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丨严向群：我是这样陷入抑郁，然后走出泥淖的

严向群新三届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78级贸易系毕业。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进入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2017年退休。

原题

心结

作者：严向群

日前看到一条新闻：为了在疫情期间给广大民众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服务，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紧急筹备开通了心理支持热线和网络辅导服务以下为求助类型的统计。

在这个非常“应激”期间，很多出现心理问题的人都能主动求助心理援助，心理学知识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心理援助方，也能恪守隐私保密原则，把心理问题的求助信息限制在最小范围。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二十多年前的一段特殊职场经历，和那时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心理问题所给自己带来的创伤。分享出来这一段一般人不愿重提、以为是“糗事”的经历，希望我的这个“案例”，比那些似乎枯燥的心理学“理论”，更有助于那些还正处于抑郁状态、急于摆脱的人们。

一、调入旅行社

我从二外旅游研究所能调入旅行社，原因颇多，但是许多巧合也是重要契机。

调动的第一步，是先到人事处。我坐定后和人事处长谈了没一会儿，总经理推门而入，在座的所有人都应声而立，只有我依然坐在那里，那场面不免有点滑稽。

第二步是见女处长，后来才知道她还是个“高干子女”。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坏，笑语盈盈。谁能想到那只是表面现象，待到“图穷匕首见”，大出意外的可不止我一个人。

第三步是在女处长的安排下，去见主管副总。当我走到楼的二层，询问哪间办公室是副总的办公室时，得到的回答是：

“那要看你找的是哪个副总？”

这时候我才知道有两个副总，一个是分管行政；分管我将调入部门的，也是“新三届”的大学生，毕业没十年，就混到副局级，可以用上范伟那句台词：

“这人和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其实这种貌似可比、实际不可比的“攀比心理”，就是“心能地狱”的“捷径”，中国老话说的“人比人——死；货比货——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副总知道我喜欢书法和摄影之后就说：送几张你的作品给我看看。回家后我用隶书写了一幅立轴，为了美观还托了一层纸。摄影实在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找了两张女儿的人像送了过去。

后来女处长归还时转达了副总的意见：

“书法还不错，摄影比较一般……”

至少我当时感觉，这领导还是挺有水平的。调入意外的顺利，可就是在我办手续的过程中，处里的一个小青年陪我去办个什么事，途中他说了一句让我大跌眼镜的话：

“你怎么想着调到这儿来了？我没来两天就想调走了……”

虽然他语焉不详，但是揶揄女处长的意思还是叫我听出来了。我当时天真地想，反正她也不是分管我们市场这块业务，应无大碍吧。

二、处长们

我正式上班后，男副处长才露面，似乎是有意姗姗来迟，也真没有冤枉他。事后我才知道，他来当这个副处长，实在是有点屈尊降贵了。原来他和副总是相隔半年进入青旅的“新三届”，两人同事于欧美部，一个升任副总，一个也当了部门经理；一个在风波中从众上街游行，一个远渡重洋在夏威夷杨百翰大学进修深造。深造归来者，已经是物是人非，原来的部门经理位置已被雀占鸠巢。风波余波未断，他归国后工作安排无人问津，赋闲在家一段后，得到了这个副职的任命。无论从业务内容及其在旅行社业务中的地位，都不可和其去国前同日而语，说他是勉为其难，一点也不为过。

好在副处长性格开朗，笑声朗朗。后来人们说我性格大变，笑声无人能比，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过副处长的笑声，我不过是被他熏陶得近朱者赤罢了。当年一个频发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的座位与女处长一墙之隔，我经常笑得前仰后合，椅背撞在薄薄的简易墙上，引得她夺门而入，冲着副处长大喊：

“你傻笑什么呢？”

我们无拘无束的笑声这时就会戛然而止，接下来女处长的发问就从玩笑转入“正题”：

“你有这功夫傻笑，干嘛不把市场工作好好研究一下？”

“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不满溢于言表。这种笼而统之的谴责，让她的副手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具体的执行者都很纠结——欲干不能，欲罢不忍。

“高干子女”，我的发小中不乏其人。但是像女处长这样的，还真没见过。未必“老子英雄儿好汉”，善良未必都能薪火相传。“富不过三代”大约就说明了优良品质在传承中的艰难险阻。高层的关系，后来都被女处长利用，成了她在旅行社邀功请赏、加官晋爵、颐指气使、无人敢管的“资本”。

相比之下，副处长的亲和更具吸引力，远近亲疏，立分高下。

三、出差云南

刚调入时，恰逢风波后的入境旅游市场进入低谷，如何开发，副总提出了无人问津过的中东市场，出题让我去调研，写调研报告。想到这是我进入旅行社的开篇，不仅到旅游局而且还到社科院的图书馆去搜集资料，写出了一篇比较翔实的报告，得到副总的当面好评。

或许是这篇报告给女处长长了脸，或许是前面提到想调走的年轻同事不时流露出不安心工作的情绪，女处长特批了一次我俩去云南参加云南分社组织的新线路考察。但是为了彰显我俩“级别不够”，指定我俩只能坐火车去。那时候北京到昆明的绿皮火车要三晚四天，路途辛苦对我们三十上下的年纪微不足道，第一次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出差，满心欢喜和好奇，用“心能天堂”形容恰如其分，尽管此时“能”是静态、被动的“可以是”之意。

一遇地方分社的人，陈廉刚给我印象最为深刻。他的亲和力真是天生干旅游的料。见面第一餐，陈廉刚致欢迎词：我们这次要去西双版纳啦，那里最能体现云南的一大怪——三个蚊子一盘菜。所以我们去之前，每个人都要削发为尼。不然蚊子钻进头发里可就完蛋啦……看他说得一脸认真，全场一片哗然，我也真被他吓得够呛，哪里知道他是开玩笑呢？

第一餐是午餐，主打云南特色餐——过桥米线。陈廉刚讲了半天来历和传说（有情男女，鹊桥相隔，互送衷情之类）真端上来，却是袖珍无比，那时候年轻胃口大，吃不饱，也不好意思说。

当时地方分社的上级派来一个副总，也参加了这次考察。他表面上文质彬彬，女导游们哄他唱歌，他就来了一首当年很流行的《一剪梅》，没想到却在暗地里分庭抗礼，用陈廉刚的话说就是“搞阶级斗争”，最后竟然让这次既定的考察半路夭折，走到大理就打道回昆明散团了，地方分社对外谎称是前面因为发大水断路了。

第一次到昆明，我们肯定是要求去石林看看。陈廉刚说那里最没意思了——远看石头大，近看大石头。这肯定和他当导游，每团必到，看腻了有关。最后拗不过，还是去了。我是从电影《阿诗玛》知道石林的，其中当然还有杨丽坤的审美情节，可见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深远的感染力。从《五朵金花》到《阿诗玛》，杨丽坤的银幕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变的是云南山好水好人更好，那种淳朴的感觉是其它地方无法替代的。

考察团中有个中年女性谢敏，对云南女孩的淳朴感慨万千。在攀爬石林时，她就指着地方分社的周丽萍对我说：你看云南的女孩多纯啊……当时我们谁都不会想到，这个三十刚出头的女孩已经是个单身妈妈了。

周丽萍曾在中南工业大学学过两年英语，1982年我大学毕业时她从事资料翻译工作，我们此行前不久，她才调到旅行社，被安排在办公室张罗杂事，她也干得兴致勃勃。至少当时我没有看出来她是新员工，更没想到她不久之后又闪辞了工作，留学英国。

由于当年云南的交通还是比较落后，我们拉车在途的时间比较长，陈廉刚一路导游，起头唱歌的次数颇多。有趣的是一唱到文革期间的歌曲或者样板戏，六零后的都是大眼瞪小眼，而只有我们五零后的可以引吭高歌。周丽萍是1959年生人，成为我们的知音。而比她晚出生一两年的，却完全不知所云。或许是这个原因，周丽萍一路和我走得比较近，在大理古城门前还合影一张。

时间过去了十多年，我无意中在网上搜到周丽萍的消息——她在云南某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旨在介绍她在英国如何培养儿子励志奋发向上，如何从一个不懂英文的土包子最后进入英国名校的。想当年周丽萍对文字视若危途，时间却改变了一切。我非常好奇这其中的变化，便托陈廉刚和在英国的邓明四下打探她的联系方式，均告无果。直到2019年重游云南，还向陈廉刚和其他青旅同仁问到周丽萍，不是说她在青旅时间太短，就是说完全没有印象了。

话题回到当年。最后那个考察团戛然而止的坏消息，也是周丽萍来通知我们的，问我们买什么时候的火车票返京时，我们不仅感到突然，而且还对这个临时组成的小集体有点恋恋不舍。特别是每天在陈廉刚的率领下，吃喝玩乐，听他讲荤素笑话，真是乐不思蜀。在楚雄的宾馆前，我们和服务员随意聊天，问她是不是少数民族，陈廉刚说肯定是啊，而且一定让我和那个小姑娘合影。就在这种起哄的氛围中留下了那张合影。

突然改变行程，与我们原来畅想的在云南深度游相去甚远，我当即决定顺道贵州，去那里看看久负盛名的黄果树大瀑布，拍些照片。由于改道，我想还是尊重一下女处长，就让同行者给她打了个长途电话，没想到让他挨了一顿训，还抱怨了我半天。

原来同行者第一个电话是副处长接的，副处长预感到是个棘手的事情，就让女处长接。没想到女处长接到电话后就把同行者没头没脑地训斥了一番：

“你们还不赶快回来？你桌上的工作已经堆了一大堆了……”

按照常理，下级改变既定行程本来就应该请示上级，不存在尊重与否的问题；按照实情，我们提前返回，顺访贵州，这个电话确有尊重上级，希望得到互相尊重的动机，同行者说我“没事找事”，也在情理之中。

或许就是因为女处长这个电话，让我们匆匆结束了贵州之行，只去了黄果树就在贵阳转道回北京了。回到办公室就听到同行者的继续抱怨：

“什么办公桌上一大堆工作，屁也没有……”

他这个时候的心境，大约有点“心能地狱”了，是不是他后来坚决要调走的原因也未可知。我没有听到电话里的训词，自然不能感同身受。

四、社庆

随着社庆纪念日的临近，我们编撰纪念画册的任务成了重中之重。这本画册副总主抓，中文文案我负责，英文翻译副处长负责，板式设计老刘负责。当时副总把我们叫去，拿出一本其他旅行社的纪念册，说他没看两眼就扔垃圾箱了，我们肯定不能弄成那么差。他提供了一些在欧洲拍的照片，自称就是喜欢欧洲的建筑。老刘把这些照片做成封二，并以“我们的路”为题，副处长揶揄道：“我们的路怎么走到教堂里去了？”我们也就一笑了之。

虽然那时候我和老刘都喜欢摄影，却拿不出像样的作品来用于画册。我在云南出差时拍了不少照片，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的展演。但是由于那时对闪光灯的同步速度不明就里，结果室内拍摄的大都是废片。只有一张室外拍的“老虎跳”，后来收入我自己的个人人像摄影专辑。

在画册最后要进入印刷阶段时，我小学同学彭艳萍忽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原来她自主创业正在到处拉印刷活儿，她父亲当年和总经理是老同事，她手持父亲手谕，来找总经理，以为就能万事大吉了。殊不知女处长早就看到了印刷活儿中的“卤”，岂能拱手让人？我自知夹在中间两头为难，就给彭艳萍指了一下总经理的办公室后就闪了。没一会儿就听到她被总经理支到了女处长的办公室，没有三言两语就被女处长给打发走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印刷费还有一个女处长大可有空可钻的空间——地方分社有一笔欠总社的团费迟迟不还，总经理就和分社达成一个口头协议，用印刷费冲抵团费，具体交由女处长操作。这可是让女处长有了可乘之机，她和地方分社通话时，办公室的所有人都要回避，这种欲盖弥彰的丑行，处里的所有男士也是鄙夷之外无可奈何。

为了校验打样，我还专门去了趟深圳。这次为了赶约好的时间，女处长特别开恩允许我坐飞机，但是回来时没有赶时间的问题，她又特别指定我要乘火车回来，足见所谓的“规定”纯粹是子虚乌有。

五、宁波会议

此间副总派副处长参加了几次国际旅游展，大约更加加剧了他的“两张皮”感觉——业务部门工作扎扎实实，我们的工作虚头巴脑，回归业务部门，我想是副处长的当时主要想法。如此这般，他又身为副职，工作的被动性日益彰显出来。每到中午，他就召集部门内外的年轻人打扑克，玩“关牌”，最后被关住的人，要负责买西瓜请客。

小杨子是当时旅行社唯一负责电脑的“高科技人才”，副总把他特招来维护当时甚为稀罕的第一代苹果电脑Macinstosh，这也是我最初见到的电脑，处里有一台做统计用。我有空也去学上两手字处理方面的技巧。后来我用ID软件，直到能做书，这是当年谁也无法预料的。那时候也没有网络，小杨子闲极无聊，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午餐后到我们办公室来打牌，副处长常常不按小杨子的“常理”出牌，经常是后发制人，小杨子越认真就被关的次数越多，买西瓜的次数也最多，成为我们当时最大的笑点。

女处长对我们每日中午的吆五喝六肯定心存不满，但那是休息时间，她也没有话说。有天中午我们正玩得起劲，她突然闯进门来，让我去和她参加国家旅游局一年一度的例会。我本能地说了句：

“不是都是xxx跟你去吗？”

事后她反复提到我的疑问，反问我：

“怎么，你还不愿意去吗？”

颇有点烂泥糊不上、恨铁不成钢的愤懑。

那次会在宁波举行，浙江分社的女副总专车从杭州接送我们，同行的还有广东分社的副总，我们还借机到溪口去旅游了一趟。那时候开会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大家心照不宣地借机会会朋友，公费旅游一番而已。

当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地方旅行社的副总们都很礼贤下士，浙江女副总对司机都是客气有加，广东副总和我同屋，也是平易近人。相比之下，女处长就显得盛气凌人，特别是在诸多人在场的情况下，非要把自己摆在高人一等的位置。她在乘机途中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摆出一副虚心征求意见的架势，和我探讨怎么把处里工作做好，这可能是我能想起她为数不多的平易近人的场景，如副处长所言，人都不是一无是处吧。

这次开会唯一留下来的一张照片，还是广东分社副总主动提出来和我的合影，背景应该是蒋介石软禁过张学良的雪窦寺。

这个副总比较随和、风趣幽默。记得吃饭时女处长老说她是回族，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他就说：

“我是水族，可什么都吃啊……”

没有文化的女处长就大笑他：

“你就瞎编吧，哪有水族啊……”

随和的他为了给女处长面子，也没有点破确实有水族的存在，一笑了之。这种轻松愉快的“出差”，也是被动的“心能天堂”吧。

六、出差海南

副总想出个与海口分社联合拍促销片的点子，主要的积极性肯定是来自分社。

飞到海口后（这次女处长倒没有说普通干部不能坐飞机，她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忘了绷了），与一个河南来海南电视台闯江湖的摄像及其一个女助手搭了一个草台班子，开始了促销片的拍摄之旅。做后期时住在他租的房子里，我和摄像还合影一张。

促销片，我们肯定是从旅游资源开始拍起。当时海南旅游刚刚起步，还没有今天的东线西线，我们走的是从海口起步的中线，从五公祠拍到东山顶上的寺庙，从万宁的苗族村寨拍到三亚的亚龙湾。由于副总事先定了这个畅销片是要面向欧洲市场、吸引外国人的，所以片中必须有老外游客出现，这在当时可给我们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因为当时不仅海南，就是全国境外游客也是凤毛麟角——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在对中国实行“制裁”。我们在三亚一个个高档酒店去寻访，都是前台门可罗雀，答复千篇一律——没有老外入住。

就在我们几乎绝望的时候，在小东海一家崭新的度假村里找到了堪称当时三亚唯一的一个老外。一打听，他还不是游客，而是北京来的一个瑞士籍外教，我们饥不择食地把任务一讲，拉郎配般地让他做主演，没想到他一口答应。当年管吃管玩，对于一个在三亚度假的白头发老外来说，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只记得在三亚要拍当地美食，自然就是海鲜了。当时硕大的龙虾端上桌，我只顾得拍照片，同伴大快朵颐之余，连声叫我不要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那时候能吃到龙虾确实是极为稀罕之物，可我却不为所动，专心致志地拍片，说明摄影于我已经是“唯此为大”了。

回想起我的首次海南之旅，既实实在在地做了促销的工作，又饱览、拍摄了天涯海角的美景，虽然非常辛苦，但是心情之好，可谓又是一次被动的“心能天堂”，所以对接踵而至的“心能地狱”也是被动的。被动与主动，一字之差，云泥之别；其实也就是人的一念之差，谬之千里。

这次拍的促销片我全程参加，在海口粗剪后，回北京又找到在央视广告部工作的小如同学，利用周末时间找专业人士帮助做后期（人和机房都有空闲），直到配乐配音。多年后的旅交会，还能看到当年我亲手完成的促销片在会场上播放，足见此事是“后无来者”。

没想到完成后，副总横挑鼻子竖挑眼，摆出一副不懂装懂的样子来说配音不清楚，要重新配；女处长也跟在后面颐指气使，让我对他们的最初好感烟消云散，“心能地狱”的感觉就这样接踵而至，或许这就是山雨欲来的真正起点。

七、山雨欲来

话题回到副处长。他真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想回到业务部门又不能的纠结，让他终日在办公桌前坐禅，然后说头疼，然后去医务室找大夫要个三联单，去北京医院看病，然后不了了之。如此循环往复，肯定成了女处长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早日除去不可。她为此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面前肯定是没有少上眼药，她的机会终于来了。

由于接待外国人的违规（好像是带去了禁区），西藏分社被旅游局停业整顿。西藏区委通过上级单位申请总社派人去整顿，以求尽早开业。这个皮球踢来踢去就踢到了副处长的头上。当时副处长与太太分居两地，工作又难以开展，领导决定派他去西藏肯定有顺水推舟、耳根清静的原因。

我当时大约有点悲天悯人，觉得这样安置他有点太不公平，闲聊中曾经冒出一句“我和你一起去吧”，这其中大约不乏去看看远在天边的布达拉宫的渴望，他当然求之不得，说如果我真有这个决心，他可以去和副总说。当然他也会更多地为我考虑：孩子太小，两地分居……这可能就是副处长的过人之处，比一般人更加善解人意。他走的那一天是个下午，副总亲自陪他同行，我和办公室两同事送他到那个有个小楼梯的小门口，颇有点风萧萧易水寒的味道。

本来与我对面而坐、每日谈笑风生的副处长一走，我不但深感寂寞，而且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事后果然被验证了。此后不久，国家旅游局在天津开办了一个旅游市场营销的培训班，女处长让我去参加，查阅当年的结业证书，时间是在1991年的十月上半个月。对于这个在副处长看来的“好事”，我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加上那个培训班空对空的坐而论道，使我经常和一些学员“跷课”不听，后来被旅游局的一个胡姓司长汇报到女处长那里，被她好一顿训斥。

回想起来，其实我从天津之行开始，已经出现了抑郁情绪，只不过是自己没有觉察到罢了。因为当时副处长的离去，让我忽然有了在办公室里孑然一身的感觉，要面对的女处长，又是那么咄咄逼人，让我无所适从，前途渺茫带来的抑郁情绪似乎自然而然。由于那时候对心理学一无所知，对于自己的负面情绪如何应对毫无对策，加之自己以前比较任性、容易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同事们对女处长的抱怨不绝于耳，更加助长了我的负面情绪蔓延滋长。抑郁症的起点就是抑郁情绪的产生，而且完全不为人知，被动地、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我的情绪世界，这一点应该特别告诫那些对自己情绪不能有效把控的朋友。

八、走入抑郁

抑郁情绪是伴随着抑郁的事件逐渐扩大的，第一个就是副总和女处长的追问。记得有一天中午我们几个下楼吃饭，恰好在楼梯口碰到了副总。他看到我们几个嘻嘻哈哈，就问我：

“你最近都干什么了？”

这句话还真把我问住了。因为当时女处长经常半天、一天的不上班，处里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工作，或许再加上我的负面情绪，整天就是和那几个一心想去带团的年轻同事打哈哈。副总看我支支吾吾，就把这话传递给了下午才来上班的女处长。胸无点墨的女处长完全照猫画虎，又跑到办公室里来同样的质问我，被我非常恼火地顶了回去：

“你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我能干什么？”

我的这个回答女处长肯定始料未及，马上她就跑到楼上去找了介绍人。介绍人找到我时，我就把一肚子委屈跟她说了，她说：

“我也没想到她是这么个人，你还是想法调走吧……”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逐渐进入了一个应激状态，急需自己正面积极应对的思维方式和行动，而我的心理学知识匮乏，再加上客观上的许许多多误导，负面思维愈演愈烈，演变成了强迫思维。

后悔心理的不断强化，首先是和周遭年轻人的怨气直接相关的。特别是那个云南的同行者，当时已经明确表示想调走，女处长滥用权力，明确表示“不放”，这样人事处就不给办手续。这种分明是整人，而你又非接受不可的荒诞，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一筹莫展，只能以恨恨的抱怨，叠加各自的负面情绪。相比之下，那同事的心理承受力还是要比我强得多。他在屡次争取正常调动无效的情况下，干脆一走了之，自己承担了被开除公职的风险。而我的畏手畏脚、患得患失的弱项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心理的纠结愈演愈烈。

负面情绪的升级，其次是和家庭有很大关联。1992年夏，女儿面临着进入小学，而我们住的团结湖与我和太太的工作单位都比较远，怎么把她安排好，也是个难题。看我每日因为工作失眠，太太冒出个不如我们一起调回厦门工作的念头来。我在思绪极为紊乱的情况下，也以为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把这个皮球暂时踢给了远在厦门的岳父——托他在厦门为我找工作。一向深思熟虑的岳父，第一反应就认为是我太太的一厢情愿，因为她毕业分配到北京后早有调回厦门的想法。太太向他陈述了我的现状后，他才将信将疑地开始为我找工作。曾经是他学生的彭一万，后来历任厦门旅游局、文化局的局长，当时正要开办厦门文化旅行社，很痛快地答应了岳父的推荐，希望我尽快调去主持工作。面对这个可遇不可求的大好机遇，我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又开始搞怪了，见到恰在此时来北京出差的彭一万，提出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北京户口、住房、方言等等，都可以归结为畏手畏脚和患得患失。

家庭的另一方面就是父母这边。此时我的依赖性充分地暴露出来了，事无巨细都要回家汇报，自己完全没有了主见。而父母另一种形式的“呵护备至”——或站在女处长一边训斥我，要我安心工作；或鼓动我效法北京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的主人公，去“下海”弄潮，让我莫衷一是。

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第二个皮球踢给了女处长——正式向她提出了请调报告，其实她拖延不办、故意整人的结果，应该是在我意料之中。但这让我陷入新的纠结，因为我自己也出了犹豫不决的心理问题。

从最初的副总发问，到正式提出调动厦门的申请，其间经历了1991年底到1992年夏半年多的时间，这个心理纠结愈演愈烈的过程，女处长全然不知，还委派我参加了在南宁的国家旅游局一年一度的市场会，筹办1992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旅游交易会等。

南宁会议，女处长依旧故伎重演，非让我乘火车去赴会。此时的感觉与第一次去云南大为不同，一则我形单影只，二则已经开始重度失眠，看似坐火车的小事，也让我感到抑郁难忍。无限放大一些本来无足轻重的事情，也是抑郁症者的普遍思维方式。特别是碰到其他与会者都是乘机前往，他们的同情更让我的抑郁情绪雪上加霜，整日都在苦思冥想怎么才能调走。会议安排的丰富多彩，并没能减轻我的抑郁情绪，长期失眠的黑眼圈一直伴随着我。

旅交会的筹备会在青旅的宾馆侣松园举办，只记得让我负责会务，住在那里。印象最深的就是彻夜不眠，从床上的翻来覆去，到最后睡在地板上，还是无济于事，那种痛苦前所未有。现在想来，我那时的症结正好应了那句名言——“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这时候看女处长，已经很难理智思考了，这也是抑郁状态的一大特点，消极、负面的思考充斥了大脑，她的与我并不相关的缺点被无限放大，周遭似乎都是要吞噬我的黑洞。

把控情绪，现在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可在当时我却浑然不知，一任负面情绪几何级数般的递增，用困兽犹斗来形容比较恰如其分，现在想来是非常危险的趋势。到了1992年的下半年，我的长期失眠已经让我感到神情恍惚，上班都难以为继了。这时我的理智告诉我，当务之急并不是工作岗位的纠结，而是身体岌岌可危了。我开始有病乱投医，先是拿了三联单去北京医院看病。医生说我这是心理问题，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科室。继而我求助于母亲原来的同事，她听了我的情况也认为应该去心理咨询，但是也坦承当时这方面的机构很少。她还帮我联系了安定医院的医生，让我母亲陪我去了趟那里，结果开了些抗抑郁的药，我也明知是货不对板，没有怎么服用。最后我自己在德胜门附近找到了一家心理咨询机构，讲述了我当时的困惑——调到厦门去能不能解决我的现实问题？对方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而且事后还很负责任地把我太太又叫去规劝，对我的定性是：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有比较大的脱节。这个为常人难以接受的结论，在当时我是心悦诚服，因为我确实感觉自己乱了方寸。

乱了方寸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心血来潮做决定，然后立刻反悔。比如女儿上学的问题，岳父母提出让她去厦门上小学，暂时解决我们住宿远的问题。我开始同意了，随后很快就反悔。没过几天又觉得无计可施，还是应该让她回厦门。这种出尔反尔，让别人无所适从。再比如回厦门的问题，我贸然决定了，然后又反悔，又反反复复，让本已向单位提出调动申请的太太莫衷一是，我自己也苦恼异常。

抑郁症状态下的人，行为方式很难为常人所理解，也就是现在人们的惯用语——“你有病吧？”我当时的心态就是想让人家知道我有病，可没有一个人这样认为。抑郁症同样能够引起内心的狂躁，让我坐立不安。记得在团结湖我就曾把女儿一个人放在家中，自己一定要去马路上暴走，否则情绪难以自已。

离开旅行社前，经历了1992年春节。对于当时举棋不定的我，岳父让我先回厦门看看，再做决定。回到厦门后，岳父还带我到鼓浪屿专门找了熟识的中医，想通过按摩解决我的失眠问题，自然也是无功而返。

从厦门回到北京，恰遇副处长从西藏调回总社，我约他在前门附近吃了个晚饭，把我的苦恼和纠结都倒给了他。大约是由于他分居两地多年，毫不犹豫地劝我去厦门：“这还有什么好想的，去嘛！”这在我依然左摇右摆的心理天平上似乎加了一个决定性的砝码，我们聊到快11点，我还兴冲冲地跑回家去想去和父母说我的“顿开茅塞”，他们早已睡觉了。当我把这个“最新决定”禀报岳父时，他已经被我反反复复的决定弄得冷静多了，劝我三思而后行，同时也告诉我，原来厦门文化旅行社的职务早已有人担当了，现在彭一万只能帮我调到图书馆去工作了。后来我才知道，厦门文化局还真把调令发来了，人事处大约知道我并非心甘情愿，干脆就给压了下来。

九、走出抑郁

离开办公室后，我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漂”了半年多，那种精神和经济状态，可谓内外交困。经常是一个人蹲在家里百无聊赖，把当年广西出差在边境买的假万宝路烟拿出来抽了解闷，这应该是我开始抽烟这一不良嗜好的起点。那时候家里没有什么酒囤积，否则肯定要喝得酩酊大醉。坐吃山空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我也经常是忽发奇想，骑上车去街上瞎转一圈，去寻摸有什么“活路”没有，宛如溺水者在水里瞎扑腾，期待能抓住一棵救命的稻草。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种强迫症驱动的反反复复的负面后悔思维方式、躁狂症驱动的坐立不安的行为方式、焦虑症驱动的有病乱投医，乃至三者合一的抑郁症的最高顶点——感觉生不如死，我总算是渡过了。记得我从安定医院回来，就独自跑到楼顶上的楼梯上独自坐了半天；有一次等班车时遇到公司大夫，我竟然脱口而出“活着真没意思”，把大夫吓了一跳……诸如此类的轻生念头，让我真切地体会了为什么那么多抑郁症患者最后走向了绝路。

在此期间，我找了大量的心理学方面的书来读。从后来的结果看，肯定是有益无害的。但在当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认为我没事找事，没病找病，会给自己叠加更负面的心理暗示。在大量的心理学分析中，我找到了自己的误区——思维方式。从中我发现了一个很值得玩味的命题——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这个哲学命题很容易被偷换概念，被政治家居心叵测的利用。比如大跃进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片面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饿殍遍地，尸横遍野。

但这个例证并不能完全否定“精神变物质”的定义，更不能成为我们轻视精神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比如我精神层面的问题引起失眠，使物质的身体饱受摧残，这个“变”却常常是被人忽略不计的。另一方面，客观环境也对精神层面有重要的反作用——当我离开办公室，以往的抑郁出现了明显的缓和，环境的负面心理暗示非常显著，是“物质变精神”的例证。如果从二者之间的“主要矛盾”来说，当然非“思维方式”莫属。

因为同处女处长恶劣环境下的并非我一人，副处长虽然也是头疼难耐，但最后选择了去西藏，一走了之；云南的同行者在万般无奈下拂袖而去，也堪称是积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另一年轻同事的对策应该最为老辣，既不头疼也不离去，就是以柔克刚，最后“耗”到女处长这个处土崩瓦解。相比之下，都比我要积极的得多。无论何种思维方式，积极的就是被心理学肯定的健康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消极的就是不健康的心理，说起来复杂的心理学，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或许是否极泰来吧，就在我感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重逢了同一机关大院的子弟，是他带着我去见另一家旅行社新上任的部门副经理。我当时一看到这个“头儿”又是个女的，立刻想到了原来的女处长。和她聊了没两句，她就让我回家等通知，我出门就自言自语了一句“没戏”，可是没想到就是这个最让我感觉没希望的面试，居然就让我调入了，而且一干就是25年，直到退休。

或许因为原来女处长的缘故，我当时对“新头儿”都没有仔细端详，更没有看出她虽然年纪和女处长相仿，但相比之下要有姿色得多。当然我更没有想到她最早是南京小百花艺术团的小演员，后来又是早早进入部队的“少年兵”，再后来嫁给文化名人之后……她的故事暂且按下不表。

十、几点感悟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当年的心路历程，感觉现象背后有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抛砖引玉，仅供读者见仁见智吧。

其一，心理危机不可怕。心理学认为没有人的心理是百分百健康的，许多“人之常情”如果按照心理学的标准，都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阴暗的。比如对“逆耳之言”的第一反应，一般人都是排斥的，有的人甚至公开地说：“我就是爱听表扬……”面对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歹话”而被“否定”，如果像我经历的那样被反复叠加，又没有积极的应对方式，甚至叠加自我否定，就可能“积郁成疾”。所以可怕的不是心理危机本身，而是错误的应对。

其二，自我精神分析。每个人在心理出现危机时，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精神应对，有意识的，则是精神分析，能积极调整思维方式从中寻找解决的方案；无意识的，则有一种可能——消极对待，一任抑郁情绪蔓延直到出现病态，比如我前述的那段经历。有无意识，一字之差，就可能是天渊之别——天堂和地狱。

其三，强者首先是智者。“心能地狱，心能天堂”这句箴言出自一千五百多年前有“智者大师”之称的智顗，用现代心理学理论评判，古之称号名副其实。一个“能”字，概括动静两个状态。做“可以是”解时，是静态，阐明了心态的天渊之别；做“可能为”解时，是动态，阐明了主观能动性的结局也是天渊之别。现代心理学的“思维方式”论，“积极消极心态”论……其实都被那八个字涵盖了。

其四，正副处长的反差。他们两人年龄虽然相差三四岁，但都应算作同龄人，但是作为同事、下属，对其感觉天壤之别。我们很多早已离开旅行社的同事，一直都把副处长作为平等的朋友来看待，不定期的聚会一直持续到2020年的元旦。这个奇特的现象或许可以追踪到两人家庭、文化、经历背景的反差：优渥的部级干部家庭生活水平与早年丧母、曾经要工厂师傅接济才能上大学的经济拮据；初中文化水平与新三届的毕业生；靠家庭背景与靠真才实学升职……这些对于理解下面的问题该是大有裨益。

其五，权力的异化作用。面对权力，两个处长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一个求真务实，不搞花架子；一个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用来整人。这大约佐证了周扬当年那篇论文中的一个观点：“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虽然一个旅行社部门经理的权力微不足道，但是“异化”起来也能让人窥斑知豹，透视许许多多更加不堪的“整人历史”。

其六，制度是异化的保护伞。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人事制度中有“不放人”一说，所以也就无从理解权力的“异化”。这就好像1977年的高考政审制度是单位可以背靠背给考生写政治鉴定，到了1978年就必须经考生签字才能上报一样，落后的制度不断改革，时代才可能前进。面对现存制度，总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就像当年对待“异化”的理论提出一样。

把曾经深陷抑郁的经历和“心能地狱，心能天堂”等感悟，送给本书的读者。或许有读者也在面对“应激”的纠结乃至抑郁，但只要你找到了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应对态度，把那个“能”字化为主动的姿态而不是被动的接受，你的人生就一定是灿烂的“天堂”。

好友魏晓寰篆刻：心能地狱，心能天堂

原载微信公号严师高图，本号获许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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