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民主不是一个完全合乎科学的概念。因为民主贯彻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学术上的是非只能通过自由争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不能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去解决。知识和科学真理不同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准则，不是靠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而科学真理在发现初期，往往难以为多数人所接受，如果要在科学领域中机械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可能会混淆是非，还是提学术自由为好。学术自由，就是一种尊重少数、保护少数的宽容精神。当然，在科学组织的管理和科学事业的行政领导工作中，还是必须贯彻民主原则的。”

“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由于其自身的利益和在人民强大压力下，对科学采取保护和奖励政策。他们宣称：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一切思想、言论都允许自由发表，不因见解上的不同而受到迫害。这就结束了那种视‘异端’为洪水猛兽的思想专制，像烧死布鲁诺、刑讯伽利略这类倒行逆施不再出现。”

“我们反封建不彻底。中世纪的悲剧居然会在科学昌明的20世纪中叶、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国重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正实行‘双百’方针的条件开始具备，但是‘左’毒未清，依然阻难重重。有人把不同观点的学术问题当作‘污染’。承袭‘文革’时期针对知识界制造的某些帽子，用来吓唬同自己思想不一致的人，还谈得上什么‘尊重知识’！”

“顺应历史潮流，为真正实现‘百家争鸣’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和政治保证，包括为自由正名，不要让它成为资产阶级的私产，确保公民有宪法上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一切参加争鸣的共产党员，必须模范地遵守学术争鸣的基本准则。要杜绝一切对学术争鸣的行政干预，既不打击、迫害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也不搞官封学派或揠苗助长。”

年轻的许良英与夫人王来棣

“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没有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决策的科学性无从检验，决策的失误难以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

“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面直言不讳的诤友。”

1957年4月，许良英、王来棣一家在北京展览馆

许良英与王来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