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小学毕业的四哥，连续三年高考成绩过了重点线

原创宋家宏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宋家宏，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云南大学云南文学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审美与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丛谈》《批评的空间》。

本文作者

一

前天下午，从广州传来四哥去逝的噩耗，让我整日神思不宁，心绪难平。往事如梦似水，四哥的人生如同一幕幕电影场景，在我脑海里翻涌起伏。他这一生不断挣扎，不停奋斗的命运，似乎映照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四哥名叫张友润，与我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当年我们都出生在滇池边的云南省委党校，普坪村医院应该存有我们的出生记录。他比我只大一岁多，本应该肩并肩一起长大，是命运之神为我们推开了全然不同的两扇大门，他成长于滇南，我去了滇东北，他姓张，我姓了宋。

要说清四哥的命运，得从祖辈那儿开始。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张家在滇东北的昭通是乡村的绅士阶级，所谓“书香门弟”，祖上曾有人官费留学日本东京，毕业后回故乡创办了云南省立二中。他们遵循“晴耕雨读，诗礼传家”的古训，只愿海晏河清，过自己的太平日子。他们把自己庄园旁的一个池塘命名为“海晏池”，此地因此而得名。

多年后我曾驻足于早已破败得几近消失的张氏庄园遗址，海晏池没有了诗词中的波光潋影，枯缩的水面上漂浮着厚厚的蓝藻。几十年前分给农民的张氏旧居早已破败不堪，只有衰朽的雕花窗棂和那昂然向天的飞檐还在诉说着远逝的繁盛。四周空落落的两棵桂花树却格外高大，飘洒着八月的余香，据说，那是祖父一辈手植的。

张氏家族也会与时俱进，把自己的后辈送进新学，开辟新路。我们的父亲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二少爷，他在学校读的是当时堪称最先进的专业——电影技术，曾在卢汉的部队任过文职。卢汉起义后，他做了部队文工团副团长。因他有一手电影放映、修理等技术，后被安置到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任技术人员。

这样从旧社会、旧家庭走过来的人，又在旧军政里干过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不过是暂时利用的对象，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让父母惊恐不安。父亲尚能放映电影，我的母亲，这个四十年代的女中学生，大户人家的小姐，沦落为党校里的洗衣妇。这恐怕是一辈子都清高傲骄的冯家二小姐，做梦也想不到的人生。

家境已经渐穷，前途一片渺茫。家里连我却有五个子女，我与四哥的年龄间距只有一岁多。我其实是一个不期而至的生命，说起来实在不该出生。据说生母为了不让我出生，想了种种办法，甚至吃过堕胎的“毒药”。但是“这孩子命大”，还是哭着闹着来到了这个世界。面对五个大大小小的孩子，父母决计送出去一个。要送出去的只能是我，因为当时年仅一岁多，越小越难养。

远在故乡的姨妈得知了消息，带信来说：“怎么舍得把儿子送人？送来我养！”

其实姨妈家也穷，加上我，还是五个儿女。生父生母决计要送走我，原因应该是复杂的，有孩子多的压力，也有政治压力的因素。当时“反右”的风暴已经刮起，我那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生父生母，已经感觉到了山雨欲来的恐慌。1957年，嗷嗷待哺的我还没有听清滇池波涛的回响，就被命运送回滇东北的故乡，去另寻生路。四哥留在父母身边，刚出襁褓的我，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随波逐流。

果然，没过多少日子，“反右”后，第二次清洗省级机关有问题的干部时，生父一家被下放到边疆荒凉小城思茅去了。思茅在滇南，当时坐汽车从昆明下去要走三五天，离故乡滇东北昭通则有近十天的旅程了。

从此，姨爹姨妈成了我的父亲母亲。从此我与张姓无缘，与张家与四哥天隔一方，成了宋家的儿子。我与张家人十余年没见过面，对这位长我一岁多的四哥我只有羡慕，只因为他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

我的父母对我极好，他们是极为善良和老实的人，我一直拒绝用“养父母”这个词，也从未想过回归张姓，哪怕二老早已仙逝。在饥饿和贫穷的年代里，因为我先天不足，身体羸弱，他们让我独享每天一杯牛奶，在那贫穷的年代，贫穷市民的家庭，这是难以想象的奢侈！是他们节衣缩食哺育了我多病的躯体，拯救了我的生命。但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还有小孩玩伴对“抱养儿子”的歧视和心灵伤害是别人难以体会的。

有时候我会想，当年为什么送走的是我，而不是四哥呢？

大约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吧，张家从思茅寄来了一些照片。从小我就朦胧地知道，家里人又刻意隐瞒的我的身世，因这些照片的到来，突然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那些遥远的，我完全陌生的亲人以照片的形式出现在我的眼前。兴奋、喜悦，还有那越来越浓重的酸楚……

这应该是1963年还是1964年，社会处于短暂的平静时期。那些照片很明亮，蓝天上飘浮着几朵白云，背景是他们住的电影院的洋楼，缺了门牙的四哥站在草地上，笑得很灿烂，三哥也正望着他笑。他们穿得很“洋气”，白衬衫套着方格子的毛背心。我们一家看他们的照片时，姐姐们说：“干部家庭的人，就是不一样呢！”

家里人不由自主地回头看我，我穿得很“土气”，母亲手缝的布疙瘩纽扣对襟衣服，厚厚的胶底鞋……我低下头，竭力掩饰着内心复杂的情绪。只有母亲读懂了我的心事，一把把我揽到怀里说：“我的小宏，跟着我，可怜了啊！”我赶紧说：“没有，没有……”不过六七岁的孩子，我已经懂得羡慕、喜悦、嫉妒、忧伤，都只能在内心里深藏起来。

那是四哥所在的家从省城下放到思茅后一个短暂的平静时期，四哥在家里很受父母的宠爱，他自幼聪明，争强好胜，很能干，在学校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臂上戴的是三道杠。听说，在家里打扑克，都要让他赢，父母才会高兴。

我离开了那个家，他就成了家里的老小，父母的宠儿。

看过照片，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没有被他们送人，也能穿时尚的衣服，享受到在张家其乐融融的家庭欢乐吧？

二

这样的好日子太短暂了，“四清”运动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来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了！

“文革”之初，当权派们立刻把“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抛出来，以此作为“运动”的对象，往死里整。生父母立即被批斗、隔离、审查……少先队也重新登记为红小兵，四哥这个少先队的大队长突然被驱逐出了红小兵的队伍，因为“牛鬼蛇神”的子女不能做毛主席的红小兵。

某次，天上下着雨，毛主席的红小兵们打着背包，佩带着红袖章，扛着红缨枪在街上游行。四哥这个昔日的少先队大队长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成了“小反革命”，他不甘心被抛出集体之外，自己捆了个背包，哭着跟在队伍的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红袖章，更没有红缨枪。

街上的大嗽叭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红樱枪对准了他，昔日的小伙伴在驱赶他。曾经那么喜欢他的老师在喝斥他，让他滚出去！他浑身湿淋淋地，仍然在哀求，在哭泣，在行走……

雨水打湿了天地，也打湿了一家人的心。

家里人说起这事是多年以后，气氛依然沉重、悲痛。我想这是四哥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人世的悲苦，凄风苦雨，孤立无助。那年他大约不到11岁，是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风雨中驱赶他喝斥他的都是学校的老师、小学生，是些普通的“群众”，他们何以如此残酷？

上大学后我读到鲁迅先生一段痛心疾首的话：“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心里一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才是我们听惯了的话。鲁迅的深刻让我震惊。

又过了些年，我才明白，中国的历史上还出现了群众连做个“看客”的资格都丧失了的时候，平安地做个看客已经很难。这个时期鲁迅先生没有经历过，历史书上也没有读到过。所有的群众都被“运动”发动起来了，连天真的小学生也不能幸免，已经没有了台下的“看客”和台上的“演员”的区分，人人都要急于表演，使自己变得“革命”起来，人性中隐藏得很深的最丑恶的部分被充分调动起来，毫不犹豫地参与了对弱小者的践踏和迫害。

父母被批斗、自己被驱逐，孤零零地被抛到群体之外，这一切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打击太大了。四哥由此变得沉默少言，脸上没什么笑容，时至今日，那些灾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去，我仍然几乎没见过他会开怀大笑，当我们哈哈大笑时，他顶多嘴一咧，露出笑容，即使有笑声，那笑声似乎主要是从鼻孔里出来的。

他的语言极短，多数时候是听别人说话，说起话来是电报似的语言。与极好的朋友在一起，竟是无言相对。写信也一样，短短几行字，事完话完。他似乎对人很冷，冷得让初次相交的人不能接受，即使心里要帮助谁感谢谁，也不会表达出来，他变得更愿意用心灵和行动来说话。

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当然与少年时人生的突变密切相关，更可怕的是这种政治的高压一直笼罩在他的头顶十多年！这十多年正是他从一个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期，是心理与性格的形成期。

在他被红樱枪驱赶的时候，我正漫游在滇东北昭通的大街上看热闹，先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被戴高帽，挂黑牌，之后又是当权派们被戴高帽、挂黑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满天飞舞的传单，狂吼的高音喇叭，之后是血肉横飞的武斗……打倒了谁，揪出了谁都与我无关。我与红小兵们也曾一起喊打倒校长和老师的口号。

“复课闹革命”后，我进入初中，之后上了高中，曾担任团支部副书记。四哥在张家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没能进正规的中学，只进了一所工厂办的“五七中学”，二年制，上午上课，下午上工，童工的变称而已。上午的课程也多是以革命的内容为主，所以，严格说来，四哥只小学毕业就进了工厂。

我们的第一次相见，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从五七中学毕业了，在工厂开镗床。在机床边，我见到了他，不到15岁，一身的油污。他正上夜班，知道是我后，淡淡一笑：“是你？不高嘛。”说的是我的个子，我从小体弱多病，长不高。说了几句话，他又去机床前忙活去了。

渴求知识的愿望却没有在他的内心熄灭，与家族的血缘有关，也与他的工作有关。他所工作的工厂是当时号称思茅第一大厂的思茅第一机械厂，却没有几个技术员，加工齿轮时会用对数来计算、优选挂轮，是工人们认为十分神秘和了不起的事。他羡慕这些人，也想学会这“了不起的本事”。凭他顽强的毅力，用了几年的业余时间自学了大部份初中、高中数理课程和画法几何、机械制图等专业知识，并尝试设计工、模、夹具。从内心深处这也是一种摆脱政治命运的挣扎。一个小学毕业生要自学完这些内容，需要付出多大代价，可想而知！

三

如果生活不发生什么变化，四哥会在这个工厂当一个受师傅和工人们好评的好工人，当上一个技术员还是一个遥远的梦，因为那更是一种“待遇”，不是谁有技术就能做得到的，在工厂的8年，受奖励、评先进、参加民兵组织等都没他的份。

1977年10月，大街上广播里关于恢复高考的新闻一石击起千层浪，上大学不再名为“推荐”实为“走后门”了，要凭自己的真本事“考试”了，它燃起了千百万人心中的希望，也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

四哥与我远隔千里，同时得知了这一消息。我那时已经上山下乡两年多，因为表现优秀，被提升为公社的知青专职干部，我迅速放弃了其他的机会，投入一个人的高考复习，也去信鼓励他一起高考。家人都鼓励他参加高考，仍被关押、管制的父母更是希望他能考上大学为家庭争一口气。

虽然我们都知道，四哥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但一个小学毕业生，他能考上大学吗？

考试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考得很好！过些天又得到了体检表，并顺利过了体检关。

然后是“政审”。这个“贱民”的后代“政审”没有通过！厂党委、工交局、思茅招生办一路都是否定。

在滇东北昭通同一天考试的我，因为没有姓张家的姓，不是张家的人，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在风沙扑面的春天，我满怀喜悦的心情来到北京。

四哥还是站在他的机床边。

他没来得及为自己受到的委屈过多地忧伤，77级的高考结束紧接着就是78级的高考，中间相距仅几个月。他再次投入紧张的复习，他唯一的希望是用自己的实力证实自身的价值，求得社会的公正待遇。我初到北京时的一件事就是为他找北京的复习资料，听说要全国统考了。

第二次高考之前的一天傍晚，他到师傅廖增武家。他们师徒关系十分密切，技术高超的廖师傅喜欢这位沉默寡言，埋头钻研技术的徒弟，在那些冰冷的日子里给过他许多帮助和保护，给过他许多人间真情的温暖。

廖师傅还是车间主任兼厂党委委员。那晚师傅欲言又止，长叹不已。半晌才告诉他：“你那个事又不行了。”不明说也知是高考的事。原来，思茅地委发了个文件，今年高考直系亲属有政治问题的考生一律不允许通过政审，因此厂党委不会让四哥参加考试。

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委屈，语言却是沉默，整个少年到青年他都是在沉默中渡过，他已经习惯了沉默。然而他不能沉默，他必须去哀求别人，去争取高考的机会。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那时只能找“组织”。他找到了厂党委书记，书记把他赶出了大门，并要他与父母划清阶级界线。

被认为是“历史反革命”的父亲的冤狱还未平反；母亲在8年前已被遣送回千里之外的故乡农村劳动改造，至今未归，怎么“划清”？仰望高而远的冰冷夜空，他深深地感到孤独无助，一筹莫展。

是他的师傅伸出了援助之手，廖师傅在厂党委会上力排众议，竭尽全力说服大家，请求为他的这个徒弟网开一面，允许他去参加高考，那晚的厂党委会开到了半夜。他再次拿到了准考证，并把1977年高考准考证上的相片撕下来贴到了新的准考证上。

四哥的分数超出了重点大学录取线30多分，他又一次考取了，然而他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第二次高考他又因为家庭出身“政审”不过关，没能走进大学校门。

“为什么不让我读书？为什么不让我读书？为什么？”

这是那些日子天天回旋在他大脑中的一个问题，一个唯一的问题。

他连夜写信向上反映自己的情况，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教育部部长、云南省省长、主管教育的副书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数十封求助信载着他的希望飞出去，直到全国高校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他还在盼望那些信有一封能起到作用，让他的奋斗有个结果。

冤狱遍地，谁顾得了一个边疆青年求学路上的不公平？一二十年来，这个家庭里为父母所写的“申诉”材料已经可以车载船装，下一代还是“申诉”，还是求助！“书香门弟”遗留给后代的那点有限的才华全用来写诉状了，又起过什么作用呢？泥牛入海永无消息。除了给自己活下去留一个希望，自己给自己一个安慰外，还从中体会到了什么是“草民百姓”，什么是求告无门！

疯狂的时代列车轰隆隆向前，你已经被人掀出车窗，巨轮对你一次次冲撞，你却伸出手来，面对车窗，盼望青天大老爷出现。即使车内真有青天大老爷，他也不能止住了疯狂的列车，伸出手来将你拯救上车。列车要按自己的轨道行进，哪怕它前行的路程是崩溃，是越轨翻车，它也要按既定的轨道行进。个人的人格、公平、权力、尊严，以至生命在这个巨轮面前微不足道，在冰冷的国家机器面前被压得粉碎。

1978年，三中全会后，春风吹过，中国大地开始解冻。四哥在工厂里已经可以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参与解决一些生产中的难题，并被安排为车间的施工员。

1979年的高考再次来临。

在考试入门这一关他没有受到什么阻力，他将1978年准考证上的相片撕下来，又贴在了1979年高考准考证上。他再次达到了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之上。考完试的第二天，他把所有高考复习资料全部付之一炬，心想若这次不录取今后也不可能再去考了，年底他就满25岁了。

然而，他没有收到一所重点院校的通知。好在那些“申诉”信只用稍加改动即可寄出，并且早在考试之后他就已经开始寄出去了。它们再次负载着四哥的希望，负载着一家人沉重的希望飞向北京，飞向昆明。亲人们开始找同学的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只希望那些求助信能送到关键人物的手中，能出现青天大老爷。

1970年代最后几年的“时代英雄”是陈景润，知识、人才等词汇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词。“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简单的诗句，深入了每一个读书人的心中。能“攻书苦战”的人成为人们心目中崇敬的英雄。

四哥以一个小学毕业生的学历，连续三年取得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奇迹，也成为边疆小城思茅许多家庭中激励子女的榜样。一个荒谬的时代渐行渐远，“群众”的良知开始恢复，这样的人才不被录取，人们开始斥责不公。

云南省委主管教育的副书记在他的“申诉”信上作了批示，大意是：据说这位考生三次高考成绩都不错，但由于家庭问题政审通不过，这是不合理也不正常的，今年就连黄帅这样犯过错误的年轻人都可以录取进入大学，这位考生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云南省类似问题还有多少，请省招生办统计、一并处理后再向我汇报。

云南工业大学现场招生已经完毕，正在准备撤走的时候，省招生办的人急急忙忙赶来，拿着四哥的档案和省委副书记的批示，要求他们一定要安排。四哥终于进了大学，这个班原计划招30人，结果招了31人。所学的是他从未想过的水利电力建设专业，他想学的是机械制造。

四哥对他工厂的廖师傅永远心存敬重与感激，之后每次回思茅都要去拜望。对曾经在他的“申诉”信上做过批示的那位省委领导也永远地心存感激。他与我说过不能当面表达感激之情的遗憾。我表达了与他不一样的看法，作为个人我们应该感谢他，作为执政者，这事没什么可感谢的。别的省市早在上届高考就不“政审”了，云南79级还在搞“政审”，害了多少有为青年，他没有责任吗？

四

历经艰险，四哥终于进了大学，尽管是一所普通大学，而且不是他所喜欢的专业，也还是绝处逢生，他从绝望中迎来了希望。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总能从别人认为没有希望的状态中寻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

我从北师大毕业后回到云南，省教育厅一纸派遣书让我回昭通，留在昆明的梦想破灭了。尽管我也曾努力争取过，但市民家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依托，与我同时回云南的另一官员的女儿则留在了昆明。不久，我就认了命，在那里开始了文学的梦想。

四哥晚我两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回思茅那个伤心之地，从事一个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在许多人看来，重回昆明已经毫无希望，但半年之后，他又奇迹般地被借调到省人事厅工作。他认定的目标就一定要达到，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他总是撞了南墙也难回头。他总以他坚韧的毅力，以他的血肉之驱去撞开一道又一道困难之墙。

“在人事厅做什么工作？”我问。“搞调研，人才方面的。”我心想，一个工科毕业生，调研报告写得好吗？写封信都那么简单。没想到一段时间后，他的一份内参报告竟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的批示，成为一项国家政策的内容。又过了些日子，他拿着这份批示的复印件，敲开了广东省人事厅的大门，他调往广东了，他的爱人在广东。

1992年后，经济大潮蜂拥而起，“下海去！”从广东迅速波及全国。

四哥不久就辞去公职下海了。他要我们也下海，“一家人有一个在体制里就够了，另一个人必须出来，今后才有出路。”我身处偏僻之地，文学之梦已小有成就。他冷酷地告诉我：“发几篇文章，得几本获奖证书，有什么用？你那样读读写写的人，社会不需要！”这话让我内心极为恼怒，我们已经无话可谈。

后来的日子，我们很长时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远隔千里，各走各的道。多年后回想，那不正是中国社会物欲膨胀，精神价值失落的起始吗？他那绝然的话是许多人的共识，也是中国社会相当长时间里的现实。

我在想，如果当年他学的是他所喜爱的机械制造，又会怎样呢？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的钻研精神和发明创作欲望的人。历史不容假设。

几经周折，他开了一家电脑公司，先是做硬件，后来是搞软件经销与开发，后来又进入网络。算起来，他是与中国IT行业发展同步的。但以一个40来岁的人，一个所学并非计算机专业的人进入I T 行业，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听说公司繁盛时有50多个人。这样的小公司在广州的竞争天地里要很好地生存发展，需要付出的太多太多。全凭他在苦难的岁月里磨练出来的意志、毅力，以及勤劳与刻苦钻研。

1990年代敢于下海、创业并且发了财的是时代英雄。他成为家族里、亲人间人人敬仰的“英雄”，回乡省亲自然是家族的中心人物，他“发财了”的传言甚多，云南的亲友有人甚至想去广东投靠他。

相反，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张家的那位大哥许多次当我面说：张家祖上血液里就有平庸，日本东京留学回来，还是“家乡宝”，以创办一所中学为最高目标，他的那些同学多少人成为叱咤风云、名垂青史的伟人！我知道，我也是北京读书归来，安居一隅，何奇平庸！

四哥相当一段时间，想得最多的一是赚足该赚的钱，二是儿子的培养与教育。

有一天，他给我发来一个E-mail，令我大感意外的是，附件里竟是一篇他写的文章，题目是《走出高考厄运》。曾对我说过“社会不需要读读写写”的人如今却在经商的繁忙中抽出时间来写文章了！他文章的“引文”写道：“本文为我正在读中学的儿子以及他的同龄人而写，期望他们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珍惜时光、努力学习。”文章平实地记录了他参加高考的苦难岁月。他的用意很清楚，想用自己读书的不易，教育儿子一代。

新世纪的“忆苦思甜”呵，能起什么作用？他的儿子与我的儿子一样，自有其成长环境及价值观。上一代人所经历的那些灾难岁月，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也不能要求他们理解。我们没有得到的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经历过的苦难他们不必去经历，他们仍然会成熟，仍然会按时代的要求成长。

他对儿子的学习状况极不满意，想一想要让他十分满意有多难！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难。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已经在无数次考试中摧毁殆尽，枯燥乏味的教学内容、一切为了考试的教学方式、无数次声色俱厉的课堂训导同时摧毁了他们对学校的热爱，这岂是宏大的目标和“珍惜时光”所能解决！

五

四哥病了。血液的问题，开始是疑似白血病。不久他关闭了公司，集中精力调养、治病。他开始漫游天下。他开始回忆往事。他开始重视亲情。他更多地读读写写。病床上，他要我推荐好的散文给他看。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张爱玲他不喜欢。余秋雨、贾平凹也就那么回事。他爱读史铁生。

日渐消瘦的他回昆明省亲。此时我几经周折，早已调到了昆明一个满是银杏树的大学校园。见我书架上的奖杯等物，他说：“你是成功人士了！”我说：“不算！你很成功啊！”他淡淡一笑。

对一些人和事他都抱以很宽容的态度。过去几十年的经历中，我目睹了许多人性中的黑暗，包括亲情中的黑暗，对一些人我永不宽容，他却似乎对谁都很好。他尽力调合着亲友间的矛盾。

也曾回忆往事，往事在记忆中已经开始遥远，其中的伤痛已经淡漠，只剩下苦难留给自己的财富：意志、毅力、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等等——精神的财富。

他仍然用他的毅力与意志来对抗疾病。当确诊为白血病后，他毅然选择了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药物实验，这有极大的风险，也要承受巨大的痛苦。病情起起伏伏，他在通往最后的路上挣扎。他有极强的求生的欲望，药物、移植，在妻子、儿子的陪伴下，从广东到北京，几年来经历了多少治疗的痛苦，从未想到过放弃，仍然是百折不挠。

但对不知何时到来的死亡，他的心境又很平淡，说起自己的病，以及最后的到来，像是在说别一个自己。与他同时接受药品实验的人一个个先他而走了，他坚持到了最后，长达5年之久。这在医学上来看，是一个奇迹，少有人这种病能坚持这么久。

他开始写诗，常在微信上发。去世前些天，他发出了《我的星空》：

我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