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原专案组成员陈景仲：我所了解的华岗冤案始末

陈景仲新三届

2017年是中共中央为华岗平反昭雪37周年，我想写点东西纪念这位老革命、老校长，但脑海里乱纷纷的，思虑再三，多少理出点头绪。

1951年，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

我对华岗的印象

1950年，华东大学迁至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大学。我随华东大学到了青岛，开始住在小鱼山山顶的庙里，后迁入校内。合校后的校长是华岗。此时，我对华岗了解甚少，只知他是一位老革命、理论家。

当时我在党委办公室任干事，与学校的上层领导同志接触不多，再加上从1951年下半年，我即开始生病，所以与华岗校长从未直接接触过。但几年下来有几件事我印象深刻：

一是听华岗的大课。我听了他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的讲解深入浅出、分析透彻，把我引入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之路，为我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华岗上大课是有名的，可以说当年山大的师生员工，人人皆知，我对当时在学校广播站前的小广场听他讲课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山东大学在解放后名扬一时，与华岗在山大的出色工作以及他亲自讲授大课有直接的关系。

山东大学的师生在华岗大课的引导下，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华岗在这方面的功绩是不朽的。

二是1953年夏，我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疗养院住院，有一天院方告诉我，山东大学有人来要见我，让我去看看。在半山腰的一个小亭子里，我见到了华岗夫妇，他们正在喝茶、休息。见到我来，华岗校长站起来热情地与我握手，我向华岗夫妇问好，他关切地询问我身体状况及住院的情况。我们交谈了10多分钟，才分开。

山东大学校长时期的华岗

与华岗校长谈话时，他一直握着我的手，他的手是软软的、温暖的。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高级干部、大学校长，外出休息时，还记挂着一个在此养病的小干部，他的亲切和蔼、平易近人，让我激动、难忘。

三是在华岗受难后。华岗接受审查时，我奉命参加专案组做具体工作，关于1932年华岗被国民党逮捕的材料，我仔细看过。当时，华岗从上海乘船到青岛，在李村路的一家旅馆中被捕，其交通员张永祥先被捕，他的介绍信被从邻座的一位老太太的竹篮底下搜出。

在此情况下，华岗坚持说不认识张永祥，老太太竹篮下的介绍信与自己无关，最终华岗以嫌疑犯的身份入狱。我看到这里时，对华岗佩服得五体投地，过去曾在书中、电影里看到过一些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现在我亲眼见到了一位活生生的无比坚定的共产党人。

这几件事从几方面给我形成了综合的印象：华岗是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是一位看似文弱，实则铮铮铁骨、钢牙利齿的铁人；华岗是一位超群的学者，他的贡献非同一般；华岗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是一位关心下属、体察下情的长者。这个印象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

令人痛惜的是，这么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竟被错误地关进了监狱。

1954年华岗夫妇与女儿华景杭合影

我所了解的华岗冤案始末

首先要说明，要说清楚华岗冤案的全貌，只有当时的专案组几位负责人才有可能，可惜他们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因年老，记忆全失。当时，我只是在专案组做具体工作，现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做些回忆。

1955年8月25日，我接到通知，不准外出，要参加一个重要行动。到了晚上8点左右，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武杰和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光天率领，来到青岛市龙口路40号华岗的家。杨光天上前按响门铃，出来开门的是华岗的警卫员小王。

杨光天先让小王交出枪支，然后进入华岗家的客厅开始搜查，搜查了一宿，第二天转入专案组驻地——栖霞路2号。与此同时，还搜查了杨向奎、吴大琨、孙思白、葛懋春4位同志的家。

栖霞路2号是座三层小楼，专案组设在二楼，有10余人，华岗住楼下，有6人负责对其看管。专案组由3人负责，组长是武杰，另两人一位是中央监委的王处长（名字记不清了），一位是省监委的王君益处长。

楊向奎、吴大琨、孙思白、葛懋春4人都写了不少交代材料。孙思白、葛懋春的材料内容多是工作问题。吴大琨的交代材料有很多重要情况，如在西南与美军的交往等。

不久，应专案组要求，从上海市押送来一个老太太（住青岛看守所），其丈夫廖公劭是国民党交通部的一名少将军医，且有军统背景。廖于上海解放后因历史问题被镇压，廖妻不服，曾给华岗的儿子，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留学的华贻芳写信，要其“为干爹报仇”。

华岗译《共产党宣言》上海华兴书局1930年前后出版

此信被安全部门截获，后由中央某领导批示，将华贻芳押送回国审查。此事与华岗有何牵连？廖公劭与华岗是何关系？皆不清楚。经多次审问廖公劭妻子，均未获知重要情况。审问中，华岗承认与廖公劭是同乡，经人介绍认识，有些来往，当年，华岗去各地工作，多由廖公劭送去车站或机场，再无其他重要情况。

当年因国共合作失败，华岗奉命撤回延安，情况紧急，不可能带家眷，为了让正在读中学的儿子华贻芳在白区继续读书，不得已将其临时寄养在廖家，为避免他人怀疑，故让华贻芳称廖妻为“干妈”。专案组问华岗：“此重要关系向中央汇报过没有？”华岗答：“没有汇报。”

对华岗的讯问多由专案组三位负责人及林彧（某工厂党委书记）、邵桥（市公安局文保处处长）和其他少数人员参加，一般由我做记录。还问过华岗其他问题，华岗也谈过一些问题，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此。

此前的1955年三四月份，党委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到青岛市交际处接受任务。省监委的王君益处长交代我们查找华岗的言论错误，以及抄袭他人著作等情况，工作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写了几期简报。

七八月间，专案组到济南汇报工作，我们住在省交际处，听汇报的是公安部的汪锋副部长，似乎还有山东省省长赵健民。约一年后，华岗专案上交北京，我因病再未参加。

至1965年，华岗被判刑13年，有三条罪状：一、在武昌反省院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是丧失立场；二、在国统区工作时与国民党警特来往，是投靠反动派；三、在山东大学工作时不允许逮捕有反革命历史的教授，是包庇反革命。

1938年华岗在重庆

我的几点刍议

华岗冤案发生已经过去60多年了，为他平反昭雪也已30多年了，对于华岗的一生，历史早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但华岗冤案为什么会发生呢？这似乎有必要做点探讨。

现在回头看，中央对华岗的审查究竟为什么？是因为胡风问题？（其搜查逮捕证上定的是“与胡风有关”）是因为向明（青岛市委书记，被打为“反党集团”）问题？（有人说华岗是向明“反党集团”成员、顾问、后台）还是因为错误言论？看来都不是。这些问题都是在为审查华岗寻找理由，都无确切证据。

在审查中，对胡风问题、向明问题、言论问题等均未涉及，而只是翻来覆去讯问廖公劭其人及他与华岗的关系。看来是因廖公劭的问题，中央对华岗产生了怀疑。宣判书中的第二条“在国统区工作时与国民党警特来往”，应该指的就是此问题。

因廖公劭的敌特身份，华岗的儿子华贻芳曾认廖妻为“干妈”，廖妻要求报仇的信又被查获，中央不了解华岗有此关系，因此对华岗产生了怀疑，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对华岗的审查结果看，他在国统区工作时虽与警特来往，但并未发现对党的工作有任何破坏行为。

至于华与廖的交往，可以这么说，不是廖公劭这个警特利用华岗做了损害共产党利益的事情，而是华岗利用廖公劭的敌特身份作掩护，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这在特殊的工作环境中是常有的、允许的。

历史证明，华岗的这段经历没有问题，说华岗“投靠反动派”是没有根据的。华岗由于长期在白区隐蔽战线开展工作，按保密纪律均为单线联系，不可能经常与上级领导见面，更不可能将所有的工作细节、联系人等直接向中央一一汇报。

可能有关廖公劭的情况，华岗没有及时上报中央，中央并不了解，因廖妻的信引起了中央的怀疑。

可以这么设想，如果（历史没有如果）廖公劭这个关系，华岗当年及时向中央汇报，中央了解这段历史，也许这场悲剧就可能避免。华岗由于廖的问题而导致后来的悲惨结局是令人遗憾的。

还可以设想，如果党对于干部审查更慎重一点，更周全一点，这场悲剧也有可能避免。可惜党的干部审查工作长时间以来受“左”的影响严重，造成了冤案。

1946年摄于上海。前排左起分别为黄炎培、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华岗

从遵义会议到延安，到抗日战争，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一直是正确的、成熟的，所以很快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干部审查工作却存在错误。如早期的打AB团，延安整风时的“抢救运动”，解放后的反右，反习仲勋、反彭德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大冤案。

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

特别应该回顾一下潘汉年冤案。潘汉年秘密从事敌特工作是中央批准的，是隐蔽战线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做出的贡献可以说是千秋功绩，彪炳青史。但在1945年与李士群会面时，在李的挟持下阴错阳差地见了汪精卫。这么重大的事情，又因种种原因未向中央汇报，当然铸成大错。

1955年赴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會议时，潘汉年被捕，1963年被以“内奸”“特务”“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昭雪。潘汉年最终如何获得平反的呢？还是靠了在1955年审查潘案时，李克农提出的反证。事实证明，说潘汉年“投靠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还当了日本特务与汪精卫勾结”，而这段时间“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那些无端的罪名终于不能成立。

在20多年后，反证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在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总结了深刻的教训：“潘汉年同志被错定为‘内奸’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被捕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违犯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原则，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做出错误决定。”这段分析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潘汉年案与华岗案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1925年入党；他们的冤案都发生在1955年；他们都从事白区工作；他们都以敌特入罪；他们都含冤而死；他们的平反都是由于反证。中央总结的那段教训，“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同样是华岗冤案的教训。两个同样卓越的人物，有着同样悲惨的结局，这是历史的悲剧，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终于等来了洗清冤案的这一天，1980年3月，经华国锋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1980年7月5日，山东省委在济南为华岗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中央负责同志邓颖超、杨尚昆等送了花圈，山东省委负责同志白如冰、高克亭、赵健民等也送了花圈，追悼会开得庄严肃穆。这一桩历时25年的重大历史冤案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