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风丨杨海滨：女子陈迎春在玛尔柯河畔的爱情
新三届
发表于
作者简介
杨海滨，在青海果洛高原长大，是中原移民到西中国高原上垦荒者的后代。热爱藏族文化，信仰喇嘛教。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巜当代作家》等数十家文学杂志发表数十中短篇小说，其中偶获杂志报刊创作奖。1990年代初从青海去鲁迅文学院学习，后为谋生存中断数年创作，2016年初，重又开始非虚构写作，现居郑州。
原题
陈迎春在20世纪
班赛县的爱情
作者 | 杨海滨
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玛尔柯河，是流淌在南果洛大地上著名的金沙江上游河，它在高原的崇山峻岭中婉转数百公里后，用千万年的时间，冲击形成了这一小块山地平原，虽不宽阔，甚至有些逼仄，但却是1954年人民政府建政时所选的驻地，从此，这个荒芜的地方成为一个高原新兴起来的小镇，那条激情的玛尔柯河，在将流出青海进入川西前，像是高原母亲，依依不舍地拥抱着这个崭新如婴儿的小城不松手，但又在强大的自然力量冲击下，不得已悻悻撒手任其东流。
这个叫班赛的小城里，在后来的岁月里，就发生了许多各式故事，那些故事的主人公，或许就是我们不同的自己，并在我们老去的某一天，成为回首怀念班赛时期的爱情往事。
1976年在这个弹丸小城，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来自民间的男女通奸案，从那时开始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引起全县人纷纷扬扬的广泛和长久关注；一件来自伟大领袖人物的逝世，让普通人们除了必须在态度上的庄严外，成为记忆那件通奸案时间标杆。在事隔多年后人们再聚首谈起往事时，即便有人模糊说错了具体时间，这时便会众口一词纠正说，那是在毛主席逝世那年发生的事，他们隔过毛主席逝世对他们的影响，记忆犹新兴致勃勃继续谈论通奸案中的男女主人。
第一件事的开始是在元月9日那天，我在课堂上与别的同学讲笑话而大笑不止时，女同学邓亚平指着我严厉地说，你还敢笑，昨天周总理逝世了。对1976年在青南高原教育质量低下的学校里，一个初中生不可能搞不懂周恩来总理逝世的现实意义，也未能引起多深刻的认识，当然也不理会女同学的指责，继续和同学讲笑话，然后邓亚平就发布了后来全县人民都长久关注的重磅消息。这在当时文化生活极度匮乏年代里，有着轰动的娱乐性。
她说，昨晚上陈迎春在医院生孩子了，死孩子被王小丽放在铁托盘里摆在医院的桌子上。王小丽是县医院的妇科医生，北京医学院毕业的臭老九。我们一下都安静下来在看她，她自豪地又说，公安局的李辉准备逮捕她呢，要查她和谁睡觉了。
我们一下就兴奋起来，问她真的看见铁盘里的死孩子了？她说，是我家隔壁沙阿芳阿姨给我妈说的，她觉得陈迎春一个人在班赛生孩子可怜，就去医院给她送饭时亲眼看见。
陈迎春何许人也？
陈迎春是班赛县的大美女，几年前从西宁来到县上参加工作，在政府办公室当打字员，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复印机等现代化的办公设备，整个政府承上启下的文件、报告之类的所有文字，都要通过打字员来完成，然后是油印装钉，工作很忙碌。她加班的身影常让我背着书包路过宽大玻璃窗的县政府办公室前面看到过，还常看到穿着雪白衬衣的三大男秘书，围着她你一句我一句边说边修改着文件的情景，她后脑勺上挽着高高的发鬏——这在当时县上女人们还普遍短发垂耳的形象是个重大颠覆，也是令人一新的时髦打扮。
她在打字时高挺着胸脯直视打字机，成为班赛县上最吸引人的风景，尤其是那些年轻男子们，有事没事都会有意地路过这里，如火焰般的目光朝玻璃窗内燃烧过去，如果她看到了那些爱昧的目光，便回应似微笑后，又立即低下头来继续打字。
这情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在一个初中生的眼里，有个感性认识：凡是漂亮的女孩都可以到县政府办公室当打字员。而关于漂亮，我当时还没形成自己的观点，多年后再见她时才有所体会，那时我已进入青春期，对爱情有了理解。
当时还听同学们说，县上有男人在晚上去敲她单人宿舍的门嫖风。嫖风这个词，在青南高原都听得懂，就是睡女人，别的地方大慨听不懂。同学们的结论是，漂亮的女人会引起男人冲动，然后在半夜里喝了酒，借胆去敲门嫖风。
那时没有电视、网络和手机，最奢侈的是收音机，很多人家还买不起，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看厚厚的小说《金光大道》四卷和《毛泽东选集》四卷，当然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前者，后者是我在学校犯了犯错误后，星全章老师最顺手罚我的方式，让我没完没了地抄写毛主席文章。
他会随便地点出某一卷当中的第几篇，让我抄的昏天黑地也没法完成。所以两者都印象深刻，再有就是到了一三五的晚上，影剧院放演从西宁进来的胶片电影，凡是在放电影的晚上，就是全县人民兴高采烈的文化消费之夜，倾家出动，男人们在看电影的同时喝上几两白酒，更是在电影散后的夜深人静时蠢蠢欲动，首先目标就是去敲陈迎春的门，当然还有几个也算漂亮的单身女人的门。
这时，县长家的千金邓亚平站起身来说，陈迎春未婚就生了孩子，真是一只破鞋。我想她为什么骂她是一只，不骂是一双，旁边一直听她说话的李二多突然高声地问邓亚平，是谁睡的陈迎春？李辉查出来了没有？
邓亚平说今天回家去问一下我妈，明天告诉你们。
邓亚平的爸爸是班赛县县长，所以社会上流传的很多消息，我们学生们知道的比社会上还要早，关于陈迎春的消息源自县长夫人那里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天课间操后，邓亚平对我们大家说，沙阿芳阿姨说是黑书记干的。黑书记全名叫黑罗夫，平时县上的人无论老小都叫他黑书记。我撇撇嘴说不可能，我没看出她有多漂亮呵，再说黑书记咋会跟她干这事。我当时对书记的形象认识就是在大会主席台上正襟危坐，很严肃神圣的神情，根本想不出来，他在生活里会是什么形象。
邓亚平用蔑视我的眼光看着我说，你不懂！沙阿芳阿姨说，黑书记是从陕北农村来的农民干部，娶的老婆刘兰香也是陕北农村的老农民，瘾大的很，夜里经常有人路过他们家时，都听到他老婆一阵阵叫唤声，都生了六个孩子还在生呢。
我有点瞠目结舌，惊奇能从邓亚平这样漂亮的女生嘴里，说出让人惊心动魄的只有成年人才会说的流氓话，有些不好意思，但也装作很成熟的样子不动声色。
实际上我似懂非懂她说的刘兰香阿姨半夜为什么会大叫？黑书记家有六个孩子我们都知道，尤其老大比我们高两届在上初三，经常打架斗殴，在学校里是一霸，好多同学都害怕他，很纳闷她说的晚上大叫跟生孩子的关系。
班里的同学，很快就相互传说，陈迎春是被黑书记干出了一个死娃娃，这消息像炒辣椒菜的刺鼻气息到处弥漫，让事情不断发生酵变。在第三天中午放学时，也是同学们最集中的时候，黑书记的大儿子，也就是我们学校里的一霸，在校门外的小河边堵住了邓亚平，狠狠抽了她几个耳光骂道，你竟敢造谣说我爸爸干了陈迎春，还生了死娃娃，让你再说，说着打了几拳头。
邓亚平被突如其来的拳头打晕在地，原本梳着整齐的学生头都被打的凌乱，好半天爬在地上没动。同学吴小花好心的弯腰去扶她，才得以爬起身来，还给她整理头发，她这才醒悟过来似的，哇哇地哭着往政府大院家属区跑去……
这事是中午放学时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发生的，围观者是全校的学生，叫好的和起哄的乱成麻团，快乐的就像是看了场电影，书记的儿子打了县长家的千金成了当日的新闻，李二多在回家的路上就对我说，等着看戏吧，他们俩家肯定会吵架的，他的口气像个成年人似的老谋深算。
这新闻效应很快波及到了社会上。晚上放学回家里，我母亲饶有兴趣的样子问我说，你们班的邓亚平被黑书记的儿子打了？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我们学校里的事，她说全县的人都在接力赛地谣传这事呢，我咋不知道？那时我就想，一个成天在家做饭洗衣的家属都关注到了，可见这事肯定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我把邓亚平在学校说的，黑书记干了陈迎春生还生了个死娃娃的事，一古脑儿告诉了她，她混沌的眼睛就明亮起来，是幸灾乐祸的闪烁着光芒地看着我说，你到学校可不要跟着同学们胡说八说的，咱们可惹不起那两家有势有力的人，然后转身去刷锅，边刷边自言自语地说，那么漂亮聪明的女人咋就那糊涂呢！唉，要是我，就闹他个狗日的天翻地覆不可。
过了一日，班主任蒋老师在给我们上第一堂课前说，昨天县委在小礼堂召开大会，会上黑书记当着全体干部的面，敲着主席台的桌子说，最近社会上有流言蜚语在传播，公安机关要对当事者和造谣中伤者调查，非查出个水落石出，该抓的就抓该判的就判，决不姑息迁就，公安局的李辉要把调查的事落实到位，最后公布真相。黑书记都在大会上明确地说了，对于那些传播流言蜚语的人是要追查到底的，希望咱们班里的同学就不要再谈论此事，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认真学习，如果哪天追查到哪个同学到公安局去报道，学校概不负责任。
三十几个同学一下都把目光转向邓亚平看，只见她成了众矢之的地低声喃喃说，事实就是事实，这都不敢承认还书记呢。下课时李二多对我说，他们两家咋天没干仗，出乎意料呵，他似乎很遗憾天下不乱似的摇晃着脑袋对我说。
黑书记在大会辟谣了，班主任在上课时也强调不能传播流言蜚语，我以为这事算过去了，但事情仍在继续扩散，紧接着传播另一波消息的人，不再是县长千金邓亚平了，而换成了莫坝乡李书记的儿子李二多，就是前面我说的老谋深算的那个男同学。
那天在上学的路上他神秘地对我说，陈迎春不是跟黑书记生的死娃娃，是跟县委办公室的吴主任。我一下就想起平时看到高大魁伟长相英俊的中年男人，还经常在星期天我去玛尔柯河边恰巧碰他在河边钓鱼，他客气地叫给他翻石头缝隙里找鱼虫，我也很乐意做，一会就给他原本用来装药的小玻璃瓶里装的满满的，足够他用一天，然后他把钓上的鱼捡两条大的送给我说，让你妈给你油炸着吃。
我心想我都这么喜欢吴主任，陈迎春也一定更喜欢。我哼了一声说不可能，李二多见我持怀疑态度，强调说这回可是真的，连我爸爸都在家里跟我妈在说，我爸也在说公安局的李辉正在调查呢，弄不好要逮捕他俩一起坐监狱的，邓亚平昨天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我相信他的话了，心想在放学后去赶紧去给吴叔叔报个信，让他逃跑不要进监狱了，可还没等到下午放学，班里头纷纷扬扬又在说，同学吴小花的爸爸把陈迎春的肚子干大了，因为用力过猛把那个娃娃弄死了……
吴小花在课间休息时听到后像受到奇耻大辱，爬在课桌上呜呜地大哭着，这消息马上被邓亚平去报告给高我们三年的她姐姐吴小兰。吴小兰是学样篮球队队长，她听说妹妹受李二多欺负还牵涉到她爸，在课外活动时找了过来，趁着李二多不防备抓着就朝脑袋上打，边打边说你胡说啥，你爸才和陈迎春睡觉了，你家的邻居都说那个死孩子是你爸干的，你这个狗日的李二多敢污蔑我爸，打死你这个私生子。
李二多虽是男生，但天生瘦小，手无缚鸡之力，在打斗中跟本还不上手，挨了一顿打后努力挣脱跑到操场上，但吴小兰紧追不放，从操场到教室四处乱跑，班里的男同学跟在后面看热闹起哄嗷嗷乱叫，女同学很正义感地在站在吴小花一边安静地低声地议论着。最后李二多实在被追打的没辙了就亮出杀手锏，跑到学校的男厕所里才算躲过吴小兰的暴揍。
接下来我们几个男生决定，为了避免李二多在放学的路上再次被揍，簇拥着送他回家。在我们边走边议论走到了政府办公室门前时，正好看到吴主任迎面走来，我们兴高采烈高声地有节奏地喊着陈迎春！陈迎春……吴主任莫名其妙看着我们说，你们这帮熊孩子喊什么！他当时一定不明白我们喊陈迎春的意思就是暗指他和她有关系，这是我们童年时嘲笑别人最艺术的方式。我们就那样高喊着，直到他走了很远时才住了声。如果我们再碰到和陈迎春在传说中有关系的人，依然会没用这种方式来讽刺。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也就是上课后半小时，班主任蒋老师正在训斥马查理的作业没写完时，李二多很不适时宜的迟到在教室外喊报告，蒋老师半天才说进来吧，李二多萎缩地缩着脖子站在门后，蒋老师严厉地问他为什么迟到，他诺诺地说因为昨天说吴小花的爸爸吴主任和陈迎春干出个死孩子，怕被高年级的同学吴小兰在路上堵住他打，所以只好等没人了才敢来。
蒋老师听了更加生气，说，陈迎春一个社会上的人，一个未婚先生的人，一个恬不知耻的人，怎么就和我们学生联系上了？你们主要任务是好好地学习，不要传播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事，如果你们再与陈迎春的话题有连系，就不来上课了。
蒋老师说完这句话看了一眼李二多有点厌恶地说，你一个男生也搅进一个女人生孩子的事，羞耻不？去，站到后面听课。结果直到那堂课下课，他都是站在后面可可怜怜听她讲课。
这件事到此基本上再没有继续往下流传的理由了，但是有些事是你越想不关心它越是吸引你的注意。几天以后，还是邓亚平在自习课上再次发布关于陈迎春最新消息。她说，跟陈迎春睡觉的人不是黑书记，也不是吴主任，而是中学的体育老师张一鸣。
什么，张一鸣？我立即想起在班赛县灯光蓝球场上，他潇洒的三大步上蓝动作，他在我们男生心中是一个榜样，在课外活动的蓝球场，都模仿他的动作打蓝球，怎么一下子是他让冯迎春生了孩子们呢。
关于张一鸣本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当时国家卫生部某个副部长的儿子，文革期间张部长被打倒后，他本人失去靠山，最后下放到青海，再下放到班赛县中学当体育老师，他常在课余时间里，跟他的学生吹牛逼说，1965年北京101中和苏联莫斯科少年足球队的那场比赛。他说，我在关键时刻，凌空跃起身体，一个飞腾，在最后读秒时刻，一脚把足球踢进他们的大门而取得胜利。
他的学生们又在和我们低年级的同学打篮球时讲他的故事，全县的同学几乎都知道他的英勇过去。的确是，我经常看到张一鸣和县上各单位组成的一群年轻人在我们学校踢足球，每当这时我就坐在场边观看当捡球人，时间一长就跟张一鸣熟悉了，次数多了，莫名其妙中竟成了忘年交。
后来又听说张一鸣的爸爸在青海农场平反后，没回北京，而是到了青海省卫生厅当厅长，还兼任青海省卫校的校长，所以张一鸣初中毕业后，没去上山下乡，直接在青海卫校学了几年医。我不知道他是否会看病，只知道他身体矫健，意气风发引人注目，是个有能耐的人。
我听了李二多的话后说不可能，张一鸣的老婆在医院当护士，他才看不上大脸婆陈迎春哩！但李二多却说，张一鸣嫖过好多女人的风你都不知道吧，这回嫖风弄出死娃娃了！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去公安局看李辉把他已经抓起来了。
为证实李二多话的真实性，课外活动我们男生们都去了公安局，可是在院子里头转了几个圈也没见到张一鸣的人影，只在院子最后面看到公安战士在看守所高高的墙上来回走动。当我们失望地走出公安局的大门时，正好碰到李辉进到院子里，李二多就问他，张一鸣抓起来了吗？
李辉不屑对我们这帮学生说，抓个流氓有啥奇怪的？我们都不吭气了，敢紧回到了学校，并把这一消息在班里宣传开来。邓亚平得意地说，我早就知道。
过了多长时间后，贴在公安局大门前面的那张大大的白纸黑字证明了这个消息的最终结果：张一鸣因为流氓通奸罪和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判一年有期徒刑。陈迎春因为道德败坏，未婚先孕流氓罪，也被判刑一年，但由于她刚生过孩子，身体有病是监外执行。
发生在班赛县民间的通奸案好像是有了结果，但暗流涌动，还在往下发展的趋势。那时已到八月，而九月初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做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政府发文件规定，全县停止一切娱乐，公职人员不再上班，专门来做纪念活动。
公安局在那几天真的抓了几个外来的盲流，因为他们在晚上偷偷地喝酒打扑克搞娱乐，被按扰乱社会治安罪名拘留。而驻县的骑兵连的解放军战士手持钢枪，毕直地站在班赛县影剧院毛主席画像前，一动不动守灵的形象让我感到了严肃性。
全县人民沉浸到一片无比悲痛之中，整天开大会小会祭奠，所有人，无论成年还是学生，都会在会场哭得一塌糊涂，我就亲眼看到医院的医生当场给几人急救过。陈迎春和张一鸣的事都给压在这件政治大事下面，暂时像是遗忘了似的。
祭奠的事弄了一两个月才暂告一段落，但那余波很轻飘地蔓延了很长时光。
也就是从那起，我再没见过张一鸣，但在年底，有次我路过法院大院前时偶然看到张一鸣正在挥动瓦刀垒着砖墙呢，绝对是个泥瓦匠人。他看见我时故意高声咳嗽引我注意，还把身体仰起朝我扬了扬手中的瓦刀，但没有说话，眼睛里却是温暖地打了个招呼。我朝他笑着并招手示意，持枪的公安战士看见我那样就走过来说，走走走，在这里犯啥神经。
陈迎春也从班赛县消失，据说回西宁去了，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再见到张一鸣，已是在1977年春天某天下午班赛县影剧院的台阶上，他和邮电局的李援朝在晒太阳，他见我就高声招呼我说，把你的同学们组织一下打一场呗，我知道他出狱后很久没打过篮球了，想活动下身体，傍晚时我们学校队和社会青年队在灯光球场进行了场比赛。
县上那些吃过饭没事的人都聚拢到这里观看，没电影放映的晚上，看篮球比赛也是最好的文化活动。好多人也是这时才知道张一鸣出狱了，那些熟人跟他打招呼就像是昨天还在一起上班似的，没一点难为情，他也还是和以前一样在蓝球场上上三大步，动作依然无与伦比的潇洒。
几天后的某天黄昏，我竟然见到他和陈迎春一起在街上并着肩膀信步地走着，完全公开了他们被否定的情人关系，我很惊讶他们偷偷摸摸的关系在今天大相径庭的事实。他俩见到我老远就招呼说，一块到林业站的树林去散步，我没去，我怕让别人看见我和他俩在一起有点难为情，找了个理由回避了。
晚上回到家里，我对我妈说张一鸣和陈迎春出狱的事，还说和他打了一场篮球比赛。我妈像是早知道似地说，你都不知道张一鸣出监狱半年了，一直在西宁他爸家呆着，听说他爸爸和黑书记关系比较好，现在回班赛县是想恢复公职，他那样一个人，没工作咋生存呵。陈迎春一直在州上娘家等他出来和他结婚呢。
这些你是从哪听说的？我问我妈。她笑着说班赛县屁股大的地方，尤其是这样的事，大家都在关心，我也就知道了……
到了197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俩正式结婚，张一鸣就把自己的东西全搬到陈迎春那里去了，也没举行婚礼，只是张一鸣把他的几个朋友叫到了陈迎春的间单身宿舍，买了十几个罐头当菜，喝了几瓶“尖庄”算是正式公布他们结为合法夫妻。张一鸣还特意叫我也去喝酒，说，你是我的小老弟，一定要来哦。
他们的婚礼非常低调，结果还是引起至少像我妈这样一批关心陈迎春私生活人的注意。几天后我妈对我说，谢娜真是不要脸的女人，陈迎春和张一鸣结婚她去她家当面祝贺呢，可见陈迎春还是把她祸害得太少，还没整够她……
谢娜是张一鸣的前妻，医院的那位护士。我不知道她的消息来自哪里，也不明白为什么谢娜就不能去祝贺她的前夫再婚，也许去祝贺还有别的什么目的，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但从此班赛县上的人至少都不再当面对他们指手画脚了，他们的婚姻从那时起，受法律保护了，不再在说起他俩的事时，有怪诞的表情。
我初中毕业后没有再像邓亚平一帮同学参加中考，去上中专或是大专，而是上两年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失败正好赶上农业银行招工，我很轻易地考取并在唯一的银行营业室当出纳员，所以我参加工作的时间比同学们要早几年。
参加工作那年元旦的那几天，我浑身不适，四肢乏力，头疼的非常厉害，去医院看病，可到内科的门诊室里一看，以为走错门了，张一鸣穿着白大褂，形象怪诞和以前判若两人地坐在医生的位置上，我打了招呼后就退了出来，在门外看了看确实是内科门诊呀，又走进去坐下，还以为他也在这等医生着看病。
他像是看穿了我的疑惑，表情严肃地说你出出进进的干啥呀，我说我以为走错门了，他说我就是坐诊的医生，我诺诺地说你真是医生呀？他还是很严肃地说，如果你不信任我可以不看病。
就这样，张一鸣开始恢复了公职，但我绝对没想到他会来医院当医生。看病当中他也没闲着嘴对我说，学校老师的位置早就让人占了，领导也没法硬安排，就让我选择是到公社的小学去当体育老师还是到医院当医生，俗话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所以选择来医院当医生。
他给我检查后要我住院，医术还不错，七天以后痊愈出院。这时，我才想起来以前人们说他会看病的事是真的。
有天我和一个朋友说起张一鸣给我看病的事，他就讲了一段关于他的一些笑话。说是县上有一个很牛逼的小伙，也就是有些家族背景的混混，前后交了几任女朋友，也许用力过猛，就有些阳萎，以前他就很崇拜张一鸣，现在也很相信张一鸣的医术，就私下来找他来看这病，他给那混混开的方子，据他后来说，本来八分药力就可以，但还是开到了十二分足的壮阳药，果然让那混混立竿见影，可等药劲过后，阳萎的程度比以前更疲软，而对朋友们张一鸣却建议用中药调理，这也说明他是个可爱的人，并不像别人说他的那样。至于他和陈迎春的感情，应该是他俩人的事。
张一鸣不时用单位的座机电话打到银行找我，要我约人打篮球或者在节假日到县中学去踢足球。我就去找我的那些同学们，或是同学的同学们，组成一个临时五人篮球队或是十人的足球队，和他组成的已没冲劲的中青年队进行比赛。他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像年轻人一般矫健敏捷和冲动，有时为我们小青年的一个犯规动作争的脸红耳赤。
每当此时我就想，他在北京101中学当学生时在足球场上奔跑时的身影，决不会想到多年后会出现在高原上，并遭遇到了情感经历。我在心里常常感叹这就是一个人不可回避的宿命。
1979年春节，邓亚平从青海省卫生学校放寒假回班赛县来，因为我和吴小花有点想谈恋爱的架式，她俩人一起来我家着闲聊，便说起了张一鸣在县医院当医生的事。邓亚平突然兴奋地对我们说，1978年国庆节她在青海省人民医院妇产科实习时亲眼看到陈迎春来做人流，当时我穿着护士装戴着口罩护士帽她没认出我。我怕她认出我尴尬赶忙走出来回避，可是在大楼前的小花院里又看见了黑书记。后来回县来还听沙阿芳阿姨说，自从陈迎春被判了刑后，有两次天还没亮时，看到黑书记的身影从陈迎春门前走过，他不睡陈迎春一大早在那走动啥哩。
我问，她真去西宁流产过？她不是跟张一鸣生过一个死娃娃，还在等他出监狱结婚呢，咋可能又要跟黑书记去流产呀？再说黑书记和她同时出现在省医院也不能说她去流产就是黑书记干的事。邓亚平指着我说，都说过了黑书记瘾大你还不相信。在她说是句话时我再次忍俊不禁地笑出了声。她说你别笑，我听我妈说的绝对可靠，这消息是我爸给她说的，我爸还说，前些时为了陈迎春重新上班，黑书记指示吴主任亲自安排……
春节过后上班，银行营业室办理业务的人比较少，闲着没事我拿着托同学黄皇的妈妈董敏卿借给我的《上海的早晨》在出纳柜翻看，这类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的书基本上都解放可以半公开地看了。这时陈迎春从大门走进来，递给我一张县委财务部的现金支票。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她，感到她确实是很漂亮，亭亭玉立，两只眼睛水灵灵的，是那种在月光下有柔水泄流的美感，就像我刚看完小说《西游记》里描述妖精们的美貌那样。这感觉和在1976年上初中的感觉完全不同。我盯着她看，她也不回避平和地回看着我。我说，你得出示你的委托身份证明，她马上拿出县委账务部的委托书让我看，以证明她工作身份的真实合法性。我接过来起身备案时她又说，以后会给你们银行经常打交道，说话的同时，从口袋里掏出一袋当时最好吃的高粱饴软糖，惦着脚尖朝我扔过来，说，给大家分分也算是认识了。
然后她就看到了我放在桌上的那本小说，她用有点夸张而又娇媚的口气说，天呐，我以前就想看这本小说的，一直都借不来，没想到你这有呵？我忙说不是我的，也是借别人的。她说那你看完后让我也看看呗，两天时间就够，口气是长了翅膀的箭镞射中耳朵有点痒痒那样。我说那你有啥小说也给我借两本看呗。她说我那英国文学比较多，你愿意看的话我下次给你捎两本。
我说都有啥书？她说有《傲慢与偏见》《哈姆雷特》《远大前程》《呼啸山庄》还有《简爱》，反正有十几二十本呢。在1980年，一个女孩拥有这么多英国文学名著，而且都一部部认真地看过，被其中的故事感动过，她的内心世界一定是别于同时代的女孩们的情感，尤其是在班赛县这样偏僻的高原小镇里，的确是很少见。
在她又一次办业务时，顺便给我带来《简爱》，在递给我的同时说了一句让我思忖了半天的话：小说看多了，容易让人迷失在文学中，让我忘记虚构的世界比现实世界要残酷得多的这样文雅的书面语言。她这话让我印象深刻。的确，事实上《简爱》的爱情故事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是有些畸形，但是散存于畸形中那种温馨美好的过程却是吸引无数读者，当然包括陈迎春这样多愁善感而又情窦初开的女生。无疑，她在说那番话时，完全暴露出她以往的生活行为肯定受到小说的大影响。
好多天来，一直再没见到陈迎春来银行办业务，那天我要到县委大院去办事，便顺道拿着那本《简爱》去还给陈迎春，她不在办公室，她的同事说她一会就回来，我站在路边的阳光下等她，突然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像是在和她约会似的，开始嘲笑自己是不是也喜欢上她了。
不一会就看见她从老远外走来，当她看到我独自站在阳光下等她时，小跑了几步，是那种充满了青春朝气蓬勃式的跳跃，人还未到跟前已有一种气息迎面冲来，我看着她在内心忽然对自己说，我是喜欢她的，然后她就微笑地站在我面前说，我不知道你来找我，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是张一鸣找我有点事。
她说到张一鸣时，我接着她的话想恭维她一句，你们的爱情真让人羡慕。她原本平静站立着的身体开始有些微微扭捏，表情有些夸张地突然抿嘴笑了起来说，我和张一鸣的事从开始赶到现在，我认为是属于我们的爱情，但后来被我家人知道后，我妈还抽了我几次，还关我禁闭在家，不让我和张一鸣来往，骂我是个无耻之人，在他们的眼里，还有县上的那一些人眼里，我都是女流氓，你是我唯一听到的当着我面肯定地说那是爱情的人。
你俩最终还是结婚了，我说，这就是爱情的表现。
她说，谢谢你理解我。
后来我们间的互运动还是不少，张一鸣不断邀我去他家喝酒，所以在他家，常见到冯迎春在勤快地操持家务，她有时在家里给我们做几个菜，尤其做的青海尕面片，味道诱人，有时她就在她家跟我聊文学，讲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悲剧和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悲剧区别所在，给我当时的文学混沌观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我还是一次从她的嘴里听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我说得一楞一楞的，这在当年可绝对是最新的资讯。她在某些方面甚至成了我的文学老师。
有一次顺道路过她家，就拐了进去，见她半躺在当时也算是时尚的沙发上看书，那书的名字叫《少年维特的烦恼》。我问她这书的内容，她给我讲这本书写的故事，不知怎么最后就讲到了她前些年的经历。她说，文学会培养一个的气质，也会毁了一个人的内心。我可能就是爱了文学中浪漫爱情观的影响，把我的爱情当成了书中人物的爱情，把爱慕我的人当成了白马王子，然后被他们欺骗，再然后我像是个荡妇被人鄙视。实际上那些人都不是我的真爱，唯一的爱情就是张一鸣，我现在已从空虚的世界里回到现实，我要和张一鸣携手终生来证明我是一个纯粹的希望得到爱的女人。
半年后，她在班玛医院生了一个孩子，满月时，张一鸣还叫我和另几个朋友一起去吃了顿饭，以示庆贺。也许她是有了孩子后，更加忙于家庭生活，我们后来就没过多地接触过，偶尔在街上见面，也是见她拉着那个小姑娘匆匆忙忙地打招呼，我以后在县上，也就没再听说过她和张一鸣的什么流言蜚语了，他们从飘渺的传说中回到了现实中的繁琐生活里，过着平凡人的现实生活。
翌年，我父母内调回了河南，也把我顺手牵羊地带了回去。临走前，我的确去找陈迎春告别，但是，她和张一鸣正好回西宁娘家休假。我满心的遗憾，只在在她家门口站了一会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面，也失去了联系。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很早就从果洛高原回到中原，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了。只是在年龄大的时候，偶尔梦见了班赛县，当然从梦中还看了了陈迎春，还是那种朝气蓬勃的样子，但在醒来也只是一声轻叹。往事像风吹过记忆的原野。
有一年我的一个发小来内地旅游，路过河南时特意停下来看我，我们在感叹时光飞速时，不知怎么就提到了陈迎春，我非常惊讶，原来压在我内心底里竟然还是很关心她，我就问，她现在过的可好？
发小说，她和张一鸣都在西宁退休了，整一个时髦老太太，身材仍然窈窕，时尚也精神，在市里老年大学当老师，教一帮老年学生跳华尔滋一类的交谊舞，完全一个舞蹈演员的模样，不细看是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而且她和张一鸣在一个月内总要分居十天半个月，他们也有那个条件，市里有两套商品房，据她告诉别人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彼此的陌生感，好让夫妻生活更有情调。
我心想，看来她年轻时说的，是真实的感受，那一场轰动一时的情事，的的确确是属于他们的爱情，能相互伴走到今天，显示出他们爱的精神来。
发小继续说，她女儿现在西宁开公交车，找了个男朋友也是开公交车的，老两口当初不同意，但拗不过女儿，也就放手不管了。现在都当外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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