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 | 袁浩潮：我混入“关系户”才能进的电工队伍

原创袁浩潮新三届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袁浩潮，广州人。初二时因文革中断学业，在务农及在工厂工作期间，坚持自学，1977年考入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学习。1981年赴美，在加州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1984年毕业后任资深软件研发工程师。从小喜爱文学，从事业余写作多年，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著述甚丰。

原题

我在工厂当电工

作者：袁浩潮

序

作为“老三届(文革前在校的1966-1968级中学生)”及“新三届(文革后恢复高考录取的1977-1979级大学生)”，后来又以自费留学生身份赴美，注定了我的人生经历要比一般人更为复杂。我的经历可概括为“家门、校门、农门、厂门、大学门、国门、美国大学门、美国企业门”。

度过终身难忘的数载艰难知青生涯之后，我进工厂当了五年工人。当年能进工厂当工人，特别是当上技术工种的工人，是多少人羡慕的机会，所以自己也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非常认真地学技术，为准备干一辈子的职业打基础。

1973年元旦，我被招工返回广州，进入广州市机电局农机公司属下的广州力车厂工作。报到时，人事干部郭永球郑重地对我说：“你的工龄从1973年1月1日起计算(当时在农村当知青不计入工龄)，以后评定升级时要以这日期为准。”那时候我没想到，如果进厂晚二个多月，我就不能在五年后有资格带薪上大学。

在填入厂登记表时，在“特长”一栏，我填上了“电工”，其实我只是对技术工作有兴趣，在家里装过矿石收音机，按照一本翻译自苏联的科普读物《少年电机工程师》的指引，制作过马达模型，会装电灯，如此而已。

在农村，电工一类工作都由与村干部有关系的人担任，哪里轮得到我们这些知青。不过想起林副主席的教导：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进厂是计划经济时代人生转折难得的机会，填上去有可能改变命运。

没想到我还真的交上好运。

厂里电工组较散漫，派党员麦满灼去当组长加强领导，然而他不懂电工技术，又不好意思向被领导的组员学习，所以需要去外厂先学习一下。刚好有一位老工人退休，电工组也要培养新人，厂里决定让我陪同麦组长一起去广州高压电器厂学习三个月。

厂里征求我的意见：电工是技术工种，需要当三年学徒，工资是每月20、22、24元，学徒期满后转成一级工，每月36元，一年后转成二级工，每月42元。如果当普通工，马上就是一级工：每月36元，工资再调整则要等上级通知（当时工资调整已多年没进行，评定时还有各种指标，要评上不容易）。

能当上电工实在太幸运了，我当然答应当学徒。回想起来真的很幸运，填了一个电工特长混进了只有“关系户”才能进入的电工队伍，与麦组长一起去高压厂培训三个月之后，我这个冒充的农村电工将“弄假成真”。

接着去领劳动保护用品。电工的装备很齐全：除了一般工人配发的牛仔布（广州人称为坚固呢）的工作服，鞋有三双：一双是高腰的绝缘鞋，一双是长筒的高压绝缘水靴，还有一双普通水靴(本厂电工兼管供水设备维修)，军用雨衣一件，平光眼镜一副，还有一个军用帆布制成的工具袋。

拿到这工具袋的一刻，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能用它装着书上学真好。没想到五年以后我真的挎着它进了文革后恢复的首次高考的考场，然后又挎着它上了大学。

电工的标准装备还包括束在腰间挂工具的皮带，我喜欢把工具放在右后侧，至今我还记得工具排列的位置。首先是锋利的电工刀，然后是半磅重的手锤，其后是电工钳、6寸的活动扳手、尖嘴钳、一长一短的两把木柄螺丝刀(当时国内还没有塑料柄的螺丝刀)。

穿上崭新的工作服，腰间束一条挂着电工工具的皮带，上衣口袋插上测电笔，知青出身的我，成为“领导一切”的一员，那种感觉真好！

第二天前往位于广州河南的高压电器厂报到。当时它的主要产品是变压器及高压开关。我们的学习包括三个领域：线路架设和维修，马达保养和维修，以及机床电气设备的修理。

电工班开了一个欢迎会让我们与大家认识。电工班人员有十人，班长(名字忘记了)除了开会，布置及检查工作之外，基本上不干活，尽管他也常束着一条挂满工具的皮带（就像以前在农村见到的基本上不干活的农村生产队干部也常扛着一把锄头一样）。

副班长吴展秋可是一把好手，除了厂里的设备样样精通之外，还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自己装了一部电视机，也常帮亲友修理收音机、电视机。我后来在广州业余大学“数字程序控制机床班”的学员名册上，也看到吴展秋的名字。

退伍兵林大明，估计是军人子弟，只会说普通话，在部队当通讯兵时学会了电工技术，身手敏捷，技术熟练，尽管比我还小一岁，我也要拜他为师，在学习期间与他相处较多。老崔是下放干部，他也是电工班的主力之一。

除了这几个人之外，电工班的其他人是各有“特点”：年近退休的老师傅声称自已只懂直流电，厂里的设备都是交流电的，所以他坐在班里，有人请他去修理，他都以不懂交流电为理由推托不干。谭师傅据说有慢性病，不能爬高，每天就在工作台前慢条斯理地为马达绕线，基本上不外出工作。

年轻女孩麦肖芬，不知道她是电工人员，或是下放干部，她也是每天在为一个机床水泵的马达绕线，我在那里三个月，她的马达仍未完成。出外工作时她只能干些扶梯、递工具等助手的工作。

还有一个归国华侨仔，组长对他的评论是“有个臭钱”，经常请病假不来上班。所以名义上电工班有十个人，实际上正常工作的只有三人。这也是当时国营企业内编制臃肿、人浮于事的常态。

第一次出外工作是跟着林大明去车间安装一个闸刀开关。他向我示范了如何布线，及如何安装开关的技巧，然后让我也动手操作。他讲话很幽默，强调安全时说的是：“首先是老命一定要保住！”关于安装要领：第一要做得正确，第二要尽量做得美观，另外在接线板下布线要多留一定长度的余量，今后修理的时候，原来电线接头的地方可能损坏了，修理的人可以把那一段剪掉，从接线板下拉出一段接上。

带电工作是电工必须要过的一关，为了尽可能不影响供电，在条件允许时，都会选择带电工作。带电工作往往发生在一个新的系统安装完成后，把系统接入主供电线路的时候。尽管心里忐忑不安，学习期间我一直在留意带电工作的机会，一定要把这一关过了，以后回厂工作时才有底气。这个机会终于在与老崔一起工作时遇到了。

在一个屋檐下把三根相线（俗称火线）及一根中性线（也称零线）接入架空的供电线。梯子架好之后，老崔特意找了一块塑料布把供电线与墙壁隔开，他先用电工刀剝开一条相线的绝缘皮，记得那是一条多股的铝芯电线，我们需要接入的也是一条多股铝线，老崔把所有的导线都用电工钳缠绕到主线上，故意留下一股让我去接上。

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时刻，按老师傅的指引，先用右手的手指背碰了一下电线，感觉无触电感之后，再开始工作，至今仍记得摸到那条电线是热的，尽管心跳加速，浑身冒汗，经过一番努力，把最后的那一股线也用电工钳紧密地缠绕在供电线上，并且包上绝缘胶布。我终于过了带电工作这一关！几年之后，从来没有接近过异性的我才发觉，第一次拉女朋友的手，比第一次触摸带电的电线还需要更大的勇气。

为马达重新绕线也是电工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找到一个需要重新绕线的马达，第一步是要确定需用的漆包线的直径。因为经验不足，我请谭师傅帮我选，结果他把大一号的漆包线给了我。这下可把我搞惨了：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把线全部塞到电机的槽里去，最后是吴展秋副班长让林大明帮我把工作完成。我的第一次为马达绕线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机床电气设备的修理，跟随师傅们去过几次，一般的机床电气设备都装在离地面很近的铁箱内，需要蹲下来，甚至趴在地上修理。设备一般包括马达，控制马达正反转的两个三相交流接触器，控制按钮，工作灯，及提供工作灯安全电压的变压器，提供润滑剂的水泵，行程开关等。基本的控制电路图至今还记得，也学会了如何排除常见的故障。

去车间工作时还学到一个很必要的安全措施：在修理某一设备时首先要把墙上的该设备的隔离开关关掉。按正规的做法，还要在开关上挂上“有人工作，禁止合闸”的标牌。然而要回电工班取标牌很麻烦，比较方便的做法是，把开关内装有保险丝的保险桥拔开。车间里设备多，人多手杂，这样做防止了在修理时有人误合闸的危险。

高压电器厂的主要产品是变压器，在前往车间修理时第一次看到工人用绕线机把用绝缘层包住的导线绕在框架上，一边用木锤敲击，大部分都是手工操作。车间内大都装有在高处轨道上行驶的吊车，工作人员在地面通过电缆控制吊车的行走及起吊，日子久了，电缆常出现故障，物资紧张，无法换新电缆，断了接上凑合用，经常要到电工班请求派人修理。

变压器的外壳需要焊接完成，厂里的电焊机很多，电工班制作了“空载初级断路器”，待用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将电源切断，节省电耗。但焊工们用得很不顺手。我随同林大明与焊工们沟通时，他们扬言要把这个装置拆掉，而林大明要他们理解这是“新生事物”。后来我在报纸上还看到有关高压电器厂发明了这个装置的报道。那时，许多未经实际检验的“新技术”被大肆宣传，过一段日子便销声匿迹。

另一项举措是各厂自备柴油发电机发电，我曾多次见习过该厂发电并网的工作。控制柜上装有发电机输出的三根相线与电网的三根相线之间连接的三个灯泡，电工靠观察灯泡的亮度及明灭的顺序判断发电机的输出与电网的频率及相位是否同步，电工班与柴油机班工人互相在震耳欲聋的柴油机轰鸣声中吼叫及打手势，以调节柴油机的速度，在适当时刻手动合闸并入电网，这种原始的办法常常导致并网失败。不是并不上网，就是发电机不但没有供电给电网，反而被电网的电力驱动，变成了一个电动机。时代在进步，前几年我在广州从化山区的一家农家乐附设的小型水力发电站，见到了发电机自动并网控制器，农民工经过简单培训后即可操作。

麦组长只有小学文化，我帮助他学数学是可以胜任的。我找来初中一年级的代数课本，开始辅导他，坚持一段后，他没有再学，不了了之。

学习期间适逢春节，这时文革初期极左的狂热也逐渐降温，工人们在节日期间上下班时也穿上曾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料子衣服及皮鞋，女工们穿上花衬衣。各单位照例会用一年的伙食费结余，通过关系买到当时十分紧张的鱼肉，在食堂为全体职工加菜。我们也“沾光”在高压厂享受了加菜。原单位力车厂也对我们十分关照，在加菜的那天让我们回厂去“汇报学习成果”，其实是让我们也回去享受一餐。刚参加工作就有机会连吃两餐春节加菜，在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年代特别令人怀念。

三个月的学习结束了，我在这里初步学会了电工的基本技能，即将回原单位正式工作。

经过在广州高压电器厂三个月的勤学苦练，回到原单位广州力车厂时我已经掌握基本的电工技术。虽然拿着学徒的工资，很多人看到我一上班就能胜任独立的修理工作，以为我是技校毕业的，或者是部队转业的技术兵。另一方面，那年月工厂里的机修、电工、司机等好工种都是由有关系的人走后门安排的。报到不久，有一位其他班组的师傅当着我的面对大家说：“你是搭好天地线来的。”也有好多人私下问我，是哪位领导的人？我总是笑而不答。不管怎样，我希望用实际行动让工人们相信我是有能力做好这个工作的。

介绍一下工厂的概况：广州力车厂是隶属于市机电局农机公司的国营工厂，有300多位职工，主要产品是农用手推车。本厂只制造钢铁部分（车轴和车轮)，轮胎和木构件由其他企业制造。以前务农时也常用这种手推车，虽然标准是载重350公斤，实际上常常装到超过500公斤。手推车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那时候也没想到有一天会进入制造手推车的工厂工作。当时工厂刚从市区北京路西横街（与高弟街相邻）搬迁到郊区石井槎头，我后来也参加了部分旧厂房的电气设备的拆除工作。

工厂生产的手推车零件，并不在厂里装配，而是装箱运出。大量的钢铁材料运进来，在这里加工制成零件后，再运出，大家戏称本厂是“钢材转运站”。当时钢材是紧俏物资，那年月是一切都要靠关系，靠交换。本厂由于有大量钢材转手，也可拨出一部分与有关单位交换，所以食堂是餐餐有鱼、肉、蛋供应，还有多余的以市价卖给职工(当时这些食品都是凭票供应的)，我还跟着师傅们到厨房去买过几次，“电老虎”在厂内还是有点特权的。

因为运输量大，本厂自建了一支规模颇大的车队。进厂的时候，厂里只有三台车，一台是老旧的道奇车(我们都称它为老爷车)，车牌号15-11987。另一台是红卫牌汽车，车牌号：15-15849。还有一台上海产的载重一吨的三轮汽车。进厂一段时间以后，原来的厂书记调到农机公司，由外单位调来的卢书记接任。他是“神通广大”的人，先后用钢材换回了多台韶关某汽车厂生产的“南粤”仿解放牌汽车。那时候的汽车质量很差，厂里要派司机去韶关接车，先在汽车厂里把汽车检修一番才能开回来。有一次开回来其中一辆，它的驾驶室外布满了锤印，显然是用大锤加工过的，另外还可以看出左右不对称。车队有了十多台汽车，我们后来上下班也不用挤公交，有厂车接送。

卢书记的级别并不能配车，他巧立名目，借口工厂离市区较远，万一有职工生病或工伤，需要用小车尽快送去医院，以“救护车”的名义弄来一架广州牌三排座吉普车，车牌号45-04955。实际上成了他上下班的接送车，当然他也不敢独占，厂里有其他原因也可以用。卢书记的另一贡献是为厨房弄来一台制冰机，当时这也是罕见的设备，至今还记得那台由马达带动的“氟利昂压缩机”。有了自制的冰块，厨房再也不用担心鱼肉储存问题。

车队有十多位司机，大部分为复员军人。在物资短缺、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司机因为可以到处跑，还可以运载货物，成了当时的“三件宝(医生、司机、猪肉佬)”之一。司机除了有特权之外，工资待遇也高，只要能考上驾驶执照(当时并不容易通过)，工资马上升到每月47元，当时一般的青年工人都是二级工，每月42元。队长谭锦俊也是复员军人，当时三十来岁，在厂里兼任团组织干部及负责民兵训练。没事他爱来电工房逛逛，和我们混得挺熟的。

电工房：我的工作岗位所在地，就位于丁字路口，与办公楼相对，是一座正方形的钢筋水泥建筑物，正门口悬挂着“电房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进门以后，是一个大厅，悬挂在天花板的一盏1000瓦碘钨灯在夜间把整个电工房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把吊扇在夏天给我们带来阵阵凉风，靠窗还摆放了一张酸枝木的长椅，只剩下了乘坐的椅板，师傅们用钢铁为它焊接了一个结实的架子。

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常坐在那里读技术书籍，读当天的报纸。木工组为我们每个人特制了一张坚固的工作台，每人一盏台灯，我们在台上做马达绕线等较为细致的工作。工作台有两个抽屉，左边的抽屉我用来放书籍，万能表等。右边的抽屉用来放工具。“左文右武”，真有一点“儒将(有读书人风度的将帅)”的感觉。

电工房后是一个有围墙的院子，通往院子的门上悬挂着“高压重地，非请勿进”的牌子。院子里竖立着分为两组的四根水泥电线杆，从远处拉过来的10千伏(1万伏)高压线先通过电压及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表，供电公司会定期派员前来抄表收费。高压线再通过三组保险桥接入一座安装在水泥基座上的560千伏安的变压器，从变压器次级输出的220/380伏三相四线在这里穿过墙壁进入电工房内的配电室。

“高压重地”所在的院子也成为我们的专用区域，其他职工，除了与我们混得比较熟的几个人之外，都不准入内(这里有高压设备，一般人也确实不应该进入)。我们在那里用砖和水泥建了两个洗手池，洗手池旁放了一大盘“枧沙”，是由肥皂加上细沙制成，用来洗沾满油污的手很有效。院子里还有我们自己用砖和石棉瓦建成的两间洗澡房，木工组帮助我们装上木门，我们自己装上水管及沐浴喷头。尽管只有冷水，在天气不太冷的日子能洗个澡再下班，这是厂领导也没有的待遇。

电工房左侧分隔成两层，楼下是配电室，楼上用来存放电线以及其他水电零件。

配电室门上的墙壁挂着一个当时并不常见的电钟，弹簧门上悬挂着“配电室内，非工作人员勿进”的牌子，这里绝对是只有电工才能进入的区域。一排配电柜是这里的主要设备。漆着红、绿、黄三种颜色的铝板从院子里的变压器接到位于最右侧的配电柜的总开关，经过总开关之后，再接入位于其他配电柜的控制各车间的分开关。最左侧的一个配电柜装着几个大容量的电容器，其作用是补偿厂内电感性负载(主要是马达、变压器)，提高功率因数(使供电设备的容量得到充分利用)。经过开关控制的电线从这里进入地上的一条槽，再从埋在地下的管道穿出，接入通向各个车间的架空线路。配电柜上方安装着一排仪表，分别显示当时的电压、电流、及功率因数等监控数值。

在配电柜与后侧墙壁之间设有铁丝网门，操作规程规定要进入这个区域必须至少有两个电工。这个区域平时我们也基本上不进去，除非在大清洁或有故障的特殊情况下。

配电室也成了我们的更衣室，沿着三面墙壁，我们在各自指定的位置挂自己的衣服鞋帽，放置绝缘鞋、绝缘靴等，每人有一个用电箱改成的放个人物品的柜子。我的位置刚好在三条漆着红、绿、黄三种颜色的铝板下面，每天上下班换衣服时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载着强大电流的铝板，在各铝板上钻了一个孔，接入一条电线，通往设在配电室外的一个闸刀开关，这个开关控制了整个电工房内的所有用电设备。在配电柜总开关前接入电工房的输电线路，保证了即使总开关因为故降障跳开，全厂停电的情况下，电工房内仍然保证供电。我在工厂的五年时间内，还真经历过一次这种情况。

配电室内及高压院子内长期有一种低沉的电磁感应引起的嗡嗡声响，这也提醒我们这里是危险区域，要注意安全。

配电室门外左侧放着十几把竹梯，从最短的7级到最长的23级。在竹梯的下方放着为水管绞牙的工具：夾具和水管绞牙器。这两件东西都是笨重的铁家伙。

配电室门外右侧是铁制的钳工桌，工具架上摆放着钢锯和锉刀，安装着台虎钳。另外有磨电工刀和螺丝刀的油石(一般人很少磨螺丝刀，因为我们的螺丝刀用得太多，而当时的螺丝刀钢材质量较差，用久了刀口会变圆，需要磨出90度直角，这样才能在拧螺丝时不打滑)。在通往高压院子的后门附近放置着一座台钻。

正对着入门处的墙壁上整整齐齐地挂满了各种规格的扳手和管子钳，在每件工具悬挂的位置用笔画出它的轮廓，这样，每件工具的位置都一目了然，而且某一件工具不在位也随时可以看出。附近摆了一个体积有一张办公桌大小的电烘炉，马达及变压器重新绕线后，需要淋上绝缘漆，放入去烘干。

中间位置有一个三层的铁柜，最上一格放测试仪表，有常见的万用表，钳表(套在电线上可测出通过的电流)，摇表(内置的手摇发电机可产生500伏电压，用来测试绝缘性能)。这些仪表都带有皮套，我们出外工作时，如果背上仪表，有点象出诊的医生。中间一格放置一套套筒扳手，及一把手电钻(当时这两种工具，只有机修组及电工组各有一套)。下面一格放置各种规格的电烙铁。旁边是一个涂着黑漆的多格柜，在各个格分类存放着灯泡、灯座、开关、保险丝盒等零件。在墙角放置了一个大木柜，里面放了许多卷在木盘上的漆包线(这些在当时都是紧缺物资)，绝缘纸。柜里的抽屉存放着装在特制木盒里的游标卡尺及千分卡尺。

电工房内设备齐全，而且摆放得整整有条。副组长王安自夸为：电工房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大厂出来的余师傅也评价本厂虽然只有三百多人，按当时标准是小厂，但是因为大量加工钢材，有热处理车间，是用电大户，所以本厂的电气设备规模达到中型厂的水平。

因为工厂刚搬入新厂房，所有的电气设备都是由广州市机电安装公司(电工们称他们为“安记”)安装的，他们的专业是安装，所以安装的水平都很不错，余师傅也常常让我学习一下他们的水平。

认识电工组内各位师傅的名字的过程颇为有趣，在配电室门外挂着一块小黑板，本来是用来写下重要通知的。不知道是谁在黑板上写下“稀有菜式：生炒王安，清蒸李庭辉，蠔油朱立兆，大头鱼炆鸡。”这个恶作剧把各位师傅的名字写成菜名了，有师傅说要把这抹掉，另外一个师傅说要保留给厂政保股干部看。

电工组人员一共有六人。

组长麦滿灼，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当时三十岁左右，广州人。我和他一起去广州高压电器厂学习了三个月，一起加入电工组。

副组长王安，从湛江地区廉江县考入广州某中专学校，在学校参军，复员到本厂。当时三十多岁。讲话带有浓重的口音，一脸的络腮胡子使他看起来很严肃，他对厂内的其他职工并不客气，可是对组内的人还是挺关照的。

组员李庭辉，当时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高中毕业时在东莞报名参加志愿军，可能当时部队很少有高中生，没让他上前线，让他上了通讯学院，毕业后在通讯部队当军官，军衔升至上尉，文革时由于出身于地主家庭被清除出军队，转业到工厂(这体现了那个时代政审的荒谬：朝鲜战争炮火连天的时候没有因为他的出身被拒绝参军，却在文革无战争时代把他清除出军队)。厂里看他有技术，让他当了电工。

李师傅的口音很奇怪，广州话里夾一点普通话、还有东莞话的口音，很多方言的用法也不会，用的是普通话的用法。尽管曾是部队的干部，李师傅真是“能上能下”，干起活来带着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他不像其他老师傅那样注重布线的工艺，当有人评论他的电线安装得不好看时，他常爱说：“那间房子很好看吗？！”我和他颇谈得来，除了电工技术，还有政治、时事、教育等话题。电工室订了一份报纸，工作比较清闲时，常常读报，和他讨论报上的事情。

组员朱立兆，当时三十多岁，来自广东开平，妻儿在老家。他可能是厂里资格最老的电工，他的师傅据说在文革期间被原籍的农民押送回乡，没能熬得住批斗。朱师傅讲话有浓重的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的统称)口音，没事常爱吸那根用竹子制成的水烟筒(俗称“大碌竹”)。他为人脾气随和，工作踏实，在绕制电动机、变压器等工艺上是全组技术最好的，我也常向他请教这方面的技术。

组员余炎汉，当时三十多岁，广州人。高中毕业于广州五中，在广州市柴油机厂(原名协同和机器厂，该厂始建于1911年，是中国第一家柴油机厂)从电工学徒一直干到四级电工，并持有电工执照，在文革前调入本厂。他的高中学历和出身于大厂的工作经历，在当时确实不平凡。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很强，文革期间曾担任本厂的群众组织“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简称‘地总’，经历过广州文革的人都知道这是当时东风派最大的工人组织)”的头头，以群众代表的身份成为本厂当时还存在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工人们都爱称他为“余委员”，他的绰号“大头余”，所以也有了黑板上“稀有菜式”的“大头鱼炆鸡”。

余师傅的技术是全组最好的，我私下问他是否愿意当我的师傅，他的回答是自已脾气不大好，不大适合。不过可以看出他心里是挺开心的(一个新人很快看出他是全组技术最好的)。我随即向组长提议指定他当我的师傅，但组长经请示厂部后答复是电工组人不多，不必具体指定。相信是顾虑我们两人会组成一个小团体，不好管理。

我至今认为组织这个决定不妥，电工是危险工种，学徒在开始工作时，需要师傅指导。好在我的自学能力强，很多知识通过阅读技术书籍已有所了解。尽管余师傅没有正式被任命为我的师傅，他实际上也担当了我的师傅，在工作上及生活上给我很多指导，厂里的其他人也以为我们是正式的师徒关系。

最后一个组员就是我，二十出头，刚从农村田野里回城的知青，农村生活的磨炼使我变得皮肤黝黑，体格健壮，在文革停课及下乡的业余时间通过自学达到高中毕业，在广州高压电器厂学习了基本的电工知识，准备在这个新岗位上好好学习本领，为这份即将从事一辈子的职业打好基础。

2021年8月9日

于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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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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