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 | 王梦庆：母亲，不平凡的平凡妇女

母亲离开我们十年了，我经常梦到她，奇怪的是梦到她的情景既没有激动，也没有悲哀，就像我们平时的日子一样，就像她还活着，所以每次梦到她的第二天，我的心情都很愉快。

母亲去世前病了九个月，这九个月是母亲九十年来最愉悦的时光，所有的儿女全部围绕在她的膝下，轮番伺候，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说：老太太你有福了呀，他们哪里知道母亲这九个月的愉悦时光是用九十年的辛劳换来的。今年是母亲诞辰一百周年，兄弟姐妹们约好写一写记忆中的母亲，用以表达我们的思念。

母亲顾耀英，生于1919年农历10月，属羊，老人们都说女人属羊命苦，母亲的一生的确如此。儿时家穷受苦受累；青年时参加抗战，担任妇救会主任任劳任怨；结婚后丈夫参加革命在外，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还要担负婆婆、小叔、小姑一家子的生计，下田，做饭，做针线，当了女人当男人；解放后随丈夫进了城也没享福，又生了四个孩子，一人负担全家八九口人的吃喝浆补；最要命的是四十岁丈夫病逝，母亲守了寡，七个孩子最大的十七，最小的四岁，人们都发愁这家的日子可咋过呀，母亲硬是把不能过的日子挺了下来，把孩子们一个个培养成才。

母亲在我们心中是座山，她是我们生存的依靠，母亲在我们心中是生命的泉水，她滋润着我们成长。能承受的，母亲都承受了；该付出的，母亲都付出了。作为一种岁月，母亲是爱的象征，母亲是生命的守护神。

母亲的家在河北阜平的大山里，方圆几十里就这一户人家，家里很穷，母亲虽然是一个女娃,但从小就砍柴、放羊，什么重话都干。砍的柴,除了保障自家用，还要由姥爷背到六七十里的城里去换油盐，母亲说每次姥爷背的柴非常多，从背后只能看到两只移动的脚，上面看不见头，像是一堆移动的柴火垛子。母亲在放羊中显现了一个出众的功能，就是记性出奇的好，在一群羊中，母亲能准确的认出每一只的不同，说找那只就能准确地找出来。傍晚，羊群从放牧的山上回圈时，饿了一天的小羊羔们着急的找不到它们的妈妈，母亲能快速准确的把它们配好对。大舅放羊走失羊时，总是让母亲来确认走失的是那只羊。

1937年，八路军打完平型关战役后转移到了阜平县，母亲开始接触了共产党八路军。由于母亲家在深山里，日本人扫荡去不了，他的家就成了八路军伤员的修养处和大部队反扫荡的落脚处，母亲织毛衣就是和养伤的八路军学会的。尽管八路军有的用化名，但住的时间长了就告诉真名了，其中一个住的时间长的干部叫成仿吾。那时候村里发展共产党员都是秘密的，1941年母亲第一次参加党员会，没想到会上碰到了姥爷和大舅，他们也大吃一惊，一家子三个党员互相都不知道。母亲环视了一下参会的人员发现那时候的党员大都是乡村里人品好，既能吃苦又肯帮人的人。

母亲成了妇救会主任后，主要工作就是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组织妇女做军鞋，帮助军属挑水做农活。日本人每年两次对根据地扫荡时她经常一晚上跑四、五个村子，通知乡亲们转移。累了,庄稼地里生堆篝火取取暖，有时几个村干部挤在老乡家一盘炕上打个盹。为了大家顾不上小家，乡亲们转移了，自己的婆婆被日本兵抓住并让她带路，由于小脚走得太慢被一个伪军悄悄地推到浅坑里放了。小时候记得母亲讲这些事时我问她：“你见过日本兵吗”？母亲说：“远远的见过”，“日本兵都是男的你能跑过他们吗”我问，母亲说：“他们可跑不过我，我每天上山砍柴火，背着柴满山跑，日本兵只能让我越拉越远”。

1950年母亲领着三个大的孩子来到了父亲工作的山西省阳泉市政府。以后又生了我们四个小的，一共四男三女。随后父亲又把老家的奶奶接来与我们同住。全家十口人，穿衣，做饭，担水，拉煤全靠母亲一人来干。父亲太忙，奶奶太老，孩子太小。母亲真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做鞋，因为要做十个人穿的鞋一年四季基本没有停过。先是准备鞋底子的布料，母亲用面板做底基，把积攒的布头一层一层码平,用浆糊粘起来，然后按鞋子大小裁好形状，最后粘叠到约有半寸厚，鞋底的布料就备好了。再就是搓纳鞋底用的麻绳，把麻一缕一缕劈开分成三股，把三股麻在小腿背上从上往下一搓一搓，搓成麻绳，一边搓,还不停的往手心上吐唾沫，好像这样才好搓，麻绳要搓好多好多才够纳一双鞋底子。随后就是纳鞋底，先用粗的锥子在半寸厚的布底上锥个眼，锥眼很是费劲，每锥一个眼都象是用吃奶的力气，还不时的把锥子尖在她的头发上蹭一蹭，好像这也是能让锥子好锥眼。锥成一个眼后用带着麻绳的针穿过去，穿针时要用套在中指上的金属顶针在后面使劲顶才能穿过去，穿过去后要把麻绳绕在手掌上用力抽紧，手掌上留下深深的勒痕。

纳好一双鞋底要重复上千次这样的动作，需要半月二十天才能完成。最后把布鞋面子缝到鞋底子上，一双鞋才算做好了。那时候做鞋和做衣服是母亲的大工程。家里没有缝纫机，十个人的衣服也要母亲手工一针一针的缝，真是慈母手中线，儿女身上衣，针针密密缝，意恐儿女寒。

1957年父亲从市政府秘书长的位置调到市工业局局长的岗位，我家也搬到工业局家属院，母亲担任了那里的居委会主任。

那时候居委会干部全是义务的为大家工作，没有一分钱报酬。母亲当了居委会主任后感觉到我家比双职工家里还忙，机关干部除了八小时工作以外，每天还有早会和晚会，从战争年代出来的人工作热情都非常高。我家成了居委会办公室，白天晚上人来人往。我最发愁的是晚上刚盖上被子睡下，一群人来我家开会了，一泡尿憋的实在受不了，她们还不散会，那个年代家里都没厕所，都是一盘大炕睡一家人，想起来憋尿的那个滋味真不好受。

我记得是一个冬天，晚上下着大雪，父亲出差没在家，夜里一、二点时突然后排院传来“来人呀，救命呀”的喊声，母亲着急慌忙穿上衣服就向后院跑去，早上大天亮了母亲才回来。我们问怎么回事，母亲说，夜里吴源副局长的爱人起来奶孩子，突然后窗户上爬出一个男人来，她惊恐地叫起来，那个男人跳下窗户不见了，正好那天晚上吴源副局长也不在家。母亲听她说完就冒雪连夜去了派出所，会同一个警察到吴源家房后勘查，雪地上留着清晰地脚印，她们顺着脚印跟到一片玉米地时不见了。折腾了半宿也没个结果。

后来，吴源和我父亲回来后，夜里拿着他们的手枪在房顶上蹲守了几个晚上，看坏人会不会再来。最后公安局证实了，是一个下了夜班的工人被一个狼还是狗追着，情急之下爬到一个亮着灯的窗户上了，此事才算了结。母亲在群众有难时总是立刻会冲上前的，战争时期是这样，和平时期仍然是这样。

1958年大跃进，母亲更忙了。她带领家属们建起了小卖铺，建设了笊篱厂，组织妇女们到市里的重点工程义务劳动。我那时四、五岁，弟弟梦贺一、二岁，母亲做这些事时都带着我们，这些事都是我亲眼所见。最难忘的是大炼钢铁时期母亲带领居委会干部们收集废钢铁，晚上，从我家拉一根电线到院子里，接上电灯泡，照的院子通明，居民们把家里多余的铁锅、铁铲、铁镐、铁盆……排队交来，居民干部一边登记，一边唱名，孩子们在人群中，在铁堆旁一边吵着嚷着，一边跑来跑去，很是红火。

母亲领导的居委会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经常受到上级表彰，发的奖状在我家的墙上都贴不下了。六十年代初阳泉报（当时叫阳泉通讯）用一个整版刊登了娘的事迹，并且配发了娘的照片，那张照片还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展放了好长时间。

然而我家的生活困难一点也没减少，人口多，不但粮食不够吃，钱也不够花，尽管父亲是市级领导的工资，由于奶奶去世拉下饥荒，每月从父亲工资里扣，更显的钱紧。母亲想尽了一切办法克服家里的困难。

1959年我五岁多点，家里最大的问题是粮食不够吃。那时国家对每个人的口粮都是定量的，成人每人每月二十七斤粮，小孩递减，那时基本没什么鸡鸭鱼蛋之类的付食，够吃的人家很少。不够吃的问题在我家尤为突出，原因是孩子多，兄妹六个，四男二女，大的十六七，最小的是弟弟梦贺二岁多，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孩子们都在长身体，每天都觉得吃不饱，饿的慌。我家每人每顿饭都是分份定量的。

当时正是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时期，爹是阳泉市工业局局长，那时工业局主管全市所有类型工业，包括煤炭、机械、化工、钢铁、建材等。工作特别忙，每天都是起五更睡半夜，我们睡着了他还没回来，我们醒了他已经上班走了，一个月见不了几次面。我记得娘总是给爹留一碗饭放在炉台角里，有时用细粮也就是白面给他单做一碗，也只是一碗，这就是对一家顶梁柱的特殊照顾了。

爹喜欢孩子，有时碰到他吃饭时我就会走到他跟前，他笑一笑会把自己碗里的饭拨给我些，我那时五岁不懂爹要靠这碗饭去跑许多工厂矿山，要靠这一碗饭的能量去指挥和推动一个城市的工业发展。哥哥姐姐们都懂事，从不往爹跟前凑，现在想起来既后悔又五味杂陈，真想那时能够懂事，不往爹跟前凑，不去吃爹给自己的饭，因为一年后爹因为过度劳累，加之营养不良患肝病去世了，关于这方面的事另说。

院里的孩子们都爱端着碗到大礼堂门口凑在一堆吃饭，大礼堂的门通常是锁着的，我们就背靠着大门坐在门沿上吃饭，有一天中午我端着一碗面条走到大礼堂门前，像往常一样一蹲，背往后一靠，没想到那天大门不知怎么是开着的，啪的一下让我来了个后仰大叭叉，后背后脑勺全着地，碗摔了好几瓣，一碗饭全洒到地下了。那时候孩子不像现在金贵，自己也没把摔伤没摔伤当回事，全操心那碗饭了，爬起来一看一点也不能吃了，饭撒了，碗打了，就像犯了大错一样，也不敢回家，就是回了家也没饭了，我站到家属院门口盼着爹下班回来能看见我，给我吃点他的饭，没想到那天可能他太忙了，匆匆忙忙回来看了我一眼也没顾上招呼我一下，进门三口两口吃了饭又匆匆忙忙走了。让我一下午又饿又委屈。

俗话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娘想尽办法弄些瓜菜代粮食，哥哥姐姐们去义井村菜地捡白菜叶，嫩的炒菜，老的腌酸菜。家里有一个大水缸我们叫大瓮，这个瓮能盛五担水，一个大人能在里面洗澡，每年冬天我家都要腌一瓮芥菜酸菜。娘琢磨出一种酸菜焖大米的饭，就是米里搅合上酸菜焖熟了，盛一碗连米带菜，量够了，米没多用，节省了粮食。

娘虽然是个家庭妇女但是一个典型的勤劳、善良、勇敢、坚韧的中国妇女，在我的映像中娘一生从未在任何困难面前皱过眉头，从未在任何困难面前说过一句怨天忧人的话，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去克服困难。有一天早上，上班上学的全走了，娘对我说：“今天咱们去箩红薯，中午不回来，他们的饭都做好了，回来热热就行”，娘准备了一把铁锹让我帮她拿着，又准备了一茶缸菜疙瘩，就是菜和面拌起来蒸熟了撒点盐，山西叫不烂子，我们老家河北叫矻儡，是娘、我和弟弟梦贺三个人的午饭。弟弟二岁多，娘背着他，我拿着铁锹在后面跟着。翻过一座小山，下到一个山沟里叫北深沟，那里有一大片已收获完的红薯地。娘找到一个向阳背风的地方，在地上铺了些干枯的玉米杆，把我和弟弟安置好，她就拿着锹走进了那片红薯地。

娘一锹一锹地翻着土地，我跑到跟前看热闹，看了半天，地翻了不少也没见挖出红薯，我看的新鲜劲过去了，就跑到傍边玉米地玩，地里玉米收完了，玉米杆都倒伏到地下了，我就学着电影里拿玉米杆搭窝棚，怎么搭也搭不成，弄累了又跑到娘这看挖红薯，一幅挖薯日当午，汗滴足下土的画面出现在我的眼前，见娘满头大汗，汗珠一滴一滴掉到土里，不时弯腰拣着，傍边已经挖出了不少小红薯。

中午时分，娘把我和弟弟拢在一起，拿出那茶缸菜疙瘩，开始吃饭。娘用一双筷子在茶缸里边抹一下抹出一小坨菜疙瘩，一递一下喂着我和弟弟，平时我们可爱看娘抹着吃菜疙瘩了，抹一下滿满一口，看着可香了，我们孩子们都想学娘抹着吃总也学不会，都会到娘跟前说娘给我抹一个吧。娘喂着我和弟弟只到茶缸里的菜疙瘩快见底了她才自己开始吃，我和弟弟就像两个小牛犊围在母亲身边享受着舐犊之情。吃完菜疙瘩娘领着我们到一个山泉喝水，我见娘喝了好几缸子泉水，娘是渴的还是饿的？应该是又渴又饿吧。

吃完饭我和弟弟在玉米杆上睡着了，娘继续去挖红薯。现在想起这些心里阵阵酸楚，真想时间退后六十年退回到当时，劝娘多吃几口菜疙瘩，平时娘就给自己盛的饭最少，在红薯地中在大日头下，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秋日长。那怕多吃一口菜疙瘩也能让娘垫垫饥，增加点挖红薯的气力，而不是又累、又饿、又渴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

一觉醒来见娘的前胸后胸都湿透了，娘笑眯眯的看着我，正往洋面口袋里装她箩的红薯，装了满满一洋面口袋，（那时候带洋字的东西太多了，洋灯、洋火、洋油、洋钉、洋面口袋等等。）娘说一会你二姐放学了来接咱们一起回家，原来早上她和二姐约好了。

约莫下午四五点时，二姐梦平和她的同学找到我们，二姐比我大二岁刚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候就当大人一样的使唤了，二姐背着弟弟梦贺，娘背着那一洋面口袋箩下的红薯，我拿着铁锹一起高高兴兴的往家走去。

从这以后，那年秋天我们经常跟着娘去箩红薯，每当夕阳西下时总会映出母女四人从红薯地收工回家的身影。我爱人说：“看了梦庆写的箩红薯，最让我感动的是娘看着睡在玉米杆上两个儿子那笑眯眯的眼睛，待儿吃饱娘端碗，娘喝凉水心也安，所有的劳累、辛苦、饥渴在看到儿子后都烟消云散了，做母亲的真正是这样的心灵，为人之母后，有了切身感受”。

父亲在大跃进中领导全市的工业工作，忙的昏天黑地，由于工作劳累，加之营养太差，父亲患了肝炎，1959年父亲去北京看病，住了一年医院后，在北京去世。一年里他没能再回来，我们也没有去看他，不是不想看，是没条件，没钱去不起，没人手,孩子小顶不了事。直到病情加重时母亲才带着孩子中的老大和老小去了北京。

娘和大哥、梦贺去北京后，市工业局分成了三个局，有化工局、煤管局和机械局，办公室都搬走了，家属也都陆续随着迁走了，原来的家属院出现了许多空房子，成了孩子们好玩的去处，从这一家窜到那家，进门，爬窗户，玩的可高兴了。特别是玩打仗，一伙为解放军，另一伙为坏人。我是装解放军的，当时特别羡慕解放军的腰带和斜挎着的武装带，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武装带，我就捡人家搬家用剩下的麻绳在身上扎了个武装带的样子，没想到碰到一个大人，他看着我，瞪着眼睛说：“不能拿麻绳往身上扎，不吉利”，说着就给我扯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不吉利是啥意思。

当天，我听见家门响，跑到门口往外看，见娘背着一个红包袱开门进来，头发蓬乱，一脸愁容，见着我第一句话就是：“你爹死了”，我先是一愣，然后扑到娘怀里哭了，娘也掉着泪。难道我扎那一条麻绳就是人们所说的心灵感应。

爹的去世对娘的打击很大，但娘应对这样的打击和其她人不一样，没有瘫躺在床上悲痛欲绝，不吃不喝。每天她仍旧早早的起床给上学的哥哥姐姐们做好饭，等他们吃完，上学走了，收拾完。只剩我和弟弟两个不懂事的小的时候，娘就关住门，躺到床上开始哭，边哭边念叨，爹受了一辈子罪，在老家时那一年收成好了，他又做了许多枣酒，能换钱了，刚日子好转，他当八路走了。现在眼看孩子们长大了，日子快熬出来了，他又走了，这次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直到快做午饭时，娘起来,擦擦眼泪就做饭去了。

爹去世时，大哥最大只有十七岁，弟弟最小只有四岁，娘带着我们六个孩子，所有人，无论是爹的同事，娘的熟人，还是邻居们，一说起我们就说“这家可咋活呀”。

娘领着我们捡过破烂，挖过野菜，摘过树叶，种过玉米和土豆，还养过猪。但是猪肉我们没吃上，那头猪被院里几个干部合伙买了，猪肉分了。那时对我家来说,钱比猪肉更重要。我五舅在粮食局工作，他把玉米脱粒后要扔掉的玉米棒杆子装麻袋拉到我家，母亲领着我们从上面找没脱干净的玉米粒，一麻袋里也找不出十几粒，但我们也很高兴了。

那些脱完粒子的玉米杆的心是软的，可以磨成粉，母亲又领着我们去磨这些东西，难吃不说，还拉不下屎来。我记得一次在学校，我蹲到茅坑，直到上课铃响了还没拉下来，肚子憋的难受，只得一步一挪的回到教室，吴俊德老师问我怎么了？我如实说了，同学们一阵哄笑，吴老师制止了他们，鼓励我再去蹲到厕所默默地背诵课文慢慢拉，这让我很是感动。

我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小学二年级时，化工局有一大批过时作废的导火线，导火线中间有一层绕着的白线绳，母亲一点点的把这些白线绳剥下来，但是白线绳上粘着的黑沥青怎么也弄不干净。母亲居然用这些线绳给我打了一件线衣，我穿上别提多高兴了，在学校组织的春游时还特地当外套穿在外边，只是有的同学问我“你的白线衣上咋这么多黑点点呀”？我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

1960年代初，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这时候台湾的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娘在1961年和1963年先后送大哥、二哥当了兵。当时她身边特别缺帮手，缺挣钱养家的人。尤其是大哥在北京上学，特地和娘说毕业后回阳泉来工作吧，娘不让，毕业后就当了兵。娘身上一直保持着老区人民的精神，自己的困难从不向组织反映，国家有了难,她会倾其所有冲在前。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当革命需要时她倾其所有，当革命成功后她躲到人后。

为了家里的生计娘在烈军属缝纫厂当过缝纫工，在纸盒厂当过糊盒工。娘刚去缝纫厂时，不熟悉那些电动的缝纫机，一次不小心缝纫针一下穿过她的指头就扎了透了，我们事后听说时，心还紧缩了一下，可当时娘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轻轻的丝了一声，用碎布头把流血的指头包好了，继续干活。对待痛苦和受累在娘的身上就如同人们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她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受累，只是她能乐观的用平常心对待这一切。无论在哪个厂子母亲都是努力的工作，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后来在纸盒厂工作时母亲常常把原料晚上带回家来糊纸盒，早上再带到厂里，须知那时候是日工资，干的再多也是尽义务。

那时候全国的工厂都频繁组织高产，每逢节日必有高产，高产就是不计报酬的加班加点干活，是思想觉悟的体现。每逢高产，母亲总是早上六点就赶去厂里了，晚上八九点才回来。有一次由于家里那个用了十四五年的旧闹钟坏了，母亲也弄不清时间，夜里两三点，就去厂里了，干了好长时间活，看看天还没亮，这才想起平时早上五六点路过公共汽车公司时都有人上班了，今天路过时一个人也没有，这才知道来的太早了。

后来因为给大哥看孩子母亲要辞掉厂里的工作，厂长不下十次的到我家,动员娘不要辞职，娘不得不背着小孙女去上班。后来我也当了一个单位的领导，深切体会到，像娘那样只会付出，不知索取的职工，哪个领导也喜欢。

1972年大哥还在部队上，他把刚出生一个月的女儿薇薇送回来让母亲抚养。那时我已参加了工作，在机床附件厂当了工人。薇薇是我家头一个第三代人，母亲尽心尽力关爱抚养。刚满月的娃娃全靠喝奶粉、白糖、橘子汁老三样，特别是半夜必须喝，只见家里床上一个抱孩子的，地下一个热奶的，喝一会，奶凉了，还的再热，喝一顿奶要热好几次。

从那时我学会了两招育儿知识，以后用到了自己孩子身上。一招是掌握婴儿喝牛奶的温度，把奶水滴在自己的手背上，感觉温温的就行了，千万不能用嘴尝，因为大人用嘴试的温度和婴儿的根本不一样。再一招就是，一次半夜给薇薇喂奶，她闭着眼哭着摇晃着脑袋找奶嘴，我偶尔发现用奶嘴触碰薇薇的嘴，碰到右边她的嘴向右歪，头还往右倾，碰到左边她的嘴向左歪，头还往左倾，当时只是觉得好玩。

以后我儿子刚出生时不会睁眼，晃着脑袋哭着找妈妈的奶头，他妈妈也着急的，奶头怎么也冲不准来回晃头的孩子的小嘴，我想起了薇薇小时候喂奶的事，用奶嘴一碰一碰儿子的小嘴，他顺着奶嘴的移动找到妈妈的奶头。每天夜里起来喂了薇薇牛奶，第二天,娘还要背着薇薇去上班，厂子离家很远，要走快一个小时，还要穿过市里的主要街道，母亲学南方人那种背孩子的方法，一块大布抖住孩子，四个角的带子捆在自己胸前和腰上，北方人见了稀罕，老太太背着孙女上班成了阳泉的一个街景了。母亲把薇薇从满月一直带到小学四年级才送回的她的父母那。以后直到娘八十多岁，一直在带我们的子女。

娘在我们心中是伟大的，但是我一直总结不出她伟大在何处，她平凡得不能在平凡，没念过书，农村妇女，没正式工作，每天生活于社会的底层，更不用说著书立说，建功立业了。直到我写这篇回忆，才逐渐的感觉到，娘的伟大是因为她是抚育生命的人，生命在她的抚育下身心健康的茁壮成长。

人类离了著书立说、建功立业的女性是巨大的遗憾，但是人类离了抚育生命的女性就不能生存。娘是善良的人，一辈子没对任何人说过一句大声的话，与她交往的人总是在受益；娘是辛劳吃苦坚毅的人，她坦然面对任何困难，从无怨言。母亲在漫长的岁月中，担负着最多的痛苦，背负着最多的压力，咽下最多的泪水，仍以爱，以温情，以慈悲，以善良，以微笑，对着人生，对着我们！

我爱人常说，她对娘最大的感觉就是：娘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累，可是从来没听娘说过一句她自己受累了，吃苦了。倘若没有母亲的付出，母亲的牺牲，母亲巨大无私的爱，我们世界就不会有温暖，有阳光。苍天有眼，母亲得到了最大的回报，她的善良、勤劳、坚毅,僻荫了她的每个儿女：

听党的话是娘一辈子的信念，无论是战争时期，建国之初,还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娘快七十岁时又担负了居委会的领导工作，这时候全国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央号召文明礼貌月，娘带领居民们打扫环境，清理垃圾。为了疏通街上的下水道，娘伸手到污水里捞出渣滓。中央号召经商办企业，娘领着居民们办起了废品收购站。废品种类多，废钢铁、废铝、废铜、报纸、草版纸等等价格繁杂有零有整。娘没上过学，靠着1950年代扫盲认了一些字，很不全，也不会用计算器，上面的字母都不认识。所以，收废品的算账，娘都是靠心算，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每天心算那么多收下的废品账，有整有零都要精确到元、角、分，我想想都头大。

有一次,娘问我，十块九毛八的数字怎么写，那个点（小数点）和98在10的左边还是右边，我听了心头一震，娘不懂小数和小数点居然收了多少年废品，每月还能挣了钱。我们和娘比文化水平高多了，如果以文化基础的和所创造的效益做个比值的话，我们的性价比比娘差多了。

娘最惦记着交党费，她去我姐姐家去住时，第一件事就是交代我们一定要每月按时替他交党费。直到她90岁去世前还让孩子们代她交了最后一次党费。据二姐回忆,娘在她那居住时，前后自学了五本党章。每次新党章出来她都要拿着旧党章对照着一字一字念，不认识的字就问人，她能发现新旧党章的差别。娘从不沾一点国家的便宜，父亲去世后按规定孩子们可以抚养到十八周岁，可当她的孩子们十四、十六岁工作和入伍后她就主动要求政府停发抚养费。三女儿素梅回忆，2008年汶川地震后她已是90高龄，她让孩子们到社区替她为灾区捐款，还打电话让孩子们都捐款。她时时处处想着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人民遇到困难时要挺身而出，处处体现着一个老党员的风格。

七、九十年的辛劳换来了九个月的愉悦，但是，是在病床上

娘真正享受到天伦之乐,是在她离世前那生病的九个月里。自从爹去世后，大哥、二哥和弟弟梦贺先后当兵走了，大姐也随军去了兰州，一家人五十多年没有团圆过。这次娘病时,三个在外地的哥哥姐姐都退休了，回来伺候娘，我们几个小的本身就在阳泉工作，娘才等到她期盼了五十年的全家人的团圆。

身体病了，但娘的心情是在爹去世后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儿女们，第三代的晚辈们，每天围绕在老太太膝下，一天娘高兴的背诵了一首很生僻的唐诗，我们惊奇的问她什么时候学会这首唐诗的，她说是小悦小时候念书她听会的，我们一算已过去三十多年了，她竟然还能记得。

娘最感到欣慰的是她的第三代全部都是大学生，其中有清华大学的博士，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还有解放军军校、中国政法大学、西南财大、兰州商学院的学士。孙甥们对她都孝顺。小孙子上清华第一年的奖学金自己没花，而是给了奶奶。

娘住院期间，我单位团购了带电梯的期房，在住院病房里我扶着母亲走的窗前，遥望着开发区方向,告诉她,以后要住有电梯的房子了，娘会心的微笑起来。然尔,娘没能等到那一天，子欲孝而亲不在，每每想到此事,我的心都在流泪。

我要感谢我的爱人，娘住院后，爱人就和我说，按娘的岁数，以后儿女们怕要轮流伺候了，现在哪个孩子的房子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咱们把离医院最近的那套九十平米三室一厅的旧房子从新装修了吧，将来娘和轮值的儿女们住，哪怕再请个保姆都能住下。装修工作量很大，铺地，调顶，改水暖电，改卫生间，安双层窗户，厨房移到阳台，还要从新拆墙垒墙，需要数月才能完成，我爱人说只要娘能住一天，花多少钱也值得。爱人的这句话让我好感动。娘出院后，在这个焕然一新的房子里由儿女们陪伴着住了六个月，生活条件相当方便，日子过得很愉悦。

有一种记忆可以很久，有一种思念可以很长，有一种爱叫做“母爱”。母亲的爱，雄伟的像高山；母亲的爱，深厚的像大海；母亲的爱，广阔的像蓝天；母亲的爱，包容的像大地；

母亲的爱，温暖的像太阳；母亲的爱，洁白的像云朵；母亲的爱，灿烂的像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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