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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琼琼，1951年生，重庆市人、1983年考入原四川财经学院会计系（现西南财大）。中国注册会计师，从事财务工作多年，退休后笔耕。原题
奇人王大爷
陪伴我们十四年的黑贝‘’巴顿‘’（把门将军）死了，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在青城后山的‘’爱犬之家‘’寻了一小块野山地把它深埋了。下山的路上，车内空气凝重，大家都闷闷的。我一下子竟思绪漂移，于是给孩子们讲了一个四十多年前的荒唐的故事。
1973年，我在陕西街的街道生产组‘’陕中络纱组‘’上班。顾名思义，就是陕西街中段的居委会组织起本段的家庭妇女们，在辖区工业办公室的指导下办的一个小作坊，安置本段闲散的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生产自救的地方，又称为街道工业。那年头，国营工厂是上等人、集体所有制是中等人、街道工业则是比知青还低一等的末等公民了。
这种作坊一般都是为大厂作零件配套，沒有基本工资，全额计件，有活儿时忙得饭都顾不上吃，真的是又苦又累，没活儿时就组织学习——坐在一起拉话话儿，等活儿。一个月下来倒是能挣个二三十块钱，我很珍惜这份工作（至于怎么得来的这份工作，那又是另一把辛酸泪此处不表）。
我住的地方距这个作坊有约四站路，中午回家吃饭太耽搁时间，抢活儿时就不划算了，组长孙孃（居委会主任）对我很好，因为她们家吃饭人多，怕我不自在，就把我交待给了张妈。于是我中午饭便和张妈搭伙，得以自由出入于147号院了。
陕西街147号院，周围居民们又称为“邮电大院”，据说解放前是什么‘’冷暴动‘’的公馆，解放后充公，划给了邮电器材厂。开始只住入了书记、总工程师、总会计师三家人，对周围的居民来说，一直是个神秘所在。“文革”初期一下子湧入了十几家人，挤得满实满载，一个大院乱糟糟的。孙孃的老公随军南下进城后与部队一起转业，没文化进厂学了电工，老实巴交连个班长都没当上。孙孃就不一样了，虽然从老区的农村来但根正苗红觉悟高能说会道办事勤快，一搬来大院便被派出所和辖区重用，当了陕中居委会主任，在陕西街中段颇能呼风喚雨。
张妈倒是大院老住户，她老头子就是那个总工，留用人员，“文革”前待遇还不错，幸好“文革”前病逝了，否则还不知会遭受多少的罪。熟了后张妈妈悄悄地告诉我，他们家以前在上海是大户人家，张妈也是上海人当过舞女没生育，内迁时陪张头子来成都，除倾心照顾老爷子外，还悉心将‘’大姐‘’的子孙们养育成人，在家族里颇受尊敬，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奈何现在孤身一人在成都，被挤来只给一间房，厨房还在屋外的一个夹缝里。老了还参加生产组，慬小慎微，夹起尾巴做人。147号院还真不愧为大公馆，几十年后尽管早己破败，大院的格局和厢房门上的彩色玻璃还能窥视出当年的堂皇。一进门的左边，有几间平房，应该是当年花匠的住房，门前的大葡萄架和花台，早已被革命得几零八落，只留下枯萎的滕架和凋零的残叶，滿目沧夷。
以上交待的是大环境，我要讲的故事的主人公王老头，就住这个平房里。“文革”后才搬来，也不知是从哪个大院被赶出来，挤进了这间破屋。他总是独来独往，与周围的人几乎没有交集。
一天上班下久，孙主任把我叫出来，（此时我已是会计，拿月薪不计件了）告诉我，发现了敌情，一会肖户籍（管段民警）要下来，叫我带上纸笔一起去作记录。我不知道是谁要遭殃了。
肖户籍来了，还带来一个同事，‘’好严重！‘’我心里想着。
一行人进入大院，我才略知‘’案情‘’，原来有人举报，昨天半夜，王老头在他门前的葡萄架下花台里埋东西。王老头是国民党留用人员，现在在厂里已属管制人员。这年头埋东西不是金银财宝就是‘’变天账‘’，当然是‘’紧急敌情‘’！
没有多的话，一上来就开挖。可能是派出所通知了单位，单位的人带着王老头也赶回来了。我站在人群外围清晰地看清了王老头疼惜的表情。
很快就挖开了，埋的是一个木匣子，人们不由自主地往后一退，还是肖户籍的同事勇敢，上前取出木匣子打开，一段白绫裹着什么，再打开：一个死猫，因为才埋，还没有腐，匣底一张纸，拿起来之乎者也没断句，那谁念不明白，传到了我手里，原来是一篇祭文，只有对猫的疼惜，没有反动言词。切！
两位户籍一言不发地走了。孙主任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所措，不知该定什么罪。我悄悄告诉她，这就是点‘’小资情调‘’不反动。她叫把猫扔了，我说扔了会发臭不如深埋还能沤肥。于是她带领大家喊了几句口号。‘’要斗私批修‘’！‘’打倒资产阶级王XX！‘’便草草收兵。不了了之了。
我留下两个段上的小鬼，原封不变地将猫尸装回再挖深些埋了。
整个过程，王老头面无表情，一言未发。事后张妈告诉我，他早已身经百战，见惯不惊了。
从那以后，段上的人们就叫他王疯子了，还有小孩偷偷对他扔石子。
记不清从那年开始，人民公园有了菊展，陕西街离人民公园只有半条街，我偷偷溜出去赏菊，看花的人不多，冷冷清清的。在菊展上碰见了他，他一定是认出了我，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一路追着给我讲解：什么真菊、苦薏、墨菊、什么单瓣、平瓣、匙瓣、什么管状、舌状、针叶……听得我一脑门子糨糊。本来偷闲出来換换脑，但看他兴致勃勃不忍打断，我敢肯定，几年来他都没说过这么多话。直到转完全场（幸好当年规模小）一个下午就过去了，除了说菊花就没有其它话敢说了。后来偶尔也会在院子里碰上，却从来没有再说过一句话。1992年，部领导来成都开会，恰逢菊展开放（每年都有直至现在已形成传统），此时人民公园的菊展巳声名远扬，我们单位离人民公园最近，于是我便被派加入接待。一进展场，看见千姿百态，争奇斗姸的菊花，我突然灵光闪现，十几年前的糨糊喷泄而出：什么真菊、苦薏、墨菊、什么单瓣、平瓣、匙瓣、什么管状、舌状、针叶……全场大惊，连得讯赶来陪同游园的公园领导也惊呼：‘’人才呀！想不到你们物资局的会计师竟有如此专业的园艺知识。‘’这位王老先生我只知其姓而不知名，只知是留用人员，技术骨干。不知他的学历、经历。不过推想他应该是理（工）科生。仅从他葬猫、写祭文、赏菊，活脱脱一个多才多艺，有情有义的民国学子跃然而出。然而这种情趣和当年的社会是格格不入，不被理解的。我明白他仅是他们那一辈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中最普通的一员。他们的才华、激情、情趣早已湮灭于历次运动中。真难得在那种悽风苦雨的年代中他还保存了那份真性情，冒险为他的爱猫祭奠。而我有幸从隙缝中看到了那一丝人性的闪光，我认为是值得欣慰的。回到前文，由于车程时间有限，我只讲了‘’葬猫风波‘’那小一段，原本想调节一下气氛，结果完全波澜不惊，儿子、媳妇说：‘’什么鬼？‘’孙子更是不懂我在讲什么，完全不理解，只有老伴叹了一句：‘’荒唐‘’！是的，只有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才会留下深深的阴影。真的唯愿从此世道清明，人民民主、自由、和谐、远离愚昧，永远再无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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