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 朱霁云：从“土记者”到“不在编”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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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朱霁云，江苏如皋人，“老三届”高中毕业，插队8年。参加工作后，曾任如皋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市人事局局长、编委办主任。现为退休公务员。

原题

当年我是“土记者”

（外一篇）

作者：朱霁云

1969年初，我插队如皋何庄公社刚3个月的一天，公社有线喇叭通知，要我第二天到附近的戴庄公社参加一个会议。队里安排社员，用自行车把我送去。这是城西区委召开的通讯报道会，县通讯报道组也来了人，5个公社，各来了一两个人，我和城西的彭广荣（后为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戴庄的沙卫平（后为省丝绸公司总经理）是插队知青，邓元、袁桥来的是回乡知青，袁桥还来了一位高校下放老师徐应佩（后为南通大学著名教授），戴庄来了中学老师何语群（后为市教研室主任）。

我这才知道，通讯报道作为“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中“一杆子”，已经在全县、全南通、全省如火如荼、风起云涌了。全县每个公社都有了通讯报道员，会后，我成了何庄公社的通讯报道员，也称之为“土记者”。

我在学校会摆弄作文，但到农村人地生疏，头脑空空，不知写稿从何下手。公社谢文书是我父辈之人，浅浅的麻子，把他装点得慈眉善眼，捧个水烟台，哼哼哈哈像个老先生，他告诉我，我之所以成为“土记者”，源于公社书记偶然看中了我替大队书记写的一份大会发言稿。谢文书坐办公室一二十年，又是本公社人，全公社大事小事家长里短塞了一肚子，他一边“突突突”抽水烟，一边和我聊天，我就把觉得可以写的，伏在他办公桌对面写起来，写好了，他戴上老花镜一看，眯眼一笑说“好的呀！”签上“属实”，盖上公社的章，给我信封，写上“稿件”二字，不要贴邮票，等邮递员来拿。谢文书晚上回家，就叫我睡在他床上

一天在公社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如皋有线广播站的喇叭，广播我写的何庄公社植树造林的稿件，公社书记和干部都在，第一次听到何庄上了喇叭，一个个眉开眼笑。不久，公社给我安排了宿舍，也有了一张老书桌。工资在公社林桑场发，一个月14元，后来渐渐调到24元。

我用公社给的一张自行车票，买了一辆凤凰，有时跟着公社干部，有时一个人，跑17个大队、跑179个生产队、跑社直单位，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了解农村的各项工作，观察、参加各种农活，走路、吃饭都在想报道点子、线索，冬天向手上哈热气写，夏天摇着扇子写。后来，何庄的消息，几乎每周县广播站有，每月南通《新江海报》有，每季《新华日报》、省电台有。我当“土记者”当年的1969年8月5日，我写的《发动群众同不良的卫生习惯作斗争》登上了《人民日报》。

我和大多数“土记者”一样，不光写稿子，还替公社写各种各样的文字材料，写书记的报告，写党课的讲稿。何庄公社通讯报道形成网络，每个大队和社直单位、学校都有通讯员，有的生产队也有，不定期开会，我还带着骨干一起采访写作。花园中学请我给高中讲写作，讲通讯报道。区里和周边的公社，也请我去写材料，后来一直写到县里，写到南通。

那时候的稿子，刻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无论什么题材、什么体裁、文字长短，每一篇必有黑体字的领袖语录，哪怕写个夏收夏种、挑河挖沟、灭虫除害，也要写出政治的味道、斗争的硝烟、阶级的分明，那个年代，假的不敢写，虚的到处是。对“抄袭稿件”，用现在的话说“零容忍”，一旦发现，作者登报道歉，此后禁用稿件数月。新闻、通讯等一律落款“某某公社通讯组”，故事、杂文类用笔名，如用真名，就要“政审”，我自知过不了关。我发表在1972年8月《光明日报》上的杂文《为革命写短而精的文章》具名“禾壮”，取何庄的谐音，这篇文章后来收入高校中文系课外读物。

稿件用了，会有“用稿通知单”，有的还会寄来领袖语录本，或是印着领袖狂草的大红塑料封面的采访本。因为“破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当然没有一分钱稿费。

“土记者”生活在农村最基层，都是一边劳动一边写作。为了报道何庄的兴修小水利，我到现场采访干部群众，下河和社员一起挑泥，摸黑回公社，骑车滚到渠槽里；毕竟不常劳动，把肩膀磨破了，我咬牙忍着不下阵，结果发炎生脓，衬衫粘在伤口脱不下来，输了7天青霉素。这篇稿子被新华日报和省电台采用，引起各级关注，何庄在全省的兴修水利工作会议上做了典型发言。通讯报道使何庄有关工作名声外扬，也引来县里在何庄召开各种现场会，领导越发重视通讯报道，又从学校借来一个教师，从6大队借来一个知青，真正有了一个通讯“组”。

南通地区、南通军分区和县通讯组、人武部，常常开通讯报道工作会议，并举办“土记者”培训班。我和徐应佩、彭广荣还带着稿子到新华日报和省广播电台，学习、求教。县通讯报道组的组长是阎廉（后任县教育局局长），手下有蒋家瑞（后任南通外事办主任）、张志新（后任职南通日报），起初还有万元坤（后任如皋市体改委主任）等几个写作高手，还有秘书组刘培林（后任《沿海经济》杂志总编），他们都来何庄指导过我采写稿件。阎廉对我们来自公社的“土记者”总是客客气气，循循善诱，有时还帮我们看稿、改稿。办公室挂一张大大的“用稿进度表”，是县和各公社年度、月度在各级报纸、电台的用稿数，就像后来经济指标进度的统计表，县里开会也挂到会场上，促进各公社你追我赶，何庄公社总是在前几名。

各级报纸、电台的编辑、记者，县通讯组的人员，经常下到公社大队，和我一起采访、写作稿子。省广播电台记者，后来任副台长、高级编辑的张家先，听说何庄6大队多种经营很有特色，专程从南京赶来，观看现场，参加劳动，采访群众，整整3天，我陪他吃住在社员家里，正值冬天，屋檐漏风，冻得无法入睡，我俩爬起来找稻草塞住屋檐抵挡寒风。稿子他构思，我执笔，然而他不肯署他的名，一定要署“何庄公社通讯组”。这篇稿子新华日报和省电台都用了。后来我们没有了联系，但是他谦和朴实的举止，深入实际的作风，以及夜起塞洞挡风的一幕，永远留在记忆。

1974年，县里对公社通讯员定编，每公社一个，半脱产，每月由县补贴14元，其余由公社补贴，也算是“准公社干部”了。因为我父亲在附近的陆家庄五·七干校，被作为“特务”揪出来，我被挡在定编“门外”，编制给了一个出身贫农的回乡青年。虽然写稿有点小名气，文章还入选大学读物，也因为父亲的问题，我终身无缘正规大学。我心底血雨腥风，但毫不怨天尤人，觉得“一个雷神天下响”，时势所趋，很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那时候，写稿是我的快乐，用稿是我的收获，我就这样快乐着，收获着，本该背着的政治、精神的包袱，“减压”了，本该憧憬的前途、未来的忧虑，麻木了。

公社有国家干部，半脱产干部，我相当于现在的临时工，知青身份加“特务子女”，本该打入十八层，因为会写写弄弄，又不惹嫌，从书记到炊事员善待予我，并不另眼相看，开会、学习、工作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上视同公社干部，生活上待我如同子女。当时的公社干部明道奎，见我总一脸笑，“小朱啊，跟我走！”带着我到他分工的河南片总结棉花培管经验，直到他后来任副县长、县政协主席，看到我总老远笑眯眯一声“小朱啊！”；公社政工韩忠植做了很多“疏通”批准我入了团，副书记贲义满在我生病时给我端茶，主任刘化达批给我刺槐让我队里建知青房，财委范钦元慈爱如父，每年亲自把补助送到我手上，炊事员老夏帮我绗被子。

为了方便我到队里拿粮食，公社还把我落户地址，从边远的公社东北迁到公社旁边。时任城西区委书记邓兰芳（后任南通妇联主席）、缪一清，亲批我这个“特务子女”留在公社工作，每次来何庄检查工作对我虚寒问暖，总问一句“最近写的什么稿子啊？”我清晰地记得，邓兰芳到我宿舍，摸摸我的床铺，说：“小朱啊，人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床上，要把盖的铺的弄好，有困难和公社说啊！”他们对我的关爱，是那风雨如磐的岁月，支撑我精神的柱石，使我在政治的重压下，没有颓废，没有垮塌。行文至此，他们的音容一一浮现，我顿然心生酸楚——他们都已先后作古了！我永远感激他们，永远纪念他们！

“土记者”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带着泥土的芬芳，又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随着那个年代的终结，它退出了舞台。我曾在一个会议上说过，要写新闻史，绕不开“土记者”这一章。

那批“土记者”，来自农村基层，贴着地气观察、体验、总结、写作，后来陆续脱了“土”，有的成了作家、教师，有的成了军旅人才，很多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土记者”的八年，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营养着、滋润着、影响着我的一生……

外一篇

从我的经历看当年

干部人事制度变革

作者：朱霁云

大背景下的个人经历，使其具备了一定的史料价值。

——题记

我参加工作的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经历了借用—聘用—聘任—考录，见证了那个时期干部人事制度的变革。

大家称我“秘书”，其实是不在编的大集体员工

1968年，我这个被剥夺大学学习的“高中老三届”，随着大流，插队到了农村。因为父亲的所谓“特务”，当兵、招工、上大学理所当然无缘与我，直至文革寿终后的1977年，历经8年插队，我才随最后一批知青，走马回城，在如皋县城等待分配工作。不久，通知我去县第二工业局（简称二局）报到。

二局怎么会成为我工作的起点单位呢？说来也是机缘巧合。二局是当时社队工业刚刚兴起时，应运而生的新设机构，急缺文字工作人员，有一次，二局秘书股长汤德霖，碰到时任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秘书的杨太生，问杨，在回城的知青里有没有会写东西的，局里缺这方面的人。我在插队期间一直写写弄弄，在省市乃至国家级报刊发表了许多文字，有的还被选入大学中文系课外读物，在如皋知青里小有名气。杨秘书推荐了我，这才有了我与二局结缘。

按照当时的知青分配政策，知青只能分到大集体性质的单位，而二局属行政单位，我就被分到了二局下属的大集体单位经理部，我的人事、工资关系都在那里，借用在二局秘书股。此后机构改革，二局与县第一工业局合并，统称县工业局；后来又分成五大工业公司，我到了轻工建材工业公司。10年里，我除了3年脱产学习企业管理，我跟随周荣美局长等如皋最早的社队工业领导，跑遍了所有乡镇和所属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文字工作、调查研究和部分活动组织，上上下下大家都称我“秘书”。其实，名副其实的秘书是徐枫，我一直是不在编的借用人员，我一天也没有名正言顺过“秘书”。

这种所谓“借用”，在当时的机关部门，特别是工业、商业、物资等经济主管部门，是一个普遍存在。文革后机关部门刚刚恢复，百废待举，人才“空洞”到处存在；当时的计划经济，又为借用人员提供了工资来源；而行政机关制度性的人员补充，还远远尚未形成。所以，这种看来人事管理的“不规范”，其实在当时有它的合理性、必然性。这种借用，绝大部分是工作需要，因才而借，但也有少数因人设事，因关系而借，同时也加重了下属企业的工资负担。因而注定不可持续，在不断的人员清理中，逐步淡出历史。

一纸聘用合同，我成为县委研究室秘书

我在县工业主管部门工作的那段时间，如皋和全省一样，乡镇工业如火如荼，而我又一直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发表了不少文章，也为县委起草了这方面的许多报告、文稿，因而引起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注意。

1987年，南通市委宣传部开展了“征答疑难问题活动”，把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群众中的71个疑问，归纳整理，发放到各地各单位，动员全市党员干部、专家学者、理论工作者万余人，参与讨论，选题作答，释疑解难，写成论文。如皋市委宣传部让我选答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为什么还要让外国资本家来我国投资办厂？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以论文回答了这一问题。

经组织专家学者阅评，从筛选出的400多篇论文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76名，3名一等奖，我居第一名，二三名分别是南通市委机关的一主要负责人、南通市委党校的教授。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瞭望杂志，新华日报、省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均报道了南通的这一活动，全文登载、评点了我的文章，并对我进行了专题访谈。南通市委宣传部、市委研究室主要负责人派员到如皋了解我的情况，要调我过去，后因我的非国家干部身份而未成。这些更引起县委主要领导对我的关注。

其时，已开始了“聘用干部”制度改革，打破身份界限，聘用非国家干部到干部岗位工作。县委嘱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石耀，委派县委办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席云耀和县委办副主任章晓林，亲赴县轻工建材公司对我进行考察。

不久，我以大集体人员的身份，到县委办公室、研究室工作。1988年，经县委研究室、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批准，签订了《聘用干部合同书》，并发文聘用我为县委研究室秘书，合同一订3年，期间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职责、义务，以及同岗国家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

据资料记载，干部聘用制始于1986年，至1990年我县共聘用干部418人，其中行政机关74人，事业单位27人，企业单位317人。而县委机关聘用的仅我一人。

县委研究室副局级秘书、副主任，是带括号的聘任干部

我被县委研究室聘用期间，受命牵头或参与起草县委的重要报告和文件，撰写了若干调研报告和论文，在各级报刊和省市党委内刊发表了一些文章，成为县委办、研究室的主笔之一。

1989年，南通市委通知，各县、区委办公室，可与副主任等额的员额，高配副局级秘书。我被作为首批高配的名单，提交县委研究，因我还是聘用干部而被刷下，由一名国家干部身份的秘书替补。当年底，县委组织部再行考察，再行提名，县委终于批准我为副局级秘书，1989年12月4日，县委组织部关于我的任职文件，比其他干部多了“聘任”二字。

1990年7月4日，县委又任命我为县委研究室副主任，在同一文件任命的局级领导干部中，我的除多了“聘任”二字，还多一个括号，括号中的文字为“原人员性质不变”。此后，在县经济主管部门，也有县委聘任的领导干部，而县委机关本身聘任的领导干部，我是唯一。

聘用制是打破人员的身份界限，让非国家干部的人员，到国家干部的岗位工作。而聘任制则又大大突破了一步，是把聘用的人员，保持“原人员性质不变”（所谓性质，是指农民、镇办小集体、县属大集体、国营、国家干部的人员身份），聘任到领导岗位上任职，这无疑是当时干部人事制度的一大改革。

同一职务两次任命，源于我被考录为国家干部

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1989年以一号文件通知，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择优录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南通市1990年开始操作。当时，机关补充干部的途径只有大专院校毕业生、军队转业干部，公开考录为其他优秀人才进入国家机关，打开了前所未有的一扇大门。

我多年一直在机关门内，从事文字工作、参与重大活动组织，可是人员身份始终是“门外汉”的非国家干部。闻听有了报考国家干部的机会，我向县委办公室报告后，立马赶到设在党校的报名处报名。从报名到考试，大概一个多月，笔试要考语文、作文、行政管理学、时事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我一边组织起草市委全委会的工作报告，一边起早带夜复习，结果，笔试考了个南通市作文第一、总分前茅，如皋总分第一。后来又由各县组织人事部门面试，我面试成绩如皋第一。

如皋县人事局报经南通市人事局批准，1990年10月9日发出《关于朱霁云等同志录用为国家干部的通知》，共计录用了11名，此后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逐步走上县级机关的领导岗位。他们都是来自企事业单位，先录用为国家干部，后来提拔为机关部门领导干部，唯有我已经是县委研究室副主任，后来才录用为国家干部。

在我被聘任为研究室副主任四个多月后，1990年11月19日，县委在一批领导干部的任命文件中，再次行文任命我为同一职务，改“聘任”为“任命”，同时去掉了“原人员性质不变”的括号，因为我的身份已从大集体职工，转变为国家干部，从“门外汉”变成了“门内汉”。

1993年起，开始实施公务员制度，干部人事管理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我在市委办公室工作10多年，后来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市委研究室主任，先后服务了五任县市委书记。再不久，我调任市人事局党组书记、局长、市编委办主任。我从一个干部人事制度变革的亲历者，成为了市部门主管人事人才、机构编制工作和改革的亲为者，其间，感慨良多。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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