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丨一份不靠谱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

2018年4月18日，周其仁在北大朗润园

周其仁，1950年生，上海人，中国经济学家。研究领域有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企业与市场组织等。长期关注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是中国农村改革方面的重要学者，在北大曾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

周其仁出生于大都市上海，1968年，他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乘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来到地处黑龙江虎林县的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 在那里，他学会了割草、锄地、扛粮食等各种粗重的农活，不以为苦，反觉得“大有可为”。不过，这个上海来的中学生满肚子“高见”，喜欢批评这个论断那个。

半年后，他没能当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机手，反被连队领导发配到山上打猎。在完达山上，他跟着师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几十个“陷阱”，诱捕野鹿、圈养、然后割鹿茸。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1968年—1976年，周其仁作为下乡知青在完达山打猎、养鹿

在结束七年半的狩猎生涯后，1977年的秋收时节，周其仁站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面，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我就在黑龙江一直打猎打下去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一个人生于斯就基本绑在一个地方了。我是初中毕业，没上过高中，后来有高考机会，自己再把高中的课拿来学习，等于是自学的。当然我比较幸运，我们农场水利科有位技术员，是1958年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帮我补习高中数学。为什么帮我？他说他那代人的生命就那样过去了，看到你们有机会，帮一把也高兴。要不是考上大学，我可能就永远没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

到了填报志愿时，他回忆道，本来不用任何犹豫，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1978年黑龙江省的政策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那一年我已经28岁了，北京大学要不要我这样岁数大的学生呢？远在千里之外，我觉得毫无把握。思虑再三，只好放弃填写北大，最后按第一志愿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录取。”

葛兆光，1950年出生于上海，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及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宗教史。

1968年上山下乡时，葛兆光去的是一个紧挨着麻风寨的苗族村寨，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儿当知青。下乡的时候，他带了一樟木箱子书去，那里面有一套石印本的《石头记》，有《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说，一到晚上，他就在油灯下面捧着这些书翻来覆去地看。

后来离开乡下的时候，这些书差不多都被朋友拿光了，只剩下《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没人借，还一直留在身边。1970、1971年贵州开始了大规模的招工，葛兆光因为会做砖做瓦，所以进了砖瓦厂；后来砖瓦厂倒闭，他又到了农药厂。农药厂后来也关了门，这样，他又到了供销社，常常下乡跑收购。

1977年冬，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当时的葛兆光正在贵州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战斗”。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直到忙完秋收采购，从乡下回到县城，才得到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从60年代初跟随父母从外贸部下放到贵州，“一家人的生活境况很差。那个年代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憧憬”，恢复高考，像是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

葛兆光和阴法鲁先生在颐和园

填报志愿时，时年27岁的葛兆光明白人生可能已没有太多机会，“数理化完全补不上来，只能学文科，能上北大中文系当然最好。”结果，北大中文系在贵州只有古典文献专业招生，“没有那么浪漫，不是你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古典文献专业是干什么的呢？当时葛兆光完全不知道，“就知道肯定是读古书的。”后来，他成功被北大古典文献学专业录取。

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课的教授，个个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创始人之一阴法鲁先生、长于唐宋辽金史研究的邓广铭先生、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裘锡圭先生、精于古代历史文物鉴定的史树青先生等等，都曾亲自给他们上课。因为比别人年纪大，葛兆光很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也因为年纪稍大，老师对他管得很松，让他随便看书，这样他就可以更自由地读一些书。

摘编自：《葛兆光教授的治学之路》，《书城》，2009年04期

潘绥铭，生于1950年，中国大陆著名性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性社会学和性别人类学研究，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潘绥铭的青春期始于“文革”前，上的又是男校，所以对什么叫“无性文化”颇有些感受。对他来说，下乡等于白下，并没有真正了解农民，也没有增加任何异性交往的知识和经验，只是记住了一些东北和内蒙农村的口头性文学。有一次听一个不太老的老头唱“十八摸”，大概他学生气的反应太明显了，老头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过去的人太穷了，娶不起媳妇，只好这么唱唱，快活快活嘴。后来他觉得，这才是他的性学第一课。

1975年以后潘绥铭有幸接触了“社会弃民”，知道不少当时两块钱一次的卖淫和解放后始终没断过的工矿区“买鸡蛋”的故事。所以直到现在也不肯同意“死灰复燃”或“贪图享受”这一类关于性服务“小姐”的人造神话。而且，当时没人听说过“西方性解放”。1981年，潘绥铭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并最终获得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世界中世纪史。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性研究。学世界古代史要从原始时期学起，东北师大又保存了一大批50年代之前的英文著作，所以我一扎进书库，马上就迎头碰上许多记载原始性风俗与性文化的英文书。”“上研究生是一种资格，看书和拜师的资格。导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正因如此，我才该抓紧干，至少把我占据的这点时空染上自己的颇色。正因如此，我才不该期望过高，挨骂或无成果是必然的。”

摘编自：潘绥铭：《在中国发现性革命：一位“自娱自乐”的社会学家的自述》，2011年潘绥铭教授在台湾“中央大学”研讨会上的演讲。

罗志田，1952年生，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

 1977年是罗志田下乡的第九年，那一年大队中学临时请他代课。农忙放假时，罗志田回到成都家中，得知停止多年的大学考试真要恢复了，他便赶紧开始补习。因上中学不到一年就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那是名副其实的“补习”，与今曰高考“复习”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这样罗志田白天教书，晚上继续学习，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高考之后，在填报志愿时，他第一志愿填的是成都师范学校的中文高师班，即所谓中专“戴帽”的大专，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到第三志愿需要换专业，才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完后已近过年，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正在城里一老同学家中喝茶，忽然我弟弟从郊区的家里赶来，告诉我录取通知到了，我被取入川大历史系。”

约1979年于四川大学门口

那是长期停招后的第一次，录取不太看志愿。大学毕业后他才知道，因他的家庭出身有些“问题”，当时录取他的老师也担有政治风险，经过争议，终以“重在表现”的理由录取了他。“且我本是在农村考试，通知应是寄送到乡下的。川大招生办的人竟然査到成都我家的地址，特地寄到家里，让我们能愉悦地过年。下乡已九年的我是家中的‘老大难’问题，那次过年的气氛当然好极了。我会永远记得这一经办人的细心周到，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所以很能体会这个通知的重要吧。那时‘文革’尚未完全结束，‘斗争哲学’之余威尚在，而川大从招生到发通知都相当有人情味。非常不容易，使人难以忘怀。”

摘编自：《往事与随想：永远的197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66页。

陈嘉映，1952年生，上海人，当代著名哲学家，著有《海德格尔这学概论》《语言哲学》《无法还原的像》等。

1976 年前后 , 时局急促变化，陈嘉映一再告诫自己 “要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书桌”，一边做些翻译，一边读书。1977 年恢复高考，无数青年学子欢呼雀跃，发奋学习，陈嘉映就是其中一员。

“我为高考做了认真准备，但并不是指望上大学学到什么东西，大学只是比印刷厂更好的混日子的所在。”陈嘉映报考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琢磨会德语的人少，没什么竞争。结果不是这么回事儿。考生中有一帮外语专科学校的德语毕业生，人家受过正正经经的训练，年龄又小。在外语专业，尤其是德语这样的小语种，当时25岁的陈嘉映算是大龄的了。

“更糟糕的是面试，召进考场，回答完Wie geht es Ihnen 就张口结舌说不出整话来。我被要求出门等着。后来听说几位考官评议，这个学生笔试考了第一，却一句整话说不出来，笔试八成是请人代考的。幸亏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让我继续面试，改用汉语盘问了一番，听了我自学德语的经历，代考的怀疑打消了，但还是犹豫要不要录取：老大不小的，口语还能不能学起来?一位韩姓教师力主收留：这个考生在农村吭吭哧哧自学，能够考成这样怪不容易的，将来说不定是咱们德语专业最好的学生呢。我就这样混入了北大。韩老师的期待没有实现，我的德语口语始终没有过关；不过我倒也不是成绩最差的学生。”

青年陈嘉映

进北大没几个星期，就传出恢复研究生的消息。出于与学业全无关系的考虑——插队八年，一直自己养活自己，如今一把年纪，不宜回过头来寄生于父母，研究生有三十几元的收入，够自己糊口了——陈嘉映决定报考研究生。

研究生考试的笔试顺利通过，面试再次出了麻烦。原说面试的内容是现代西方哲学，他自以为在这个领域，考生中没有哪个会比他知道得更多。谁知考官们一上来先问的是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策略》等文中关于矛盾、实践之类的论述。“这些劳什子，多年前也读过，这时候却糊里糊涂记不起什么了。后来听说考官们对我白痴般的样子颇感恼怒，根本没心思再提问现代西方哲学。”

这一次是熊伟力主留他：学习外国哲学，外语极端重要，这个考生德文差不多考了满分，还会俄文和英文，弃之可惜，毕竟，矛盾、实践之类一两年就可以补上，几门外语却不是一两年就能学好的。于是他便成了研究生。

摘编自：陈嘉映：《无法还原的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1-48页。

陈平原：

陈平原，1954年生，广东潮州潮安县人，北京大学教授。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大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学术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散文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时，陈平原正在粤东山村插队，他是从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上，读到那篇《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才知道国家政策改变了，可以自由报名参加高考了。当时广东省高考的考试科目主要有两门：语文和数学。对于喜欢读书的陈平原来说，语文的复习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靠的是平日积累，而且，那时他在山村学校当民办教师，正好教初中语文。他将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重温数学上。幸运的是，陈平原所在的中学组织了短期培训班，所有报名参加高考的学生都可以回去复习。就这样，在培训班老师的带领下，陈平原用最快的速度将中学数学温习了一遍，并开始做各类习题。

然而，从宣布恢复高考到正式开考，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复习时间的严重不足让陈平原走出考场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当时不公布分数，事后我也不想打听。我报了中山大学，还被人家嘲笑，说就你这个样子，还想考中大？”由于无法预估分数，陈平原在父亲的指导下填报了志愿：第一志愿中山大学，第二志愿华南师院，第三志愿肇庆师专。

1977年12月，离开山村前夕，陈平原与家人合影

1982年中山大学毕业证书

春节过后，不少高校开始给考生寄送录取通知书。可是陈平原的录取通知书却迟迟不见踪影，这让他非常着急。“那时我很瘦，不知从哪儿听说，上大学有体重限制，男的最少50公斤，而我体检时才99斤，还差一斤，直感叹，早知道，体检前应多吃一个红薯。为这事，父亲专门带我去请教韩山师专的校长，分析了大半天，估计特殊专业才有这样的要求，学文学应该跟体重没什么关系。”

直到有一天，他正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传达室送来一封盖着邮戳的挂号信，信封上写着“中山大学”字样，他知道自己终于如愿以偿。

摘编自：江蓠：《陈平原高考回溯：永远的1977》，《民生周刊》， 2013年第19期

钱颖一，1956年4月生，北京人，经济学家，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1972年8月，钱颖一随父母从贵州回京，插班进了和平街一中，读了一年半高中。“刚开始1972年的时候，有点想让这一批直接上大学，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学习氛围都很好。1973年，高校招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张铁生交了白卷。我们前面那一年半念的还都是挺努力的，突然出了个交白卷，‘哗’一下子就改了，还是得从工农兵里面招大学生。然后我们所有人73年底毕业，74年4月份就都去插队了。”

在密云县塘子公社丰各庄插队的四年，钱颖一从未放下过书本，尤其酷爱数学和英语。“生产队是密云县最穷的队，在山上，我在那是待了四年，什么活都干过。修水渠、养猪、做饭，挑水抗旱，种菜、割草、种麦子、种土豆、种白薯。我的英语和数学都是田埂上学的，我念英语，听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英语教学节目跟着学。”“学《新概念英语》学到第四册时就难了，积累了非常多的问题，我两三个月回城一次，每次都要到梁从诫他们家去一次问这些问题，答疑。梁从诫的太太，我的老师方晶老师，先问她，她不懂了问她丈夫梁从诫，梁从诫英语也挺好的，他们俩都不懂了，说咱们到里屋去问一个人，我们都叫他金爸，他都给我们解答了。金爸就是金岳霖。”

1977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重大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50天后，钱颖一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北京市密云县塘子中学的考场。报志愿时，钱颖一分析过自己的优势，必然是数学和英语，他心目中的最佳志愿是北大的数学专业，遗憾的是，当年只有清华的数学专业招生，这便成了他的第一志愿。1977年的高考，考试的具体时间各地有差异，却是唯一一年冬天考试，第二年春季入学。当年高考，四门课总分400分，钱颖一考了360多分，被清华大学数学专业录取。清华大学的数学专业和北京大学的物理专业，集中了恢复高考第一年各省最高考分的学生。在39人组成的清华“数七班”里，学生年龄从16岁到31岁不等，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丁石孙的儿子都在“数七班”。

摘编自：《钱颖一：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央广网，2017年6月6日。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许纪霖高兴坏了，他很快就报名参加。复习的时候也是从从容容的，后来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在填报志愿时上海的文科生只有两个大学可以选择：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那个时候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大合在一起），许纪霖填报志愿的时候都是与新闻、中文、历史有关，“为什么要考文科呢？实际上，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考试时数学还是满分。但我对文科有一种偏爱。我很喜欢文学，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文学十分感兴趣，作家在那个时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当时很想从事文学创作。”

但最终他却偏偏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录取了。在大学的时候许纪霖也并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兴趣很广泛，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专业方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选择专业，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哲学、经济和政治，他选择了政治专业。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苏联改革的研究。但是毕业留校后，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党史教研室，与陈竹筠老师一起从事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

摘编自：许纪霖《在刺猬与狐狸之间——我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