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丨邓天雄：我的苦尽甘来的老母亲

原创邓天雄新三届

老编的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节将临，本号特辟“春晖”专题，邀约新三届朋友缅怀母亲的一组文图，以为慎终追远、不忘来路。

作者简介

邓天雄，1953年生于成都。初中未毕业到云南支边八年。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现为西南财经大学哲学教授。

本文作者与母亲。

原题：

寒冬忆母

上篇——

又值寒冬，虽有空调，还是怀念儿时让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炭火，怀念寒夜里我长满冻疮的脚，总会被母亲捉住，捂在她温暖的胸膛。每忆至此，怎不叫人有泪盈眶！

母亲陈孝先去世五年了，心静的日子，常常会想起她。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待人处事，她的勤劳节俭，她的智慧善良，她的偏爱狭隘……哦，母亲，你不仅给了我身体，还浸染了我的灵魂！

全家福，1981年。

母亲的勤劳

也许这值不得特别描写吧，天下的母亲大抵都是勤劳的。但看到今天城市里好几个女人围着一个小孩转，就不得不惊讶母亲拉扯大六个孩子，却从未请过保姆，尽管家里也曾小康过。我自己怎样被带大虽有一些记忆，但印象更深的是妹妹的成长。

那时母亲在酿造厂工作，一早出门，牵着我，背着妹妹，直奔工厂。文革前工厂晚上常有政治学习，所以我们经常一天三顿都在厂里吃。母亲的襁褓和厂里的摇篮一度是妹妹生活的全部地盘。多年以后，母亲仍退而不休，只要一到我家，就将锅碗瓢盆用碱水洗得铮亮如新。有时回家，看到她背着孙子在厨房忙碌，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们也劝过她不要那么劳累，听到的还是她从我们小时就反复说过的话：变猪就不累，吃了就睡，就是长肥了要挨一刀。这些话当时好像没有听进去，可是它是怎样无形中影响了我的人生啊。我中学时因替人出头差点被全校批斗，是班主任吴老师跟工宣队说，这个学生不仅学习好，还爱劳动，本质是好的，就让他写篇学习毛选的讲用稿吧。在云南农场时，我桀骜不驯，常顶撞领导，入团都成了困难户。是团支书徐平顶我，一句“他劳动偷不来懒”，让我后来的路顺了许多。

母亲和她的孙子，1986年成都南郊公园。

母亲的善良

母亲有个习惯曾让我们不解，她不喜欢煮稀饭，当然也不喜欢吃稀饭，即使晚年她牙齿基本落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后来知道了原因，那是她当师娘时落下的病根。

父亲在解放前开了个小作坊，请了几个帮工，还带了几个徒弟。母亲除了带小孩外，还要帮忙煮一大堆人的饭。父亲曾交代说，工人是下力的，稀饭不顶事。这话之后就成了对母亲的最高指示。多少年来，顿顿干饭，要不是过粮食关，她连稀饭的味道可能都忘了。父亲的几个徒弟因此对她像自己的亲娘。

我们的田师兄，解放后曾被启发批判自己的老板，可他说，啥子剥削哦，师娘还给我们洗衣服煮饭，大家都在劳动。1950年代初税收很重，作坊很难维持了，田师兄就出去打工，挣钱回来帮师傅缴税。后来他当了厂长，费了许多周折，才把公私合营时错误征收的住房还给了我们。

我们的大师兄，大的小孩比我还大，几个孩子见了我和妹妹只管叫师叔小嬢，旁人不解，他们一笑了之。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这些师兄们是绝不会忘记待他们如儿子一般的师娘的。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亲戚很多。因曾祖母太强悍，打跑了几个儿子，有的生死不知，有的流落在外。他们的后人有的找了回来，在大多亲戚那里都遭受了冷遇，唯独母亲热情相待。我们家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在成都的落脚点。吃住之余，母亲往往要送点旧衣物之类的东西。这种事虽小，却不是人人能做到的。

我的大伯以前学道士，解放后还俗，没有一技之长，家境不好，去世又早，他的儿子有多少个团年饭是在我们家吃的啊。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增广贤文》里这些关于世态炎凉的话，母亲是知道的，但她以自己的善良，让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给了多少亲友以温暖啊！

我们住浆洗街时，邻居有个宋姆姆，老公是木匠，家中四个小孩。很长一段时间，每个月都要找母亲借五块钱，等过了十来天再还，到时候又再借。家里也有手紧的时候，但母亲从未推脱过。这边借出去，那边又叫我到二伯或者幺伯那里去借回来。跑路的往往是我。我难免不解和抱怨。母亲说，我们还有亲戚可借，他们那么困难，怎么好意思说不借呢？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就是我的母亲，类似的待人接物，数不胜数。

76岁生日，母亲和她的四个女儿，1996年成都永陵。

母亲的节俭

母亲出身农家，节俭是其本色。她晚年与我的矛盾多缘于此。记得住浆洗后街时，曾为了让她换一条毛巾而多次劝说，那毛巾可是洗得没一点毛，只剩经纬线了啊。她辩解说解放前没有用毛巾，随便一块布不也把脸洗了吗？

我没辙了，只好搬出三姐曾工作过的毛巾床单厂的事来吓她。我说你记得三姐的好朋友陈淑华不？她说记得。我说她现在惨得很。她问怎么啦？我说现在厂都垮了，在家待业，吃饭都成问题。她说好好的工厂怎么会垮呢？我说毛巾卖不出去呀，就是像你这样的太婆两三年才换毛巾，把人家工厂都搞垮杆了！母亲沉默半晌，终于幽幽地说了一句，那就换吧。对付母亲这一代人，上纲上线还是比较见效的。

小时候和妹妹跟母亲在厂里吃饭，十几块钱我们三人就要吃一个月，早饭、午饭都在厂里吃，连晚饭有时也在厂里吃。最奢侈的事就是发了工资的第二天，母亲常带我和妹妹在甜食店一人吃一个醪糟粉子蛋。有的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老干妈之类产品不感兴趣，这么说吧，大凡酿造厂里生产的东西我都不大喜欢，十几年啊，那些东西一直在为我佐餐，难道还没有吃够？

后来改革开放了，家里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可能是以前饿怕了，母亲对吃一点都不吝啬，经常炖鸡炖肉，还常说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才是真的。可对衣服日用品之类的东西，却是能省就省。她有件汗衫，洗了后挂在衣架上，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大洞小眼，像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我说老妈呃，你还是给我们留点脸面吧。她说穿在里面别人看不到，丢什么脸？后来给她买了新的，好说歹说，才把那件可以进博物馆的劳什子淘汰了。

77岁生日，母亲和儿女们， 1997年成都南郊公园。

虽然家里也曾经过过好日子，但多数时间是贫困的。舍不得丢东西就成了母亲的习惯。浆洗街桥南街住的都是老式的砖瓦房，门坊门板间隔都是木头的，钉钉子很方便。母亲虽然把桌椅餐具等东西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可墙壁和门后挂满了各种袋子，使得家里看起来并不整洁。

这些袋子被我戏称为“炸药包”，里面究竟装的什么可能她自己也不完全记得。让她骄傲的是那个我外婆传下来的竹篮，我们叫“簸簸”，里面真是包罗万象啊，从各种针头线脑到我可以玩的黄蜡吸铁石，通通的有！每当有破衣服要补，母亲从簸簸中找到所需的材料时，那个得意劲就不摆了。

母亲晚年时子女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不时有孩子给她添些衣物，可她很少上身，有时还穿当年的工作服。当问她为何不穿新衣服时，她总说我留着走人户的时候穿。我可怜的母亲啊，还在想着要在她的兄弟姊妹邻居朋友面前光鲜一把，显摆一下。

她没想想，在她瘫痪的八年时间里，先她而去的有多少故人。邓陈两家，到母亲去世时，邓家这边她是同辈人中的最后一人，娘家那边也仅存一个表弟及弟媳。我们收拾遗物时，看到好多衣服都未穿几次，有的光彩如新。由于身材款式等问题，这些衣服后人很少留下，让保姆选了一些，剩下的付之一炬。节俭的母亲如泉下有知，该是怎样心疼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你常说的话，怎么就那样想不通呢？

78岁生日，母亲生病前最后一次外出，1998年郫县世界乐园。

母亲对文化的热爱

文盲的母亲对文化极其热爱。大跃进时她在厂里参加了扫盲班，一有空闲，就拿出扫盲班的教材诵读，念得我耳朵都听起茧了。特别是那篇“今天我登上了天安门，比我结婚那天还要高兴”，母亲老把那个“还”念成还珠格格的“huan"。我还没上学读书听起都觉得别扭。你一纠正她她就笑，好像她是在有意搞笑似的。由于没文化，母亲在工厂里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她非常羡慕那些做会计文书之类工作的人，也常以那些人为榜样教育我们要好好学文化。

母亲没文化，却无师自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些道理。她很早就把我当经济人看待，以金钱来刺激我的学习成绩。一个5分一分钱，就是母亲对我一贯的政策。每逢期末，把各种作业本搬出来，一本一本地数5分，最后看到母亲含笑掏出钱来，那是我们母子俩最快乐的时光。

有了电视机后，看电视成了母亲的一大爱好。戏曲和电视剧是她的最爱。解放前她也曾跟父亲到戏园子看过几出戏，还听别人讲过一些戏文。母亲对自己还有印象的戏特别喜欢。什么穆桂英与杨家将、薛仁贵与樊梨花、刘备曹操这类的戏，她是百看不厌的。不但自己看，还要有人陪着看，经常兴奋地叫我坐在她身边，给我讲戏中的情节。

比起父亲来，母亲是幸运的，她的长寿，让她赶上了电视与汽车的时代。让我称奇的是，母亲跟我们一起看电视，居然看懂了足球。每当看到球员把球踢出自己的底线时，母亲都要兴奋地大叫“搅球”（即角球，成都话“角”本应读“ge”），引得我和儿子一阵大笑。

79岁生日，母亲在家中切蛋糕，1999年。

母亲的智慧与胸怀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却称得上是睿智的。她记忆超人，几十年前的事，能讲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在家庭大事上，她比父亲显得更有远见。

1950年代，国家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母亲不顾父亲反对，报名参加了工作，当时我才两岁多，母亲得下多大的决心啊。1966年父亲两次摔倒，终因脑溢血而瘫痪。他求母亲退职照顾他，母亲没有听从，自己仍旧上班，白天请父亲没有工作的大哥帮忙照顾，下班后自己不顾劳累，接着照管父亲的饮食起居。

晚年母亲曾讲起这些抉择的原因。她说当时搞公私合营，生意不能做了，我要是不工作，你爸爸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怎么养得活一大家人？后来他病了，又叫我退，那点退职金管不了多久，你们两个小的以后咋办？我当时要是退了，没有退休金，现在要给你们增加好多负担哟。

母亲有点信鬼神，却并不迷信。她有时讲起她听来的鬼故事，以及她自己看到的所谓鬼，绘声绘色。但讲完后她总爱补充说，这些可能都是假的，或者是看错了。因为共产党说没有鬼。她说，她的老家也就是成都郊外的神仙树，解放前时兴供奉坛神。家家都摆一个大坛子在神龛上，谁要动了可就不得了了。她亲眼看见她的一个长辈因为动了坛神而发疯，在酒席上把桌子掀翻，提起八仙桌的一条腿就舞了起来。但怪了，解放后不准供坛神，也没见谁发疯了。所以啊，母亲总结说，就算有鬼神，毛主席也是最大的神仙。他一出道，其他鬼神都只得让路了。

母亲有时也到庙里烧香，但从不刻意为之。她常说心到就行，菩萨又不炒菜，也不买东西。送到庙里的清油和钱，还不是和尚点灯炒菜买东西用了。有一次周末无课在家，母亲的几个老同事来约她去烧香，她说要给我弄饭，几个老友就笑她想不开，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然后就问我能不能以后工作了每个月给母亲几十块。我开玩笑说我只挣几十块，都给了我喝风啊？她们狂笑后劝我母亲，说还是组织靠得住，你现在不去烧香，以后下去了哪个组织管你哦？母亲听后只是笑笑。

尽管解放后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但母亲对共产党和新政府却少有怨言。也许她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的吧。解放前没有工作，在家中毫无地位，父亲尽管最先是学厨师的，但煮饭等家务都由母亲承担。家中大小事务皆决于父亲。父亲嗜好烟酒茶，甚至抽上了鸦片。每谈到此事母亲就说新社会好，她说那么多人劝你爸爸戒鸦片，都不成，共产党一来他就戒掉了。

她还说旧社会乱得很，外婆在神仙树家中就被棒老二抢过。天府广场以前叫煤山，刘湘邓锡侯两个军阀曾在那里大打出手，吓得家里人都往乡下躲。日本人扔炸弹炸成都，少城公园的动物笼子被炸坏，一只猴子跑到桂花街到处翻东西……总之，旧社会一片混乱，穷人更多，还是新社会好。在新社会父亲要弄饭了，妇女能参加工作了，没有吸毒卖淫等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80岁生日，母亲因幺女迟到而生气，2000年天府广场。

母亲的为人

我能有较多的好朋友，是跟母亲的为人分不开的。母亲待客的理念是“在家不会待宾客，出门少主人”。母亲对子女的同学朋友异乎寻常的好，有多少同学在我家里吃过饭、留过宿啊，以致几个中学同学都称母亲为老妈。在我去云南支边的日子里，他们多次帮母亲刷墙打扬尘挑水。我从云南回来上学时，我家每个周末都是返蓉战友聚会的场所。那些欢声笑语，仿佛至今还在耳畔回响。

跟儿媳的相处，母亲也有自己的高招。“会爱儿的爱媳妇”，是她多次讲过的话。在我家带孙子时，中午她常常是随便对付一顿，等晚上儿媳回来时才炒新菜。儿媳换下来不及洗的小东西，有空时她随手就搓了。

母亲啊，你的爱心善念媳妇是有感应的。你去世后，我想把你的骨殖放在家中供奉一段时间，问媳妇怕不怕，她说妈那么爱我们，在家里只会保佑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直到现在，一遇到为难的事，比如自己的儿子儿媳考试、找工作、出远门，家里有了大蜘蛛，她都还会站在你的遗像前，心中默默念叨，祈求你的庇佑。

80岁生日，母亲与儿孙们， 2000年成都人民公园。

母亲的偏爱与狭隘

写到这里，母亲差不多成完人了。但天底下哪有完人呢？

作为多子女的母亲，偏爱是个大忌。我观察到有不少家庭是因父母的偏爱而失和的。但这种偏爱又是很难克服的，母亲也不例外。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们家姊妹年龄相差很大，跟我挨着的姐姐都要大我7岁。姐姐哥哥们或早早工作，或在外读书。父亲过早去世后，陪伴母亲的主要是我和妹妹，所以母亲对我们两个小的特别关爱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两个小的中，又因为我是男孩，17岁就离家远走云南，母亲特别心疼。六个子女中，她最爱到我家，住的时间也最长。妹妹曾感叹说，我们妈爱娃娃的方式很特别，最爱小哥，就是要他多做事，多出钱。是啊，我25岁从云南回成都后，家里的事就主要由我操持。清明祭祀，母亲生日，除夕团年，都是我在安排，出力出钱多一点是事实。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母亲常到我家，除了帮我做一些家务外，有时还要贴一点菜金。特别是临终前几年，多次表示要把住房留给我，我拒绝后，又说要留给我的孩子。我说你不是常说“竹子都靠不住还靠笋子”吗？她方才作罢。

母亲瘫痪八年，我们姊妹齐心协力地照顾，得到了邻居和保姆的高度评价。现在每年几次大家庭团聚，其乐融融。很难想象我要是有贪念要了房子，会不会有这样的场面。

82岁生日，孙子和重孙为老人家唱生日歌，2002年红牌楼曾大妈餐馆。

母亲的偏爱还表现在对自己的孩子和儿媳女婿做家务的看法上。前面写过，她认为“会爱儿的爱媳妇”，但在实践中，这个理念是没有贯彻到底的。我爱人一直想不通的是，母亲在我家时老是觉得我又工作还要煮饭，太累了。到我妹妹家又觉得妹妹要工作还要洗衣服，也太累了。可我妹夫跟我，她跟我妹妹做的是同样的事呀，怎么没有提一下他们也累呢？母亲的这种念叨让我和妹妹也感到难堪，还有点怕因此影响家庭关系。“家家都是乖乖女，就是难见好儿媳”，“要公道，打颠倒”，道理母亲懂，可是……

晚年生病后的母亲对保姆是很挑剔的，这给我添了很多事。当时有个电视剧叫《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大家看后都觉得有点夸张了，但我家前前后后请了40几个保姆。要不是贺德花大姐能理解和善待老人，一人做了三年多（2003年1月到2006年8月），60个保姆可能都打不住。

母亲对保姆的态度跟她对其他人态度的巨大反差，让人不解，我分析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是受旧社会的影响，觉得保姆工作低贱，是下人。所以我们请她对保姆好一点时，她常说还要咋样，她都跟我一样的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是以自己为核心而划分圈层的，离自己越近的，道德责任就越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好，爱屋及乌，也对孩子的同学朋友好。但当一个陌生人到她身边时，她首先感到的是紧张和怀疑，怕人家对她不好，怕人家拿她的东西，这样善意就很难释放出来了。

二是母亲生病前是比较要强的人，一再说老人要有自己的房子，过自己的日子。但病后萌生了想跟个孩子的念头，自己又不好明说，就折腾保姆，让我们感到耗不起。说实话，我原本是有准备让母亲跟我的，种种原因吧，最终没能如母亲所愿，这注定要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隐痛。

2012-1-16

下篇——

左起：父亲、母亲、大姐秀珍、二姐玉儿、外婆、姨妈。1939年于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

母亲的坚强

母亲是坚强的，每当我看到上面这张老照片时，就能深深地感到这点。

照片上的人，都是母亲的至亲。其中三人早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去世，她们是我的姨妈、大姐和二姐，都是照片中年少之人。

母亲的人生从年轻时就屡遭重创。古人认为人生之悲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将其称为人生三大悲。这三大悲母亲差一点全都遭受了。她少年丧父丧兄，中年丧夫，青年丧子。母亲原有兄妹三人，家中良田数亩，本应是个温饱之家。但在她10岁时，她父亲突然去世，哥哥尚未成年，我外婆又是小脚，家景骤然陷入困窘。不得已，她被送到城里守经街的姨妈家寄养。

待其兄长刚成人，能挑起家庭重担时，却因肛瘘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而病逝。我舅舅的死对母亲的打击之大，不亚于我外公的去世。直到晚年，她还常常提起，说你们舅舅人长得标致，又顾家，不仅会做田里的活路，农闲和过年过节时还要到城里推鸡公车，那些太太小姐都喜欢坐他的车，他要是不死，我们陈家可能就发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母亲未能上学读书。15岁时就开始说人户，16岁嫁入邓家。那时父亲还在餐馆里帮人，打工仔而已。其后就是生小孩带小孩，与父亲一道创业。1941年的流感和肺炎让母亲痛失亲人，大女儿、二女儿相继在病中离世。

命运于她，已经是太残忍了，其后的1945年，霍乱又夺去了她妹妹和长子的生命。放在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年轻的母亲是怎样挺过这一段苦难的岁月，而她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总是淡淡地说，我们是惨，不过那时候恼火的人家多，也就木了。

83岁生日的母亲，2003年红星路广场。

1966年初父亲不慎跌倒小腿骨折，骨伤刚好在家中过门槛时又再次跌倒，引起偏瘫。当时家里除二姐在重庆读书外，其他姐姐哥哥都已参加工作。我那年才13岁，就不得不挑起照料父亲的担子。有一次烧肉烧糊了，怕母亲责怪，只好和妹妹吃一点糊的，把好的留下。后来大伯来了，情况才好一点。

母亲工作之余，全忙于照顾父亲。但父亲由于长期饮酒，已产生酒精依赖。尽管医生一再叮嘱不能喝酒，也制止不了父亲对酒精的渴望。最终父亲于1966年底因脑溢血病逝。父亲的死对母亲也是一大打击，她常对我感叹说，生你的时候你爸爸就说得子太晚，果然应验了。他一辈子没有说多少好话，就是跟你们说的那句你们妈这辈子太苦了，以后要对你们妈好，让我感念。你们底下的两个还小，好在我有工作，不管咋样都要把你们盘出来。

文革中家里没大人管，我成天在外游荡，让母亲操了多少心啊！1967年5月6日132厂武斗那天，我在川医随车去看热闹，第二天凌晨5点才回到城里。在南大街昏暗的街灯下，我遇到了发疯般到处找我的母亲。母亲那时的眼神和眼泪，永刻在我的脑海。1971年云南军垦农场来学校动员支援边疆，我不顾母亲反对，偷偷把户口下了。

母亲从参加工作起，就知道自己是资方人员，哪里敢跟政府政策作对，尽管百般不愿，也只好默默咽下这杯苦酒。我对她的伤害之深，只有等自己懂事了时才能知晓。后来回家探亲时，听妹妹说我走后母亲经常叹气、失眠。妹妹甚至说，以后要有知青轮换的政策，她到云南把我换回来，免得母亲那么难过。生有我这样的逆子而未被气死，我只能感叹母亲的坚强！

1998年10月，表姨从台湾回来，母亲到守经街陪她住了几天。22号中午接到表妹的电话，说我母亲11点过上厕所时出事了。赶过去看到母亲时，她嘴角有点歪斜，是那样的委屈和无助。急忙送到川医，经救治后仍然落下偏瘫，母亲开始了八年的抗病生涯。

经历了长时间的打点滴，母亲刚回家吃饭时手老是颤抖，于是我们和保姆都轮着喂她。后来我觉得这样会影响她身体的恢复，就劝她试着自己吃。母亲听从了我的劝告，用筷子不行，就用调羹，尽管不是那么利索，哆哆嗦嗦的，这一吃就是将近八年！

我曾对母亲说，有些事我们有心无力，帮不了你，你自己要多动多锻炼。顽强的母亲后来外出时坚持自己扶着楼梯上下楼。她拖着一条病腿，挪着竹椅在家中走路锻炼的情形，是她生存意志的最好写照。

我觉得在许多方面母亲的基因塑造了我。1971年去云南那天，分别时火车上哭声一片，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何而哭。在云南我唯一一次当众流泪是在第一次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时。包裹里有五斤腊肉，那时买肉要凭肉票，每人一个月只有半斤，我知道母亲和妹妹很长时间吃不到肉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会因感动而落泪，不为苦难而悲伤，这也是一种坚强！

母亲和她的长子、重孙女， 2004年芙蓉古镇。

母亲的诙谐与机警

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热爱，一点幽默感，一点看破人性弱点的机警，要顺利度过漫长的艰难岁月殊为不易，所幸这些素质母亲都有。

母亲不是很会讲笑话，但她所讲的一些小事仍让我们忍俊不禁。比如她的一个堂兄一生节俭，偏偏生了个喜欢山吃海喝的败家子。这位堂兄想不通，有天到神仙树街上小酒馆要了一两烧酒，一小盘花生米，一边吃一边气呼呼地说：“要捅大家捅！”（捅发音dong阳平，成都土话，弄烂的意思。）

重男轻女一直是我几个姐姐喜欢跟母亲开玩笑的话题。直到母亲晚年仍有人问她儿好还是女好，母亲的回答滴水不漏，从来都是“都好”二字。但1983年我儿子出生时，母亲却无意中露了馅。她在成都包家巷产院逢人就问生了没有，是儿是女。一听是儿就说“好”，一听是女就说“也好”。后来我们家的女孩，都只好谦称自己是“也好”了。

母亲一生机警，解放后尤甚。解放前她遭过轰炸和火灾，让她不得不处处留心。解放后这些事情没有了，但新问题又来了。厂里有一个叫何遇安的人，解放前跟我父亲一样，也开了个作坊，所以公私合营时是以资方人员的身份进厂的。1957年反右时，他因一个故事而被划成右派。原来以前他摆过他有天送货路过一个汤圆铺，就要了碗煮汤圆的水喝，结果伙计要收他的钱，他说喝点水要什么钱，伙计说你把汤圆都吃了。他很夸张地说那个汤圆之小啊。

当时听龙门阵的人都哈哈大笑，反右时有人把这事翻了出来，说他污蔑社会主义的汤圆太小，没有解放前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立场在作怪。这事对参加工作不久的母亲影响很大，她多次说我们是资方人员，说话要小心。那件事唤作是一个工人说的结果就不一样。直到很久以后，只要我们议论社会问题，母亲都会提醒干预，叫我们谨言慎行。

文盲的母亲一生从未上当受骗过，有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就在春节前几天，我还被一个钓鱼网站骗了200块钱。我家长期住在南河边，滨江路一带是诈骗案的高发地，也是母亲经常散步的地方。时不时有邻居上当受骗，多是一些老人。我们也担心她上当，就跟她讲那些案例。结果母亲说什么金币外币手表首饰，她都看到过，都有人冤（诓骗的意思）过她。她没上当，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贪。

母亲说，那些人把东西说得那么好，那么贵，结果又只要那点钱，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哦。我劝他们自己留着，他们说有急事要用钱，我就劝他们找公安帮忙。母亲的不贪是一以贯之的，对炒股票等行为，母亲不能理解。她说大家都赚钱，哪个亏本？钱又不会自己长出来。

对赌博，母亲更是嗤之以鼻。她常说，只看过赌博败家的，没看过赌博发财的。对房地产热，她更是感到害怕，她说地都拿来修房子了，以后吃啥子哟？她的名言是：利大本不归；你想别人的衫衫，别人想你的褂褂；你有九算，我有十算，你有十算，我晓得不干。

也许我们会质疑母亲的层次太低，都像她那样想，国家还怎么发展？股市、房地产、麻将馆不是都要垮杆了？事实当然不会像母亲想的那样，不过我们这些没有资源缺少信息的小老百姓，在投身那些高风险暴利行当的时候，多一分警觉，少一点贪念，不是很有必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