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邓天雄：我的高考，一波三折与扪心自问

原创邓天雄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邓天雄，1953年生于成都。初中未毕业到云南支边八年。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现为西南财经大学哲学教授。

本文作者。

1977年底，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高考，我放弃了。

时间太紧，从得知恢复高考到年底参加考试，不过半年时间。以我过去两年初中的底子，要抱上佛脚都够呛。但这不是我放弃的全部理由。

我1976年9月被任命为云南临沧地区耿马县国营勐撒农场分场实验站站长，算是提干了，而且是坐飞机上去的。此前我在分场五队当过宣传队队长，理论小组组长，只是相当于现在社群组织的负责人。唯一做过的正规班组干部就是科研组组长，是属于军垦农场排一级的建制，但只管两个人，跟其他好几十号人的排没法比，且只当了一年多。

所以一下子越过连队副职阶段去当站长，我有点受宠若惊，很想干出点成绩来回报组织的知遇之恩。而所谓的实验站，当时就是几座待垦的荒山，几十号高中刚毕业的农场子弟及三家老工人。我和担任指导员的另一个成都知青王定清带队借住在邻近的八队，一切都待草创。那一年时间，我们必须完成建简易住房，挖水池，办食堂，修厕所，开菜地，养猪，种玉米等事关生存生活的任务，另外还要在荒山开带种橡胶。

如果我一心赶考，势必军心动摇。这责任和代价可能有点大，更何况，还有一把心锁禁锢着我。

我在1975年参与了当时农场风行一时的扎根运动。这股风起于何时何地，我不知道。记得7月的一个晚上，身为队长的好友、成都同学何定成找到我，说有事跟我商量。我们以前同住一个寝室好几年，说话从来没有这么郑重其事过。他说他在外开会时，受人邀约，签名参加了扎根农场的活动。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想把活动推向基层连队，犹如当年把支部建在连上一样。他回连队汇报后，湖南老工人出身的谭书记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希望他在连队也搞一个扎根小组，以把连队建设得更好。

实验站收工回来，身边是自建的竹瓦房。

沉默，可怕的沉默！我是个有江湖情结的人，笃信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对人如此，对社会更当如此。对扎根，我没有想过，就在此前的一次探亲时，对比城市和农场，我还在日记里写下了要努力奋斗，争取回到充满变化的、文明的城市去。所以一时竟不知怎么回答。

沉默之后，我问道，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定成回答说，他也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但参加会议的来自各团的知青干部，多是积极上进或者说比较左的人，一有什么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唯恐落在人后，纷纷签名加入，自己身不由己也就签名加入了。想到知青愿意扎根肯定对农场的建设有推动作用，所以觉得在连队建一个扎根小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相信这是定成的肺腑之言，他是一个干得多说得少的实诚人，当时身为主管生产的队长，他不得不为连队的建设考虑。加不加入的利弊我们也掏心窝子谈了一下。我那时担任科研组长，也算是领导在用的人，如果不加入这个活动，自然就表示了不安心农场，被边缘化是必然的。思考一夜后，第二天我回复定成说，我愿意加入。就这样，经过定成的串联，一个十来个人的扎根小组成立了。

年底定成到农垦分局开先进分子代表大会，在会上介绍了我们分场五队的扎根小组。我有个堂弟叫邓天志，是孟定农场（原二师七团）的，也参加了先代会，他在定成的介绍中听到了我的名字，于是写了封信很郑重地问我内心的想法。我在回信中说，国家现在这样，今后能不能回城，对我们来说都是未知数。如果没有知青回城的政策大变动，我觉得扎根农场，其实就是安心在农场好好建设它，把日子过好。这也是一种选择，反正我不愿浑浑噩噩的混日子。

就这样，一年后我提干了。在实验站的那段时间，日子过得很艰苦。吃饭就靠八队食堂，工作那是早出晚归。虽然各项目标进展顺利，但有几个事故让我胆颤心惊。高中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刘清荣砍竹子时被砍断顺势滑下的竹子扎穿了脚背，左云生在建房砍木料时弄断了一根手指，还有一次开荒烧山时隔离带没有打够宽度，山火借风势蔓延危及森林，我和定清只好带队上山扑救，那过程称得上惊心动魄。如此重压之下，尽管得知高考恢复，要我自打扎根派的脸，不顾工作去备考，委实做不到。

几个知青朋友来参观我们自建的饮用水池。

意想不到的是，在实验站一年之后，1977年11月，我接到了调往临沧地区计委社队企业管理局的调令。那时地方上也在发展橡胶种植，一些橡胶场已经进入开割阶段。苦于割胶、制胶技术力量的不足，向农场求援，希望农场支援他们一个大学生做技术员。而当时我们勐撒农场一共只有4个热作学院的大学生，农场舍不得，就说给你们一个表现好、懂技术的知识青年吧。我幸运地在两千个知青中脱颖而出，被派往到地方。

期间还有个让我揪心的小插曲。我在团委办理转移团的组织关系时，碰上了农场政治部主任黄树森。他得知我在办团的关系时大惊失色，说你是正连职干部、团支书，怎么还不是党员啊？地区可是要求是党员啊，我得汇报一下。好在农场主要领导比较开明，说都已经通知对方了，就不要变了，没有入党可以到地方上争取入嘛。

我到地方后，工作也忙，一多半的时间没有呆在办公室里，而是去沧源、耿马等各县的胶场去辅导植胶或割胶，但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比在农场多多了。这样，那个上大学的欲望又在心中复活了。

上大学其实一直是我心中的梦想。我中小学时读书读得很轻松，虽然爱逃学但喜欢自学，成绩向来名列前茅。在农场也断断续续地在看各种能找到的书籍。所以，当我以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为知青出版的那套数理化文史哲书籍为备考资料开始自学后，进展是比较快的。

但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时不时地冒出来影响着我的学习。

一是我是扎根派，如果真考上走了，算不算是背信弃义、食言而肥呢？

二是我是为解决地方橡胶技术不足而特地从农场抽调的，如果地方单位不放我走咋办？

临沧所属八县多与缅甸接壤，下去出差要持有边境通行证。

1978年春节我回到农场，算是把第一个问题想通了。那时第一次高考已过，考了的在等通知，没有考的正在紧张准备参加第二次高考。这当中，扎根派占了很大的比例。我认识的扎根派多是一些积极上进之人，好多在学校时就是学生干部，文化功课的底子也相对好些，所以才敢于以初中两年的底子去参加高考。

那时他们在农场过得灰溜溜的，原来喜欢他们的领导和老工人觉得他们想逃跑了，不再待见他们，没有参与扎根的知青觉得他们就是一伙投机分子，捞了政治资本又不兑现承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是以一种炼狱的方式在参加或准备高考。白天拼命干活，晚上熬夜看书做题。在填志愿时，为避免指责，也尽量填一些跟农场工作相关的专业，比如做卫生员的就填医学院或卫校等等。

我觉得人们对基层扎根派太苛求了！以我的了解，他们就是一些要求上进，幼稚单纯的人。有报国的心思，跟着社会潮流走，活路没有少做，好处没得多少。参与扎根运动，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无可选择的随遇而安。在主流媒体充满谎言，好多知青偷鸡摸狗都不以为耻的年代，他们说了点违心的话，就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吗？

要知道，张铁生白卷英雄事件后，你再努力学习或聪明绝顶，也得把“政治正确”放在首位。真正该指责和自责的是运动的发起者和我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明知若有返城的潮流，那树必然会被连根拔起，还跟兄弟玩关于扎根的诡辩。想到这里，我就像做了错事被人狠狠揍了一拳一样，心里反而宽慰多了。再往深处想，就是封建社会也还有科举和孝廉等让底层人才上升的通道，现在取消了高考，唯政治标准是举，不是逼人在政治运动中违心地顺应吗？

1978年8月4日，我在耿马与地区各社队橡胶企业负责人合影，中间右3是我的顶头上司、热作学院大学生吴志坚。

第二个问题直到四月心里的石头才落地。那时我要参加高考地委大院好多人都知道了。学习本来就要占用办公室的空闲时间，加上我晚上参加了单位办的一个补习班，教数学的就是地委一个原云南大学的老大学生，本是学物理的来客串一下。没想到我第一次去上课他就卡壳了。在讲一道几何例题时，他讲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在上面好几分钟没有动静，气氛相当尴尬。我恰好做过类似的题，只好举手上去把题解了。那时关注高考的人很多，这件事很快传遍大院，也引起了领导的关注。

那时我们临沧地区的韩秉林专员（专员是以前地区行署的行政首长，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兼任计委主任，直接领导我们社队企业管理局。他有天下午专门到我办公室找我谈话，对我的工作做了高度肯定，然后明确地希望我放弃高考。他说理解我想读书的愿望，但单位现在确实需要人。如果我留下，两年后可以送我到热作学院进修学习。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害怕的事情终于来了。我尽量委婉地表达我的愿望，讲机会的难得，讲我已经25岁了，讲我为此拼搏半年了，讲我就要这一次机会，如果不行，今后安心工作，决不再考……最后不知是哪一句话说动了他，他同意了，叫我好好准备。

我自学时主要靠的是这套文革中后期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

为了充分准备，我五一节请了探亲假。回到成都后，看了妹妹的复习资料，我一下改变了主意，决定改考文科。我们这辈人受的教育通常是天干饿不死手艺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最初我完全是奔理工科去的。那时我高中的数学已经自学完，物理就光学还差一点，化学方面无机化学学完了，有机化学只学了一半。要命的就是这有机化学，在没有任何感性的实验基础的情况下，成天背那些复杂的分子式结构式，真把我的头都搞晕了。

妹妹小我7岁，那年刚好是应届高考生。她买了一套在川内很有名的内江的复习资料，文理齐全。她报考的理科，文科的历史地理放在家里没用。我平素就喜欢文史方面的东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一良的《世界通史》和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记传部分，都读了不止一遍。所以拿起资料一看，觉得比有机化学亲切多了。

改考文科后自我感觉轻松了许多，到了6月信心开始爆棚。原因是其他准备参考的人拿来的那些他们认为较难的数学题，基本上我都能解。另外我6月到西双版纳出差，跟卢建在一起呆了几天。卢建是我中学同学，农场战友，云南大学经济系工农兵学员。因曾在云南日报上发长文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分配时被发配到农垦局子弟中学。他那时正想改变环境，准备报考武汉大学研究生，所以我们两人在一起主要就是谈考试的事。他拿着高考大纲抽查我后，见我对答如流，就认定我能考上。不过他认为我的作文是软肋，于是拿了几篇他写的范文给我参考。

考试的情景至今还记得，可能由于准备的时间不充分，咬笔尖和早退的人不少。我第一场就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他看我不停地写，往往走到我身边就不动了，幸好我心理素质还可以，没有受多大干扰。考试中最大的失误就是数学中的一道对数题，当时老是得不出整数解。走出考场回家的路上就想出来该怎么做了，白白丢了好几分。

没想到考完后遭到了一些人包括朋友善意的嘲讽。他们问我考得好不好，大概多少分。我说话向来耿直，就说还可以，预计380，数学60，其他80。问的人往往都是呵呵两声，带着诡异的笑容。

我的准考证和两次评分。

公布分数时我一下子就看到自己的成绩了，排在最上面。总分391.2分，全地区文科第一。理科第一的是个应届生，370多分。文科前几名都是知青，第二名是师部宣传队跳大春的成都知青彭永成，总分354。其实他文科成绩考得比我好，但因数学只考了10分，拖了后腿。他历史考了94，后来读了北大历史系。

没几天听说有人反映阅卷有问题，招生办在组织人力重阅。我原来以为是全省的问题，后来才知道只是我们临沧。复评后有人分数差别比较大，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而重阅后我的政治分由84降到77，数学由67降到63.8。幸好语文由76升到82，历史由78升到83，总分变成了392.8。

填志愿还是费了点心思。父亲去世太早，回川照顾母亲和妹妹是我首选。最想学的是历史，川大历史系那年却不在云南招生。卢建给我力荐的经济学我又觉得跟当时所在的计委太对口了。想到自己文理比较均衡，对什么东西都感兴趣，最终填了川大哲学系为第一志愿。

本以为读书已是板板上钉钉的事情，没想到其后的过程扎扎实实地吓了我一跳。9月上旬，录取通知书陆陆续续开始发放。到20号，不仅重点大学的通知书基本到达，一些不知名的的大学通知书也有人收到了，可我的通知书却杳无音信。我心里着急却又无可奈何。中秋过后，我甚至写了首诗来表达心中的焦躁，就是下面这首《希望》：

定要叫人挂肚牵肠

这才算是希望

我已尝到你的苦头

时时忧忧惶惶。

等待我的

是哪儿的风光

翠湖旁的钟楼

锦江边的讲堂？

你别这样故作媚眼，装模作样

要抱你你又闪在一旁

我倒像海里瓶中的魔鬼

早已焦不可耐，火冒三丈！

十五匆匆过去

月饼淡淡无香

我无可奈何追着你

想月亮在初一放光。

诗作于1978年9月20日，中秋节后三天。那时往坏处做了很多设想，比如因外语没有参考；因父亲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因现在单位不想放人暗箱操作……反复斟酌后，觉得都不至于啊。

我的复习资料。

实在憋不住了，跑到地区招办去质问。招办说东西都拿到昆明了，我们管不了了。然后给了我个省招办的电话，让我自己追问一下。

我在办公室打了电话，对方听了情况很惊讶，说这个分数肯定会录取的，你不要着急，我们査一下。当天下午，我接到了川大一个男老师的电话，开口就给我道歉。他解释说是川大负责到云南招生的一个老师，见到我的材料觉得资质很好就放在包里了，后来因故去做其它事情忘了把我的材料拿出来。我觉得这个解释很牵强，但对方既然许诺马上发通知书，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9月底，我终于办好了各种手续，用自己在农场做的竹扁担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挑回了成都。担子的两端，一边是两口木箱，从成都带去的杉木箱和农场王木匠打的红椿木箱子；一边是同学胡培元送我的一个红椿木床头柜和一个旅行包。这就是我在云南7年半积蓄的所有物质财富，时代的潮流、故乡的召唤终将我从云南连根拔起！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获许可推送）

卌年：恢复高考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