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述杭：在西南非洲处置车祸伤亡事故

原创米述杭新三届

作者简介：

米述杭，1968 年毕业于北京八中，1969 —1978 年在北京玻璃研究所当工人，1978—198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本科学习，1982—2005年在北京市进出口委和中国北京国际经济合作公司从事海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承办海外中外合营企业和援外项目，2005年退休。退休后喜欢国内外自驾游和自由行。

1995年朱鎔基到工地视察，本文作者汇报工作。

原题：

西南非纪实之一

1999年5月9日深夜，一阵急促的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不情愿地打开了床头灯，下意识地看了一下闹钟，深夜一点。朦胧中我计算了一下时差，此时正是非洲纳米比亚晚上七点，一定是那边出问题了，我顿时睡意全无，赶紧拿起话筒。＂米经理，本不愿意打扰您了，但事情太紧急和严重了。″话筒那边传来小梁抱歉又焦急的声音，国际长途的电波使得他的声音有些滞后。

“不要着急，慢慢说。”我的心一下了提了起来，但声音还镇静，“出什么事了？”“咱们的卡车去现场的途中翻了，车上有一个人当时死亡，还有两人重伤住院。”“没有咱们的人吧？”我指的是中国人。“没有。”我的心放下大半，“别着急，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明天（其实是今天）一早就飞回去！”

我当时在纳国当项目经理，承担我国政府援建该国的一个住房项目。临时回北京出差，事已办完，正准备回去，不料就发生了这件事。

在国外当项目经理同国内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异国他乡远离总部和领导的情况下，在完全不同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环境里，你必须独立地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你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独立地做出决策，难度在于，在你必须做决策的时候，信息和情况往往不全面，你只能凭经验和判断决策，并承担由此决策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纳米比亚地处南半球，距我国直线距离15000公里， 1990年同我国建交，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比同我国距离较近接触较多的亚非国家还要大。恰当地处理突发事件的难度也相对加大。好在我1993年就到该国长驻，1995年就在那里当项目经理，也是几经风雨了。所以知道出事的消息后，我并没太慌张，特别是听到没有中国人死伤的消息，我心里踏实了一多半。但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我心里还是一点底没有。

从北京到该国，要经新加坡和约翰内斯堡转两次飞机，最快的航班连接也要近24 小时。好在不是旺季，从北京到新加坡、新加坡到约翰内斯堡的飞机上都不是满员。我找了后排没人的座位，把中间的三个扶手掀起来，抓紧一切能休息的时间，躺下睡觉。

我知道，飞机到后，我就要立即开始工作，没有时间像以前一样，睡它一整天，调整时差和弥补国际旅途的疲劳。

过了移民和海关出口，一眼就看到了在此等候的小梁，他一边接过行李车，一边说：“够累的吧！”我说“还可以，飞机不满，有四人空位，睡了一路。”

到了停车场，一眼就看到了我们的2.4升的柴油丰田双排座银灰皮卡，将行李放到后排座后，小梁很快驶上国家公路。纳国在独立前是南非的一个省，国家级公路路况极好。据说南非的公路密度和路况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

车速稳定在120公里后，小梁开始讲车祸发生的经过。乔那思的卡车是8号下午4点多离开咱公司办事处的。车上装的主要是木材和吊顶板。夜里2点，奥它威市公安局来电话说，我们的卡车翻在了距他们市十几公里的公路边，有几个人重伤，几个人轻伤。

重伤的人送到市医院，轻伤的人已经处理完走了。他们是从车上的人得知是咱们公司的车和电话号码的。再详细的情况他们也就不知道了。夜深人静的，我也没打扰别人。天亮后，我先给江苏法院工地的丁经理去了个电话，打个招呼，有什麽事好找他们关照！

“上班后我找的咱们的朋友材料商约翰森，把情况告诉了他。他找楚梅布的朋友，把散落的建筑材料先找个地方收起来，能用再用。然后我到保险代理那儿报了险，楚梅布的保险公司代理已经勘察现场，代理说索赔没问题。上午我又到建材商普堡克威司材料供应商那儿重新定货，还得想办法运过去，工地还等着要呢。下午同工地通电话，告诉他们卡车到不了了。

“据他们说，当时除司机外，车上有咱们4个工人，卡车晚上8点多才离开首都，当时搭车的除了咱们的工人，还有七八个人，驾驶仓里可能有3个女人和两个孩子。他们都在车厢里睡觉，就听当的一声，等他们醒来时车已经翻了。当时可能是夜里11点左右。

后来救护车来了，拉走了3个重伤的，司机、一个木工、一个瓷砖工。工地上想让一个人过来，怕我一人忙不过来。我想，您10号就回来了，就没让他们来。晚上同您通的电话。”

小梁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您还记得吗，乔那思现场刚开工时，还提过想要一个助手，说有时车坏在路上，一个人忙不过来，后来不提了。他后来在回来路上捎搭车的，还捎点货，挣点外快，可能多个助手就不方便了。我看他确实辛苦，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想到他这回带这麽多人！”

离开国家级公路，小梁收油换档减速进入市区，接着说：“昨天上午，我和丁经理开车到出事现场去看了，公路边还能看到零星散落的木材和小块吊顶板，在100米以外发现一根撞断的里程桩，没有和其他车辆撞击的的迹象。当地市医院说，一个人到医院后就死了，另外两个重伤的转到了首都市中心医院和卡吐吐拉医院。回来后，我到医院去看过他们俩，都在抢救室，昏迷不醒。”

1985年本文作者（左）在斯里兰卡和当地合作伙伴参加世界银行工程项目投标。

“家属反映怎样？”我插了一句。“乔那思的一个双胞胎的弟弟，一个姐姐和一个表弟在医院见到了，就是他表弟说，如果公立医院条件不好，可以不可以转到私立医院，别的家属还未见到。”

我说：“可能家属还未赶到，咱们的黑人工人的家属大都在八九百公里外的北部。”“可能吧！”说着话，就到了项目组在首都的办事处，小梁跳下车，打开大门，两只大狗跑过来，摇着尾巴，跳起来欢迎我们。

项目组在该国首都办事处是一套有三间卧室两个厅和一个独立的佣人房的院子。院子较大，可以停4辆车和堆放很多建筑材料和工具。最多时这里住过14个人。但平时长驻的就小梁一人，承担材料采购和财务工作。

在国外搞项目，对项目经理来说， 3个人干5个人的活比5个人干3个人的活产生的麻烦要好解决的多，萝卜少坑多，可以一个萝卜两个坑，加班加点多发点奖金就行了，奖金的成本比增加一个人的成本要低的多。坑少萝卜多，有的萝卜没坑，无事生非，麻烦就多了。

一个萝卜两个坑，对于萝卜的素质要求就高多了。项目组的管理人员，除会讲外语，会开车，会熟练使用电脑，还要熟悉业务，多面手（在1995年，会开车和会用电脑的人还不像今天这样普及）。这样的“萝卜”比较难找，也太辛苦。

就拿小梁来说，大宗材料、木材、钢材、洁具、水泥等同这里的材料供应商谈好价格和供货时间后，由南非取道博茨瓦纳直接用４０吨卡车运到工地。小批量材料如油漆涂料、五金、电料和工地急需的材料在纳国首都采购，用我们自己4吨卡车随时运往工地。

工地距纳国首都1250公里，我们自己的卡车每周往返一趟，2500公里。上百种材料的询价、比价、谈判、定货、装运、同工地联系沟通到货情况、月底和材料商对账付款，向工地拨款这些细致繁琐的工作，已经使小梁没有一点空暇时间。工作之余，还要自己买菜做饭洗衣服。

说实话，这些工作量由两人承担也不算太少。我是北京、工地和纳国首都三处跑。我在首都时，还可分担小梁部分工作，我不在时，他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我有时讲这些和主题不太相关的事，主要是想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事件发生时我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我在处理问题时做决策的出发点和角度。

在国外当项目经理，处理问题时，所处的立场和角度同我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和传统的思想不仅不同，而且有时是矛盾和相反。事过之后反思，我都难以确定当时是对是错。只是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当时的环境和情况下我只能作出的决策。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罢了。

小梁打开屋门，一边按密码关闭红外线防盗报警系统一边说：“您没在的这两个月里，小偷光顾了两趟，保安公司赶到前都跑了，没丢什麽东西。”纳国由于经济情况不好，失业率居高不下，入室盗窃很多，很多中产阶级家里都装有这红外线防盗器，户主外出时打开，一旦有人闯入，警报器就响，保安公司的值班室同时监听到后就同户主联系，并赶到。

小梁将行李放到厅里说：“您先洗澡吧！吃什么我做。”我看了看墙上表，下午1点45分，同北京6个小时的时差，从家里出来快30个小时了。我按当地时间拨好手表说：“熬点粥吧！每次国际长途旅行后，就想喝粥。”

“江苏法院工地的王总今天早上抽空来看了看。”小梁点了一颗烟，接着讲车祸的事，“说5月8日两大新闻，一是美国轰炸中国南斯拉夫使馆，二是北京公司卡车翻车。中国公司都知道了。你们老米今天该回来了，和他说，别着急，中国人没事，好办多了，估计这回也得花一二十万纳元摆平。”

“花多少钱，我心里也没底。去年部里开会，碰到江苏公司乌干达的郭总，他们死了4个中国人，他花了16万美元。项目经理就怕死人，弄不好，一个项目白干！咱们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洗完澡，喝点粥，躺一会儿，然后咱们去医院看看！”我忧心忡忡地说。

在卡吐吐拉医院抢救室门外家属休息厅，我见到了乔那思的双胞胎弟弟，长相和声音同乔那思一模一样。见到我们之后，情绪倒还平静，只是说，他在部队工作，平时同哥哥往来不多，这次听说哥哥出事后，赶来的。

看着墙上保持安静的提示牌，我也没多说话，只是安慰了他两句，就到抢救室去看乔那思。乔那思躺在病床上，鼻子上插着氧气，下身盖着医院的白单子，头部的伤口包着纱布，呼吸有些急促。

小梁说：“医生说，出事之后昏迷就没醒过来，主要是内伤厉害。”他弟弟说，主管大夫下班了，他和他姐姐轮流来看护。看着病床上昏迷不醒残不忍睹的乔那思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弟弟，我不禁想起来乔那思被项目组招聘来时的一些情况。

乔那思是这个项目组招聘的唯一的一个非现场工人，是江苏法院工地王总介绍来的。以前在法院工地开卡车。中国公司或项目组的小车一般没有专业司机，由管理人员自己开。卡车一般雇个当地司机。中国公司在招聘这些司机时，一是要求驾驶技术一好，二是能讲些简单的英语，以便交流。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好找。

1988年斯里兰卡中外合营企业开工典礼，我当时是副董事长和总经理。

我们的项目刚开始时，王总他们的项目已接近尾声，就把他推荐到我们着来了。我们给他的工资是每月700纳元，长途每天补助10纳元，干得好另有奖金。这对当地司机来说是比较好的待遇，他自己也比较满意，工作很卖力，也很辛苦。

除了开车外，装车卸车的活也管。工地距我们办事处1250公里，卡车每星期往返一趟。基本上是在首都两天，装货。从首都出发到工地路上走两天。到工地后卸货待一两天，返回走两天，睡觉就在驾驶室里，每月要跑一万多公里，开工半年，跑了6万多公里了，基本上也没正式休息日，就是两头装货卸货不忙时抽空休息一下。

本来我们想给他涨点工资，他自己也没提，我们也没主动给他长，可能是回来的路上的外快收入使他很满意吧。通过同他聊天，知道他老家在北部，那里有一个老婆，他不经常回去，这里也有个家，也有个老婆。这对当地人很平常，说是老婆，其实就是同居关系，没什麽正式婚姻关系。

不管怎麽说，他是我们项目组没人可以替代的一个当地工人。想到这里，看看眼前，我心里一阵阵难受，几乎掉下泪来。离开医院时，我同他弟弟说，家属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能满足的尽量满足。说这话的时候，我底气也不是很足，不知他们会不会狮子大张口。他弟弟还真老实，只是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我同小梁说，他弟弟倒没说转私人医院的事。去年咱们一个中国工人让黑人打伤，住了6天私人医院，花了6000多纳元，合1500美元。他要是在私立医院住几个月院，咱可就惨了。过两天抽出空来，见见他的主治医生，请他吃顿饭，做做工作，如果没太多必要，家属要是再提转院的事，请大夫做工作。

顺便说，纳国同其他英联邦国家医疗制度一样，公立医院覆盖大众医疗，只收7纳元挂号费，其他免费。私立医院是为富人开的，费用极贵。当然，服务和水平不一样。

第二天9月12日，我和小梁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拜访了六七家同我们关系密切的材料供应商、制造厂家、保险公司和银行的主管和经理，向他们讨教处理类似事件的经验和当地的一些风俗和习惯做法。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世居纳国的白人，统治纳国的大部分公司。

纳国1990年独立时，努乔玛领导的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依靠占人口近90%的广大黑人群众的支持，在联合国监督的大选中获胜，成为执政党，因此纳政府部门基本由黑人掌握，总统、总理和各部部长大部分都是黑人，经济上基本还是由白人掌握，各公司的经理、主管绝大部分都是白人。

由于我是他们的大客户，他们一贯都对我十分客气和友好，有点什麽事都乐于帮忙。但这种事他们碰到的也不多，多数人没有直接经验，提不出太多有用的意见。有一个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他几年前开车撞死过一个当地黑人，有点类似的经历。他提出了很多有用的中肯的建议。

他说，根据他的常识和理解，如果你们的车辆没问题（按时年检和定期保养），你们在法律上没太多的责任。主要应是司机驾驶的责任，不知道他喝没喝酒，或是疲劳驾驶。

一般情况下，这种事你们要承担医疗费、丧葬费和其他一些费用。多数情况下，当地黑人比较老实，不会讹人，几千纳元可以解决问题。对于搭车的人，你们没有法律上的责任。

从他那出来后，我心里有了踏实了点，我们的卡车是新车，每7500公里定期保养，这些都保存有记录，应当不承担主要责任。医疗和丧葬等费从道义上讲，不管是谁的责任，我们是准备承担的，只是不知是多少，这回有了点底。

吃完晚饭后我小梁在办事处周围散步，小梁的手机突然响了，他只听了一句，就立即举着电话边听边和我说：“医院来的，乔那思死了！”我马上说：“通知家属了吗？需要我们做什么？”

小梁挂断电话说：“他弟弟和姐姐已经知道了，刚才打电话的就是他弟弟，他们明天早上到咱们办事处来谈如何处理解决！”听到乔那思死的消息，我当时是两种心情，一种是难过，虽然不是同宗同种的同胞，但他毕竟是同我们一同工作了半年多异国兄弟，多少有些感情，又是这麽死的，让人心理难受！同时又感到，这样一下就死了，比落个终身残废半死不活强！在问题处理上，也比躺在医院半年一年的可能更容易些。

第二天早上8点多，乔那思的姐姐和双胞胎弟弟就来到我们办事处，一坐下，他姐姐就掉眼泪，说他和乔那思多年不见了，知道他车祸的消息后，从北部家乡赶来，想不到连一句话也没说上，就这样分别了，边说边擦眼泪。

我是个轻易不掉眼泪的人，可见到着情况，忍不住眼睛也湿润了。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自己也拿了一张擦了擦眼睛说：“父母和他妻子知道吗？”她姐姐说；“父母年纪已经很大了，也不是很明白，没告诉他们。乔那思没正式结过婚，没有正式的妻子，也没孩子。”

本文作者（右）与当地的几个部门经理。

我说：“他和我们说，他有两个老婆，一个在北部老家，一个在首都。”他姐姐说：“那都是女朋友。”他双胞胎弟弟一直在旁边听着，没插什么话。

我说：“你在哪里工作呀，英语讲得很好，和我们交流一点问题也没有。不像其他北部来的妇女，不会讲英语，只讲当地话。”

她说：“我在学校工作，可以讲英语。”

看他们情绪基本稳定后，我说：“乔那思是我们当地工人中最好的，他的不幸确实令我们都很难过。但是，这确实不是我们的责任。我请教过有关人士，我们的卡车是新车，刚开了半年的时间，每7500公里定期保养，这些都有记录可查。应该是驾驶的责任。”

他姐姐听我这么说，脸色有点变，接过话头就说：“人已经死了，说谁的责任也没用了，目前是我们怎么办，我在学校工资很低，他弟弟也没能力承担丧事的费用。”

看他们主要的要求是丧事费用，我马上就说：“虽然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我可以负担全部丧葬费用。”

听我毫不犹豫地答应承担全部丧葬费用，他们俩人的脸色一下都好了许多。见他们俩没再说什么，我接着说：“大概丧葬费用需要多少钱？”

他姐姐说：“我们也没办过，不知到花多少钱。”看来这姐姐弟俩真是老实人，我就说：“你们想想，有哪些费用？”姐姐说：“要买一口棺材，把尸体运回老家。这里的一些乔那思的亲戚和朋友要回老家的往返车费，在老家还要办个葬礼。”

他弟弟说：“每天早上都有回北部的公共汽车，可以运尸体，医院附近有一个卖棺材的商店，我们可以去看看多少钱。”

看他们没提别的要求，我就说：“现在就可以去。你们俩怎么来得？”他弟弟说：“坐出租车来的。”纳国市区上下班以外时间，没有公交车，除了私家车就是出租，出租很便宜，可以几个人同乘，是没有私家车的黑人的主要出行工具。

我说：“那我们拉你们去吧！”然后我对小梁说：“把乔那思5月份的工资和补贴给他们吧！”我对他们姐弟俩说：“乔那思5月份虽然只工作了8天，我们这月还付全月的工资和补贴，可能你们现在正用钱。”

可能他们俩没想到这些，不知道说什么，只是脸色变得更舒展了。小梁拿出钱，他们签收时，说了声：“谢谢！”

在乔那思弟弟的指引下，我们很快就到了棺材铺。纳国首都按中国的标准只能算个是个小城市，规模相当于北京昌平县城，人口20多万。从1993年第一次到这里至今五六年来，我基本上走过每一条街道，到过所有的建材商店，进过大部分的各类商店，但进棺材铺确还是第一回。

他们姐弟俩在前边走，我们在后边跟着。一进门，先看到一款做工精细，装潢豪华的。我上前看了一眼价钱，一万多纳元。他姐姐赶紧说：“我们没有必要买这么好的。”我大概在店里先转了一圈，最便宜的800多纳元，中档的2000纳元左右。

他姐姐最后走到一款1800元的旁边，用手摸了摸漆面，又看了看装饰，对我说：“如果你能给乔那思买这口棺材，他应该会安息的！”

看到周围还有其他的顾客和售货员，我说：“咱们到门外谈吧！”到门外后，我问：“除了棺材、葬礼费用、回家的车票外，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要求。”他们俩都摇要了摇头。

我说：“你们能代表全部的家属吗？”看到我这么问，他姐姐有点着急的说：“我是他的亲姐姐，他是他的双胞胎弟弟，父母在北方，年龄很大，来不了，乔那思没有结过婚，没有别的亲人，我们不能代表，谁代表？”

我说：“你们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如果你们能代表全部家属，没有其他要求，我可以给买这口棺材。”听我这么说，他姐姐一下就平静了。

然后我又问：“葬礼要花多少钱？”他姐姐说：“就是请村里的人，买点饮料和食品，四五百纳元就够了。”我说：“那我们给800纳元吧！”他姐姐说：“足够了。”

我又问：“回老家车票和运尸体多少钱？”他弟弟说：“每人70纳元，一个棺材要三张票钱。”

我纳闷地问：“尸体也能上公交车？”他弟弟说：“公交车下面有专门的装棺材的空箱子，尸体在医院冰柜冻好后，放入棺材，然后公交车再去总站拉人。当天可以运回老家没问题，大家都这么做。”

1990年在斯里兰卡中外合营公司担任当地选美活动评委。

我问：“首都有多少人回去？”他姐姐说：“也就五六个人，具体的人数要回去问问。”我说：“这样，车票我们全承担。”看到他们的要求我基本全答应了，他们姐俩的表情轻多了。

回到室内，他姐姐又看了一个200多纳元的一个很精致的小型花圈，并准备自己掏钱。我见状忙说：“花圈也由我们付吧，一会同棺材一块付算！”交完款，乔那思的弟弟同售货员约好，明天早上8点左右公交车先来装棺材，然后到医院装尸体。

乔那思的弟弟同我们说，明天早上7点公共汽车总站才卖票，所以我们决定先送他俩回他们暂住的朋友家。快到他们朋友家的时候，乔那思的弟弟说：“再往前开100米就到了！”

我和小梁用中文说：“在离他们朋友家门口远一点的距离停车，这姐俩倒挺老实的，谁知他们的朋友怎样，别再围攻咱们。”又过了几十米，小梁停下车。

二人下车后，我问：“明天买票几个人去呀？”他弟弟说：“最多就我们俩人去！”我说：“如果就你们俩人，我们明天6点40分到这里来接你们，去汽车站买票，人多了坐不下。”

我其实是想尽量给他们安排得好点，使他们满意，又不愿意让其他亲友介入，节外生枝，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他弟弟分手时说：“下午还要去医院，办理死亡证明和运走尸体的有关手续。”我说：“那让梁先生开车帮你办吧！”

小梁午饭又整整出去了一下午，到晚饭前才回来。我问：“医院的手续那么难办吗？”小梁说：“手续倒不是太难办，他弟弟又去乔那思原来住的地方，给他挑几件衣物，明天入殓时用。找了半天也没几件像样的。最后勉强找了几件。我当时真想去给买几件新的，可他弟弟也没提，时间也挺紧，我就没主动张罗。当地人是真够老实的。”

晚上10点多，乔那思的弟弟又来电话，费了半天劲，我才听明白了。去北部的人很多，7点去可能买不到票，他明天早上5点半去排队，让我6点到总站去找他，不用到他家去接他了。小梁说，明天他去。我说，你早上习惯晚起，还是我去！

第二天6点，我准时赶到卡杜土拉的公共汽车站，这个汽车站我开车经过过许多次，但从未停过车。

在售票窗口我找到了乔那思的弟弟，已经有二三十个黑人在排队。可能是不同的食物和卫生条件差洗澡少的原因，黑人群中的异味让我直皱眉头。

纳国的五月已是深秋，凌晨还是挺冷的。乔那思的弟弟说：“你先到车里去等吧，等会儿到了你再过来。”我说：“不用了，我把钱给你就行了。”他说：“7个人去，棺材的运费要买3张票。！”我给了他700纳元说：“我在旁边等你，有问题再找我。办丧事的的800纳元等会再给你，小偷挺多，以免丢了。”

7点过一点，乔那思的弟弟拿着票走过来说：“没问题了。”我又给了他800纳元。他收起钱和票说：“你回去吧，一会儿我姐姐和其他亲友到这儿来，坐车去医院装尸体。今天下午就能到老家了。”

我说：“我们也不去你们老家参加乔那思的葬礼了，可能这两天还要处理其他人的事。好好安慰一下你们的父母。”说完，我开车就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姐弟俩，再也没有听到过乔那思和他们的任何信息。

回到办事处后，我和小梁简单说了说情况。小梁说：“当地黑人真老实，民风淳朴哇！”我说：“估计他们不会再提什么另外要求了，我本想让他们写个书面的东西，可是看到姐弟俩这么老实，我话没说出口。”

小梁说：“那个瓷砖工杜比亚思的叔叔来过电话，要来谈如何处理杜比亚思的丧事问题。我和他说，我们这两天正处理乔那思的事，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我说：“让他今天下午来吧！有了乔那思的经验和先例，其他人就好办多了！”

下午，杜比亚思的叔叔开着个旧皮卡来到我们办事处，可能还是血缘关系比较远一点吧，他不像乔那思的姐姐和弟弟那样伤心。通过交谈，我们弄清了，他是杜比亚思的舅舅，不是叔叔。在国外的称呼中，这些是分不出来的。

他说：“我真不该把他从老家带到城里来，结果落了这个结果。他十几岁时，父母都死了，他在农村老家没个职业，没法生活，我把他带到城里，教他学会的贴瓷砖，好不容易能自立了，又出了这事。”

我说：“我知道杜比亚思，他跟我们干了不止一个项目了，他出事我们很伤心也很同情。但这件事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卡车是拉货的，他们应当坐公交车上工地，但他们为了省点汽车票钱，搭乘我们的卡车。我们的卡车是去年刚买的新车，定期保养，如果不是驾驶问题，应该不会翻车的。但司机已经死了，我这不刚刚处理完他的事。”

为了使问题好解决，我狠着心说着这些话。杜比亚思舅舅见我这么说就接过话头说：“人已经死了，说谁的责任也没用了。我现在的问题是，谁能解决他的丧事问题，我工资也不高，还有一家人要养活，我没钱给他办丧事。”

1993年在纳米比亚当地人家中坐客，作者左边是时任矿业部长和国防部长。

见他主要问题也是丧葬费问题，我就说：“虽然不是我们的责任，但出于对死者的同情，我们可以承担丧葬费。你知道丧事大概要多少钱吗？”他说：“我也没办过，你可以先借给我点钱，我办完后保留所有单据，多的钱我再退给你。”

我说：“我刚办完司机乔那思的事，一个棺材800纳元，运回去和亲友的公交车票700纳元，在老家办丧事400到500纳元，其他杂费400到500纳元，2500纳元应当够了！”

见他没说什么，我有说：“如果你能代表全部家属，不再有其他别的要求，我今天就可以给你钱。”他舅舅马上说：“杜比亚思就我这一个亲人，他没有其他人了，我就代表全部家属，没有其他要求了。”

我说：“那我们写一份东西，如果你同意就签字。”回到里屋，在我的授意下，小梁用电脑写了这么一张回执：

杜比亚思1999年5月8日死于车祸，我们明白，北京公司的卡车是新车，正常保养，此车祸没有北京公司的责任，出于对死者的同情，北京公司愿意承担杜比亚思的丧葬费用。我们今代表家属收到北京公司2500纳元的丧葬费，并表示今后不再提其他要求。

签字人：

1999年5月13日

打印后回到客厅，我给杜比亚思舅舅看了看，他说：“可以！”我说：“你带身份证了吗？”他说：“带了。”我让小梁把他的身份证复印到这张纸下面，请他签字领钱。

杜比亚思舅舅拿到钱后说：“我保留所有单据，如果钱用不完，我再给你退回来。”我说：“不用了，钱也不用退了。”杜比亚思舅舅站起来说：“那我就给杜比亚思办丧事去了！”说完开着他的破皮卡车就走了。

当天晚上，又接到市中心医院的电话，说那个工人也死了。小梁说：“这个人我没见过，工地说是新招来的木工，以前也没在咱们的项目上干过！”我说：“等着吧，家属会找咱们来的！”

第二天中午，我和小梁正吃午饭，突然听到外面有嘈杂叫喊和我们的狗叫的声音，我们到屋外一看，见我们大门外停一辆供电局的工程皮卡车，一个穿供电局工作服的人和七八个当地黑人站在大门外。

见我们出来，一个30多岁的黑人妇女，拉过其中一个小伙子，问我们：“你们认得他吧？”小梁过去看了看，点点头说：“认识。”然后和我说：“他是咱们项目上的老人。”

小梁在上个项目上当过出纳，给当地工人发工资，所以在我们项目上干过的工人他能认出来。这个小伙子开始和我们连比划代说的讲当地话，讲了半天，我们也没听懂。

那个妇女说：“他说，他给你们工作过，这次又在你们北部卡帝玛工地工作。和他一块给你们工作的一个木工，在回卡帝玛的途中车祸，昨天在医院死了！我们是他的邻居和亲友。”

听到这里，我们才明白了，和供电局没关系，他们是搭供电局的车来我们这里解决那个木工丧事问题的。我把以前和乔那思姐姐和杜比亚思舅舅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那个妇女听完说：“他是为你们工作，现在他死了，你们要支付他的丧事费用！”她英语不太好，但我们还是听懂了。我说：“虽然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支付他的丧事费用！”

她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拿拿到钱？”我说：“今天就可以拿到钱！你们谁能代表他的家属？”后一句话她没听懂，我又说了一便她还是不懂。

这时候，其中有一个黑人听懂了，拿当地话给她解释了解释。她说：“我是他的表姐，他在这里没有其他亲人，我可以代表家属。”

我又问：“除了丧事费用，你们还有其他要求吗？”她说：“没有了！”我说：“那我现在就可给钱，棺材800纳元，运棺材和回去亲友公交车票700纳元，办丧事和其他杂费1000纳元，一共2500纳元足够了，我们昨天处理的杜比亚思的丧事，就是这样给的。”

这些人在一块用当地话商量了一阵，好像是在算够不够。然后她表姐和我说：“够了，那你什么时候能给钱呢？”看来，他们不太相信这么快就能拿到钱！我说：“你带身份证了吗？”她说：“我没带。”

这时候，穿供电局工装的那个人从身上掏出身份证，隔着围栏递给我，我看了看照片，是他本人，我就说：“你是死者什么人？”那妇女说：“是邻居。”我说：“那你们俩共同签字领钱行吗？”他们点了点头。

1997年中国援助纳米比亚低造价住房项目交接仪式。

小梁回屋里按昨天给杜比亚思舅舅写的回执的格式把一切作好递给他们，俩人隔着围栏接过来，看了看，在膝盖上签好字，他表姐接过小梁递过的2500纳元，说了声：“谢谢！”这些人跳上皮卡车，穿供电局工装的人飞快地开车走了。

我做梦也没想到花这么点钱，这么容易地就处理这件原来认为特棘手的事。这些人真像他们承诺的那样，没有一个人回来在提出其他任何要求。只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邮局信箱取信，听到有人喊：“米先生！”我回头一看，是个当地人，眼熟，一时想不起在那见过。

那人见我发愣，就说：“我是杜比亚思的舅舅呀！我到过你们办公室。”我说：“想起来了！丧事办得怎样？”他说：“很好！我还要到你们那儿去谢谢你呢！”听他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车祸的事情虽然处理完了，也没留什么后遗症和尾巴，但我的心始终未能平静。从法律上讲，可能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负什么责任，在道义上，可能我们也做了我们该承担的义务，按当地的习惯和先例，可能我们给的比他们要求的还多一些，但从良心上讲，我总觉得有点对不住这几个死去的黑人弟兄。

如果死的是3个中国工人，按江苏公司乌干达郭总的花费，得12万美元。我和整个项目组都得脱一层皮！

我至今还记得，1987年和我们总公司合作的北京市二轻局下属的一个制鞋厂的技师，因心脏病猝死在尼日利亚，死者的家人背着死者80岁的老母，在我们主管总经理办公室吃住了近一个月，家属和我们谈条件。

后来市政府办公厅出面协调，才摆平此事。可当地人就这么老实，这么淳朴，这么容易满足。按当时项目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我的心理接受的程度，如果他们要求再多几倍，比如说，每人给补偿一万或两万纳元，我虽然会心疼，但也会答应的，但他们不提那么高的要求，从我们项目组和我个人的利益出发，我也不会主动多给那么多。在处理这件车祸的事时，我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试探着看家属要求的底线，然后给的比他们的要求略高一些，并尽可能地避免以后的麻烦。他们自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也不会主动给得太高。

我当时作为项目组长的出发点，第一是我必须保质按时的完成这个经援项目，如果质量上出问题或不能按期交工，经贸部、大使馆和总公司都不会放过我，在领导和同事中我将落个无能之辈和败军之将的臭名。

第二是我必须按照我和总公司承包合同的指标完成上缴利润，否则我和项目组所有成员只能拿到80%的国外工资。

第三是我必须尽可能多的超额完成利润，让项目组成员和我自己拿到更多的奖金和分红。项目组的成员们，都像小梁这样，不仅一人顶两人的岗位没日没夜地苦干，而且每人背后都有离妻别子悲欢离合的故事。

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国到江苏办事，顺便到项目组一个工程师的家里家访。他妻子和我说，家里没男人的日子真不好过，有一次小孩夜里有病发烧，外面下着大雨，她一手抱孩子，一手打伞，路上被一个坑拌倒摔了一个跟头。伞摔飞了，孩子摔的哭，她也哭，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到医院后全身都被大雨淋透了。但即使这样，她还说，再苦再难她也能坚持，让男人在外边多干两年，多挣点钱，为孩子将来攒学费。

还有一次，我去看望项目组一个技术人员80岁的老母亲，我一进屋门，他母亲就说，你回来了，我儿子怎么没回来呀！您让他回来一天就行，我看他一眼，第二天就让他回去行不？儿媳妇在一旁搭话说，妈，您知道回来一天飞机票多少钱吗！

后来，这个技术人员回国探亲休假一个月，一直不敢和他老母亲说什么时候回去。临回来的头一天才婉转的和他老母亲说，工地忙，离不开他，准备第二天回去。当天夜里，他老母亲就脑溢血，半身不遂，他把老母亲送医院后，病情稍一稳定，他将老母亲委托给其他亲戚，就返回了工地，仅仅延长7天假期，工地确实没人能顶替他的角色。

汗水心血的付出不能没有回报，亲情感情的牺牲不能没有补偿。我也曾数次经历过当项目圆满结束时，项目组成员怀揣美元胜利返家时的喜悦。

一个技师走前曾对我说：“米经理，以后您有什么用的着我的事，您就说话。以前我爱人呆在家没工作，是我的后顾之忧，现在，跟您干了两年，有了这十几万人民币，我后顾之忧没了，以后，您说的对我听您的，您说的不对，我也听您的！”

我也曾见过，总公司有的项目经理项目没运作好，不能按约支付工人工资，被几十人堵在总公司大门口讨要工资的尴尬境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在对项目组的财务支出上控制极严，能花一元钱办到办成的事，绝不花两元。

在项目没全部完成，竣工证书没有颁发，最后一笔工程款拿到之前，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谁都不知道还要花什么钱。

事情完全处理完后，按照惯例，我给大使馆经商处写了份汇报。国外各公司和项目组发生什么大事，处理后都要向大使馆经商处书面汇报经过，处理过程和经验教训。

我是当时资历最老的项目经理，我的汇报经常受到大使馆的夸奖和赞扬。但这次汇报后，未收到大使和参赞的任何评价，没夸奖也没批评。

我想，这次问题的处理，按常规按国内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观点，很难简单地说是对是错，所以也很难提出表扬或批评了。

事情已过多年，许多细节已记不请了，但三个黑人的死，确像烙印一样，永远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2005年10 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