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左禹：插队陇东，村里多是赤贫户

我是68届初中生，1968年11月首批从兰州到甘肃崇信县黄寨公社下乡插队，算起来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其实比起大多数知青，我们这批人是很幸运的，我在乡下只呆了两年就抽调到当地的一家陶瓷厂当工人，后来调到国营大厂，再后来参加77级高考、读研、出国，最后当了一名大学老师，一辈子忙忙碌碌很快过去了。

尽管有过奋力拼搏沉浮、有过不少喜怒哀乐，但大部分记忆在慢慢淡去，而不知为什么，短短几年的插队经历，却深深刻印在脑海中，比其后的几十年印象都更鲜明。当年的许多事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却又恍如隔世。

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似乎不可理解，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怎么偏偏插队那几年的事记得最清楚、经常浮现在脑海中呢？

随着年纪不断增大，我终于明白，我怎么会不记得那些岁月呢？那是我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是我走入社会的最初人生体验，是我们这一代人仅有的青春记忆。我们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永远留在了那黄土高坡上、留在了土窑洞里，从而这段时光在我们生命的年轮上刻下了一道永不磨灭的印记。

1968年11月21日，初冬一个阴霾的早晨，我背着铺盖卷离开家向学校走去。母亲跟在身后送我出家门，但我始终没有回头，不忍心看见母亲的泪水。那时我父亲还在“牛棚”里，姐姐也马上要下乡。这一天，结束了我的少年时代，那年我16岁。

兰州六中180多名被分配首批插队的“老三届”知青，分乘5辆卡车，离开兰州向甘肃平凉地区的崇信县驶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的第一波开始了。

与其它多数省市不同的是，当时在兰州市，并不是所有的“老三届”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实际上真正下乡插队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老三届学生根据当时的家庭状况可以大体分为五类。第一类人当然是“出身好、根红苗壮”，包括家庭出身贫雇农、工人或正在掌权的干部（被批斗的不在此类）等，分配到兰州市区的石化公司、炼油厂、石油机械厂、阀门厂等大型国营企业。

第二类人属于家庭出身比较好的一类，如下中农、市贫等，基本上也分配到兰州市的国营单位，但大多都是市属、区属的小厂了。第三类人通常家庭出身就不如前两等人了，但也没有大问题，如中农、上中农，或略有些小问题，但父母当时在单位中还有一定地位，这些同学有不少分配到外地的工矿企业。我熟悉的一个初二同学，出身是市贫，被分配到天水公路总段当了一名养路工；我们校足球队的队长、高三学生李柏，也被分到天水公路养护总段，后来一直没有音信。

第四类人就基本上都属于家庭出身不太好的了，如富农、小业主等等，或父母在文革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其中也有少部分家庭出身中等但在学校比较捣蛋、在工宣队挂上号的人，这批同学被分配到农建、林建，即农业生产建设兵团或林业生产建设兵团。农建主要在安西、酒泉一带，林建在陇东地区，虽然很艰苦，但每月有工资，刚去时一般月工资是18元。第五类人包括家庭出身地主、资本家，或父母在文革期间被批斗、蹲牛棚的，也有一些“革干”出身，但当时父母被打成“走资派”尚未被“解放”的。这批人在当时被归类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此被分配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然，这五种人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因此工宣队、学校革委会和掌权的年级老师等就掌握最终的分配大权。实际上，兰州六中老三届毕业生一千多人中，下乡插队的分为两批总共大概不到200人，从初一到高三各个年级的都有。我们68届初中生是最小的一届，被称做“知识青年”实在是被高抬了，我们初一还没上完就闹起了“大革命”，贴大字报、批斗老师，大串联，然后就在校园里混了两年多，学的那点儿东西早已还给老师了，比小学生的水平高不了多少。

那时我父亲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正在单位蹲牛棚，我自知去“接受再教育”是毫无疑问的事。所以我们这批人从来也没有像其它省市的一些知青那样慷慨激昂、自愿要去广阔天地同贫下中农结合，只是知道我们被分配如此，没有其它选择。实际上，也有极个别的自愿报名下乡插队的同学，我知道的一位老高三生，忘记了他的名字，外号叫“陕北”，身体强壮，家庭出身好，本来不会分去插队，他是真正自愿报名的，去了崇信县的木林公社。但他的命运最不济，仅一年多后因为到山崖边采集烧火柴，失足落下深渊，不幸落难，时年22岁。

在兰州市所有“老三届”学生中，最早分配的就是我们这批插队人员，而真正下乡插队的也只有我们这一批，我们走后，第二批分配的是去农建、林建，再往后就是分到工厂企业了。我们班那时有五十多个同学，插队加上农林建的一共也就是十几个人，大概不到全班的三分之一。

我们第一批下乡插队的安排非常仓促，11月19日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插队名单，21日一大早就出发，180多人分别乘坐5辆卡车，卡车是平凉运输公司往兰州运货的车，到兰州卸货后，正好把我们再运回到平凉。180多人加上每个人的铺盖卷和行李，5辆卡车挤得满满当当，每个人只能得到蹲坐的一小块地盘。

出发前，学校发给每人一张“喜报”：“xx同学坚决响应毛主席“四个面向”的伟大号召，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特此报喜”，还发给每人一套毛选四卷和一个毛主席石膏像。有人把石膏像塞到行李里，也有的同学没地方放，就码在行李上。

出发不久，离开东岗镇后就进入山路，汽车一路颠簸，竟把好几个石膏像颠碎了。几个同学吓得要死，本来出身就不好，这下弄不好罪名就大了，赶紧报告带队的工宣队员。这可是一个重大事件，整个车队当即停车，工宣队王队长过来查看，一看也不知所措。由于大家的石膏像都堆在一起，摔碎的石膏像属于谁无从分辨，大家谁也不敢作声，最后王队长只得自己动手将碎石膏末扫清并丢到山谷中，嘱咐大家不要再提此事，结果是有惊无险。

兰州到平凉只有大约400公里，要是现在只要半天就到了，但那时路不好走，我们总共走了两天。一路上主要是盘山路，要翻越华家岭和六盘山，大部分是硬土或渣石路，还没铺上柏油，车队一路上扬起漫天尘土。我们坐的卡车上装了篷布，但车后部是敞开的，尘土从车后灌进车厢，每个人都成了土猴。由于准备不足，大部分人身上都是一件小棉袄，哪知道陇东山区的冬天异常寒冷，大家挤在一起还是冻得嗦嗦发抖。

第一天晚上，到了静宁县城，停下住了一宿，下车时不但腿脚、连大脑几乎都麻木了。静宁当地的烧鸡很有名，记得当时的价钱是1元8角一只，我们刚离开家，家里再困难一般总会给带上几元钱，当天晚上把静宁饭店的烧鸡一扫而光。

第二天乘车继续东行，出了静宁城不久就要翻越六盘山，那时六盘山的盘山路都是渣土路，路窄弯急，遇到对面来的大车，错车都很困难，不时能看到故障车停在路上甚至翻到山沟里，我们的卡车用了几个小时才翻过山去，中午时分到达平凉。在平凉用过午餐后，五辆汽车分别向目的地—崇信县黄寨公社（当时叫东方红公社）和木林公社进发。

自平凉向东约五十公里处，汽车开始爬山，原以为要翻山过去，却不知上了山顶后是一片平地，几乎看不见一间房屋，树木也很少，这是陇东地区特有的地貌——塬，就是山上的大块平地。我们的目的地黄寨公社到了。因为我们上车时已经按分配的生产队配置好，几辆汽车开始分别向不同的方向分流，当其它汽车都陆续消失以后，我们的汽车开到一片空场上，带队老师宣布，我们到了。

这时天已擦黑，只见四周空空荡荡，没有一间房屋，也看不到一丝灯火，村子在哪儿呢？一会儿呼啦啦来了一大群老乡，拉着架子车，带队老师宣布分到各个生产队的名单，老乡们扛起我们的行李，让我们跟着走。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那天恰好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跟着老乡的脚步，只知道一路在下坡，约摸走了二、三里地，进了一个院子，老乡说：到了。进了房门，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光亮，这才知道，原来不是房屋，而是窑洞。

我们5个男生和5个女生分别分到两户人家，各住在房东家空余的一眼窑洞中。男生有我、小殷、大殷、谢平、方头，大殷是68届高中生，谢平和方头是66届初中生，我和小殷以及5名女生，都是68届初中生。当晚在老乡家吃了一顿长面，由于路途疲倦，很快熟睡。

第二天一早，起来出了院门，却大吃一惊：出门几步远就是山崖，尤其是昨晚过来的路，其中有一段路边是百米深崖，路面不过两、三米宽，想想当时在漆黑中浑然不知，只是跟着老乡的脚步，如果向旁边跨上两步后果就不敢想象。老乡们摸黑走夜路的本领也确实令人惊叹。

村子由上下错落排列的几排窑洞构成，怪不得在塬上看不到房屋。这是一个很小的山村，当时叫做水泉屲生产队，由水泉屲和香炉山两部分构成，一共也只不过二十几户人家，大部分住在水泉屲这边，还有少数几户住在地势较低、隔一道山沟相望的香炉山，从香炉山到我们这边要一路上坡走半个多小时。

每户人家的格局大致差不多，背后依托一片直立、较平整的崖壁，在崖壁上开出几口窑洞来，窑洞前面有一小块平地作为院子，用黄土打起院墙。我们的房东名刘世凯，四十多岁的模样，只有一个儿子，叫有仓，时年15岁，没怎么上过学，个子也很矮，应该是从小就下地劳动的结果。他家有三眼窑洞，其中一眼让给我们住，旁边还有一眼小窑洞是他家的猪圈，也兼作我们的厕所。

我们的村子是一个贫穷的山村，只有少部分土地在塬上，大部分土地都是山坡地，完全靠天吃饭。农民的说法是：三年不收成，收成管三年。主要的作物是冬小麦和玉米，小麦的产量很低，每亩百八十斤就算不错，年成不好时，很多地里最后的收成只有每亩二三十斤，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名副其实的“广种薄收”。

村子里多数村民还应该属于赤贫：一般人家的窑洞里，进门是一个大炕，炕里边连着锅灶，这样做饭时的热量通过炕底再排出去。再往里是一张大案板，以及若干锅碗瓢盆等吃饭的家什，然后还有一口水缸和一两条长条凳。这就是一般人家的全部家当。炕上通常只有一领草席，再加上几块青砖，那是当枕头用的，由于常年使用，没有了棱角，油光铮亮。

多数村民家连一床被子也没有，即使是寒冬腊月，晚上睡觉只能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往身上一盖就成了被子。队长张具元家里算家境略好，有一床被子，全家人可以共用。据说全村只有一户人家每人都有被子，是裁缝家，他家原来是宁夏隆德县城里的干部，后来被下放来到村里，由于他的女人会裁缝活，家里有一台缝纫机，经常为附近村民做衣服，日子略为宽裕一些。一般村民家是没有柜子、箱子这类家具的，有了也没有用处，根本没有多余的东西可放。

通常每人只有身上穿着的一套衣服，夏天就是一件单衣，天气冷了就把棉袄穿上，再冷就在腰间缠上一条草绳，叫做“三单不如一棉，三棉不如一缠”。衣服是从来不洗的，因为没得换，一般要一直穿下去，直到家里攒够了钱可以扯布做一身新衣，那时旧衣服也就烂的不能再穿了。

村子不通电，家家户户照明都靠煤油灯，这也是我们刚到时几乎看不到一点光亮的原因。最能反映当地农民贫穷程度的是解手的方式：老乡解手后随手在地上拣个土坷垃，在后面涂抹一下就算完事，那时谁能用得起手纸呢？当然这种解手方式我们接受不了，但下乡时谁也不可能带多少纸去，只好找到什么用什么，包括下乡时自带或发放的各种学习书籍甚至烟盒纸。

我们住的窑洞比一般的窑洞略深一些，除了炕、灶台、案板等必备物以外，在窑洞的最里面还有一付大磨盘，我们集体户10个人搭伙，一日三餐都在我们这窑洞中做饭。所以我们这一眼窑洞既是卧室又是大家的伙房，同时也是磨房。从队里分到的粮食主要是小麦和玉米，都需要自己磨成粉，刚去时老乡给我们磨面，就直接将驴牵到我们的窑洞里推磨。后来是我们自己磨面，开始时向队里借驴来推磨，但是时间长了队里的驴越来越难借，后来我们也只好自己推磨了。

推磨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很累人的活，那窑洞深处本来通风就不好，推着沉重的磨盘在窑洞尽头一圈又一圈地转，几十斤面磨出来弄得人头昏脑胀。但是那时候整个公社都不通电，听说只有黄寨公社有一台电磨，依靠柴油发电机发电，但黄寨公社距离我们有十里地，柴油机也并不经常开。再就是附近的刘天沟大队有一台水磨。

刘天沟离我们村不算远，大概五六里地，但是在很深的沟底，只有那儿有一股溪水能够推动磨盘。我们曾经偶尔去磨过几次面，因为水小，那水磨转的很慢，效率很低，加上附近有不少人去磨面，要昼夜排队，一般排两三天的队才能轮上，磨完面后还得一路上山扛回来，其实真是得不偿失。

我们的窑洞没有窗户，但门上面开了一个大大的“天窗”，保证窑里能进入新鲜空气。人称窑洞是“冬暖夏凉”，夏天窑洞里确实比较凉快，外面的太阳照不进来，热空气进来也少；但冬天根本不暖和。寒冬腊月时，窑洞里水缸里的水会结一层冰。老乡家一般没有被褥，主要靠烧火炕取暖。我们一开始也学着烧炕，但一则火炕往往太热烤得受不了，二则必须经常去拾柴火，其实哪儿有柴火可拾？后来我们就干脆不烧炕。冬天睡觉时除了盖被子，还得把所有的棉袄、单衣都盖到身上。

我们的炕不大，一开始五个人睡，挤得满满登登，几乎翻不了身，后来“方头”由于与谢平言语不合，两人打了一架，方头就跑到相邻的于家嘴村的同学那儿去了，再后来谢平也住到别的老乡家去，剩下三个人睡还算凑合。有好几次，早上醒来，发现被子上铺了一层积雪，原来夜里下雪，雪花从天窗飘进来，我们竟然浑然不觉。

冬天尽管很冷，但并不是最难过，夏天其实更难过。每逢夏天，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布满红斑，奇痒无比，跳蚤肯定是罪魁祸首，跳蚤能够轻易地从地上跳到炕上，炕头上随时都可以捉到跳蚤，另外还有蚊子和其它说不清楚的蝇虫，那时候不要说没有任何杀虫剂，就是有也不管用，因为周边四处的猪、狗、鸡身上的寄生虫是杀不完的。此外，水土不服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另外比较难堪的是上厕所。厕所就是房东的猪圈，每次解手，房东养的一口大猪就凑到跟前，急不可耐地要想享用那排泄之物，搞的我们避之不及，每次只好草草结束。

下乡的第三天就开始下地干活。当时正值冬季，本来应该是农闲时间，但上级要求学大寨，所有人都去修“水保”，即“水土保持梯田”、“水平梯田”。队里的土地主要是山地，本来大多也是梯田，只不过是顺着山坡的坡地，据说大寨的经验是将山坡地修成水平梯田，可以大大提高产量，因此到了冬天别的农活一闲，大家就都要上“水保”工地。

这活儿可是不轻松：对于一块坡地，需要先把所有土地表层几十公分厚的熟土翻到一边，然后把高处的深层土装车运到低洼处，等到整块地各处都平整了，再把熟土填回表面，最后再将整块土地整平。经过整修的水平梯田确实很美观，但是据说大概几年之间没什么收成，因为尽管保留了熟土，但地表的土壤层仍然受到破坏，需要好几年才能恢复。

整个一个冬天，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翻土、填土、推车、挑担，搞得大家比农忙时还要累。每天早晨天蒙蒙亮，队长就开始喊：上工了！上工了！大家迅速起床，来到工地，首先要集合进行早请示：“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工作2-3个小时，这时才到吃早饭的时候。

早饭通常都回去吃，一般都是玉米碴子粥。那时年轻，体力活又重，我一早上要吃4大碗碴子粥，通常什么下饭菜都没有，有时实在觉得缺少味道，就在粥里倒一点“浆水”来下饭。所谓“浆水”其实就是面汤发酵后形成的酸汤，也可以用来拌面吃，就是陕甘一带著名的“浆水面”，但其制作也有一定的讲究，关键是发酵时要密封适当避免变馊。要是赶上开春时节偶尔采到一些嫩苜蓿用盐腌了吃，那真是美味。

吃完早饭后很快又要下地，这就要干一整天时间的活了，中午饭由家里做饭的人送到地里，在地里吃完饭后稍事休息，再干活直到天黑。每天天黑时分，队长喊收工，我们简直连回村的力气都没了。拖着极度疲乏的脚步回到窑洞，晚饭基本上也吃不出什么味道了。

但往往晚饭后队长还要召集大家去开会，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有时学习毛主席语录，传达上面学大寨的精神，或者宣传一些早已过时的政策，或者支书和队长宣讲一些时事之类，大家叫做“车轱辘话”。回到窑洞里躺到炕上，浑身酸疼，仿佛才睡一会儿觉，又听见队长在喊“上工了！上工了！”

刚去的一个星期，由房东的女人帮我们做饭，以后就靠自己了。我们知青户10个人轮流做饭，10天轮一次，谁也免不了。早饭一般是玉米碴子粥，最简单。午饭一般需要有干的，只要学会蒸馒头和发糕、窝头就行，因为面粉少，难得吃馒头，主要是蒸玉米面发糕。

老乡们的晚饭大多是吃“搅团”，先烧一锅开水，在锅里逐渐加入玉米面，用汤勺或者用一根擀面棍不断搅动，直到那玉米糊稠的搅起来很费劲，一锅搅团就做好了。如果做的不是太粘稠，就是“散饭”，是西北地区很多地方的主食。如果家里有麦子，老乡们晚饭也常吃汤面，各家是否有足够的口粮只要看汤面的稀稠程度就一目了然。

陇东的面条是有名的，通常逢年过节或来了贵客最好的招待就是擀长面或者炸油饼。每家都有一块大如床板的案板，擀面杖则有多根，从短粗的一直到细长的一套，擀面时要根据面饼的大小逐一更换擀面杖，最后的面饼可以擀到直径一米多、像床板那么大。要想擀出好面，和面是关键，特别是要尽量硬一些，这样才能擀得很大而有劲道，因此擀面其实也是挺费劲的活儿。

至于炒菜，就更简单了，因为没什么菜吃，主要是吃土豆，只要会炒土豆丝就行了。炒土豆丝也特别容易：先把锅烧热，用半块土豆蘸一点油在铁锅底部擦一遍，闻到油的香味立刻将切好的土豆丝倒入锅中，翻炒几下，加入盐，再加入少量水直至把土豆丝连炒带煮做熟，一盘炒土豆丝就成了，水平高低主要看切土豆丝的本领。因此做饭也简单，就那几下子，我们学得都很快。

另外必须学会的是烧火，不论是烧煤还是烧柴，必须学会生火和拉风箱，烧水做饭的时候需要一边拉风箱，一边不断向炉灶中添煤加柴，也不是很轻松的事。

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有供应粮，每人每月40斤粮食，由于平时没有副食和蔬菜，也几乎没有食油，体力消耗又大，40斤粮看似不算少，但也只能勉强够吃。第二年没有了供应粮，就经常饿肚子了。队里分的口粮根本不够吃，老乡们当然也不够吃，但他们好歹有几分自留地，能够补充一点儿不足，而我们就没有任何其它来源。

当时队里的管理办法是每家每户先向大队借粮食记账，到年底根据各户一年的工作量结算分配，多退少补。每次粮食吃完后向队里申请借粮，队里总是要拖上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才可能再给我们一些口粮。因此当粮食接不上时，我们就只好凑合过日子，经常是连着好几天吃煮土豆，吃得胃里直反酸水。还有的时候实在没有粮食吃了，把小米糠连同一点点小米一起烙成饼，吃得嗓子眼生疼。

有一次，我们饿得实在受不了，到队里去申请借粮不成，回来生了一肚子气，那时正是玉米灌浆的时候，我们在气头上，冲到玉米地里掰了一大堆玉米，一边掰一边吃那嫩玉米，队干部和老乡们见我们急眼了，竟吓得不敢作声，由着我们发泄。第二天，大队通知我们到大队部去，我们原以为这下子要“招祸”了，却不料是通知可以借粮了。

老乡们一日三餐的种类跟我们差不多，但窝头发糕不能往饱里吃，晚饭的面条汤也要稀的多。一年到头老乡们基本上吃不到蔬菜，生产队不种菜，那时候要砍“资本主义的尾巴”，给老乡们的自留地很少，主要用来种小麦或玉米来弥补口粮不足，谁家也舍不得种菜。肉食就更吃不上了，家里养的猪如果养成了，一般自己都舍不得吃，只有靠卖猪或平时卖点儿鸡蛋手里才能有一点儿现钱。

就是过年，也不是每家都能吃上肉，谁家要是能到集市上割几斤肉回来那才是真的过年了。老乡们家家都会做一种菜叫做“洋芋肉”，就是把土豆先捣成土豆泥再做成肉片形状，最后蒸熟浇上汤汁，吃到嘴里有一点点吃肥肉的感觉，也算是保留对肉食的想象。

我们水泉凹村尽管很穷，但有一点优势，就是有一眼清泉，这比起甘肃中部定西、静宁一带强多了。陇中地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水，只能靠“涝坝”，即在村子边上修一个水塘，把雨水收集到水塘里，人、畜都饮用涝坝水。要是长时间不下雨，那涝坝里就只剩下一点儿泥汤。还有的地方水倒是不缺，但喝了可能得大骨节病或其它可怕的病症。

我们村子的泉水异常清澈，喝到口中清凉甘甜，大旱天泉水也不断流，只是泉水在很深的沟底，约摸有六七十米深。我们知青经常要洗澡、洗衣服，用水量比老乡大得多，担水成了我们几个男生的责任，每天早上下工回来不管多累，每人至少要挑一担水，夏天时由于用水多，每人要挑两担。有时候碰上下雨，那登山的小路泥泞湿滑，担着六七十斤重的两大桶水，上三步要退两步。

1994年，我们几人曾经回去一次，那时生活已经改善多了，村子里通了电，不少人家已经在塬上盖了房，用管道把水抽到塬上。我专门下到沟底去看那眼泉，泉水仍然清澈，但上山时尽管空着手，却感觉山极高，总也爬不到头，中途歇了好几次，真不能想象当年怎么能把水挑到山上来的。

其实老乡本不该那么穷。刚去时，我以为这地方是靠天吃饭，年成不好就没有办法，但后来发现，同样的年成，塬上有些很好的地里庄稼长得稀稀拉拉，每亩麦子只收几十斤，而村子边上有些山地里的麦子却长的绿油油极生猛，原来那是老乡的自留地。因此只要多上肥、好好伺候，还是能有比较好的收成的。

问题出在大队核算上。我们所在的水泉凹生产队和附近的庙庄、刘天沟、于家嘴一共4个生产队同属水泉凹大队，是统一核算分配的，当时是公社的一个试点，即不管你这个村子收成怎样，到年底全大队要打通了平均分配，但结果导致哪个生产队也不卖力，避免被其它生产队“共产”，也导致我们大队在周围几个大队中是有名的穷队，比相邻的大麦沟大队要穷得多。

我们去的第一年，年终分配时每个工是9分钱，第二年更是降到7分钱。那么一个工的概念是什么呢？那时学大寨，给每个劳动力根据他的能力和表现评分，最强壮且表现最好的劳动力可以评为“标兵”，每干一天给10个工分，相当于一个工，一般的壮劳力最多只能评到9.5分，女人一般评为6到7分，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干满一天的活还挣不到一个工。

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策是不管丰年还是歉年，生产队首先要交足公粮，如果遇上年成不好，交完公粮后队里所剩的口粮可能已不够吃饱肚子，再想办法申请要求吃返销粮或救济粮，因此农民的口粮总是很紧张，主要还要依靠家里的几分自留地来补充。

老乡们生活的开销从哪里来呢？平时的主要开销是点灯的煤油和吃的盐，要从“鸡屁股”里来，一般每家都养几只母鸡，下了蛋自己一般舍不得吃，每个鸡蛋5分钱卖到供销社。到年底如果家里养的猪成了，能卖几十元钱，就有可能给全家每人扯布做一身新衣，因此过年时也往往吃不上肉。

我们几个男生中，大殷和小殷是兄弟俩，我们几人在学校时整天一起玩单杠、双杠、举重，或者踢足球，身体都很结实，再加上家庭出身“有问题”，自感低人一头，干活极其卖力。农民中最壮的劳力能干什么活，我们也不示弱，照样干。我们几人经常给其他知青和老乡表演的“节目”是两只手同时各用五个手指头夹起五块砖，或者不要别人帮忙，独自将立在地上的“桩子”抗到肩上。

“桩子”就是一袋粮食，陇东地区通常用的粮袋细而长，用羊毛编织，很结实，装满粮食后直径有二、三十公分，差不多将近一人高，一般重量为170-180斤左右，通常都需要两个人合作，一人半蹲将肩膀对着桩子中部，另一人抓住桩子底部用力上抬，两人合力才能抗到肩上；就是老乡中的壮劳力，也不是都能独自抗桩子。

大殷在我们当中年龄最大，力气最大并且各项累活都争先干，被队里评为“标兵”，每天可以拿到10分，就是一个工；我和小殷则评到9.5分，已经相当于老乡中最强壮的劳动力了。那时我们是那样真诚地、拼命地想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来证明自己，我自从16岁下乡后，就再也没长过个子，毫无疑问是受了重体力劳动的影响。但干满一天的活还不到一个工，就是说还挣不到9分钱，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不但分不到钱，连充抵队里分的口粮钱都不够。

记得我离开农村时，跟队里算帐，抵交了我从队里分到的口粮后，还倒欠队里二十多元钱。

其他村子的同学一般都不像我们这样干活，太累的活只要说干不动，老乡们其实也不会强迫你去干。附近崖庄的几个同学都是68届初中生，比较文弱，一开始到村里大家就都表示干不动重活，结果老乡们也就不让他们干力气活，经常跟妇女一起在场院里，他们也乐得优哉游哉，甚至时不时还读一些数理化的书，多年以后他们队里这帮人差不多有一半上了大学。

我们下乡那时尽管已经建国近20年了，但整个公社都还不通电，我们大队也没有一件机械化农具，耕地完全还是沿用几百年来的原始方法：“二牛抬杠”。刚去时，除了上“水保”工地外，队长主要分配我们干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力气活，如拉车、在饲养站起粪、往地里送粪等等，这类活儿一般都又脏又累。

比如起粪，队里的牲口都集中在饲养站的几口窑洞喂养，饲养员平时负责每天向牲口圈里填土，把牲口的粪便掩埋起来，过一段时间土厚了，就需要把粪土挖出来。由于粪土被牲口踩的很结实，需要用镐头刨，经常是一镐头下去，结果表面一层硬土下面却是稀粪，溅了满脸满身。

一次是从饲养站往塬上拉粪。饲养站里的粪起出来以后要先运到塬上，再分别向各块地里运送。饲养站在最靠近塬上的一层窑洞，从饲养站到塬上距离大约有四五十米，但是高度差约莫有七八米，要一直上坡，坡度也算比较陡了，如果是稍微富裕一点的村子，只要套上一头驴，这拉粪的活儿就很轻松了，但我们水泉凹是个穷队，牲口很少，我们每两个人一组，负责将一车车粪土拉到坡上。我和小殷在一组，大殷和一位老乡一组，另外几组都是老乡。

干这活的都是村里最强壮的劳力，我们两人一组把一满车粪土拉到塬上并不十分吃力。但干着干着，有一组老乡玩了花样：每次只由一个人把车拉到塬上，另一个人就可以躺在饲养站的炕上多休息一会儿。然后大殷那一组也如法炮制。那时候我们年轻气盛，我和小殷一看，也不示弱，也开始轮流一人一次。开始的几车还凑合，尽管非常吃力，使出全身的力气也能顺利地把车拉上去。

我那时还不满17周岁，毕竟耐久力和经验比起那些二三十岁的壮年老乡要差得远，独自拉了两三车后，再一车就已经有些顶不住了，拉到坡中间就没了力气，车子停在坡上走不动了，并缓缓向后退，我的肩膀套在架子车的皮带里，如果被车向后拖，结果必然就是连人带车滚下数十米的悬崖。

这时就是喊人帮忙也来不及了。我拼尽浑身力气好不容易把车稳住，让它不再后退，然后咬着牙，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前挪，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车往后倒，最后终于到了塬上，但头脑已经完全空白，不知道是怎么上来的。这是我下乡期间距离死神最近的一次经历。

还有一次，是用架子车将粪土向山坡地里运，这是由塬上向下拉车，但是也不容易，架子车后部底下都安装了一个废轮胎，下坡时一人站在车后，让架子车后部的轮胎拖在地上相当于刹车，另一人驾辕，需要将车把使劲向上抬以增大后部的摩擦力。坡度较缓时问题还不大，但坡度大时驾辕者必须有相当大的力气才能够控制住车不往下冲。

那次我和大殷一组，大殷驾辕，我站在车后，在一个急转弯下坡处车失去了控制，直冲向山崖，在车坠下山崖的一瞬间，我从车上跳下，而大殷随车一起掉了下去，只听通的一声，然后扬起一大片尘土，我心想，坏了，赶紧往下看，幸而这一段山崖不深，大约只有七八米，大殷与车一同坠下，幸运的是没有被车砸到，落到下面的松土上，从尘土中钻出来，竟然毫发无损，真个是有惊无险。

我们去的第二年，附近的几个大队要共建一所小学校。每个村子出几个人，从开始的打土坯、拉砖瓦、挖地基、抬木头，到和泥当小工、盖房子，我们经历了建设学校的整个过程。

盖房子的砖瓦是从县城川里一家砖瓦厂买来的，真正的砖用的不多，只用在房屋的几根立柱上，柱子之间的墙则用我们自己打的土坯砖。陇东的黄土粘性很大，打土坯砖很简单，只需要一个砖模，两人配合，一人将黄土铲入模具，另一人用石槌将砖夯实，然后码放好晒干即可，两个人一天就可以打几百块砖。

最重要的材料是房梁，要用到整根的木材。陇东的塬上几乎没有树木，而在沟底由于湿润靠近地下水，还保存一些树林。盖房子要到沟底伐木抬上来。从沟底到塬上垂直距离大概有百八十米，通过一条之字形上升的曲折小路，窄的地方只有半米多宽。根据木料的粗细长短，每根木头需要七八个人到十几个人，用一根长绳从木头的一端绕若干圈到另一头，叫做“滚绳”，每两个人一根杠杆，挑住绳子。

这种滚绳的特点是每根杠杆上承受的力是不断在变化的，如果某根杠杆上受的力大了，必须用力向上挺住，重量就会转到其他位置，若是挺不住而向下缩，反倒会承受更大的重量。那些刚伐倒的树木死沉死沉，更要命的是那上山小路太窄，两个人必须一前一后错开，慢慢向上挪，到了之字转弯的地方，根本不可能转过弯来，就队尾变队头，反方向再往上挪。

这活儿我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半路上出点儿差错，有可能整个队伍都滚到悬崖下，谁也跑不了。

我们一届的同学祥华，在邻村崖庄，也被派来扛木头。他的身体不如我们几人结实，有一次在上山途中，他实在顶不住那瞬间的极大重量，肩膀缩了一下，杠杆从他肩头滑下，这一条杠杆承受的重量就落空，而其他杠杆突然承受更大的重量，整个队伍摇晃起来，幸亏其他人咬牙努力稳住了阵脚。

上了山以后，大家把木头从肩上卸下，这时过来一位老乡，恨恨地说：你他妈的差点要了我们大家的命！对准祥华胸前就是一记重拳，立刻将他放倒在地。祥华不敢作声，也算是死里逃生。

学校房屋的修建包括土建和木工活都由我们村的柳木匠主持。先是简单挖一个地基，用砖头砌起房屋最重要的几根承重支柱，支柱与支柱之间砌成土坯墙，然后在支柱之间架上关键的大梁，两侧山墙则架起人字形珩木，两边山墙最高点用一根横梁搭接，房屋大体就成形了。然后沿着人字形珩木铺上一条一条的檩子，檩子之间再用较小的木条填充，叫做椽子。最后的环节是房顶铺瓦，将和好的泥铺满屋顶木条即椽子表面，然后从下向上一块块、一层层地铺上瓦片，房子就基本上建成了。

我们作为小工，干的最多的活儿就是和泥、运泥，尤其是铺瓦时，需要把大量黄泥用铁锨递到房顶上，一个人站在屋檐上端着一把铁锨，底下的人用一把长把铁锨用力把一锨泥抛递到上面的铁锨里，再送到铺瓦师傅跟前。要把一铁锨沉甸甸的黄泥准确递到房顶，也不是容易的事，需要有很强的臂力。

1970年夏天，我们在小学校工地上前后一共干了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到学校建成才回村。至今那小学校还在，现在的名字是崇信县黄寨乡油坊小学，最初只建了一排土坯平房，现在规模已经大得多，原来的土坯房早已被砖房取代，转眼已经过去50年了。

春耕和秋耕期间，由于我们不会犁地，一般都被分配去干“抱粪”的活儿。据老乡讲，抱粪是当地最累的农活了。陇东地区播种时，先将粪土分送到各块地里，再将种子搅拌到粪里。播种时，一人赶着牲口在前面犁地，后面一人胸前挂一个大斗跟着跑，斗里装满粪土，用手把粪土播撒到犁沟里，种子也就均匀播下了。一斗的粪土撒完后，要迅速跑到地中间的粪堆上把斗装满，赶紧跑回犁沟处继续播种，不然就跟不上犁地的速度。一斗粪土起码有好几十斤，抱着粪斗在地里来回跑一整天，下工时骨头都差不多散了架。

再一件比较累的活儿是“灌粮”，就是到粮站交公粮。那时候不管年景如何，收成后首先要交够公粮，剩下的粮食才能作为口粮由大队自己分。粮站离我们村子差不多10里地，一般两个人拉一辆架子车，装上四个桩子，大约七八百斤粮食。

拉到粮站后，管理员要先检查粮食质量，用一个带尖端的管状工具插入粮袋，取出粮食来检查，要是粮食太潮，就会拒绝接收，更多的情况是粮食里麸皮太多，需要把粮食倒出来，过一遍粮站的风车，把麸皮吹掉再装袋。那风车要自己摇，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奥妙，使劲摇风车，把粮食里的麸皮吹得干干净净，一起去的老乡赶忙打手势要我们慢慢摇。

粮食合格后，要一袋一袋肩扛到粮仓里倒出来。粮仓大约有二层楼高，从地面搭一块二三十公分宽的跳板上去，扛着近二百斤的桩子，走在颤颤巍巍的跳板上，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控制住平衡，大颗大颗的汗珠立刻从额头上滴下来。

我们村庄地处黄土高原，塬上光秃秃的几乎没有树木，连草也不多，平时老乡烧饭主要靠到崖边拾一些干草，这应该也是黄土高原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主要是烧煤，需要到土谷堆煤矿买煤拉回来。

土谷堆煤矿在沟里，途中翻过一座山，叫做老爷岭，然后下到沟底，拉上煤以后要从沟底往塬上走，途中还要再翻山回来，来回一百二十多里地。由于中途没有可休息的地方，通常都是头一天午夜以前出发，两个人拉一辆架子车并套上两头驴，赶天亮时到达土谷堆，拉上煤以后就往回返，回来是满载又是上山，一路顺利的话到家时太阳也下山了，几乎是一天一夜。

上山时尽管有两头驴拉车，但人也要帮忙使劲；而下山时也一点不轻松，驾辕的人要拼力向上抬车把，另一人站在车后压住车尾部作为刹车，但那两头驴上坡时很费力，下坡时则来了精神，反倒越走越快，对驾辕者的力气和熟练技术都是考验。因此拉煤都是村里最壮的汉子们的事，由于耗费体力太大，一般老乡家里再穷，都给带上足够的干粮和水，回到家一般还得擀长面招待，我们知青反倒没有这样的待遇。

刚去时，老乡替我们拉煤，后来是一名老乡带我们去，再后来就完全靠自己干了，我们知青户原来10个人，后来走了1个男生到其它队，拉煤就完全是我们剩下4个男生的事了，两三个月就得去一次。

有一次我和大殷两人拉一辆车，半路车胎爆了，在土谷堆也没有找到补胎的地方，只好将一只轮子的车胎扒掉，装满了煤往回走。轮圈压到土路里阻力非常大，车子比往常重的多并且向一面偏，上山时两头驴简直都走不动了，我们二人也拼尽全力拉车，并且要使劲将车把向一边掰才能把正方向。

那一次旅程真的是极其艰难，回到家已经是后半夜，同队的其他人已经急得不得了，以为我们路上出了事。连队长都很着急，一直在村口望着，见到我们进村才松了一口气。那两头驴差不多都虚脱了，简直就要瘫在地上，队长心疼得直叹气，原来队长最担心的是那宝贵的两头驴。

这也难怪，那时我们村里大小劳力有好几十口，而马、驴、骡等大牲口一共只有七、八头，真的是比人珍贵。我们也已经是精疲力竭，现在想一想，人的潜力真是不可知啊！

“陕北”是我们学校一位老高三同学的外号，他身强力壮，家庭出身好，据说原来学习也不错，本来马上就要考大学，但突然来了“文化大革命”，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大转折。“陕北”本来不会被分配下乡，但这老兄是真正响应号召、自愿报名要下乡的，被分到木林公社，这样的人我知道的也就这一个。不幸他下乡第二年就青春早逝。

“陕北”的死因是由于烧柴。农民平时生火做饭、冬天烧炕都需要柴火，由于买煤需要花钱，而且需要到距离很远的煤矿才能买到，大部分农民都舍不得烧煤，平时做饭主要靠拾柴火。陇东地区塬上本来树木就不多，所谓“柴火”其实就是野外的干草或悬崖边上低矮的灌木，老乡们每天下工回家路上，就在附近捡拾几把柴火，回家就够烧一顿饭了。长而久之，路边目光所及之处很难看到有绿色植物了，这也是陇东高原生态恶化的原因之一。

“陕北”所在的木林公社距离煤矿比我们公社更远，他也学着经常出去捡干草回来做饭。但通常路边的干草早已被拾光，只有到山崖边才能再找到一些草茎。一天傍晚，“陕北”出去寻找柴火，找了半天还没捡到多少，据说他看到一处悬崖外沿还有一簇干草，便蹲在崖边努力伸手去够，不慎脚下一滑，就摔下一百多米深的山谷。第二天天亮后，村里派了一些人下到沟底去寻找，发现他已经面目全非。

由于当地有一个习俗，叫做“野鬼不能进家门”，就是说死在野外的人，不能再进村子抬回家，也不能走正路回来。村里十几名青壮劳力，轮流抬着陕北的尸体，从山坡上没有路的地方往上挪，好不容易才把他从沟底抬回来，临时在村外搭了个棚子停放。

那时正好是夏天，天气炎热，连他的家属还没来得及赶到，就草草下葬。可怜他当年才21岁，为了要烧一顿饭而命丧黄泉，成为我们学校老三届下乡知青中最早离去的人。

村子里有两位老乡我们都比较佩服，一个叫刘凤鸣，另一个叫张凯洲，两人当时的年龄大约都是不到40岁，身体强壮，二百多斤的担子担在肩上可以一路小跑，各种农活都是一把好手，还都会多种技艺，什么木匠、石匠、皮匠、小炉匠、土匠活，都能来上几把。

“土匠”是黄土高原特有的技艺，用一把镢头，可以在黄土壁上削出一面非常平整的土墙，再在土墙上挖出一眼形状工整的窑洞。好的土匠挖出的窑洞，内部圆弧曲线形状非常完美，而完全依靠自己的眼力判断和手下的功夫，如果手下镢头力道稍大一些，多挖的部分就不可弥补了。

这两个人本事相当、年龄相若，又分别属于刘姓和张姓两大家，原来彼此经常较劲。那张凯洲长着一脸络腮胡子，身强力壮，一表人才，各种活计样样拿得起来，又出身贫农，在周边十里八村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村民中关于张凯洲有个传说，说他曾经一夜间在周边五个村子抬了五次门。陇东窑洞的门一般都是老式的臼式门，即使门从里面上了锁，从门轴一侧往上一抬，门就会从门臼里脱出来。“抬门”就是趁人家男人不在家，半夜三更抬门进去睡人家女人的意思。有本事“抬门”当然是当地男人值得自豪的事，女人们通常似乎也乐于接受，相当于在极其平淡无味的生活中加入一点儿调料。

我们去插队的时候，张凯洲已经差不多蔫了，原因是有一次他打听到本村XX的男人夜里在饲养站值班，就去抬她的门，不料事未办完她男人突然回来了，给了张凯洲腰上重重的一扁担，张的腰从此落下了残疾，再也干不了重活，人也低调了许多。

另一位能人刘凤鸣，除了各种活计能力突出外，脑袋瓜也很活络，曾经在外做过生意，但是因为出身富农，文革开始后被当作“投机倒把”挨过队里批斗，也比较老实了。我们曾有一次跟刘凤鸣一起去县上赶集，一路上只见他不停地与遇到的各种人打招呼，确实说明他的交际和影响力。如果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这老兄一定会先富起来。

和我们经常在一起干活的是张凯洲的弟弟张凯忠，因排行老二，大家称他“二掌柜”。二掌柜的性格开朗，整天嘻嘻哈哈，就是下顿没饭吃，他也从来不知道愁。有一次聊天，他说，要是国家什么时候给我们农民一个月发上三个元工资，就该共产主义了吧？

还有一回正是夏天麦收，大家顶着烈日割麦子，大汗淋漓，二掌柜又说：想当年给地主割麦子的时候，吃的是油饼长面。这话把我们几人惊得目瞪口呆，这明显是”反动言论”，要不是看他是贫农，一定会把他揪到大队部去争取立上一功。

后来想想其实这话很有道理，割麦子的时候地主给雇工吃油饼长面，为的是更好地把麦子收回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相反生产队从来不考虑如何调动大家积极性，每天早上挑粪最能说明问题：给生产队干活时，每个人都选较小的粪筐，勉强装平，脚步缓慢地移动；如果谁担着堆满尖尖两筐粪的大粪筐大步流星地走，那一定是在给自留地挑粪。

村子里最倒霉的人是张有明，这是村里唯一的一名地主，据说他其实只不过比别人家多了几亩山地，土改时就被划成了地主，结果一辈子不得翻身。村子的几十口窑洞顺着山势分成上下好几层，因为他住的窑洞地势最低，大家就叫他“洼里人”，简称“洼人”。“洼人”几乎从不与他人说话，干活很卖力，但往往一个人，同他人保持距离。每逢有运动，大队就会把他拉出来批斗一番。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上面开会传达，队里派了两名民兵把“洼人”押到会场陪斗，大家齐喊口号：“打倒美帝！打倒苏修！”似乎他就是美帝苏修的替身。

全村生活最困难的要属王金明，他原本是平凉城里一个秦腔剧团的演员，后来不知为什么被下放到这里，老婆也离他而去，他独自一人带着一双儿女在村子里艰难度日。他家里真正是一贫如洗，连做饭的家什也没有几件。那时他的儿女都很小，女孩大概五岁左右，男孩三岁，长的端正可爱。

那王金明看起来身体还算结实，据说原来在剧团学的是武生，会几下拳脚，但实际上只是一副骨头架子，经常吃不饱又多年不练功夫，没什么力气，干农活不行，还远远不如我们学得快。这也难怪，他从小就学唱戏，哪能干得了这些苦活。

他通常只能干点下手活，经常跟女人们一起做场院里的事，挣不了多少工分，再则生活能力也不强，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只是苦了那小儿女，一天到晚没有人管，女孩五岁了，夏天整天光着屁股在外面跑，天冷了身上就裹着一件小破棉袄。村里人看孩子们可怜，经常给点儿吃的，也就这样勉强过下来。幸而王金明其人比较简单，没什么心思，偶尔还在田间吼两句秦腔，声音沙哑、苍凉，听得出来有一定功夫。

队长张具元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基层干部，他比普通农民更辛苦，每天清晨天刚露白，他就满村跑着喊人出工，他要根据劳动力的强弱每天给大家分配活计，自己也要整天干活，收工后，晚上经常还要组织大家开会传达上级指示或学习，真是不容易。他家里也很穷，全家人只有一床被子。

有一次，村里来了好几拨乞讨者，据说是从宁夏隆德一带来的，那里遇到了大旱，颗粒无收。队长张具元家刚好烙了一锅白面饼，那是很难得吃一次的，张具元给来他家乞讨的人每人一张白面饼，自己却已经所剩无几。

我们隔壁邻居有位小伙子叫仓真，身强力壮，干活是一把好手，但那年已经28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这么大年龄还没有媳妇在当地并不多见，主要原因是太穷，凑不够彩礼。他为了娶上媳妇已经拼命努力了好多年。

队里给他划了一块地盘，类似于“宅基地”，是村边的一处山坡。每天队里一下工，他先不回家，而是到自己的地上去给自己挖窑洞。首先他需要在山坡上开出一小片平地来，同时在山上挖出一片竖直平坦的崖壁，这就有了自家的院子；下一步，就是在崖壁上挖窑洞。仓真全靠每天收工后的时间，靠一己之力，整整三年，硬是在山坡上挖出了一个小院和三口窑洞，有了自己的新房。

我们插队的第二年，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仓真的情绪明显很好，干活时经常美滋滋地哼着小曲，一问才知道他快娶媳妇了。媳妇不是本地人，家在宁夏的隆德一带，听说仓真花了200元彩礼才把媳妇带回来，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攒到这样一笔巨款的。

结婚那天，全村的人都来助兴，那时也时兴送礼，最常见的贺礼就是送一顶帽子，就是男人戴的那种普通的蓝色或灰色布帽子，我们几人也同样给仓真送了一顶帽子，那天大队小卖部的帽子卖得精光。

最兴奋的是村子里的几个光棍小伙子，据说闹新房闹得很厉害，有许多花样，什么炒豆子、抓跳蚤等等，主要是针对新媳妇，一直折腾到深夜，最后把仓真闹得急了眼，差点儿要打架，众人看气氛不对，才悻悻离去。

也遇上了一次白事，是我们房东的哥哥刘世怀去世。刘世怀长期有病，最后去世在平凉的医院，队里派了刘凤鸣等两人拉了一辆架子车去平凉医院把他接回来。我们村距离平凉市有115里地，其中平凉到白水公社的90里地是平路，最后从白水上山的25里路是山路。刘凤鸣出发后第二天，队里派大殷、小殷和我三人牵上两头驴到白水去接架子车上山。

我们半夜出发，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出门后上到塬上，四周看不到一丝亮光，几乎连脚下的路都看不见。那两头驴却有认路的本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沿着路走一点也不含糊，我们跟着驴一路往前走，天还没亮就顺利到了白水。然后就在公路边等着，但从凌晨一直等到天黑，也没见到刘凤鸣的车，这时天下起了大雨，估算一下，拉送遗体的车中途不可能停顿，他们应该白天早早就过来了，再等下去也没必要了，只好往回返。

我们一路冒着雨回到村里已将近半夜，全身早已湿透，才知道刘凤鸣他们走了另外一条小路，也真难为他们两人，没有牲口，自己将车拉回了塬上。尽管没接到人，但仍然算是为丧事出了力，村里人给我们端上热乎乎的长面。那时候虽然大家都很穷，但一旦家里有红白事，还是尽其所能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尽管劳动艰苦、生活艰难，生活总要继续，年轻人在一起还是要寻找乐趣。我们队的谢平原来在学校参加过宣传队，带了一支笛子和一把四弦琴去，下工后我们就经常轮流玩玩，水平不高，但奏出曲调不在话下。下乡前我曾在一个垃圾堆捡到不知什么人撕了扔掉的《外国名歌三百首》残页，经过仔细挑拣修补，竟然凑成了大半本，我把它带到乡下，成了重要的精神消遣。

有一次不知谁从老乡家借到一本《三侠五义》，我们简直为之痴狂了，下了工争抢着要看，后来形成了默契，每人看几个小时就轮给他人看，那些天我们轮流在煤油灯下享受那读书的快乐，其他人就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轮到自己，天天熬到到深夜。

那时没有休息日，没有特殊情况每个人都必须天天出工，但是差不多十天能够休息一天，因为每隔十天有一次集市，通常是阴历初三、十三和二十三，赶集日大家通常都不出工。尽管每天累得不想动弹，但每逢赶集日我们都要走15里地到县城或者走25里地到白水公社赶集，因为这是下乡期间唯一的消遣与娱乐。

那时崇信县城只有一条街道，长约二三里地，沿街分布着邮局、百货商店、新华书店等几家国营店铺，整个县城里只有县百货商店是一栋二层小楼，其它房屋都是平房，论商业，可能还不如东部地区的许多大村子。沿街走到尽头就是集市，每逢赶集日，附近十里八乡的许多农民来出售各种农产品，也显得很热闹。

在集市上会遇到许多在其他生产队插队的同学，朋友相聚也是一种乐趣，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集市的饭馆里美餐一顿。记得县城饭馆的木须肉、炒鸡蛋和炒肉丝都是大约六七角一盘，白水饭馆的烩面片是两三角钱一碗，那肉的香味由嘴里顺着肠胃弥漫全身，真是极大的享受。

平时在村子里，有时候其他村子的同学来串门，主要用炒鸡蛋招待。我们村塬上有个小卖部，可以买到6分钱一个的鸡蛋和七角钱一斤的散打白酒，几个人炒上一盘鸡蛋，喝着60度的散酒，由于对未来和前途感到非常迷茫，经常是喝倒在炕上第二天才醒来。

有时候赶集买几斤肉回来，因为舍不得一下子吃掉，就切成碎肉丁，加很多盐炒成肉臊子，放在瓶子里贮存起来，这样放很长时间也不会坏，吃饭时往馒头或者面条里加一小勺肉臊子，那美味我在几十年后都不能忘怀。

肉里的板油炼出来，炒土豆丝的时候用半块土豆蘸点油往锅底一擦，那香味立刻冒出来。偶尔在吃馒头的时候抹上一点大油，就相当于现在的面包夹黄油啦！

那时候我们也抽烟，平常多抽8分钱一盒的经济烟，偶尔有的同学弄一盒三角钱左右的“大前门”或者“恒大”，那就奢华得不得了了，抽的时候小心翼翼，一直到那烟屁股烫到手还舍不得扔。

平时在队里干活休息时，我们也经常跟着老乡一起抽水烟，水烟的烟丝细小，用烟袋锅装满一小锅烟丝，然后用纸条点燃，迅速地几口就吸完一锅，水烟的味道比较柔和，甚至有一点儿甜丝丝的味道。偶尔也学着老乡用纸做卷烟，卷烟的烟叶是用大片的烟叶直接揉碎，味道辛辣，很呛嗓子。

老乡们还经常熬罐罐茶喝，从大块的砖茶上掰一小块，放在一个小铁罐子里，在火上熬成浓浓的茶汤，喝起来又苦又涩，是非常提神的饮料，但是我始终接受不了这种味道，曾经喝过几次，结果整夜都睡不着觉。大家一起抽烟喝酒聊天，是在艰苦劳作后的放松与消遣，也是为了麻木自己。

下乡几个月后，我们曾经在县城经历了一次“武斗”事件。其实那根本不是“武斗”，“武斗”是特指文革期间政治倾向不同的两派之间的武打，而我们则不过是打了一场群架。崇信县当时有三个公社有插队知青，黄寨公社、木林公社和黄花公社，其中黄寨和木林公社的知青主要来自兰州六中，而黄花公社的知青来自兰州十三中。

那时候文革其实还没结束，知青们受到文革中武斗和帮派活动的影响，往往是成帮成群地活动，年轻气盛，彼此之间互不相让，打群架是常有的事。

好像是春节过后不久，那天我们到县城赶集，有一家百货商店刚刚开张，商店里拥挤不堪。我、大殷、小殷和谢平几个人在人群里碰到另外一帮人挤来挤去，不知怎么就发生了口角，然后对方有人喊：有本事出来！我们刚刚从商店里挤出来，周围就涌上七八个人对我们拳脚相加，我们奋力抵抗，但对方人多势众，我的眼睛被打肿，大殷后脑勺被人用方桌腿打了一闷棍，顿时血流如注。

有人喊：警察来了！对方人群四散而逃，这时大殷奋力抓住对方为首的一个人，我们几人一拥而上，对那家伙一顿拳脚并死死抓住。警察把我们一起带到派出所，问明情况后，看到双方伤势都不算重，教育了一通便不了了之。我们才知道那帮人是在黄花公社插队的十三中知青，被我们抓住的家伙叫做谭宗健。

那天赶集我们学校的知青去的很少，因此十三中那帮人才敢大打出手。这事很快就传遍了全县，崇信县是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县，文革期间比较平静，没有发生过武斗，这场群架很快就在全县传开，说是：“洋学生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由于我们吃了亏，回去后其他村的同学们纷纷来看望。

过了十天是下一次赶集日，我们黄寨公社的知青都相约去县城，要为我们报仇，那天我们公社有好几十人去了县城，准备与黄花公社那帮家伙大战一场。大家沿着县城街道来回转了好几圈，连一个黄花公社知青的人影也没看到。

后来听说，那天十三中那帮人也去了县里，只不过当我们在县城大街上示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进城，而是远远地在城外山上观望，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在县城赶集再遇到黄花公社的人，打架的事已经忘到脑后了，互相打起招呼，后来大殷和谭宗健还成了朋友。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我们下乡后没几个月，就到了1969年春节，上面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要在农村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大队也通知我们，一律不能请假回家。自从下乡以来我没有接到家里的来信，很惦记家里的情况，小殷也一样，因此我们二人商量好，要偷偷回家去。

那是1969年初的一个寒夜，大约午夜时分，我和小殷两人提着简单的行李，小心地避开邻居家的狗，悄悄从我们窑洞后面的小路爬上塬，开始了返家的旅程。那晚天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整个塬上看不见一丝灯光，我们好不容易摸到公路上，沿着隐隐约约看见的路，深一脚浅一脚向白水镇走去。白水镇在川里，位于平凉到泾川的公路边，离我们村子大概25里地，离平凉90里地。

到了白水，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在公路边等，乘路过的第一班公共汽车很顺利地到了平凉。平凉那时候不通火车，城西头的汽车站是当时的交通枢纽，每天有一到两班汽车发往兰州。

记得那时平凉到兰州的汽车票价是10元2角，行程一天半，中间要在静宁县住一宿。我们口袋里的钱倒够买车票，但很紧张，就想法争取搭一段便车。在汽车站附近溜达了半天，问了好几辆车都说不顺路。时间已经到了下午，这时又过来一辆向西去的卡车，我们又过去恳求司机，小殷对司机说，“这位同学有病，要赶紧回兰州去看病，能不能麻烦您捎我们一段路？”我那时很瘦，营养不良、面有菜色，真的像个病人，那司机看了看我，很爽快地说：“可以，上车吧。但是只能带你们到静宁。”

我们高兴得连连感谢，忙不迭爬上汽车。那是一辆普通的解放卡车，没有蓬布遮盖，我们身上只有一件小棉袄，戴的是那种没有毛的薄棉帽，蜷缩在车里，只感觉凛冽的寒风一直刺透到骨髓里。由于前一晚上没睡觉，又冷又困，摇摇晃晃在车里不知不觉就迷糊过去，一直到司机拍打车厢板，我们才醒来。司机说，到静宁了，下车吧！我们不往西走了。谢过司机后，我们好不容易爬下汽车，原来手脚都已经冻麻木了。

这时天色已经擦黑，下了车，到哪儿去呢？当天已经没有班车了。我们不敢去找旅店住，那时住旅店都要介绍信，而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哪里有介绍信？也不敢去碰运气，因为不知道外面形势如何，担心会被送回队里去。我们二人在静宁县城的街道上盲目地走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又累又冷，就在路边一个店铺的窗下坐了下来。街道上亮起了暗淡的街灯，街上的人们急匆匆从我们面前走过，偶尔有人注意到路边的两个黑影，更是慌忙加快了脚步。陇东山区的寒夜，冷风像刀子一样在切割肉体，我感觉全身一开始是冻得发抖，然后是身体和头脑都渐渐麻木，最后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只觉得有人在使劲摇晃我的肩膀，并大声在吆喝。我清醒过来，只见一个人影站在我们面前，说：“娃，你们怎么在这儿睡觉？不行，要冻死的！快起来，跟我走！”我们好不容易站起身来，不知道他要带我们到哪儿去，只是本能地跟着走。这人带着我们从大街进到小巷子里，拐了好多道弯，最后来到一个大门前面。

大门关闭着，那人用劲敲着大门，喊着什么人，过了好一会儿，大门终于开了，一个老汉提着一盏马灯，将门打开，进了院子才知道，这是一间大车店，院子里停放了许多大车，还有骡马声。老汉一句话也没说，将我们引到一间房门口就扭头离开了。

这时领我们来的那人说：“你们就在这儿歇着，我姓赵，在电影院对过的百货公司工作，你们若再有难处，可以来找我。”说完就转身走了。由于天很黑，我们连这位赵同志的相貌都没看清，只知道他是个中年人，大约三十来岁。

房间的门虚掩着，我们推门进去，只见对着门是一条通道，尽头墙上挂着一盏马灯，通道两侧各有一张巨大的炕，每张炕上横七竖八躺了至少十几条汉子。我们爬到一张炕上，那些赶大车的汉子们把炕都占满了，竟找不到可以躺两个人的地方，想腾个地方，怎奈那些汉子们都是疲乏已极，怎么推也不醒。我们只好在靠墙处挤出两个坐的地方。

屋里气味难闻，汗味、臭脚味夹着牲口的骚臭味和马尿味，让人一开始有点喘不过气，但火炕烧得挺热，房间里很暖和，我们靠着墙很快进入梦中。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离开大车店，搭乘了静宁到定西的班车，继续西行的旅程。一晃五十年过去了。我在心底里始终记着那位赵同志，在那动乱的、政治挂帅的年代，他根本没有问我们是什么人，什么出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做什么，而是毫不犹豫地帮助了两个外乡的少年。如果没有他的帮助，第二天清晨在静宁县的街边会不会多出两个身份不明的“倒卧”呢？遗憾的是，我们当时全身包括头脑都处于麻木状态，连一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

插队两年后，我先是被抽调到当地的一家县办陶瓷厂干了一年的装窑工，后来又转行到省城的石油化工厂当了一名操作工，1977年恢复高考后，再次获得了上学的机会，后来离开西北当了一名大学老师。小殷插队三年后也被抽调到石油化工厂当了操作工，后来转为司机。由于工作的繁忙，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再去静宁，但是赵同志那模糊又清晰的身影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鼓励着我也要为社会、为他人做有益的事。

岁月如梭，转瞬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过去了五十年，2017年春天我和小殷终于再次探访了静宁县。从平凉市驱车沿青兰高速公路，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静宁。公路两侧昔日的黄土荒原，现今植被茂密，满目苍翠。眼前的静宁县高楼鳞次栉比，街道交错纵横，街边布满各式商铺，行人川流不息，俨然一座新兴的小城市，哪里还有半点儿当年的影子？

赵同志！赵先生！我还是称呼您赵师傅吧！您还在静宁吗？您可安好？您的善良、您的热忱、您的淳朴，让两个外乡的少年铭记了一生。可敬的赵师傅！可敬的静宁人！我要为您送上永远的祝福！

两年以后，知青陆续开始有了上调机会。甘肃地处大西北，与东部省份相比，自然条件比较差，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低，而下乡知青又相对比较少。全国很多省市的老三届学生在1968和1969两年中全部下乡，而甘肃省当时下乡插队和去农建、林建的老三届可能不超过总数的40%。

适逢1966-1969年文革的最高潮刚刚过去，大西北的开发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与其他大部分省市知青相比，我们真是太走运了。1970年底，我先被招工到当地的安口陶瓷厂当了一年装窑工，后来又转到兰州石化公司。当年我们一起到崇信插队的知青，陆陆续续被各种企业招工，到插队的第四年，大部分都离开了农村。

插队知青对于曾经生活过的乡村，可以说都怀有复杂的情感。当年插队时我们千方百计想要离开，成为工人后，曾经让我自豪了许多年，但随着年龄增长，却又不时地想起曾经生活过的山村和那里的人们。打个比方，知青就好比小康人家的女儿，年少时被嫁到穷苦人家当童养媳，人家还算厚道，但住的是柴屋陋舍，吃的是粗茶淡饭，整天干各种脏活累活，看不到希望和前途。最后终于离开这人家获得自由，但无论后来过的好还是不好，总会时不时想起这第一家主人，从心里希望他生活有所改善。

1994年夏天，离开水泉凹村二十多年后，我们回去探访过一次。改革开放的效果是明显的，山村发生了不少变化：过去我们在时，全村所有人家都住在土窑洞里，现在有不少人家在塬上盖起了瓦房；仍然住在窑洞的人家，窑洞和院子也都明显经过了修造，家家窑里的粮仓都是满满的；人们身上的衣服也明显干净整洁了许多，不再像过去那样人人身上都是肮脏不堪的破衣烂衫。山村通了电，不再点煤油灯了；村里每天派人到泉边用牲口把水运到塬上，也不用各家自己下沟底担水了。

我们原来住的土窑洞已经荒废了，房东的儿子有仓，热情地招待我们在他家的新窑里吃了一顿长面。但是当年村里的主要劳力们：队长张具元，房东刘世凯，以及刘凤鸣、天仓一干人等，都已不在人世，算起来他们那时不过才六十岁上下。过重的劳作和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缺医少药，使当地农民过早夭折，令人唏嘘感叹。

2017年初春，我们一行数人驱车再次探访崇信。从兰州到白水全程高速公路，早上出发，中午就到了黄寨塬上。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新通车的六盘山隧道，长10公里，里面灯火通明，其中有一段灯光设计尤其华丽，蓝色霓虹灯和闪闪的彩灯将隧道顶部变成了灿烂星空，宛如一座地下宫殿。不过10分钟，汽车已穿过六盘山，想想50年前坐在敞篷卡车里，沿砂石路盘山而上，几个小时才翻过六盘山，真是恍如隔世。

沿宽阔平坦的柏油公路从白水很快就上到塬上，与94年相比黄寨塬上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塬上几乎看不到房屋和树木，现今沿着公路一路绿荫，路两边隔不远就出现一个村庄，一水儿的砖瓦房，建筑规整，路边处处可以看到果园。

水泉洼的村民，1994年时还有不少住在窑洞里，现在全都搬到塬上，盖了新房。我们当年住的窑洞还在，当然早已破败，由于当地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原来的院子和山坡上都种满了树木，满目苍翠。二掌柜还在世，已经80多岁，算是等到了好时光，他的房子和院子都很大，但独自一人生活，儿子不在本地，过的也并不轻松。

刘凤鸣的独生女改改，当年与我们年纪相仿，现在拥有一所大宅院，她儿子是当地的能人，很早就买了拖拉机、收割机，每年夏收时帮其他农户收割，收入还不错，算是继承了其外祖父的经商头脑。

原来村里的有贝、有良等一帮“娃娃伙”，也都成了老人，但不少村民的儿孙已经走出大山，在县城、平凉或兰州工作，有良的孙子大学毕业后还到北京找到了工作，也有的村里人干脆就买了房在崇信县城居住。塬上的交通也很方便，平凉与崇信之间的公交车往来不断，一招手，3元钱就可以坐到县城。路过油坊小学门口，看到两个穿着时髦的姑娘进去，与大城市人无异，有仓说这是小学的老师。这场景在几十年前做梦也想不到呀！

回顾以往，甘肃的老三届们是幸运的。我们当时去的陇东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口比较稀少，老乡们一般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什么世面，大多比较纯朴，对“洋学生”存有一丝敬畏之心，因而知青的生存环境总体上比较好，大部分老乡对知青都比较厚道。反之东部很多地方农村中，有些流氓地痞在乡里横行，知青们没有地位，屡屡受欺凌，女生的生存环境就更艰难。

更重要的是，甘肃知青很早就开始上调，因此我们这批插队“知青”，在农村的时间相对比较短。我的小学阶段在沈阳度过，那里许多同学后来到盘锦农场等地下乡插队，过了七八年后才陆续有回城机会，工作单位大多是街道或集体小厂。我小学的一个朋友抽调到区里的皮鞋厂，1980年代厂子就倒闭了，后来到处求职打工谋生。比起他们或者去北大荒、云南边疆、陕北等地的知青，我们要幸运得太多。

尽管如此，几年的插队经历和生活，仍然对我们所有经历者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插队知青来说，最重要的影响还不在于身体和健康，而是插队生涯在心灵深处留下的烙印。我们体验了劳累，见证了贫穷，亲历了底层百姓的生存艰难与困苦，这样的感受，对于没插过队的留城同学们来说，是无法理解和想象的。

这一代知青们在受到系统的基础教育之前被抛到社会的最底层，因而沾染了很多“痞气”，即使此后从事了各种不同的职业，甚至其中有少数人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也很难再具备真正的“儒雅”之风。

当下社会中许多大爷大妈们的粗鄙行为让人侧目，但是这也不能全都怪他们自己，追根溯源始自文革：他们年少时没有机会受到系统正规的教育，他们成长于一个颠倒的年代，那时候知识和文明是受到批判的，而粗鄙和野蛮是被赞美的，不讲规则、打破秩序是被鼓励的。繁重的劳动、艰难的生活以及对未来前途的悲观失望，很容易摧毁人的健康和信念。

我们同一批插队知青中，已经有多人因各种原因过早离世，但令人欣慰的是，命运仍然眷顾了我们大多数人。尽管大家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每一步的前进都需要奋力拼搏，但对所有亲历者无疑是一种磨练，使我们不断有勇气面对各种未知和挑战。插队也让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共患难的朋友，终生的朋友，一起回忆青春、回顾当年的苦涩、烦恼、失望以及希望与快乐，那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