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丨顾晓阳：混在北京的美国好友老康

老康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父母都是耶鲁大学教授。八十年代初来中国，在北大哲学系学中国哲学。他一米八几的高个子，永远保持着运动健将的紧实肌肉，灰褐色眼睛，大高鼻，是个一表人才的帅小伙。

那年秋天，在交道口的康乐餐馆吃饭时，小淀把他领了来。当时我大学还没毕业，“外事活动经验”很贫乏，不禁对老康肃然起敬。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连中国人民都已不明白的古老玄学，献出自己的青春，这得有多高深？

于是，我虚心下气地向他请教道：“《老子》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什么意思？”老康眨巴眨巴大眼睛，反问我：“你说呢？”我忐忑不安地就自己的粗浅理解说了几句。他又眨巴眨巴大眼睛，用手一指我：“就是你说的！”

我大喜过望，当即引老康为平生知己。后来才知道，那时他刚到中国，不要说不懂“道可道”是个啥鸟，就连普通中文对话也是“狗配猪——稀里糊涂”的。

不过，老康融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速度极快，程度甚深。他骑一辆凤凰28大链套自行车，四九城乱窜，什么人都交。着装上配备了深灰色中式对襟上衣、懒汉鞋、军大氅，只有裤子穿他们美国咔叽布休闲裤，从不戴帽子。

他是学哲学的，跟当时北大哲学系和社科院哲学所的青年学者都烂熟。搞现代艺术的，张伟和星星画展的许多人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音乐圈子里他与瞿小松他们一度交往甚密。还认识一大帮子诗人。交往档次最低的胡同串子，可能就属我们了。

他今天听人家讨论哲学，明天参加地下艺术展览，后天跟阿坚骑车上沈阳，还要时不时请我们这帮爱占小便宜的人吃饭，忙得四脚朝天，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这样混了多年，《人民日报》还是看不明白，但那些嘎杂子琉球子的北京话，已然全部掌握住了。

他进我家的门如趟平地，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一开始管我妈叫“阿姨”，后来熟了，改叫“老太太”，最后干脆直呼其名。我看他是外宾，有时给他开瓶啤酒，他攥着酒瓶子直奔餐厅，问我妈：“王衡，有咸鸭蛋吗？”

康乐的厨师小冷是我的小学同学，他打起人家的主意，想拜师学做中国菜，小冷勉强收了。我和他去友谊商店采购，光调酒用的冰块就买了四大包。买回来，师父让他从基本功学起：刮鱼鳞。他挂上小围裙，手持破菜刀，蹲地下练，冻得双手通红。

我招来了二十多位食客，大家围上他，品头论足，把他批评得一无是处。刮鳞要刮三年满，辨味须待七年期，少壮不努力，哪能烧得黄花鱼？中国文化就是这么精深博大！旧社会，学徒三年只能给师父端屎端尿扫地笼火，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你又是外宾，屎尿似可缓行……大伙乱七八糟这么一通说，无非是想让老康的学艺生涯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人人弄一肚子好下水。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都把老康当成了洋大款、冤大头，变着法儿宰他。那时，在国人眼里，所有的洋人都是大款、大头，不宰白不宰。其实，老康只是个普通的穷留学生，只不过比起我们这些毛泽东的苦孩子，确实有钱。更重要的是，老康生性慷慨大方，对哥们儿义气这一套，比中国人还讲究。

长话短说，老康在北京扎了下来。他放弃学哲学，念起生意经，他的人生节奏，与舒缓的东方老道还没合上拍，嘣噔一下，竟被疾风快雨般的“中国速度”裹挟进来，跟我们的改革开放同步了。

头两年，怎么也上不了轨道，他的脑子，跟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搭不到一根线上。比如他深入到河南农村，找了一帮农妇下订单，命她们缝制对襟大棉袄和缅裆大棉裤，出口美国，卖50美元一套。那些日子，他走到哪儿都穿着这身行头，很喜欢敞开怀让人观赏那五六尺长的缅裆大腰带，见者莫不大笑，像看猴儿。他问我意见，我说：“一，你的客户是美国人，我们说好不好没用。二，个人管见的话，解小手麻烦点儿。”

这样蹉跎了些时光，好不容易，西方蔓延开了艾滋病，老康的机会终于来了。他走遍大江南北，把中国生产的各类橡胶制品输往美国，那可比纯手工的棉裤棉袄受欢迎得多。

正当他生意红红火火、在中国过得有滋有味时，老康忽然发现，他周围这帮最要好的中国朋友，几乎百分百的，全要出国。他实在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用他的话说：“你们在中国不是挺好的嘛，为什么要出国？”是啊，为什么要出国呢？我想大家都给了他答案，说法也不尽相同，但都不足以令老康的困惑释然。比如他就对我说过：“你出国不就为了挣钱吗？你来我公司工作吧，我给你和国外一样的工资。”我骂了很难听的脏字儿，骂得他一脸懵逼。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老康在中国生活几十年，了解中国越多，不懂的地方反而越多了。

我临走前，很晚了，冬天，他在我家外的胡同里大声叫门。大门锁了，门上有根断钉，他拍门时拍在断钉上，手掌扎出个眼儿，直流血。他来向我告别，送给我200美元当盘缠（也是我最大的一笔盘缠）。这是我们俩从头到尾唯一一次经济往来。

十几年后，到了21世纪，老康的这帮出国的朋友，陆陆续续，又都回来了。他们几乎个个事业有成，其中有些人，不论是捞钱的，抑或赚名的，还成了国际性人物。档次最低的如我等，好歹也有点儿事做、有个房住。那些在国内没走的，也都今非昔比，有企业家，有电影界人士，有的成了著名学者。而老康呢，却加入了当时最为时髦的一个群体——“北漂儿族”。

那阵子，普通居民楼里租住个外国人，还算是有所忌讳的新鲜事，他住在北洼路上一个单位的宿舍楼里，上下乘电梯，老有人问他：“你是哪儿的人哪？”他回答：“新疆的。”大家一起笑。

其实，他当年创办的那个公司，一直挺兴旺，每年与中国的贸易额已达两千万美元，可惜，他与美国那边的合伙人意见不合，早就裸身退出了。没有了商人身份，他的签证、收入、住所等等都变成问题。

北京一家企业曾经是他的大客户，厂长和书记成了他的哥们儿，所谓“生意不成仁义在”，人家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让他“过渡”了少说有一年，他白天骑着摩托车出去转悠，夜里就睡在办公桌上。

我回北京后，曾和他一起回访过，从传达室老头儿起，全厂上上下下，见他没有不笑的。他只要一开口，厂长书记截过话头来就是一顿爆骂，骂得那叫脏，几乎超过了我的水平。这种氛围，正是老康最享受的时刻，他乐得合不上口，说话舌头更僵硬了，呜噜呜噜，嘴里像含了个热寮子。

他早就跟我说过：“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们北京人，如果一见面就互相骂，肯定是最好的朋友。”他如此注重友谊，有厂长书记和传达室老头儿的笑骂在，生意失败了又算个毛？我从老康身上体悟到：这种人，生意不失败才叫怪了！

二〇〇几年的一天，我们俩在三里屯喝酒长谈。他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进行了认真回顾，这么说：“当年我来中国，本来是想当一个学者的，后来却成了商人。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认识了你。”“啊？！我让你当商人了吗？”“不是，是因为老跟你一块儿玩儿，不好好学习了。”我完全没想到他会这么总结历史，诧异之余感到好笑，自然又是一通讽刺带挖苦，但打那儿，我知道了他心里是翻腾着一些事儿的。

他的那些朋友，依然与他好得像穿一条裤子，经常聚会。但现在反过来了，都是别人请他。北京的物价已逼近纽约，他不能再像当年那样大宴宾朋，但别人请客时，他总是计算出自己应付的那一份，硬要请客人收下。他的轴劲儿，大家早都了解，可是如此做法，还是让人觉得没有必要。

他有许多事需要朋友帮忙，大家没得说，很愿意尽力。可是关于工作方面的，我们都感到他的想法奇怪而不现实，爱莫能助。有一年冬天，他、老魏、我在颐和园快走，我忍不住了，说了他一通，我说：“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在北京认识的人多，给你介绍了多少关系呀，你自己没抓住机会。现在，我也不认识什么人了，其他朋友各有各的事做，都没法帮你。”他听了，没说话，也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

有一次我和朋友吃饭，叫上了他。朋友认识新东方的负责人，可以介绍他去教英文，一周四次，月薪一两万。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比较轻松，可以同时发展他自己想做的事。他说可以谈谈。后来那位负责人跟我的朋友说：你介绍来的美国人怎么回事？来了就说：他不喜欢教英文，他在研究企业经营管理，有新观念，要给我们新东方管理层讲课……我没把人家的反应告诉给老康。过去，我对他一向以批评教育为主，说轻说重都没关系，现在，也掂量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