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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志，1951年生。“文革”中受家庭牵连长期遭欺压，中途辍学，后自学提升自我。为江苏省体委文史办资料员。退休后致力于整理先辈革命史料，很有成效。
读友人吴晓晴的回忆文章，谈他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其中提及他父母于半个多世纪前惨死的情形。一见那几段文字，恍如夜空里闪电划过，让我浑身打了一个激灵。久已尘封的往事有如决堤的洪水，喷涌而下，一下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那凄风苦雨的年月……1966年8月3日，就在我家门口（南京宁海路68号），就在我的面前，我亲眼看见晓晴的父母——被打成“走资派”的吴天石叔叔（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李敬仪阿姨（时任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被南京师院的造反派推搡着、拖拽着游街，从我家门口经过。夫妇俩人浑身浇了墨汁，被推搡、拖拽着走了很远，当时俩人疲惫、无助的面容，我看得清清楚楚，深深地印刻在我脑海中，成为永远抹不去的惨痛记忆。那天，李阿姨惨死在街头；两天后，吴叔叔也在痛苦折磨中死去。这何止是晓晴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的痛，不仅因为我是目击者，还因为我的家也有相似的经历，他家的悲剧让我感同身受，从而在心底里产生强烈的惨痛共鸣！01
我的父亲王范 (1905—1967)，原名张庭谱，曾用名王凡，江苏如东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曾参与红十四军的成立和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是英勇的早期革命者。上世纪30年代初，他从事党的地下秘密情报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跳舞，危险时时刻刻都围绕着他。1932年，因叛徒出卖，他被捕入狱。父亲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性格刚烈，意志坚强。他在狱中被关押五年，经受住了一次次酷刑的考验，同牢狱友们都很欣赏他的刚毅，夸他是“壮汉”。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经周恩来领导下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营救，父亲才得以出狱。出狱后经过党组织的审查、甄别，王鹤寿、李克农给予他“坚定，精干……表现坚决！”的鉴定，表明他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坚定共产党员，未曾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屈服。父亲出狱后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任侦察科长。曾在处长周兴的部署下，成功破获了一起敌特大案，荣获嘉奖，被评为“锄奸模范”。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还点名赞扬他立下头功，一名记者报道时把父亲“王凡”的名字误写为“王范”，由此同志们就叫父亲王范了。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父亲在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的领导下，时任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长，负责中共中央、毛泽东进驻北平的安保准备工作。1949年4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入北平，父亲乘坐第一辆汽车在前面开道，顺利完成保卫任务。继而前往华东，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参与组建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保卫处。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1954年任上海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十几年间，他肩负党政军领导层的安全保卫重任，在敌特分子活动还十分猖獗的年代，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确保了上级的安全，深得中央领导的器重。1958年，为人耿介的父亲，在反“右倾”运动中敢于直言，被扣上“忽视党的领导”“忽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包庇反革命”等帽子，多次遭到重点批判，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坚持真理，阐明自己的正确主张，在巨大的压力下并不屈服。中共上海市委对父亲作出“调职、不作处分”的决定，下放到上海七一人民公社，担任工业部副部长、公社党委副书记，后任闵行区区委书记。1962年，父亲调任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无论职位高低，他都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革命干部，在“文革”风暴中，却遭遇到猛烈的冲击。他看到一个个省市高层领导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进行狠打猛批。以他的火爆性子，如果有造反派要对他动粗，他绝对不会屈从。他曾对一位私交甚好的老领导说：哪个造反派要抓我打我的话，我就用腰里系的宽皮带与他们拼！话虽显得粗莽，但他终究是讲道理的人，不至于莽撞到与人乱拼。只是，那场全国性的浩劫一发动，遵循的逻辑是“造反有理”，大批革命干部被卷入了这场运动，成为批斗对象。资历深厚的我父母，也未能幸免。无疑，在那动荡的乱局中，父亲曾试图申辩，试图表明自己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一片赤诚的心迹，也试图说明自己的履历清晰，毫无历史污点。可是，一切都徒劳，造他的反的人不是以个人的名义来迫害他，而是口含天宪，堂而皇之地以革命的名义，打着党的旗号，向他“开炮”。这让他感到深深的绝望，一颗红心，满腔赤诚，却被人诬陷，成为革命的对象。他是一个刚烈汉子，不能在苟且中逆来顺受。在红色海洋浊浪滔天中，他选择了一条以死明志的绝路。1967年1月11日，朔风凛冽的夜晚，在五台山省体委机关，一伙体院的造反派，将父亲劫持到了东郊南京体院，关押在院长办公室，并勒令他坦白交代，写出检查，第二天下午开斗争大会接受批判。深夜，父亲心潮起伏，热血澎拜，彻夜不眠，奋笔疾书。回顾从入党那天起到红十四军的战斗、上海的地下工作、五年的监狱生涯、延安锄奸、东北剿匪、护卫主席进京、上海戡乱整治…… 四十一年都是意志坚定，工作精干，表现坚决！想起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流血牺牲的英烈， 眼前呈现出当年慷慨就义赴死雨花台的难友面容，仿佛他们情绪激动地在向他诉说着什么，又像什么也没有说……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父亲决心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真理，捍卫党和民族的利益。第二天中午，父亲毅然拔枪自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父亲留下全盘否定“文革”的绝笔书四封，这是用肝胆和鲜血凝结的绝笔书——绝笔，言简意赅，气势磅礴，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无私无畏，对党对人民至死不渝的耿耿忠心；绝笔，不唯上，不唯书，襟怀坦直，光明磊落，指出“文化大革命”奉行了“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被坏人利用”。绝笔，石破天惊，字字铿锵，力沉千钧，犹如一声惊雷震撼大地，引发人们去思索，觉醒；绝笔，想到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唯独没有自己；绝笔，勉励后来者“继续努力，誓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彻底干净清除救中国”；绝笔，蕴含着对战友的共勉，对党的事业的希望和对家人的期冀，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博大襟怀的坦露。02
当时，我的母亲也正受到无休无止的批斗。在那样严酷的局势下，再得到我父亲自尽的消息，又受到造反派的进一步迫害，母亲身心所遭受的打击，实在是无以用语言来表述！母亲李仲培（1910—1985），原名李涵葳。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的知识女性。1937年，母亲在上海大厦大学读书期间，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参加了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回到长沙，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长沙市妇工委组织委员、南区委员、兴化县委书记、地下党省委交通员。随后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财经委员会秘书、边保处一科情报科员。 1941年夏, 边保处又破获了一起敌特案，7月1日这天，边保处的同志们庆贺党的生日和战斗的胜利。也就在这一天，我的父母举行了婚礼。母亲是大家闺秀，不擅长做家务, 且体力较单薄，由此父亲还要分担一些；工作中 , 母亲是父亲的好帮手 , 俩人为疑难案子, 经常研判讨论案情到天明。父亲人称“拼命三郎”，母亲也是案情没有眉目不睡觉，父母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我上小学时，有一次要写一篇题为《我的爸爸》的作文，父亲却说别写他，让写妈妈，说妈妈解放前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几番出入虎穴,九死一生。可见母亲的经历，也是充满革命豪情的。全国解放，母亲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妇联副主任，江苏省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然而“文革”开始后，黑白不分，长期以来的革命者，却无端成了“革命”对象。父亲去世后，母亲先是在父亲单位被关押、批斗了三个多月，受尽折磨。但与父亲品性相似，母亲也是个宁折不弯的人。比如饭前的“请示汇报”，其他同被审查的所谓“牛鬼蛇神”面对粗暴压力，都是怀着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想法，不得不下跪垂首，唯独我母亲依然昂头挺胸。造反派很恼怒，嫌她既不下跪也不低头，在厉声叫骂声中，数人强行将她按下去。而母亲始终没有屈服。多少年后，一个专案组成员，犹竖着大拇指对我感叹：“你母亲是这个！”经二姐和我与军管会交涉，母亲才得以回家，却必须按要求白天晚上前往单位，接受批斗、责罚、劳作、游街。没有人的尊严，无由正当申诉，成天生活在屈辱中。那时，我总会陪着母亲去挨批的地方，所谓陪着去，实际是护送；因为，有其他的所谓“走资派”在前往单位的途中，遇流氓恶毒污辱——搧耳光、吐口水，不把人当人看。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沦落到这个地步---身体垮了，人性被扭曲，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话，那真是一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1968年深秋，年过半百、体弱多病的母亲，又被强迫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同时继续接受无休止的批斗，长年累月不让回家。直至林彪事件后，母亲的处境才略有改观，一个月可以从干校回家休息四天，与女儿短暂在一起。再后来，母亲总算从干校回来了，却不得不拖着病体，天天去安置组报到，等待分配工作。在一个人身自由被牢牢控制的年代，没有工作，生活变得毫无意义，既缺生活收入，也没有事业目标，犹如大海中失去航向的孤舟，不知将飘向何方。但母亲是位坚强睿智的老共产党员，她从未失去对党和国家回归正常的信心；正如父亲至死犹保持着毫不动摇跟党走的坚定意志，母亲心中也始终相信国运的曲折是暂时的，个人的受难也是不会长久的。家破人亡，母女星散，没有改变她对于拨乱反正的期待。终于，母亲迎来了“文革”的终结，迎来了改革开放，也迎来了她自己、还有我父亲的平反昭雪。“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日子，自此一去不复返。1980年，母亲作为“文革”中受迫害的“重灾户”代表，赴京列席了审判“四人帮”的全过程。面对新时代，母亲内心是欣慰的，父亲如果泉下有知，也同样会感到欣慰的。回南京不久，母亲担任了江苏省高级法院的顾问，协助审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那时她已年近七旬，因长期的身心摧残，体质很弱，还患有糖尿病。而她在工作上毫不松懈，不顾家人的劝告，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她说，要把耽误十年的光阴补回来，尤其是那些冤狱仍未得到昭雪的人们，他们的感受，母亲有切肤的体会，她要为冤死的无辜者讨说法，为活着的受屈人证清白！因而一刻也不愿耽误平反工作。为那些仍在迷茫困苦中挣扎的人们伸出援手，这是母亲最大的心愿。然而时光无情。1985年，75岁的母亲离开了人世。我们为母亲感到骄傲——她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光彩华章。![]()
1965年春节全家福。后左为二姐林西，后右为大姐栩栩，前中为作者
03
我出身于革命家庭，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童年在父母身边成长，幸福而快乐。可是，平静的生活，在“文革”降临之后，就被彻底打破。父亲自尽以明志，母亲被批无自由。十六七岁的我，一夜之间长大成人，成熟思考世间谬误，面对人性善恶的分辨。当时大姐在哈工大，二姐在南大 , 均被造反派、工宣队批斗，整天不是写检查，就是口头“老实交待” ,俩人都不能常回家。家中仅有我和一位老保姆，日复一日地拖着恹恹病体，煎熬度日。而世态炎凉，人性善恶，在此际展示得淋漓尽致，让我看清了形形色色的人和千奇百态的社会。我的家被抄了，那些造反派明抢暗偷，上我的家如入无人之境，不仅把父母的照片、书籍、书信、证件之类证明身份与履历的东西抄走，还顺手牵羊，将家中各种财物也任意处置，以革命的名义干明火执杖抢掠的勾当。一段时间里，母亲被关押，家中只有我和老保姆在一起苟延残喘。在学校，我犹如过街老鼠，成了低等贱民，被同学欺负，甚至还被某些为人师表者侮辱。欺凌诽谤、谩骂追打，是家常便饭。一日我上街，听高音喇叭一遍又遍地叫嚣：“……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且不准重新入党……”我心中一阵莫名的恐惧、痛楚，一路跑回家，捧出父亲的遗像痛哭不止——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呀， 他们有什么证据呀？没有证据就肆意把国家主席打倒了。再联想到我父母及他们的许多老战友，不需要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能决定其政治生命，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直至被批斗游街、打骂凌辱，乃至死于非命。天理何在？公道何在？邻家有女初长成，三位千金，本是娇艳可人的芳龄，却在政治风暴中转眼变得面目可憎。尤其是在他们的风派父亲，被结合进领导班子后，她们更是威风凛凛，趾高气扬，对我百般欺辱。每当听到楼板响，千金下楼，我都不敢开门，生怕与她们一碰面，又要遭遇她们的一顿恶骂。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我夜里常常做恶梦，梦见自己遭到戴面具的人追赶、挡道、辱骂、鞭笞，无路可逃，无处可躲，那种无助感和窒息感弥漫全身。惊醒后，一身冷汗，心跳不止……那年月，我整天以泪洗面，被悲伤、恐惧、压抑、愁闷所包围。所幸母亲临别时曾这样对我说：“乌云遮不住太阳，邪恶永远不能压正！这样是非颠倒的日子总有个尽头，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多读书、学习，掌握文化知识。”那时母亲自身难保，却依然安抚着我，让我有了勇气面对困境，这是我的力量源泉。庆幸还有身在南京的二姐和日夜陪伴我的老保姆的劝慰、支持和帮助；让我不至于孤孤单单，无所适从。她们为我想办法、出主意，也让我能够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坚持了下来。母亲下放到金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震天，大批城里居民，尤其是那些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以及出身不好的“五类分子”家庭，被要求下放农村。我曾亲眼看见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的一家小商贩，被逼离开祖屋，抱头痛哭，然后不得不收拾行装，远徙他乡，不知所踪。而在校园里，上山下乡的喧腾也成热潮，“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嘹亮的歌声激发起年轻人滚一身泥巴、做新时代农民的热情。同学们不知道，本是学知识的年龄，却要从此告别校园，开始漫长的“修地球”的人生。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上山下乡的政策，造成了十分恶劣的不良后果。我也面临上山下乡的道路。然而，母亲去干校前曾告诫我轻易不要下乡，二姐也让我留在南京，并倾力相助。我心中也一直想着不能远离母亲，在母亲的政审问题没有解决前，我不能远走他乡。1969年4月，邻里三位千金陆续参军，她们有了锦绣前程，而我的将来在哪里，却是一片迷茫。人家走人家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心底此时却有了暂时的解脱之感，因为远离了她们，也就不至于遭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歧视欺侮。念及于此，我当时竟然欢呼雀跃起来。接着的春夏之交，我与一帮来自各校成份不好，或因身体有恙而没去广阔天地炼红心的青年，被学校赶出了校门，个人关系转到了街道、居委会。街道的大小领导对我说：像你这样“没有改造好”的走资派、黑帮子女，不仅没资格升学，也永远不能分配正式工作。没有工作，那不成了黑户吗？本来生活的困境已将我压在了社会底层，而未来又是如此让我绝望，看不到出路，那时，我几乎有了跳江轻生的念头。可是，想到多灾多难的母亲再不能承受更多的打击，自己心中有多苦，也必须忍着，坚持着，告诫自己不能不“苟全性命于乱世”。成了由街道管理的社会青年，必须服从街道的指令，接受劳动改造，分配做什么事情就得去做，无论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整天干着那些脏活苦活，没有分文报酬，还要不时遭到喝斥，受到欺负。心理压力很大，心身疲惫。我的体质很不好，有一次街道要完成献血任务，我没有报名。街道的干事就责问我为什么不献血？长期低人一等的压抑，让我瞬间说出了一句充满讥讽的话：“反革命崽子，加上一身病痛，这样的人的血，有人敢要么？”干事恼羞成怒，恶狠狠骂了一通，最后吼道：“滚！”在那个不太平的年代，公安人员常常要排查所谓“反革命”案件或刑事案件，而排查的重点，首先就是我们这类社青和那些回城知青。对我们的查问通常离不开这样的提问：近阶段都和什么人有接触？最近去过哪些地方？你对当前某某形势怎么看？知不知道某处发生了一个什么案子？……总之，就是毫无理由地把我这样的人当成犯罪嫌疑人，天然地认为我们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这样的屈辱让我难受，而办案人员那刁钻的眼神和居高临下的神气，也令我惊悸。我至今想起当年情形，仍然心中发颤，充满恐惧感，甚至梦里也时常见到那些人的丑恶嘴脸。我总算挺过了那个漫长的苦难时期，也迎来了父母平反的新时代。母亲与我曾有过长谈，说到那个动荡的十年，深深感叹社会道德的沦丧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动乱刺激、暴露了一些人内心最卑鄙、肮脏、邪恶、凶残的本性，也让多少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被抛弃，夫妻反目成仇，子女背叛父母，邻里告密陷害，朋友猜忌争斗，不再尊师重道…… 人性没了底线，这个世界，也就离人伦的世界越来越远了。所幸在我们姐妹和母亲最困难的年代，也曾得到一些善良的人（尤其父母旧时的老战友、老同事，与我同病相怜的同学朋友们）的帮助，让我们在那个年代里，还能感受到亲人以外的温存与关爱；对于他们，我们内心永远充满着感激。改革开放后，我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心，尤其在1983年，我调入了省体委，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亲身感受到了几代老体育人用他们对党的赤诚和对体育事业的执著，奋斗在体育战线上，以及他们对我个人从生活到思想的关心、帮助和鼓励。我参与了省体育志的编撰，省体育史及各项运动成绩的编辑整理工作。退休后，我整理了大量父母及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革命史料、图片，编写回忆文章、相册。也是在退休后，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幼时的一个梦想！也向冥中的父母双亲道出了心声：女儿继承了他们的遗志，要继续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历史早已翻过了黑暗的一页，国家早已进入了蒸蒸日上的时代。在此，我为在天国的父母双亲，献上一瓣心香，告慰他们忠诚善良的灵魂；同时，我也要对某些别有用心的“文革”余孽说一声：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本文得到陈益民老师的修改润色，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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