叭，是要卖给社员的，每只喇叭收5元钱。5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绝大多数社员嫌价格太贵买不起，所以10只喇叭拿回村里后，没有卖出几只，至今还剩余几只放在大队库房呢。我家人口少，父亲在卫生所工作挣工资，经济条件稍微宽裕一点。关键是我迷上了有线喇叭。那时，村里只有大队部、各生产队部和个别社员家安装着有线喇叭，我特别好奇，怎么一个小匣子，里面竟然能装下许多小人，会讲新闻，会讲故事，会唱歌，会唱戏，会说相声。每天放学回家，就跑到生产队部收听，常常忘了回家吃晚饭。听说大队部卖喇叭，我就缠着哭着要父母买一只。父母亲没多少文化，格外宠爱我，认为多听喇叭，也有利于儿子增长课外知识，于是一狠心，花5元钱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冯某某那里买回一只喇叭。父亲请村里的木匠制作了一只木匣子，刷上绿油漆，装进去，拿铁丝接上天线和地线，安装在自家炕头供我收听。那时有线广播一天早中晚播放三次，每次开播的序曲是《东方红》，先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然后是本地新闻和文艺节目，最后是天气预报。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万万没想到，竟然成了村支书跟我父亲“勾勾搭搭”的一大罪证。

作者父亲

另一张大字报则是一个小学生写的，张贴在学校墙壁上。那时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我已被打入“狗崽子”行列，入了学生中的“另册”，自然失去了写大字报的权利。而老师像完成课堂作业一样，要求其他学生每周必须写出一两篇大字报来。同学们抓耳挠腮，挖空心思，拼凑出一张张大字报向老师交差。这位同学实在找不出什么素材，就写大字报说，我父亲每天清晨清扫大街，不是在天亮之后，而偏偏选在天亮之前，趁着革命群众看不见的时候打扫。而且，打扫的时候，仅仅把自家门前打扫得很干净，其他地方则打扫得马马虎虎。大字报揭批说，我父亲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一种爱面子思想，放不下当过医生的臭架子，跟党和贫下中农有对立情绪，不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等等。

我父亲扫大街，是大队造反派掌权后，勒令村里十几个戴帽子的黑五类分子干的义务活，就像电影《芙蓉镇》里姜文扮演的右派分子秦书田扫大街一样。造反派给每个黑五类分子划分一段街道，要求在每天早晨社员们上地劳动前清扫干净。我家位于村中央，门临大街，他们给我父亲划分清扫的这段街道，恰好就包括我家门前。街道紧邻村里一座蓄水的大池塘。父亲当了多年医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他发现，每天清晨天亮后，社员们纷纷从池塘挑水回家，用池塘水做饭。如果他在这个时候清扫大街，势必弄得灰尘扑面，碎屑飞扬，难免会溅落到社员挑水的水桶里，极不卫生。有鉴于此，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提前清扫大街，等到人们起来上池塘挑水，街道上已经尘埃落定了。万万没想到，父亲的这一番“好意”，却落了个“不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罪名。呜呼！

这两张大字报，给我们这个小家庭带来莫大的恐惧，父亲、母亲和姐姐忧心忡忡，反复商量，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从天而降的大祸。我十分痛责自己，不该那么任性地喜爱听喇叭，给父亲带来无端之罪。

好在第一张大字报的主要矛头不是瞄准我父亲，而是“走资派”冯某某。在后来的“拼刺刀”辩论会上，冯某某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再三解释，还特意拿出我父亲购买那只广播喇叭的底联发票作证。但是，造反派仍然不依不饶，一再闹腾，最后夺了他的权，赶他下台了。那一年春节大年初一，村里家家大门上都贴上鲜红的对联，造反派却在冯某某家门上张贴了一副用白纸黑字书写的对联：

上联：对贫下中农冷酷无情

下联：做阶级敌人孝子贤孙

横批：认敌为友

第二张大字报的结果，造反派头头将我父亲召唤到大队部，讽刺挖苦，嘲笑批判，严厉训斥了半天。父亲乖乖地不敢作声，更不敢进行任何解释，只有低头认罪的份了。

这张大字报刚一贴出，这位同学的母亲主动来我家，一再解释说，她家孩子不懂事，又傻又笨，那有我聪明伶俐。说着提到她家孩子小时候经常闹病，倘若不是我父亲精心治疗，他那条小命早就让狗吃了。如今，这小子吃饱饭撑得没事干，恩将仇报，惹事生非，写什么大字报，胡说八道。其实他懂什么，完全是受了别人的教唆。她说回家后，还要狠狠揍儿子一顿哩……我母亲听了，心里虽不痛快，仍然宽容地说：他婶子，别，千万别打孩子，这也怨不得孩子，老师让写大字报，孩子也没办法，千万不要过分责怪他。

同学母亲亲自上门“赔情道歉”，总算给了如“惊弓之鸟”的父母一丝安慰。

作者母亲

“文革”十年，荒唐的事情罄竹难书，胡编乱造随意书写大字报，张贴大字报，仅是其中一例。写大字报的人，不做深入调查，不用事实证据，单单凭籍个人的主观想象、判断和好恶，任所欲为，捕风捉影，造谣诬陷，肆意揭发，妄下结论，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众多遭受大字报攻击的人，几乎没有任何解释、辩驳的机会，同时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出面为此主持公道，分清泾渭。结果，轻者造谣污蔑，损害他人名誉；重者罗列罪状，让当事人遭受批斗，打骂，关押，致残，判刑，含冤自杀，迫害致死。荒唐的大字报，不知戕害了多少人的心灵，不知戕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不知给社会造成多少冤假错案。然而，大字报却被伟大领袖封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谓的“四大发明”，在中华大地横行肆虐了好多年，1975年还被冠冕堂皇写入共和国《宪法》，直到1982年再次修宪时废除。

2013年5月9日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7年12月12日定稿

冯印谱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