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丨南大教授董健：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

5月12日，南京大学原副校长，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董健先生逝世，享年83岁。

董健，山东寿光人， 1936年1月出生。1956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次年转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2年本科毕业，继续攻读研究生三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董健教授曾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务，并曾兼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编委等社会职务。

董健先生是戏剧学家、文学史家，在“戏剧历史与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先后出版《陈白尘创作历程论》（1985）《田汉传》（1996）《戏剧艺术十五讲》（2004）等学术专著，《文学与历史》（1991）《跬步斋读思录》（2001）《戏剧与时代》（2004）《跬步斋读思录续集》（2006）等学术论文（及随笔）集，参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0）《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989）《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2005）《中国当代戏剧史稿》（2008）等著作，和大型工具书《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2003）《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2013），获得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在胡星亮先生的《董健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学术思想》一文中，将其1978年以来的学术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从“天亮而梦未醒”走来，而去追寻“真理的阳光”；中期，确立从人与戏剧（文学）现代化的总趋势去研究20世纪中国戏剧与文学的学术追求；后期，则体现出学术研究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渗透。而贯穿三个阶段的主线，是董健先生坚持现代意识、启蒙理性、人文精神，在学术之旅中追求真实，追求真理。

董健先生晚年对百年启蒙道路、大学精神失落等议题多有深刻反思。他2008年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指出：至少在大学文科各种“热闹”的烟花烂漫的景象中，我们正遭遇着精神的麻木和萎缩……知识分子的“精神”便渐渐麻木起来，并随之萎缩下去。麻木加萎缩等于平庸。于是，研究项目、课题无个性、无特点，雷同化、简单化，在低水平上重复——这等于一部生产的机器在空转。

我最后一次见董老师是2006年。当时我和丁东请好友王彬彬教授一起，到董老师家拜访，相谈甚欢。董老师还赠送我们一册他刚刚刚出版的《跬步斋读思录续集》。

我回去后捧读这本书，发现不是一般的随笔集，而是董老师晚年精神追求的集中展示，让我对他更加肃然起敬。此书让我进一步理解，董健老师不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历史与理论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而且是一位卓尔不群的教育家。

他1988年出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因为工作关系，在1990年代初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有过几次冲突。

一次是他当面向一位司长反映：“现在评博士学位点，有的学校由校长带着四出活动，贿赂说情。”那位司长很不以为然地说：“主动出去疏通疏通，使评委了解情况，还是必要的嘛。”

一次是在成都开会，部里要求进行文科清查，从教师和研究生的讲稿、讲义、学术专著、学术论文里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未经清查的大学不准招收新研究生。他善意地提出，能不能把“清查”改为“建设”，一搞清查，就在事实上与师生为敌，不会有好的效果；讲建设，师生也是主体，尊重文科特点，不会伤人。当时遭到严厉的斥责。

一次是邓小平南巡不久，部里一位官员带着一名北大教授，来南京大学说，“修正主义要上台了”，北京大学已经成立了北方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会”，希望南京大学发起成立南方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会”，作反修的准备。为此，董健当面向国家教委主任提出批评。他还组织文章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公开驳斥了当时的极“左”思潮。

这些细节，在书中都有直言不讳的记录。沙叶新在序言中评价董健是一位老而弥坚、感动中国的知识分子。

三十年来，中国的高等院校腐败丛生，校风沉沦，江河日下，有识之士莫不痛心疾首。但剖析问题的根源，揭示深层的症结，有一个特殊人群的声音却别具份量，那就是来自大学校长的反思。他们之中有担任过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有担任过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章开沅，有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也有担任过南京大学副校长的董健。

董健老师一再发声，反思失魂的大学，从事实，到理论，从历史，到现实，鞭辟入里，至今读来仍然让人荡气回肠，振聋发聩。这些曾经的校长们虽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却为后世重振中国大学精神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董健教授还是《炎黄春秋》的编委，在该刊发表过不少佳作……

南京大学教授董健：

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

80岁的他，已不再忌惮谈任何事，也无需再演戏给谁看。在他看来，怀疑仍然是获得真理的坦途。

　　你很难分清董健的书房到底是哪一间——在这个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厨房，每一个房间里都堆满了书。冬日的阳光照射进来，堆积如山的书籍上泛起暖暖的微光。

　　书要翻看许久才知内容，而董健只要一开口，你就能被震到，并记住。

　　这位老人身材高大，坐在椅子上时也腰背挺直；说话时，他乡音不改，声音铿锵；交谈时，他极有逻辑，既能引经据典，又能推陈出新。

　　年轻时他就不甘寂寞，退休后，更是一派返璞归真的高手做派。

　　教了一辈子高深理论的董健如今最爱谈的，反而是“启蒙”。就像在2016年1月3日出版的《董健文集》中，他最得意的不是《戏剧研究》和《文学评论》，反倒是藏在丛书最后的一本《文化批评》。

　　翻开这本《文化批评》，“启蒙”“理性”“思考”……每一个关键词都透着老年人看遍风云之后的平淡睿智。从大学开始，董健就是个批评的爱好者，在他看来，怀疑是获得真理的坦途。与此相对应，在董健的家中挂着一幅黄宗羲的名言，“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

　　正是怀疑与思考让董健与真理靠得很近，如今已经80岁的他，不再忌惮谈任何事，也无需再演戏给谁看，他能说出“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的有力声音，也能跟比他小半个世纪的来访者欢畅交谈。

　　于是，昔年把别林斯基的画像贴在床头的“落后分子”，为了写《田汉传》宁肯辞掉南京大学副校长职务的“愣书生”，如今成了每日种菜、听书的老人。

　　董健貌似平凡，但一开口则振聋发聩。

桌上这本1999年出版的余华作品集已经读了一半，剩下的两篇中，《许三观卖血记》也已经开了头，董健打算四天之内“看”完这本早就熟稔的书。实际上，这位80岁老人早就看不清眼前了，数年前的一场眼疾，让他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有时，熟人迎面走过来跟他打招呼，他只有靠声音才能认清对方的身份。

可董健就是放不下读书，他只好央求自己的妻子，每天花一些时间把书上的内容读给他听，靠耳朵来读书。他当然放不下，他毕竟是个读书人。这个身份不同于学生、文书、落后分子或者老师、教授、南京大学副校长，这个身份已经跟了他一辈子。

妻子岁数也大了，董健不得不削减自己的阅读量，他挑了好久，才选择了这本余华作品集。在狭小且古旧的书房里，妻子读书的声音声声入耳，董健舒服地倒卧在椅子里。这样轻松的阅读体验，很容易让他想起自己刚刚读书的时候。

1944年，8岁的农家子弟董健初入学堂，那时，因为营养不良，他看起来瘦弱矮小。在讲究耕读传家的家乡山东，他这样的体格“干不了农活，只适合读书”。当时的学校有两套教材，一套是国民政府编写的新式教材，一套则是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和《弟子规》。

“认识的第一个字是‘人’，然后是‘男人’和‘女人’，再然后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学到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很多很多，日本人很少很少。’”尽管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董健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开始读书时的情形。

从第一堂课上学到的理念，直接影响了董健的教育理念，他的许多学生都用诸如“由浅入深”和“潜移默化”的词语评价自己的老师。

少年董健当然不会想到未来，当时他就像中学时的你我，正被小说这种书所吸引。

对于当时的董健来说，《西游记》和《水浒传》比《红楼梦》更好看，他把孙行者和武二郎的每一个桥段都熟记于心了，石头记依然只翻看了前面几页。

1956年，参加工作之后的董健考入了北京俄语学院，开始接触俄国文学，读完一年级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董健转到了南京大学中文系。

这时的董健，虽然依然是根据兴趣在读书，却已经有了自己的方向。

“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文艺批评，最崇拜别林斯基，还专门画了他的像贴在床头。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也对我影响很大。”董健说，当然，他也阅读了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的“流行书”。

在南京大学读完本科，董健成为陈中凡教授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生。毕业后留校，1966年初，南京大学搬到乡下一个农场去办学。

当时匡亚明校长正在试验“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匡亚明对董健颇信任，把他调到学校里编小报《劳动与学习》。

不久“文革”爆发，董健出身不好，写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文章，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陈中凡的研究生，因此很快成了同学群中的“落后分子”。当时，他很迷茫，更加寄情于读书，但当时匮乏且单一的书籍让他更加困惑。

1978年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董健也开始了他“恶补”的读书阶段。

“我在1980年代开始恶补。这个恶补是伤身体的，太累了，是短期的补。我写《田汉传》，田汉讲他在日本读过的书，我就赶紧拿来读。他读西方的戏剧、小说理论那么多，我都来不及读，但是完全不读，是没法写的。我们这一代被耽误得特别厉害。”董健说，“我们这一代文化人都是过渡性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很有成就的学者。当一个好的过渡性人物，能够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记忆和体验不打折扣地说出来，讲点真话就不容易了。”

恶补之后，董健迎来学术高峰期，重点研究“戏剧艺术”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两个领域，他留下了《田汉传》《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戏剧艺术十五讲》《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著作。

如今，这些著作与读过的好书、学生好友的著作以及一些资料书籍都堆放在董健的书房里，打开室门，满是墨香。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三代师生：温方伊、董健、吕效平。温方伊为话剧《蒋公的面子》作者，吕效平为指导老师兼话剧导演

话剧《蒋公的面子》剧本，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温方伊，南京大学丁帆、徐兴无、吕效平三位教授联袂作序，董健教授亲笔点评。书中收录了剧本、作者阐释、重要剧评以及编剧根据剧本写作的相关同人文

当过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还做过南大副校长，董健育人无数，2015年11月8日，南京大学举办董健学术思想研讨会，2016年1月3日，包括“戏剧研究”“文学评论”和“文化批评”三部分的《董健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董健的理论跟读书有关，他的思想，一大部分倒是他的读书心得。“所以，当我眼睛看不到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立刻死了。”董健说这句话时，脸上满是淡然。“我要是没有家人的话，一定这么干了。”

几年前，董健为了写一篇学术文章在电脑上工作至深夜，完成后，他站起来，眼前却一片发黑，妻子走到跟前，但他说，“我看不见了。”

眼疾之后，董健曾经消沉过一段时间，但很快恢复过来，他依然看书、写文章、思考、批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昔年的大学老师如今致力于“启蒙”，致力于传播“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一类的理论。如今，他的生活倒是极为切合“返璞归真”的朴素道理——每天早上，老人起床，穿上一双如今已不多见的解放鞋，走进自己开辟的一块菜园。闲暇时，他就窝在沙发里，听妻子读书，感悟真实。

董健是一名读书人，也是一名思想者，同时还是一名教育家。多重身份的交织，让他对这个世界洞若观火。

记者：回顾所受的教育和亲历的风云，你觉得自己这一代跟上一代比，有什么特点？

董健：我们这一代是1930年代生，1949年以后受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我们这一代有两大弱点。第一大弱点，我们是在乌托邦的鼓舞之下成长的，献身美好理想，完全否定“个人”。第二个弱点是我们这一代由于长期参加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没有办法去读书，读书甚少，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使得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很困难。

我们很多西方的现代化知识是在“文革”之后补课学来的，有时都来不及补。我到俄罗斯跑了一年，到美国也去短期访问过，但是已经来不及补上所缺的东西。我的老师这一代，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分为三个阶段：五四以后找到自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迷失自我，到了1980年代以后重新回归自我。我们没有这三个阶段，一开始就没有自我，一直到了林彪垮台以后我们才慢慢开始觉醒，到现在还在寻找自我。我们这一代应该讲都废掉了，我们就是在矮子里面选将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两大弱点是历史给我们的，是谁也逃避不了的。

记者：如今您已经80岁了，新一代的人已经成长起来了，不过，他们身边有电脑，有手机，面临的诱惑又不一样，您对他们有什么读书方面的忠告？

董健：现在的书太多了，所以，读书之前，一定要对书做一个选择。要读好书，什么样的书是好书。经得住时间和历史考验的书就是好书，像我们当年曾经疯狂地研究一些苏联的著作，不光看中文版的，还看俄文原版的，消耗了很大的精力，但几十年后，历史证明这些书的理论都是错误的，这些书就白读了。另外，选择书就一定要选择真实的书，这个真实包括历史的真实、细节的真实、灵魂的真实，要是内容不够真实，是永远读不出真理的，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

现在的书太多了，任何人都做不到把所有书都看一遍，所以看书要有详有略，就像曾国藩说的，看书分为读和阅，读就是精读，阅就是概览。

最后，还要告诫大家，读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选择书就一定要选择真实的书，这个真实包括历史的真实、细节的真实、灵魂的真实。要是内容不够真实，是永远读不出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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