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吴昊：我所知道的林希翎
吴昊（1934-2014），原名吴元富，北京昌平人。1955年人民大学新闻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1957年被打为“右派”，平反后曾任人民日报社国内政治部主任、总编室主任，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等职。知名杂文家。
本文作者吴昊。
2009年9月19日，林希翎客死异国他乡。她是55万右派分子（官方数字）中六个没有被改正者之一。
林希翎用她悲凉、超俗、智慧和屈辱的一生，为那个小得可怜的“右派分子分母”做了最后的“贡献”；中国只要有一个右派，就说明当年的反右斗争是必要的；99.999%的右派改正了，只要还有0.001%不改正，就说明当年的反右斗争只是“扩大化”问题。这就是逻辑，某些人至今仍在坚守的逻辑。正确者永远正确，有理者永远有理。
历史就是如此。那些遵命书写历史和党史的人，他们永远都会理直气壮地、问心无愧地按此逻辑书写历史和党史。“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这一金科玉律，似乎永远变不了。林希翎——这个当年22岁的女大学生，用毛泽东的话说，她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林希翎小我一岁，她1954年、我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她是法律系学生，我是新闻系学生。我们都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我俩不认识，不联系，不接触，但我的被划右派却与她有关系。
林希翎。
整党之初，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那次整党，是整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简称“三害”。我写大字报是想探讨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大字报的标题是“贵族化产生官僚化”，我认为物质生活脱离群众，就要产生官僚主义；文中也有为农民说话处：“合作化太快了，统购统销太死了，老百姓吃不饱。”
大字报写好后，我没有往外贴，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党员要遵守组织纪律，不能自由主义。可好，我们系里的学生会主席王佩今和我同室，我对他说，“我写好了，交给组织上吧。”他说。“放那儿吧。”过了十几天，王佩今对我说：“你自己贴吧，人家都是自己贴的。”这样，我才把大字报贴了出去。
巧得很，上午贴出去，中午就是一场暴风雨，把我的大字报吹没了，很少有人看过。党支部开会讨论我的问题，同志们都说我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后来，突然有一天，系里开大会，一个同学举着一份油印的材料上台说：“我们系有个吴元富（我的本名），是个漏网大右派，他的大字报登在了林希翎办的《广场》上。”
文艺兵时期的林希翎。
从那以后，我的问题性质就升格了，成了敌我矛盾了。于是大字报、漫画都来了，连续的大会批，小会斗，直到我低头认罪为止。我的大字报为什么到了林希翎手里呢？原来我们系有个叫韩洪棣的同学，他是林希翎的铁杆，是他把我的大字报抄录给林希翎的；若是没有韩洪棣—林希翎，我还真的有可能成为“漏网右派”。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巧合。
林希翎鸣放最初是在北大广场。人大和北大相距不远，她是晚饭后散步到北大，见到广场辩论，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的。稍后，她在人大的发言和对她的辩论，全校举行了好几次大会，地点都是在海运仓礼堂；人大校舍当时有三处：西郊、铁一号、海运仓，我们新闻系在海运仓，所以这些大会我都参加了。
当时我觉得，林的发言，言语犀利，尖酸刻薄，情绪偏激，但她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中央正在倡导青年学生要独立思考，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见解、有思想、有棱角、善于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林希翎第一次发言后，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就分成了支持她的和反对她的两派，支持的占多数。第一次辩论会报名发言的比例是26：8，支持26，反对8。发言的顺序是一对一，讲一个支持的，再讲一个反对的。
批判林希翎的文章。
会议由学生会主持，主持人一再强调每个人的发言都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以理服人”，但因发言者情绪激动，双方都有不那么冷静，出现了挥舞拳头、高声吼叫的情况。作为学生会，在当时的情况下，能组织那样的大会，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
开始两次是自由辩论，但后来就不同了，《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社论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引蛇出洞”的部署已经完成，可以明显感到，事情的性质真的起了“变化”。学生们傻乎乎的，不知道。后几次开会的时候，礼堂后面多了一些陌生的面孔，并架起了摄影机，也有人时不时的到前面去摄影，有人说礼堂后面的陌生面孔是中宣部的，也有人说是总政的，还有人说是国家安全部的。总之，没有了开始时候的活跃气氛，多了一些肃穆和阴森。发言者支持林希翎的由多数变少数，由少数变个别，林希翎则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她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已经来临。
林希翎当时的发言，不仅被后来的历史证明，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就是在当时，许多人也认为她讲的有道理，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她。作为一个年轻人，能有那样的思想，那样的胆识，那样的表达能力，应该说她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林希翎与儿子。
林希翎的“右派结论”我没有看过，但在2012年第三期《炎黄春秋》胡治安的文章“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一文中，看到了人民大学党委22年后的“复查结论”。复查结论依然认为林希翎是“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
当年，我几次听林希翎发言，她对社会制度确有看法，有意见，但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人民大学在反右期间曾出版过一本该校的《右派言论集》（后收回），当年林希翎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问题，斯大林问题只是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林希翎与家人。
她的这种思想，是出于期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实，就是到了今天，谁又能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了？是纯粹的社会之义了？社会主义还在探索，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还在受着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影响，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封建社会的阴影，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个完善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正是我们党的伟大之处，也正是我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林希翎当年的思想，只能说明她是那个时代的超人，她抓住了克服“三害”的本质。林希翎说的社会制度，并非泛指，她说：“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产生‘三害’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制度不好，不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为了帮助党整风，她还具体讲了“人事制度”、“等级制度”、“保密制度”、“官僚机构”等问题，林希翎的发言，半点看不出她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她的心是透亮的、洁净的、火辣辣的，她爱我们的国家，也爱给她知识、使她成长的中国人民大学。
很遗憾，人民大学党委反右的时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把林希翎定为极右分子。22年后，在做“复查结论”的时候，他们仍然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不给林希翎改正。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有些人就是不变。
1970年代末林希翎在北京。
此外，林希翎还对胡风问题、肃反问题、民主问题等发表了看法，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历史证明她是对的。和她有类似观点、发表类似言论的右派都得到改正了，就是不给她改正，就是叫她抱恨终生，就是叫她死不瞑目，这对当年一个22岁女大学生，公道吗？正常吗？可思议吗？
事实让人承认，中国的“老左”确实厉害；他们即使不能左右全局了，但在个别地方，他们还是老大，还可以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些“老左”很会装孙子，常常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他们也是这样那样的“受害者”，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害人虫”，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卡着林希翎，至死不变就是证明。
林希翎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儿子在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冰箱里只有两个鸡蛋、三个西红柿。在国外，她扫过大街，端过盘子，但没有背叛过她的祖国。在国内，她蹲了15年监狱。1957年，我离开学校时，她没有离开，留校做反面教员。当这个“教员”的滋味，可想而知。她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
前些时，她的亲属把她的部分遗骸迎葬了她的故土，在她的墓誌铭上有这样的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原来她的痛苦，是因为她的智慧！就这一点来说，她是死得很明白的。
1970年代末林希翎在北京。
回想当年，我在听林希翎发言的时候，就觉得她偏激，得理不让人。比如，她说“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尽管她解释说“有一部分帨化分子，我说他们是混蛋。”但仍然激怒了台下的一些党团员。比如，她听说有人要查她的历史，她说:“我十几岁参加革命，母亲带着我乞讨，我是在乞讨的路上参军的，当时我们母子俩的财产只有雨伞一把，你们查吧，屁都查不到！”听了，让人感到刺耳。
林希翎过激的情绪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一方面和她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外界环境对她的影响和刺激有关。举两件事情：
第一件：林希翎本名程海果，为什么改成了林希翎呢？她是取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所以叫了林希翎。为什么要取这三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呢？原来此前开展的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林默涵、李希凡、蓝翎都是红极一时的人物。林希翎这样做，是符合她的性格的。
那时，林希翎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有独立见解，加之她是年轻的女大学生，按现在说就是“美女作家”，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吴玉章校长还特批了一间房子，供她写作。
林希翎因此有机会接触了一些社会名流，如林默涵、李希凡、蓝翎、张光年、侯镜如、邓拓、张黎群等，她说吴玉章、胡耀邦是她的后台，她比较傲气，好夸夸其谈，生活上也有些不够检点。学生没钱，她说她常和这些大人物要钱花，并说有时掏他们的口袋。
1956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批评她的文章，题目是“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都是非常尖刻的，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文章还配发了漫画，漫画的标题是“加冕”，一个年轻的女人用双手把“青年作家”的桂冠举在头顶上，面目十分可憎。
文中用了这样语言：“灵魂深处长着脓疮”“吹嘘和欺骗”“东抄西节的拼凑了一篇草稿”“剽窃”“小小的欺骗”“更为肮脏的手法”“冒充”“毛孔眼儿里都冒出了资产阶级思想的铜臭味”“七拼八凑、东抄西录，集烦琐、庸俗和错误的大成的东西”，文章的内容几乎都是片面的、不真实的、没有核对过的。
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这样对待年轻人不妥，无益。可好在院子里碰到了系主任安岗同志，我向他说了我的意见。安岗同志说，你可以给《中国青年报》写个意见，后来我真的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封信，但没回音。再后来，再听说胡耀邦同志批评了《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为了挽回影响，请林希翎以该报特派记者身分到大西北采访。
林希翎与友人在巴黎。
这件事情尽管有关方面在事后进行了补救，但在林希翎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一个年纪轻轻、风华正茂的女孩子，被人说成是这样污秽，这样丑陋，这样无耻，这样不可救药，而且是在《中国青年报》这样知名度很高的大报上公开发表，她在心灵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后来做了补救，《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事实和教训”的编辑部文章，作了检讨，但林希翎的情绪仍然不能平静，就像一个无辜的人被人打了黑枪，伤痛是永远的。
第二件：林希翎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不知法律系的党团组织出于什么考虑，自从林希翎在北大发言以后，她的活动，系里总会派人跟着她。她说：“我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人大已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宣布我是反革命，晚上到公园都有人监视我。”
林希翎不管参加什么会，法律系都派两个人跟在她后面，在她讲话之后，跟着她的那个女人就会走到前台说：“程海果（即林希翎）同学的讲话，不代表我们系的观点，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一切后果都由她自己负责。”每次皆如此。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对这种做法，都会感到反感的，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总有人在后面跟着呢？难道这不是一种耻辱吗？
有一次她在会上说：“对于我，大家不要担心，我很安全的，我身后有尾巴跟着，他们就像特务一样，我的行踪，他们比你们清楚。”接着她会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被林希翎称为“尾巴”的那两个人，我至今还记得，特别是那个女的，穿白上衣，黑裙子，一副木雕脸，没有表情，似乎不会笑，每次会议结束时，都是她走到前台，像留声机一样重复那几句话。我当时就很想不通，这两个人代表谁？行使的是什么使命？
到了六月中旬，各教研室、各系的右派不断被挖出，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每天就像丟了魂似的，四处申冤，我找过系领导，找过校党委，也找过北京市高校党委，都没用。
6月13日，党支部通知我到铁一号开会，我一头雾水，不知开什么会。到那儿以后才知道，是批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讲师章奇顺，章教过我的课，我对他印象尚好。林希翎也去了,当然还是那两个“尾巴”跟着。林希翎和章奇顺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章奇顺在课堂上讲过铁托的观点：“社会主义就是对人的关怀”，他例举中国的人民公社让女社员把奶水喂猪崽，说这是不人道的。林希翎同意章的说法，于是俩个人成了“臭味相投”。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林希翎走上台，那一天，她穿了一身洗得快成白色的旧军装，两个小辫系了两根白布条，她非常悲戚地说：“今天是林希翎事件一周年，我心里很难过。去年的今天，他们在人格上搞垮我，说我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今天她们又在政治上打倒我，说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说的都是鬼话，我热爱党，热爱我们的国家，历史会证明，我林希翎是无辜的。”她谈了她的一些观点、看法、意见，经过这些天的辩论、批斗，她一点都没有变，对于章奇顺，她一句话也没说。
她说完以后，跟着她的那个像幽灵一样的女人照例走上台，照例说：“程海果（即林希翎）同学的讲话，不代表我们系的观点，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一切后果都由她自己负责。”林希翎依然是不屑地看着他们一眼，依然回报了一声轻蔑的冷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林希翎，以后，听说她在宿舍里(她住的是单间——吴玉章批的)总是脱得光光的，同学中传说她是流氓，其实她是在反抗，每天都有人骚扰她，揪她，斗她，不厌其烦，她才脱得一丝不挂，把那些人拒之门外。再以后，听说她被判刑了，住监狱了，再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胡耀邦说林希翎是“最勇敢最有才华的青年”，林希翎在纪念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时，为耀邦题“八无八有”：
无私无欲 无怨无悔
无辜无奈 无仇无敌
有心有肺 有情有义
有肩有骨 有胆有识
有人说林希翎是在写她自己。
2012，5，1
附：
“第一学生右派”
林希翎归葬记
2010年11月26日 南都周刊
通往太平山公墓的山石小道上，一支圆号、军鼓组成的乡村乐队，吹打着丧歌。紧随其后的殡葬队伍中，六位老翁肃穆得让人侧目，他们挺胸直背，却步态僵硬。他们的帽子清一色托在手上，任银发被风吹起。
病榻上的林希翎。
这些老人要送别的是，他们青年时代的偶像和难友——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为送这最后一程，前夜，他们从400多公里之外的杭州、湖州等地赶到温岭市箬横镇。这些曾经的“右派”，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六七个小时的路途颠簸，有人甚至憋湿了裤子。
没有哀号，没有焚香，在地处浙东的温岭市——这个讲究丧葬排场的地方，这样的丧礼可算得上简朴而少见。
温岭箬横镇，紧邻着山灵水秀的雁荡山。一排石壁之下的太平山公墓，顽石历历。“青山有幸埋忠骨”，牧师布道说。安葬于此的林希翎，确如顽石一般，她是中国“终生不得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大学生“右派”。
这一天，是2010年11月9日，距离林希翎病逝已一年有余。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在法国巴黎去世，终年74岁。“头七”那天，她的一部分骨灰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下葬。剩下的部分，根据林的遗愿，由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葬礼执行人朱毅操办，安葬于中国。但是，这份骨灰却转徙于故土，难得其所。
一年之后，在多方努力下，从法国归来的林希翎长子楼信达，终于亲手将母亲骨灰安放于故乡的墓室。
离开中国26年，林希翎终于与故土的青山融为一体。尽管对于这片土地，她曾说，“我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
林希翎归骨故乡温岭。
家人的惊惶
林希翎的灵堂设在温岭市殡仪馆。11月9日，追思会开始前，一位温岭当地的女牧师主持了简短的宗教仪式。林希翎的老家人，从她的三妹到素未谋面的子孙辈，也都赶来参加。
她的遗像悬挂在灵堂的中央：一位端庄的灰发老妇，面相开阔，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又隐含着一股痛苦的自嘲。这种姿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如坟头那张摄于60多年前的老照片。当时她还是个小丫头，一顶缀着红五星的解放帽，盖住扎成两个小辫的乌发，拗拗的。
尽管20多年来，林希翎远隔重洋杳无音讯，她的亲人们至今还难以忘记50多年前那场浩劫的创痛。
与林希翎颇有几分相像的三妹，也已年逾七旬，是现在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这个短发健硕的村妇，噙着泪，望着二姐的遗像。
1935年出生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程家四姐妹三兄弟，原能“坐满一台子”，但受老二林希翎的牵连，一家人在劫难逃。母亲林静枝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没能继续上书，只能在农村当木工，打打稻草，抬不起头。“我们的娘苦头吃足，温岭一搞批斗，就拿她当靶子。台下的人成千上万，台上汉子揪她头发，头一抬起来，就压下去。”林希翎的三妹回忆早些年过世的母亲，眼泪早已哭干。
1957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念四年级的林希翎，响应“大鸣大放”政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发表6次演讲，公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不平，大胆直言“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
她的话在学生当中引发激烈反响，一时成为“勇敢的化身”。1957年6月，林希翎被批为“学生右派领袖”。当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号召人大学生“揭发林希翎及其同党的反动言行”。短短一个月里，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1959年8月，林希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开始了她15年的漫漫刑期。
1973年，提前几个月释放的林希翎，被下放到浙江金华武义农机厂，并与该厂技术员楼洪钟成婚。两年后，一听说邓小平重新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她就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只身上北京见“邓大人”。结果，撞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枪口，林希翎再次被捕，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苦熬活受20多年的林希翎，兴奋地为二儿子取名“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年3月，林希翎不顾亲人的反对，买了一张硬座票，赴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诉。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灵堂外，花圈布满了走廊，有人送来了挽联：“青史刺玫瑰”、“数一时刚烈，看林家二姐”。
遗像前，林希翎的三妹抿紧嘴角愁楚不己。见此，林希翎的儿子楼信达，来到三姨面前，深鞠一躬，安慰说：“三姨，不用怕。万一有什么事，也不要觉得丢脸。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她会带给你们光荣。温岭是个小地方，她也会给故土带来光荣。”
“民主民主，
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1984年，楼信达随母亲离开中国时，只有七岁。现在，他是法国一名金融软件工程师，自言“不是搞政治的”。对这个不善治家务又整天埋在报纸资料堆里的母亲，楼信达甚至觉得“不熟”。
“母亲生前，我从没听她提起过去，直到她死后，才开始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楼信达听了母亲旧友的忆述，方始追悔。
奚纹，是林希翎当年的狱友，同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在监狱组织上安排的“政治学习”中，事先安插的“积极分子”轮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但一个接一个被林驳倒。主持人无计可施，只得领着众人高呼口号，在声势上压过她。“仿佛让我重温了她在北大千人大会上辩论的情境。当年我崇拜的人物，竟然就在眼前。”奚纹回忆说。
当时北大千人大会也在场的钱理群，记得林希翎一番爆炸性的讲话后，有人为她鼓掌，求她签名，也不乏人轰她，甚至递纸条辱骂她。林希翎的演讲把北大内部本来就存在的两大派系之争推向了白热化。在《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一文中，钱理群写道：“因为当时年龄尚小，她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原来没有想过的，一时也想不清楚”，“但对那些轰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觉得有违北大的民主传统”。
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朱毅，曾牵头为林昭塑像，也正是在为林昭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林希翎是“反右运动”中一个绕不过的“风暴眼”。
朱毅采访北大学生张元勋，张说起林希翎在北大三角地讲坛的风姿，就学起她的声调和语气，俨然被林希翎当年的气场所征服；之后，从林昭的恋人甘粹那里，朱毅又得知，甘粹正是主持了林希翎在北大的讲演，才被打成“右派”。在被人夺走了话筒和稿纸后，甘粹嘴里还不住重复林希翎的话：“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归葬北京
在林希翎过世的当天，朱毅还和她通了电话。与身在北京的朱毅联络，几乎成了林希翎最后一年的日常活动。
朱毅习惯称呼林希翎为“大姐”。2009年9月21日晚11点25分(北京时间)，巴黎正是晚饭时间，朱毅就如常给林希翎挂了个电话。“大姐打电话，总是让我放下电话，她回电。她说，你没有钱。而她自己的生活来源，仅仅是法国政府发放的500欧元救济金。每个月打打电话就花去400欧元。”朱毅说。
但是那天，林希翎却抓着电话不放，吃力地要往下说。电话那头沉重的喘息，分明听出日渐严重的肺疾给她带来的痛苦。
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忧虑：儿子工作的落实，找钱理群写悼词，还有“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朱毅觉察到不对，但那头的声音已经微弱下来，只能艰难地捕捉到“统一……普世……两岸”几个字眼。随后，任朱毅在北京的电话前疾呼“大姐，大姐”，电话那头，却再无人回应。
第二天早晨八点零五分，朱毅接到楼信达电话，获知林希翎已经在巴黎与世长辞。楼信达检点母亲的遗物，打开她身处巴黎九十四区公寓的冰箱，只有两个蛋和三个西红柿。
“‘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是什么意思？”朱毅当时没有回过味来，直到之后在杂志上看到原中国人民大学纪委书记王前说，“如果林希翎不平反，我的骨灰不进八宝山”，朱毅才揣摩出“大姐”的心思：要归葬北京。
在林昭铜像前举行迎林希翎骨灰仪式”的计划，在朱毅的脑海里成形。2009年成立的林希翎慈善基金会，正是由他担任秘书长，主要为当年的北大难友筹款。
朱毅原想，把“大姐”的骨灰在林昭的塑像者严正学家暂时安顿一下，等塑像完工，再在北京安葬。但考虑到其中的压力，朱毅还是听从楼信达的建议，让林希翎的骨灰，回浙江温岭老家入土为安。
今年11月6日，朱毅接到楼信达飞抵国内的消息后，就让林希翎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书瑶知会了北大和人民大学。这一来惊动了北京的公安部门。“他们没有理由来阻挠，但叮嘱千万要低调。”朱毅说。
“像林希翎这样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地方绝无先例可循。”温岭市党校教师、温岭市宣传部原副部长穆毅飞说。这位天天出现在台州电视台评点新闻的当地“名嘴”，主持了林希翎的追思会。温岭从属台州，“台州式硬气”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而为世人所知。
整个仪式进行得按部就班，几乎没有受到干扰。“一不参与，二不干扰，三有所防范，就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归侨看待。”穆毅飞这样解读当局的态度。葬礼当天，当地的统战部门无人出席，穆毅飞说，“既然是普通归侨，政府官员就没有必要到场。”
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
这趟回国，楼信达很匆忙。他说，自己从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接收的5000欧元丧葬费，还来不及换成人民币，就揣进了行囊。
楼信达现在还记得，母亲在法国的家里，常在客前翻出影集，把她和吴仪等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指点给人看。2002年朱镕基访法期间，她还作为旅法华人华侨的代表受到了接见，这是两个“老右派”穿越般的见面。
近年来，她的声音越来越鲜为人闻。朱毅甚至认为，她的晚年近乎孔子的“述而不作”。
在楼信达眼里，这事的起因很单纯。因为母亲出访美国期间，常有人来找她合影。“林大姐，你为什么不收费？”有人从旁提醒，她还不知所然。后来才知道，不少海外“流亡者”靠这种方式，谋个政治身份，混口饭吃。“我妈特别看不起给自己贴标签，而不是自食其力的‘流亡者’”。
1980年代初到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为林希翎提供了一份三年的高薪合同，请她编写关于“五七”的历史书。收入有余裕，她甚至和温州商人合伙做起生意，但事后钱款被骗。没有工作的林希翎，为补贴家用，到处找中餐馆打工，扫大街的活也干过。
但是，“她从来不缺赚大钱的机会，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楼信达说早在1983年，台湾方面网罗林希翎，被她顶了回去。
1999年，法国出兵科索沃，林希翎又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导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无条件资助她的法国托洛茨基派的劳动人民党，在经济上对她“断供”。
“她这个人有点‘傻’，完全不像一个中国人。即使在国外，也很少像她这样直来直去，由着自己意志说话的人。”楼信达感触良深。
入土为安
离开中国大陆整整26年，林希翎并未斩断和故土的联系。早在2004年年初，林希翎曾返回北京，在临近平安大街的协作胡同，租住了半年，试探平反的可能性。
“八无八有：无私无欲、无怨无悔、无辜无奈、无仇无敌；有心有肺、有情有义、有肩有骨、有胆有识，是林希翎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时献上的挽联。在朱毅看来，这也正是“大姐”的自况。
在太平山公墓的坟碑上，穆毅飞为林希翎选定的墓志铭，深得家属的认同。这是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我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难以合作，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幸运的是，在民间我有大批朋友、志同道合者。感谢上苍，在我九死一生之际，总会派出天使，将我救出死亡的幽谷。我也无怨无悔，将身上的十字架背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我妈一生的写照。”楼信达说。
在牧师的祷告声中，冷风扫过坟堆。六位“五七难友”一一抱过林希翎的遗像，若有所失。他们和林希翎都素昧平生，其中最高龄的叶光庭，已经88岁，而年纪最小的叶孝刚，也已70岁。“你们世人要归回，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牧师诵念着《圣经》，老人们则在风中战栗。
墓碑上，林希翎和楼洪钟的名字，一红一黑。事前，楼信达征求父亲楼洪钟(林希翎前夫)的意见。这位出身浙江农村的知识青年，当年因崇拜林希翎而与她结婚，如今希望死后能安葬于林希翎的旁边。
“没有什么比在故乡入土为安更好了。”朱毅对着林希翎的遗像，深鞠一躬。
（文图来自网络。）
一九五七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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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