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 王梦庆：父亲这辈子，带头吃苦和苦干，他都做到了

原创王梦庆新三届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王梦庆，1953年生，1978年考入太原工学院（现太原理工大学）冶金大专班。1982年毕业分配到阳泉市经委，主持设计"技术开发项目管理分析系统"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曾被评为山西省技术开发先进个人、连续三届阳泉市突出贡献知识分子。1996以后任阳泉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市发改委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全国信息界百名学术带头人，2013年退休。

原题

魂兮归来

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作者：王梦庆

前言

父亲王子南（曾用名：王德志），河北阜平人，出生于1919年，1938年参加革命，1950年代初期任阳泉市政府秘书长，后在西安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学习，1957年调任市工业局局长。1958年大跃进由于过度劳累加之营养不良，1959年患肝炎去北京住院，一年以后于北京逝世，享年40岁。

父亲去世后安葬在北京西北郊的一个公墓。1966年文革，红卫兵破四旧，把该公墓彻底毁坏，墓碑捣毁并清理，坟头全部被平掉，几百亩的公墓平整成了一片农田。母亲、大姐、我母子三人，硬是不可思议的在那片已平整的几百亩田地中准确的找到了父亲安葬的位置，起出遗骨和随葬物品，在北京八宝山火葬场火化后带回了阳泉，带回了家。

2019年是父亲诞生100周年，兄弟姐妹们相约写一写记忆中的父亲，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我将大家的回忆整理成了文稿。

家世，简历

我们的祖籍在阜平县史家寨乡凹里村，爷爷兄弟五个从柏崖村迁到凹里村的刘洼沟口居住。父亲排行老二，但是他聪明、果敢，所以担当起了老大的角色。父亲在村里上过小学，学习一直很优秀，我听在北京新华社工作的一个远方姨姨顧瑞兰说，父亲当时算他们那的学霸。小学毕业后，因家庭生活困难，爷爷、奶奶就不让他上学啦，父亲哭着要上学。

在这时，他的一个本家叔叔王中安正好回来探亲，看到这种情况就说带他到外地上学去，后来父亲就跟着他到南方上学去了，直到1937年爷爷病重回来。这时八路军已进入阜平晋察冀边区，并封锁了道路，出不去也进不来，父亲就留下来了。因为他有文化，就当了边区政府的村长、区长。

父亲说，过抗日时，我们家的房子让鬼子烧了三次，主要是南房和西房，最后一个次烧了再也没盖起来，1955年大哥回去还是空地。鬼子大扫荡时抓住过奶奶让她带路，她小脚走得慢，逐渐走在了后头，有一个伪军好心一把把她推到了土坎下躲过了一劫。

晋察冀边区阳泉荫营区干部，二排右三为父亲王子南

父亲不仅聪明，而且多才多艺，村里人说，每到过年各村都闹红火，还准备节目，各村互相演出，父亲带领凹里村的演出队到别的村演戏，他二胡拉的很好。1945年父亲跟随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山西大同和张家口一带工作，张家口失守以后，又随边区政府迁回了阜平县。1947年参加解放阳泉的战斗后到市政府工作。父亲在刚解放时任市劳动局局长，后又任市政府秘书长。

我们小时候见到父亲的几本儿发黄笔记本，都是他亲手写的有各个村的经济，政治状况，其中有每个村的干部，党员，总人口及男女人数，土地，牲畜数字等。后来就不知道这个本子到哪儿啦，以后才知道它的重要性，太可惜了，应该保存下来。

慈父孝子

我们印象中父亲每天来去匆匆，哥哥姐姐们去过他的办公室，看到他都是在伏案写东西。每天天不亮就去一个学校进行文化补习学习(上班前)，有中，初班的档次，见到他的课本看起来是中级的。由于父亲工作太忙，我们和他见面很少。表面看他很严肃，对我们很慈祥，从来没给我们和母亲发过脾气。

有时下班回来。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钢笔，在孩子们们手背上画上一个一个小动物，有小老鼠、小鸽子、小兔子什么的，孩子们看着他绘画的样子，学会画这些小动物。

记得刚有了剪指甲刀，当时也算是高级产品了，他买了一个回来让我们排上队，一个一个挨着给我们剪指甲。

过年时把一个大案板放在床上算是个餐桌吧，上面摆着一大盆烩菜，里面有猪肉，粉条，海带，豆腐，白菜。还有父亲做的一碗蒸甜肉，再切几个咸鸡蛋这些都是过年必备的菜，还有母亲做的馒头，饺子，炸黄米面年糕。我们围着吃着，最爱吃父亲蒸的甜肉。

父亲有把很小的手枪，公安局给他发了持枪证。每年三十晚上父亲盘腿坐在床上，把手枪拆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儿的擦着，完了再装起来，孩子们都围着看。春节期间父亲带我们几个到后院儿，他用石子摆一条线，他让我们站在石子后面，一再嘱咐我们不要往前走，他拿手枪在那儿打靶。这几天是我们最高兴，也是父亲最休闲的时间。

当时供应粗粮多，有时母亲给父亲专门烙个白面饼，他回来总是一个一个给我们掰一块儿，而且到他吃时也就没多少啦。

大姐在上小学四年级时，五一节老师让她们做花，她回家就说，父亲听到后第二天下班就买回来几种带色的纸和一些细竹条儿给大姐做了起来，先把纸剪成四瓣，再用筷子把每瓣卷起来往一块儿一撮一松，花瓣儿就成了帶皺的花瓣儿啦，四五个花瓣儿粘在一起，一层一层的像一朵朵鲜花，把绿纸剪成叶子状，几个放一起用手绢儿包上用手压住再把手绢儿往一边儿一拉。叶子就成型啦。把绿叶儿缠在了杆儿上，五一那天大姐拿到了学校，同学们都围着看，大姐特别开心。后来她也模仿着给她的孩子做。

我们印象父亲文体都喜欢。大哥手巧，小时候因为没钱，他自己做玩具手枪、木拖鞋，还做了二胡。一次父亲拿起二胡来说我拉个二黄，实际是京剧。我们才知道二黄是京剧，我们也很奇怪，他怎么一拿起来就会拉。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们上街去买东西，在天桥下靠右手边一个百货店，父亲买了一副皮手套儿和一条一面咖啡色一面米色的围巾，还有一床肉色被面儿。(这些都是他留下来的纪念品了)回来的路上路过篮球场，他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在这儿打会儿篮球。我们拿着东西边走边看，虽然父亲个子不高，但打起球来还很灵活的。看他打的不错，我们还坐下来看了一阵子

娘说1954年叔叔要我们的照片，父亲带着我们五个去照像，最小的梦贺还没出生。坐好后，照像的人拿着铃铛吸引大家，梦庆一岁多，听见铃声就跑去拿铃铛，后来父亲让二姐梦萍揪住他的衣服不让他动，你们仔细看那张照片梦庆的脚是模糊的，说明照的时候他的腿还在动。

父亲是个孝子。1950年，娘和三个大的哥哥姐姐从老家阜平来到阳泉，随后又生下我们几个小的。奶奶在老家和大伯父同住，他家里一儿一女，在农村来说家境还可以，但毕竟比城市生活条件还差点。尽管当时我家因为孩子多，家境困难，爹还是把奶奶从老家接来了。

我印象奶奶常背着我到处走，有一次她背我看拉掏粪车的黄牛，她靠着厕所的墙坐着，我坐在她怀里。不知咋的那个黄牛冲我这边一伸头，我下意识往后一靠碰到奶奶脸上，奶奶往后一靠后脑勺碰到厕所墙上。那个掏粪的农民过来后，奶奶就和他说，那个人就冲着牛的屁股踢了两脚。

1956年奶奶先是生病住院，后又病危，要送回老家，我印象晚上我和二姐钻在被窝里，父亲拿了几块饼干给我们，安排我们听话，我们躺在被窝里听着大人们在外边乱糟糟的，人们来回走动。那时交通情况很差，从阳泉到河北阜平凹里村需要先倒两次火车，再就是土路汽车，然后人畜车，我们不知道大人们怎么把奶奶送回老家和爷爷合葬的，但估计费用高极了，就是现在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更何况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奶奶住院和丧葬花销太多，使家里拉下了很大的饥荒，在以后几年里每月从爹的工资里扣许多钱，家里经济更拮据了。

老奶奶

1958年夏天，我五岁，咱家住在白草堰工业局家属院。一天下午我好奇的翻家里唯一的大人们忘了锁的铁皮柜，翻出了爹的手枪，外面是皮的枪套，里面用红绸子包着，我把红绸子扔到柜子里拿着手枪和枪套出去找小朋友玩，出门正好碰到田兰庆，他比我大一岁（当时他爸是工业局宣传部部长）。

我把枪套给他拿上，我俩就到家属院后面的玉米地里玩，地里的玉米比我俩高多了。我俩玩打仗，我当时就想着怎么能把枪打响，就冲着他扳动扳机，怎么也扳不响，后来才知道是上着保险。

现在想来真后怕，若当时真打着兰庆可怎么办！四五岁的孩子对人死几乎是没概念的，脑子里一点也没有想过会打死人，打死人是天大的事这样的念头，只想着电影里的枪都能打响我咋打不响。玩累了，该回家了，我想把枪拿回家明天就不能玩了，我俩就找了一颗高玉米杆把枪埋到下面然后回家了。

第二天，早把昨天玩枪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正在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忽然见二哥慌慌张张跑来拉着我就往家跑，到家看见娘一脸着急样子问我“把你爹的手枪弄哪去了？”二哥在一旁也大声吼着，一看大人的架势我也害怕了，才想起手枪还在玉米地里埋着呢，领着二哥就往玉米地跑，又害怕又着急，咋也找不着那颗高玉米杆了，二哥到底大我六岁，他见新翻过的土痕迹把枪挖出来了。

原来娘开箱子看见那块包枪的红绸子布枪没了，立刻断定是我干的，比我大的哥哥姐姐都懂事了，弟弟还小开不了箱子，只有我能干这事了。爹那两天不在，娘和哥哥们都说我，记得大哥还踢了我几下。

我记得一两天后，爹回家把我抱到里屋子，把门关住，只有他和我，我想该挨一顿打了，他把我抱到床上，我站着和他在地上站着一般高，他训着我，训几句弹我一下脑门，连训带弹我的脑门，一边检查他的枪。我记得当时他训的啥我也听不懂，现在更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我特别想和他说你让我开一下枪吧，但活动了几次心眼也没敢说出口。

现在想起来，四五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好坏对错的道理，看着大人的脸色和态度来判断事情的对错和轻重的。过后的一段时间我见到的所有大人都对我有一种以前从没见过的笑，我也不知道啥意思，直到长大后才明白。

1960年爹在北京医院病逝前把他的手枪交给了单位。文革中这把枪成了各造反派重点抢夺之物，听说这是一把名牌的德国撸子。

父亲在西安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学习

好人

父亲很廉洁，父母的青少年伴随他们的就是穷、累、苦，他们能吃苦能过苦日子就是从小就养成的。我们从没听过父亲嫌过一次饭不好吃，再差的饭他都吃的很香。

大约是在1953或54年时，有一个星期天，中午我们正吃饭，饭是玉米面和菜攪伴的疙瘩，这时蒋若鲁主任（就是市长，因阳泉市当时叫叫工矿区所以叫主任）来各家串门，走到我家时一进门，我们看着当时爹和娘十分尴尬，不叫吃不礼貌，连让一让的话也没有，叫吃吧这么差的饭实在不好意思，别人家最差的也是面条。蒋主任简单说了几句就走了。过了几天给我家补助了几十块钱，大约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父亲没有要，把钱退了回去。

由于奶奶住院、丧葬花的钱，有些是父亲借的公款，年底政府给补助了几十元，当父亲从中央党校放假回来听到母亲说的这个消息，立即拿上钱，让李世华(当时他是秘书处的干部)给退回去，他也没办法只好交给了财务。后来父亲去世后，李世华还说起了此事。

父亲从中央党校回来就调到工业局工作。父亲每年给全局困难家庭批补助，但他从来没要过补助。当时机关的一些干部反映说，我们家是工业局最大的领导、最穷的家庭，比那些享受补助的家户还要困难，应该给我们家补助才对。

我们刚搬到工业局家属院时，父亲召集我们开会，他说我是一局之长，你们在院子里要起带头作用。你们表现不好，我就没有权利去教育别人，不要和院子的小孩儿们打架吵嘴，要和大家要搞好团结，要有礼貌，让母亲和邻里家属搞好关系等等。我们以后都做到啦。他每次到外地出差和开会，走之前也要把几个大的孩子叫到另一个房间，把以前说的嘱咐我们一遍，并让我们好好学习，多帮母亲干活说母亲身体不好，不要和母亲顶嘴，说谁做的不好，回来他要严肃批评。

我们都很听话，没做出让他操心的事。他出差时回来，有时给我们买些小东西，有一次从太原回来买了几双鞋，还有的是皮子的，结果都小一号，给这个人买的，只好下一个人穿。因为当时没有鞋号规定，只能是看着大小买。我们从来没见过父亲和母亲吵过架。父亲平时虽然话语不多，但对我们是无声的爱。

大哥回忆时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三次救人性命的事：

“第一次，小时候奶奶常叨念，生我不长时间，村里（不是北凹就是西凹）一个人得了病，可能是肺结核（那时叫癆病），说是要用头胎男孩的胎盘（我记得乡下叫衣胞）做药，但乡下有个说法，小孩衣胞给了人对小孩父亲不好，会多灾多难，没人肯送人的，那家人找到咱爹后他就答应了，咱奶奶和家里人都不同意，说已经埋了，都不同意再刨出来，可咱爹还是刨出来送人了。那时农村的人能这样做就有点舍己救人的精神了。

“第二次大约在1954年，他还在当劳动局长，当时政府大院办公室房子是三排，劳动局在第一排，法院在第三排，第三排旁边是厕所，一天他去厕所看到旁边树上一个女的上吊了，他赶忙跑去割断绳子将那人救了下来，救了一条命。听说是法院判了离婚，女的不同意就寻短见了。事后咱家隔壁的王大娘说，做这事不好，乡下人说救上吊的人会抵命的，另外救上吊的不能割绳子，要把人抱起解绳子。

“第三次大约是1958年，爹在工业局当局长，我去义井买茴子白叶子，开始说一分钱一斤，我大概买了三四十斤，后来那农民说你能拿多少随便拿，我一听就捡出来一大堆，反正不加钱了，那么多拿不了，我记不清谁跟我去的，就让他回去叫人来，后来咱爹来了，还带来一个平车，装了满满一车往回拉，这是我和他唯一的一次买菜。

“走到白草堰坡前，就是化工厂那边坡，突然路边山上的土塌下来了，下边有挖土的人被埋进去了，我拉着车，他叫停下，边说边跑过去用手刨土救人，我见他救出来一个，没埋住的其他人也救出来另一个，我一直看着上边的土，怕掉下来好提醒他，咱爹问他们还有没有，他们证实没有了，我们才离开。

“回来后爹只和咱娘说了一下，此事也就过去了，再没提过。我想，要是现在一个市政府秘书长、工业局局长亲自救人，还不知怎样大肆宣传呢，那时我看咱爹就像觉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当时父亲的级别和工资在阳泉市也算高的，由于孩子多，又有奶奶去世拉下的饥荒，家庭十分困难，但是父亲绝不会沾国家一分钱的光。我们家不管大事、小事、急事、难事，数一次少呢，一次也没有用过给局长配置的吉普车。

……

父亲他们那辈人，在火红的年代中，为这个城市建设了数十个工厂、矿山。1957年至1959年，阳泉市煤炭产量递增了150%；钢铁产量递增了170%；硫铁矿产量递增了140%；电石、水泥从无到有，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几十年来这些企业一直是阳泉市工业的支柱,它的利税养活着这个城市的人民，它为这个城市提供着就业岗位，它的产品行销到国内外，它的品牌成就了这个城市的品牌，它维系着这个城市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地运转。

父亲他们那辈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奉献，他们有着独特的幸福观。在他们的心中：

幸福是“春种一粒粟，秋收千颗子”的收获；

幸福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幸福是鞠躬尽瘁，丹心为民的豪壮；

幸福是一生正气，两袖清风的气节。

父亲在北京医院

魂兮归来

父亲1959年去北京住院，自从他走后我们天天盼着他回家来，等了一年，在北京去世，再也没有回来。到现在我们还记得那晚上的情景，清楚的记得他走时的背影，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对他深深地、刻骨铭心的思念。

一天，工业局田桂林部长来家里和娘说爹住院的情况，大姐在里屋哭着抹泪，她对我说爹病得厉害了。随后娘要领着最大的孩子大哥梦知和最小的孩子弟弟梦贺去北京看爹。家里很困难，弟弟只有一身衣服和裤子，没有换的，只好在临走前洗净再穿上去北京。

那天天气下着雨，阴沉黑暗，娘他们晚上要坐火车去北京，家里一种压抑悲观的气氛，娘洗了梦贺的衣服，由二哥和我拿着洗好的湿衣服去工业局办公区锅炉房，在炉壁上往干的烘烤。锅炉房里又黑又挤，锅炉里面是开水，锅炉壁很烫。我们把衣服裤子贴上去等着，过一会翻个过，你越想让它快点干越觉得慢，总也干不了。也不知烘烤了多长时间总算干了。我们冒着雨，把烘烤干的衣服藏在怀里冒雨跑回了家。现在说起来年轻人们不会相信，这就是当时人民政府秘书长的孩子，这就是当时市工业局局长的孩子。

大哥领着弟弟梦贺去见父亲，但医院不让儿童进病房，梦贺只能站在门口看着。最后一次快不行了才让梦贺进去了，他老人家拉着梦贺的手，说了些活，很可惜梦贺太小，没能记住。爹走后的那天晚上，被抬到太平间，病房里就不让家属在了。大哥回去通知家人和单位，留下母亲一人。娘又胆子小，那天晚上她害怕得一晚没合眼，先是在医院的饭厅里一个人，又冷又怕，而且不时的又有响动，吓得她起来，到医院拿药的柜台下蹲了一晚上。因为那里有人值班，直到早上四五点钟听见有人说话，才有点不害怕了。她说：“唉！你爹可怜，走时穿的是原身的衣服，盖的就是去看病时带去的红被子，那时候咱什么也没有。”第二天单位来人了，娘才住到旅店。

爹去世后，埋在了北京西北郊一个公墓。我们兄妹中大哥梦知最大，他当兵去了。下来就是大姐也就十六七岁，刚参加了工作，每年娘都要让大姐去北京上坟扫墓。

1966年国庆节，大姐照例要去北京给爹上坟。我鬼使神差地和娘闹，非要跟着大姐去北京，娘总是不答应，因为那时去北京的火车票一张8元，来回16元，那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费一个月才15元，去趟北京吃、住、行下来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经济负担使娘没法答应，但我像着了魔一样，跟在娘的屁股后面，娘走到哪我跟到那，缠得娘实在没办法了，答应让我去了。

我和大姐在西直门火车站下的车，大街上全是文化大革命的气氛，破四旧立四新的标语到一处都是，主要马路上都是预备国庆受检阅的学生队伍在练习。我和大姐住在二表哥顾少奇（二羊哥）家，二表哥那时在四川修成昆铁路，家里有二表嫂，她的一女一儿，女儿三四岁，儿子二岁左右，还有二表嫂的父亲给她看孩子，二表嫂一家对我们特别热情。

我和大姐上坟那天，先坐车到了北京动物园，从那倒车到了颐和园，又从颐和园倒车去公墓。到公墓一看傻眼了，大片的墓地，被红卫兵弄得乱七八糟，墓碑东倒西歪，坟头刨的高高低低。我们着急了这可咋办，仔细看了看，墓碑都还在原地，只是被推得东倒西歪。大姐凭着记忆带着我东找西找，已经不能一目了然地看墓碑上的字了，需要弯腰歪头，有的还需翻起字朝下的墓碑来看。

最后终于找到刻着爹的名字的墓碑，也是斜着倒着，还有少半节埋在土里，我们双手刨土把墓碑扶正了，心想这可咋办，只有回去向市里和化工局反映让他们想办法了。我看爹墓碑旁有一棵半人高的苹果树，树干有两寸粗，就和大姐要了一个五分的硬币在那个树杆上刻了一个大大的“王”字。

回到阳泉，娘和大姐找的市里领导。大姐先后两次去找市民政局，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打官腔，不但不给办，还说破四旧按照大形势走吧。我和娘去找过一次市领导，一个星期天我和娘先去了市监委张德本书记家，他爱人姓彭，在娘在的居委会搞过四清，娘是居委会主任和她很熟。彭大婶领着我们到了市委书记郭星来家，刚好分管工业的市委副书记王定谟也在他家，王定谟和爹熟，郭星来是爹去世后调的阳泉的和爹不熟，听完娘的叙述后，基本是王定谟为主说的，说别着急，市里会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碰一下头给我们答复。

过了一两天，大姐去找王定谟副书记，他感冒在家休息，大姐就去了他家里，两口子对大姐很热情，大姐气不过，把民政局不给办的情况说了，王定谟书记说民政局那样说不对，并当着大姐的面给化工局书记安克打电话，要求他们办好这件事，安克表示一定办好。大姐临走时王定谟书记还从床上下来送她，她的妻子还把大姐送到大门外。

当时文革已轰轰烈烈大闹开了，市委、市政府和化工局都还没夺权，但领导们的处境都不好了，能这样做就非常不错了。要是再晚几个月领导们都被打倒，住了牛棚，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文盲不识字，两个大一点的哥哥都当兵走了，大姐二十来岁一个普通女工，我们下面三个姐弟都十来岁，孤儿寡母的可咋办这个事呀。

十一月份，化工局派了一个同志还有母亲和我一同去北京给爹起坟。在北京找了一个丧葬殡仪的铺子，有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师傅一胖一瘦办理我们的事，两人一看就是旧社会过来的专门打墓挖坑的受苦人出身，都是一脸沧桑，一身粗布衣服。化工局哪位同志雇了一辆出租车，车是外国牌子的很旧了，司机是个中年妇女，我们这么多人坐着这辆出租车赶往了墓地。

到墓地一看，傻眼了，墓碑、坟头全没了，已成了一望无际的平地，还有拖拉机平整过的痕迹。我领着娘和那两个挖墓师傅找到了那棵刻着“王”字苹果树，他们就挖开了，我和娘在一边站着看，一会他们可能挖到棺材腐烂的木头了，估计挖对地方了，他们就叫我去到出租车那告诉那个女司机可能要多等一些时间，停车的地方还不近呢，来回还跑了一会儿，看来大人们还有万一找不到的准备呢，那样出租车就不会久等。

当我又到坟跟前时，娘一脸轻松的对我说：“是你爹的坟，挖出来一只钢笔我认出来了，是你爹下葬时的物品。”那两个殡仪师傅都对我竖起大拇指，嘴上说：“好儿子，好儿子，要不是这个王字，老人就绝对找不到了。”

他们把爹的骨头都起出来，放到一个大包裹里。我站在哪思绪万千，爹1959年到北京住院，1960年去世，期间没回过家，家里人多孩子小，也没来北京看过，关键是没钱，没人手。那时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刚还完奶奶去世时拉下的饥荒，家里没有一分存款，几个人去北京要用全家人不吃不喝几个月的生活费，这是无论如何承担不起的。

我脑海里浮现着对爹的各种记忆，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我对父亲的思念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一个人的时候，常常跑到南山顶上，看着连绵不绝的山，望着北京的方向，想念他，希望他能回到我们身边。特别是他到北京看病前的那天晚上他和我们微笑着，轻松坦然说家常话，全家人也都很轻松，打死都不会想到那就是爹和我们的永别。七年后我再见到他老人家，竟是在此时此景此情之下，团圆竟是断肠时，七年冷暖诉谁知，阴阳隔断音信绝，父亲漫步重霄九，再见音容梦几更。

只见娘蹲在爹的尸骨旁，一边拾掇着一边不住念叨着：“回家，咱们要回家了。”微风吹着树叶的刷刷声，树上鸟儿的悲啼声，母亲对父亲的诉说声，回响在那片平整成田地一样的公墓上空。整理好包爹尸骨的包裹，娘要背，旁边那个瘦点的挖墓师傅说：“大嫂这是孝子的事”，于是我背着爹的尸骨走到出租车那儿。

出租车当时就开到了八宝山火化场，化工局的同志办手续，那个胖点的师傅看样子和火化场的人很熟，热情地领着娘和我参观，甚至走进了火化操作间，并给我们讲火化的全过程，当时进火化炉的导轨车上还躺着一具尸体，脸被白布蒙着。

我们给爹选了一个骨灰盒，在那破四旧的时期，骨灰盒的样子都方方的一种样式，只记得有股说不出的味，以后才知道那是香樟木的味道。在等待期间，见到在文革中自杀的人的家属和火化场的人在争吵不休，原来对文革中自杀的人规定不卖给骨灰盒，只卖给一种带盖的瓷罐子，家属连哭带说，直到上车走时还数数唠唠的。

爹的骨灰火化后我们坐原来的出租车返回北京城，这时天变得昏天黑地的，刮起了漫天的沙尘暴，能见度低得很，白天汽车亮着大灯才能行走。那两个老师傅说：“挖墓出殡有时容易变天，但今天这是几十年没见过的天气。”

随后娘把爹爹骨灰带回了家，孤身在外八年的爹终于和他的家人团聚了。

我留在北京和几个同学参加了当时的大串联。

那一年究竟为什么我鬼使神差的跟娘吵着，闹着非要去北京给爹上坟，我也不知道，包括给爹的坟傍边那棵苹果树上刻字，我想都没多想一下，就是一种自然反应，我想这也许是爹和我们冥冥之中的一种心灵感应吧，他不想离开我们，不想失去和他的亲人的关联。

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相信神灵鬼怪、因果报应、甚至心灵感应，但心灵感应的事在我身上以后还出现过多次。当我了解了量子缠绕的物理现象，就是两个量子远隔万里，当一个有变化时，另一个也有相同的变化，它们中间没有任何有线和无线的连接，而且感应速度比光速及无线电波的速度还快。再加上古往今来那些心灵感应的故事和传说，我想心灵感应可能真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