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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叶永烈与傅雷夫妇
最后的故事
2016年是傅雷夫妇逝世50周年。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从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还在地上铺了棉胎，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就这样，傅雷夫妇双双离开人世。这一幕，在上海作家叶永烈的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得以还原。2016年记者曾走进叶永烈家中，他为记者打开了专门存放傅雷亲友采访资料的蓝色箱子，里面还有几个不同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雷儿子傅敏所赠。在那个下午，他翻着这些档案资料，再一次讲述傅雷夫妇最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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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家顶楼的游泳池被改造成有五万册藏书的书房，还存放着多个铁皮档案箱
自杀前，傅雷夫人让保姆“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1985年7月，叶永烈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傅雷夫妇的死亡档案。这份死亡档案上清楚地写着傅雷夫妇属“上吊自杀”，死者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而死者身份那栏，赫然写着两个字——“右派”。其实，在看到死亡档案之前，叶永烈都以为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因为傅雷夫妇自杀时唯一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是这么说的。“连傅聪和傅敏都这么以为，就是听了保姆（周菊娣）的话。”“后来我才知道她（周菊娣）为什么说他们是服毒自杀。”到了9月3日早上9点，主卧里依然没有传来任何动静。按傅雷家的规矩，保姆不好随便进主人家的卧室。但主人那么晚还没起来，周菊娣有点怀疑——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她还想起前一天晚上，傅雷夫人朱梅馥说过一句怪怪的话“明天小菜少买一点”。周菊娣去敲门，发现主卧门没有反锁。“她一看有人死在那里，没有太看清楚就梆梆梆地跑去居委会那里，居委会再去派出所报告。”叶永烈说，当时派出所的户籍警叫左安民，是第一个进入傅雷夫妇自杀卧室的人。左安民跑得很急，门用力一开，傅雷就落下来了。左安民把傅雷扶好，放在躺椅上，再把傅雷夫人放下来。周菊娣这时候还是心惊胆战，后来好不容易进卧室了，看到傅雷身上有好多紫色尸斑，以为这是服毒自杀形成的。又因为傅雷夫妇养花，花有虫，买了敌敌畏，周菊娣便以为两人是喝了敌敌畏。“她对傅敏、傅聪这么说，所以傅敏、傅聪也这么说，就有很多人传开傅雷夫妇是服毒自杀的。”“我起初也是按服毒自杀来写报告文学《傅雷之死》的，就要发表时有人告诉我，‘文革’在那个年月虽然很乱，但傅雷是名人，按照上海当时的情况傅雷死了一定有死亡档案。”于是就有了叶永烈到上海公安部门的查档，“一看这么厚，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死……我还找到了为傅雷夫妇做尸检的法医，法医告诉我他们当时没有查出什么毒液，就是自缢身亡。”“所以现在关于傅雷之死的描写，有的说是傅雷夫人先上吊，然后傅雷再上吊。有的说他们上吊之前还说过什么话。这些纯粹属于胡编，因为档案里没有。”叶永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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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有关傅雷的尸体检验证明书复印件
“傅雷要特务回来，那傅雷也是特务”
死亡档案中的《周菊娣陈述笔录》记着周菊娣这样的回忆：“在八月三十日下午，有区房管局来搜，到七点半左右离开……在当晚十一点多，由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来搜，一直搜到九月二日中午一点不到才离开，他们夫妇俩这几天均没有睡过”。叶永烈感到奇怪，傅家本与上海音乐学院毫无关系，傅雷未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过一天，傅聪也未曾在那里念过一天书，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为何找到了傅雷？后来，叶永烈在采访上海音乐学院时发现了一个线索，那便是同样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李翠贞的丈夫在香港，要李翠贞同去。但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的李翠贞还是很希望能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李翠贞写了信给关系要好的傅雷，询问是回来还是留港。傅雷说还是回来好。“李翠贞从香港回来。按当时‘红卫兵’的逻辑，她肯定是特务。”叶永烈说，1966年8月30日，上海音乐学院派人在她家中抄找到几封傅雷写给她的信件，于是这群人认定“傅雷要特务回来，那傅雷也是特务”。“抄家三天三夜，他们（傅雷夫妇）连续折腾已经够累了。其中导致他们自杀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红卫兵’在他们住的那幢楼的阁楼抄到了一个箱子，是傅雷的姑母寄存在他们家的。‘红卫兵’在箱子里找到了一个小圆镜，解放前生产的，背面有个蒋介石相片。”“这在当年，是不得了的事情。”叶永烈告诉记者，当时“红卫兵”一本正经地把这面镜子当成傅雷反革命的罪证“斗”他，“现在想想，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傅雷遗书开篇也写道：“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但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更让叶永烈非常震撼的是，傅雷这篇长达三页的遗书“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在那样一种时刻，他写他的遗书是那么镇定，连火葬费、给保姆的工资都吩咐得清清楚楚。他们是非常镇定地离开这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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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遗书复印件
傅雷政治上被逼到墙角，经济上也被逼上绝路
傅雷亲笔填写的《闲散劳动人员登记表》上写着：“1952年起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1955-1957年：曾任市政协委员。1957年：曾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结论为‘右派’分子。”“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没有单位。那个年代没有单位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叶永烈说，虽然傅雷是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书记，但也是挂名虚职。“他生活靠什么？就是靠翻译稿费。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给他的稿费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
但按当时的规定，“右派”分子是不可以出书的。“他的情况又不大一样。他翻译的巴尔扎克又不是‘右派’。”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也是傅雷的好友楼适夷曾告诉叶永烈，出版社那时劝傅雷换个笔名，这样译稿就可以出版了。
“可傅雷这个人脾气非常倔。他说——我过去也用过笔名。但是，因为我是‘右派分子’而要我改名，我不干。他那时政治上被逼到墙角了，经济上也被逼上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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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 叶永烈 摄
傅聪不愿“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
傅雷的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贴上了“叛国分子”的标签。1958年12月，傅聪离开波兰，移居英国，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儿子，竟私自投奔到资本主义世界了！在傅聪出走之际，傅雷已经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1979年，傅聪回到上海，出席了上海文联、上海作家协会为傅雷夫妇举行的追悼会。那是傅聪出走后第一次回来。叶永烈看到《中国青年报》内参上刊载了当时傅聪说的一些话，非常感动。看了报道后，叶永烈就想去找傅聪。“可是不行。”叶永烈只能写了篇题为《爱国的“叛国者”》的小说，小说主角是个小提琴家，正是以傅聪的经历来写的。“在国外那么多年，傅聪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祖国的话，一直谨言慎行。”后来，叶永烈有机会采访傅聪，才知道傅聪的出走充满委屈：那时傅聪已经得知父亲被打成“右派”，他不愿意陷入“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的局面。傅聪在波兰的好友史大正还告诉叶永烈傅聪出走的经过，那时傅聪到了波兰的机场，飞机即将起飞，英国伦敦机场恰巧出现大雾，导致飞机不能起飞。而此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得知了傅聪出走的消息正赶往波兰机场。紧要关头，伦敦机场雾散，飞机起飞了。如果再晚一会儿，傅聪也就走不成了。“后来我开始从傅聪注意到傅雷，大概从1982年开始采访傅雷和傅聪的亲友。1983年，1984年，我幸亏开始做得早。”叶永烈向记者感慨，彼时傅雷重要的亲友都还健在，还能一个个接受他的采访：除了傅聪、傅敏兄弟，还有为《傅雷家书》作序的楼适夷，在傅雷夫妇追悼会上念悼词的柯灵，傅雷挚友周煦良、雷垣、林俊卿，傅雷妻兄朱人秀，傅雷家保姆周菊娣及她之前的老保姆梅荷娣，冒充“干女儿”而保留下傅雷夫妇骨灰的江小燕……“前前后后共采访了二十几位，当时能找到的都采访了。”“到今天，走过了半个世纪。我作为最早采访傅家的作家掌握了当时一手材料。”叶永烈说，这些东西已经不可复制，那么多傅雷的亲友也都过世了。“我把这些采访录音、资料都捐给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会进行数码化，以后供后人去听。”2020年5月15日，叶永烈先生去世。幸运的是这些资料都已经得以妥善保存。“叶先生交给上图的采访录音，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数码化。前年他本人还来看过我们的转录现场，对我们的转录设备、管理流程都很满意。”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告诉记者，得知消息后他觉得很突然，“今年一月我们还去医院看过叶先生，当时他夫人还有家里保姆还说等好转了，我们再把最新的捐赠证书给他。我们一直等着他身体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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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的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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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一个名叫小燕的女人
1958年，江小燕十九岁，正值青春年少，将于上海市第一女中高中部毕业。她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弹钢琴，成绩门门优秀，步入一所好的大学不是问题。然而，就在毕业前两个月，校方把俄语教师柴慧敏打成了“右派分子”，江小燕非常喜欢这位老师，校方授意她提供书面材料“帮助她，拯救之”——搜集罪证。江却一心一意想‘救’这位教师，非但没有揭发材料，反而为柴慧敏辩护。而江小燕不愿从命“揭发”，也受到批判。在她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评为政治品德“差”。1966年夏天，“文革”的急风暴雨凶猛而来，黄浦江畔不时传来某某名人自尽的噩耗，有几个与江小燕有往来的人也走上这条绝路。包括当年她辩护过的俄语老师，也跳楼自尽了。9月初，江小燕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带回一个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这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使她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她看过傅聪的音乐演出，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无比敬佩他深厚的文学根底。出于义愤，她想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傅雷的事情。为了了解情况，江小燕以街上的大字报大标语为线索找到傅雷的家，却从傅雷生前的保姆周菊娣处得知傅雷夫妇的骨灰即将灰飞烟灭！因为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远在美国，傅敏在北京劳改。骨灰只有亲人可领，更何况此时人人唯恐与“自绝于人民”的“黑五类”发生关系。江小燕夜不能寐，最终决定挺身而出——冒充傅雷养女去领骨灰。第二天，江小燕戴着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来到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自称是傅雷养女，要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按情况本来是不可以的，但江小燕的情真意切让工作人员动了恻隐之心。但是，她没有钱购买骨灰盒，尽管江小燕已27岁，但因为高中毕业的评语，一直没有工作。于是，江小燕想方设法又找到了傅雷的内兄朱人秀。江小燕是戴着大口罩来到朱家的。朱人秀问她姓什么，江小燕说自己姓“高”。朱人秀问她住哪里，江小燕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有点不放心，就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张陪着“高姑娘”去买骨灰盒。买好骨灰盒，领取并装上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骨灰盒带回自己家中，暂且保存起来。过了几天，江小燕和张廷骝又一起把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处理完此事后，她立即写了“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为了安全并没有署名。10个月之后，1967年6月21日晚，江小燕依然被抓了，三个陌生男人将她带上了汽车。原来，那封为傅雷正名的信，没寄出上海就被截获了，并且当成一宗“大案”全力追查。江小燕被视作“现行反革命”嫌疑犯押到上海正泰橡胶厂审讯。接受审讯时，江小燕表示从未见过傅雷，并用极其单纯的口吻，反问了审问人员一个拷问良心的问题：“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随后，她又列举了父亲曾通过教会的帮助，为无钱买棺的邻居包办丧事的事例。因为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自己只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故而替傅雷收骨灰，谈不上什么目的。这些单纯的理由，加上江小燕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的原因，让她逃过了一劫。多年后，江小燕自己认为，她非常幸运。因为审讯她的人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而是工厂里的工人师傅。江小燕深知中国底层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如果换做是读过书的人，江小燕说：“极可能这个人（自己）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不头脑的人的口。”释放回家后，江小燕向一无所知的父亲如实交代了一切，父亲没责怪什么，只说她做得对。父亲同她一样，无法外出工作，抗战时曾参加国民党军队，如今成为了有历史问题的人，只得留在家画画维生。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巨大的恐惧笼罩着江小燕的生活。只要家楼下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她的心就狂跳的厉害，生怕是来抓她的。不时被户籍警瞟了一眼，当晚就会彻夜难眠。精神压力百上加斤，就害怕哪天就崩溃了，最后不得已，她又去工厂找了当年审问她的工人，诉说几年来惶惶不可终日。那人再次向她保证，“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1972年，江小燕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江小燕被里弄安排到了社会最底层的生产组。此时已经34岁。距离十九岁那件事，她已经在家困顿整整十五年，江小燕后来说：除了管过傅雷那一次闲事，自己无所作为。1979年的四月，那个昏暗的年代已经远去，傅雷先生的儿子傅聪回国，当他得知自己父母的骨灰还保留了下来，不禁感动不已，于是和自己的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这位陌生的好心人，但是江小燕行事极其低调，傅敏始终未能如愿。最早见到其本人的唯一一个采访者，估计只有叶永烈先生。1979年追悼会后，傅聪手抱骨灰盒，傅敏手捧遗像，前往公墓叶永烈先生在撰文中提到，江小燕拒绝采访，对当年的事也不愿多谈，觉得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再三恳求下，江小燕才同意谈一谈，但前提有个要求，她对叶永烈说：“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沙子……请不要透露我的名字，我淡于虚荣！”于是，公众得以知道了一些尘封的旧事。此后，叶永烈和江小燕成了好朋友，一直保持联系，同时恪守承诺。自傅雷追悼会后，傅家人就一直寻找江小燕，总想找机会报答她。1997年10月，傅敏夫妇来上海，通过叶永烈先生的关系，终于见到了恩人江小燕。傅敏提出合影一张留念，但被江小燕婉拒了。叶永烈说：“她从来不让我拍照。这些年，她唯一答应我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江小燕退避三舍，淡然处之，百般推却下，仅仅出于礼貌接受了一张傅聪寄给她的音乐会门票，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离去。江小燕最后一次详实地道出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一事，是在1998年刊登于《书屋》的一封信，其中谈到内心感受的一番话，令人肃然起敬：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让人欣慰的是，1985年秋，江小燕终于圆了大学梦。彼时她已经46岁了，但仍热血澎湃，报考上了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她拿到了本该在一九六二年就应该拿到的本科文凭。就职于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当老师，直到一九九四年退休。回首人生，十九岁困守在家，三十四岁参加工作，年近五十考大学，什么都比别人晚一大截，就连恋爱成家，也因为“性质”问题在大好年华中错过了，所以她终身未嫁。江小燕说：“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但她仍然一再强调，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许多年后，再谈当年的非凡之举，江小燕将自己评价为——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至于那封写给总理的小民告信，她自嘲道：“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人性都是有一好一坏两面的，但坏的一面，从未如此集中地暴露在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苍白失血，文人风骨荡然无存，热血青年疯狂破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却怀揣一丝微光，照亮民族良心，伸张世道正义。如今，这位勇敢女性，单身住在上海远郊，闲时绘画，兴时书法，或诵诗词，亦奏音乐，过着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她有一句奉行一生的处世格：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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