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王立平：我们连四个“右派”，都来自哈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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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作者下乡时

王立平，1953年生，北京知青， 1969年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推荐上学离开北大荒，1975年毕业于大庆石油学校钻井专业，1985年毕业于黑龙江电大物理专业，1993年获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硕士学位。先后工作于大庆油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等单位，高级工程师。2013年于北京退休。

原题

知青生活回忆

“右派”老冯

（外两则）

作者：王立平

“右派”老冯

下乡时我们连里有四个“右派”，老冯、老杨、老王和老张。一水儿的大学文化，一水儿的来自充满传奇的大学——哈军工。

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连队时，也许除了连长，我们认识最早的老职工恐怕就是这几个“右派”了。一进连队，需要对我们进行阶级斗争形势的交底，多亏有这几个“右派”，否则不知领导向我们交什么底？连队的职工来源比较简单，也就转业兵、山东等地的支边青年等等。那苦寒之地几乎没有原住民，何来地富？

说到坏人，我们连中倒有个别“刁民”，恰是根红苗正者，你又奈我如何！其中一人之恶行真是罄竹难书，我都不愿意在这讲出来。这种人也是欺软怕硬，从不给知青找麻烦，专欺负“右派”这样有苦无处诉之人。恶有恶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这刁民日子过得极惨。

在哈军工时老冯是技术人员，老杨是行政管理人员，老王和老张最倒霉，是仅差半年毕业的学生。

老冯是这几个“右派”中年龄较大的，当时也不到40岁。他的阅历深，为人谨慎，很少说话，总是低头皱眉一付忧心忡忡的样子。刚一见到你会以为这是一个老奸巨滑的人物，接触时间长了，特别是经过多次批斗会，就会感到老冯是最能“忍”的老实人。

老冯是哈军工的俄语翻译，而且是前苏联驻哈军工专家组组长瓦.依.奥列霍夫空军中将的俄语翻译（这是老王明确告诉我们的），俄语说得呱呱叫。

【瓦.依.奥列霍夫（1902－1957），1917年参加俄国十月革命，192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3年考入莫斯科茹柯夫斯基航空学院学习。1938年毕业时被选入苏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曾任苏联空军干部部部长。曾获得一枚库图左夫勋章，二枚列宁勋章。1949年任列宁格勒莫热基航空学院副院长，后从这个职位上奉命来华，任苏联驻哈军工顾问团首席顾问。在哈军工任上病逝。】

哈尔滨工程大学院内原苏联驻哈军工首席顾问奥列霍夫中将塑像

现在年龄大些的人都会看过一篇原苏联的著名侦探小说《靶场的秘密》（当时还有连环画），那是老冯翻译的。我们曾经问过他《靶场的秘密》，老冯一听就像踩了地雷：别提了！别提了！那是闲着没事……不！不！那是受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影响……

老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语速很快，但是你绝对能听得清清楚楚，不会拉下一个字，肯定是训练有素的翻译。

有的老职工会既羡慕又嫉妒地告诉你：别看老冯的老婆现在啥也不是，在哈军工时也有军衔！当年老冯的老婆很瘦，眼窝深陷，但你还是能看得出曾经的风韵。乾坤倒转，现在老冯的老婆比那时胖了，已经是一个和蔼、慈祥的奶奶了。

老王曾经描述过当年作为“右派”被押解离开哈尔滨前往北大荒劳改的情景：火车站一派肃穆，空中回荡着原苏联《共青团员之歌》的旋律，他们在汽笛声中列队整装待发。挺浪漫，当时他是个学生，根本不可能完全理解“右派”这个名词将会给他今后的人生带来什么。

但是老冯就不一样了，解放后经过多次运动的他懂得其中的意义。今天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象他们当时面临的巨大灾难。曾经军装笔挺，肩上银星闪烁，出入于中国顶尖的军校，这些都将一去不复返，永无翻身之日。

我们都非常佩服老冯的老婆那样家难临头没有撇下亲人的女人，她们让人想起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些高贵的女性舍弃贵族身份、舍弃荣华富贵，义无反顾地与亲人一同走向万劫不复之中。

说实在的，当时对于我这样小学水平的初中生来说，老冯简直太神秘了。阶级斗争再重要，我们也控制不住好奇心。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和这些“右派”熟悉起来，时常偷偷钻进他们的“马架子”（一种北大荒特有的窝棚），看老王佩戴空军学员肩章的照片，从他们嘴里抠出一些少年感兴趣的东西。也是从他们那里，我们知道了一些无从验证真伪的“逸闻”。

——哈军工第一任院长陈赓大将某次给学员讲话后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年轻的军人总是崇拜英雄，渴望成为将军，于是有学员提出想看看他的肩章。大将军欣然允诺，从主席台下来走入学员的行列，双肩上八颗将星在年轻人羡慕、敬仰的目光中熠熠生辉。这是老王讲的。

——时任海军副司令的王宏坤喜欢跑到基层中去，到哈军工时一进他们普通干部的办公室，首先用手指擦擦桌子，看看有无灰尘。这是老冯说的。

有一次老冯说起斯大林，大概是故态萌发、言不由己，突然他叽哩咕噜的念出了斯大林名字的全称：约…维…斯大林。那声音和当时上演的前苏联电影中的配音很像，真有意思，这个瞬间我一下就记住了。

我们的大宿舍后有一片空场，是连队自用木料初级加工的地方，几个右派经常在那里干活。冬天伐下的大树都推放在这里，先搭一个两米多高结实的框架，把原木架在上面（已经忘了他们区区几人是如何把那么重的原木弄上木架的）。然后一人站在原木上面，一人在下面，用长长的片锯一点点将原木片成板材。

这是一个既枯燥又需要技术的话。我“上工”走出宿舍，“收工”窝在宿舍，总会看见老冯他们几个人或者蚂蚁啃骨头似的重复着推、拉、推、拉的动作，或者满头大汗地坐在木头上休息。

那时我们年轻，不知天高地厚，经常会有人做出恶作剧的事情。有一年冬天打井（我们连地势较高，打井不易，我印象里似乎冬天一直在打井）。夜班，老冯在井下挖，一个哈尔滨知青在上面用辘轳提土。这小子忽发坏着，把一根导火索点燃后扔了下去。

小小井底，咫尺空间，昏暗中突然一个物件“呲呲”作响，带着硝烟从天而降，你想会给人带来多大的视觉、心理冲击？纵然老冯最能忍，纵然老冯从来都是小心谨慎，这次老冯按耐不住了。兔子急了也咬人，老冯坚决要求上井，不干了！

不顾半夜，老冯敲开了老连长家的门，声泪俱下。那知青没想到老冯反应会如此强烈，后悔极了，毕竟在一起干活好几年了。年轻人哪能理解拖家带口、忍辱负重十几年的老冯的心情，以为不过是开个玩笑。说实在的，当时知青未必有欺负“右派”的心理，多数知青没那么高的“阶级觉悟”，根本就没把他们当成阶级敌人。

时间长了，虽然老冯是“右派”，但还是赢得了一些知青暗暗的敬重。几年后我被选送上学，临走前乘人不注意专门去老冯家告别。虽然老冯碍于身份只能“冠冕堂皇”来几句老生常谈，但我心里还是踏实了许多。

斗转星移，老冯终于熬到了翻身之日。平反后，老冯这个曾经任人唾弃的右派咸鱼翻身，先是调到团部学校，然后又被“强行”调到师部中学。当翻译是不可能了，但是做个外语教师老冯太可以、太称职了。

后来老冯又携家调到河北省某重点中学，并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返聘了一段时间，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也就算了。

那重点中学距北京不远，知青们过年常去看他。也许是在东北当“右派”身心俱损，老冯身体不太好。连里的知青老才——才大夫现在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内科主任、心内科专家，去看老冯时顺便给他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然后安慰他静心养病。

回来的车上我们问老才：老冯情况怎样？老才沉吟着说：心衰，不太好，按老冯这个情况也就两年吧。车上顿然无声。稍顷，一人惨然道：怎么听着挺瘆人的，就跟算命似的。

专家就是专家，一语成谶。两年后，老冯因心脏病辞世，享年72岁。我们都赶去与这个一生坎坷的“右派”告别。

老冯今生命运多舛，但愿他在天国中能够安宁。

右派老王

2013年，史上最长的十一长假，第七天，按照计划，我们北京、天津几个知青去廊坊师范学院看望当年的“右派”老王。

谁都知道，六连有四个大名鼎鼎的“右派”，那来路不是一般的牛，哈军工！

到了廊坊有点转向。辗转问了几个人后，我们刚上车，眼看着前边一个人骑一辆三轮过来。

“难道这是老王的儿子？” 看着真像。

“这就是老王！”大康一声喊。

老王已经等我们一个多钟头了。

有点激动，几十年过去了，老王也眼看八十的人了。仔细看看，大致没变。不过，大高个变矮了，腰也更弯了。

老王为什么成为“右派”？匪夷所思。其中原因之一：老王看到建国后某老帅主管科技，有点小疑惑，和同学闲聊时就说出来了：他们打仗在行，领导科技能行吗？

得！这就是怀疑党的领导！打你个“右派”正当防卫。

相聚甚欢，老王激动得几次眼圈发红。

2014年知青天津聚会时的老王

说起老王们的人生不由得心生叹息、黯然伤神。当年，他们是何等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中国最好的军校。直到今天，这所只存在了十几年的军校其精神仍然在影响着我国军事科技的各个领域，它的灵魂仍然在几所相关的院校里游走、传承。

老王家就是北京的，父亲是一名汽车司机。因此，老王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谁知造化弄人，却被学校作为根红苗正的尖子保送到哈军工。还有一年就该毕业了，却赶上了莫名其妙的“反右”，为此断送了一生。

当年老王曾悄悄地拿出过他在军工时的照片向我们炫耀。头顶大檐帽，肩扛军校生肩章，好像是蓝色的，他应该是空军。青年才俊，英姿勃发。反正老王拿着这照片感慨之情溢于言表。

“我都上过飞机了”。老王是学机场工程的，就是修建机场。上飞机是为了从空中看地形。

还算幸运，老王总算在人生的后半段赶上了一点点顺心的事，安排到廊坊师院后，当时的领导欣赏他的学识。他在军工学的是机场工程，咱师范学院机场是建不起的，也用不着。可校舍还是要盖的，你老王屈点才，就委屈你监督管理校舍的建设吧。总算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老王就这样勤勤恳恳地一直干到退休。

可退休是退休，当时老王的退休工资有八年没涨了。该找谁去？

“老王，你这可是甲方！你这家伙权利可大了，你就没搂点儿？那还不是轻松的事儿？”席间乘酒兴我们逗老王。

“老王他哪儿敢？丁是丁，卯是卯，白天人家送来，晚上就给送回去。这辈子已经进去一次了，还想再进去？”老王的老伴儿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老王在北大荒一直没有结婚，没法结，“右派”，跟他呀！平反以后，军工是没法回去了，老家是北京的，就想法安排在了离老家近些的廊坊。虽然已是人到中年，但靠哈军工这响当当的牌子和一米八的大个子，找个媳妇还是不难的。而且这个老婆人很好，把老王伺候得不错。

天下没有不散的席，该走了。

老王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蹒跚而行送了出来。

当年他也曾是高个子，身大力不亏。岁月销蚀着我们，对于他们这一批提前湮灭的精英更是毫不留情。

只能祝福他们能够不再担心安度晚年。

我的“右派”老师、

同事和上司

想说说我经历中的“右派”。

一共是三批。因为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右派”，所以我常常会想起这批人。

文革中我上的那个中学里有两个“右派”，因为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自然都属于被斗争的对象。不管身份如何，事实上他们也应当算是我的学校老师。

其实这两个“右派”严格讲还不是真正的“右派”，是“摘帽右派”。

我们经历了大约一年多的停课后，开始“复课闹革命”，从小学进入中学。在学校无所事事，每天象征性地上课后就是游来逛去，晚上也跟着别人去过“右派”住的屋子。

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他们这时被集中在学校的一间屋里住宿，四个人。还有两个教师似乎是反革命或者坏分子，哪方面的记不清了。

那屋子门是不能锁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或者说是一脚踹开门进来教育或者说教训他们一顿。当然，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孩儿，他们仅仅是表面的唯唯诺诺，回应起来话里含锋，让你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到底是大人，对付小孩儿还是容易的，大致不会按照这些孩子的要求去做。

后来，批斗风过去之后，这些人又回到原来的岗位工作了，记得一个“右派”是学校财务的会计，我还在他那里办过事儿。当时看到他还一愣，那时的小孩儿思想简单，以为“右派”类似现在的罪犯，都要关在监狱一类的地方看管起来。哪知“右派”还能工作啊？再说那“右派”面相斯文，和和气气又一丝不苟。即便不似好人却也不像坏人。

后来我到油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山东矿业学院学习计算机编程，授课老师也是个“摘帽右派”。

那老师绝对是个人才，他原本并不是学计算机的，那个年代学计算机的人很少。听他讲课简直是一种享受，看他在讲台上边踱步边讲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循序渐进，深入浅出”。把个课上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令人大赞！当时的我计算机基础为零，听他讲解后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

当年班里的学员哪里来的都有，学过计算机的不多，除了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外，我的成绩算是比较好的。可惜兄弟我对不住老师教诲，积懒成笨，几十年过去了，计算机知识仍然停留在当年的水平。

下乡后遇到了来自哈军工的“右派”，这是第二批。我曾在“右派老冯”和“右派老王”中有过描述。

这批“右派”给我印象挺深，有的“老谋深算”，比如老冯。他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说话前要寻思半天，一字一顿，字斟句琢。

有的“性情刚烈”，比如老杨。即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环境下，逼急了他也跳出来抗争，一副鱼死网破、视死如归的样子。

有的“一本正经，拒人于千里之外”，比如老张。相对来讲，知青对老张印象差些。这人别看是“右派”，仍然不好接近，不和你套近乎，老死不相往来。后来“右派”改正，老张落实政策离开了北大荒，临走还“拐走”了一个老职工的老婆。这才是真正的老谋深算。问题是老张在老家有个老婆呀？

有的“老奸巨猾”，比如老王。老王最早和知青有来往，套近乎，话里话外搬出哈军工的牌子显摆，逗得我们老是偷偷的跑他马架子里听他吹牛。

说个笑话，他们同命相连，却也明争暗斗。老张和老王都是单身，老王是学生，打成“右派”时还没有毕业，自然没有成家。老张稍大些，妻子在外地，没有离婚也没有跟来。在北大荒这两人有段时间就曾住在一个“马架子”里。

老张比较各色，爱干净，不许老王动他的东西。一天老张先上工走了，老王后走，发现老张的褥子冒烟了。老王出去后看到老张：老张，你的褥子着了。

老张一惊：着了！那你给浇灭了？

老王来一句：没有！你不是不让我动你东西吗？

直到今天，大康还经常拿这事儿述说那几个“右派”。前段时间去看“右派”老王，大康又说起来，老王没笑，一脸严肃，也没有接碴儿，大概还是心存芥蒂。

无论如何，这几人都够倒霉的。老王还有半年就毕业了，他学机场工程的，就是建机场的。用他话说：我都上过飞机了！在空中看地面地形等等。

心有不甘啊！我们知青中不少人见过老王在军工时的照片，彩色的，应当是上色照片，那时还没有彩照呢。大檐帽，蓝色空军学生肩章。老王拿出这照片时的心情应当是五味杂陈……

后来到油田工作，又遇到一个“右派”，研究所的贾所长。

贾所长，1960年还是1961年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老石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油田，60年北油毕业的也算是珍稀动物了，正宗专家。退休后还被其它油田聘去当了好长时间钻井监督。

贾所长有段时间常来找我理发，不是我理发技术好，而是我的处理方式让他比较满意。贾所长秃顶，典型的“地方支援中央”。虽然中央地区寥寥无几，处理后最终却要达到扬长避短、以一当十、高屋建瓴、纲举目张的效果。

贾所长这个“右派”更冤，几十年夹着尾巴做人，好不容易熬到改革开放，“右派”平反摘帽。他也得落实政策啊，结果回学校里一查，当年的“右派”学生档案里根本就没有他。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估计当年就是个有“右倾”倾向的学生，灰溜溜地发配到油田，口口相传、弄假成真。墙倒众人推，那时有谁会去为区区一个“右派”细查档案。

据说当年有一种分类，叫做“右倾”（前几天刚刚看了一本书，陈徒手著《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可以参考何谓“右倾”）。就是说你快了，再不悬崖勒马推你一把就是真“右派”啦。那时我们研究室梅姐的丈夫老鲍就是北油发过来的“右倾”学生，一生谨小慎微，总算是安全着陆，混到了改革开放。

贾所长这事儿成了以后的笑话，贾所长成了“假右派”。

事儿说出来是笑话，可个中的酸甜苦辣有谁知道？贾所长多聪明的人，可三个孩子，长得挺好，两个却有些微智障，老大也不是很聪明。

贾所长信誓旦旦：我和老伴儿绝对不是近亲！

这孩子问题只能是当年精神压力的结果。还好，总算是孩子们都安排了工作。

在网上看到过有人谈论当年评定“右派”的标准和下限，无法理解有的人当年为何会被打成“右派”？

那是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和理解当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说评定“右派”的标准那是往好里说了，现在看来其实没有什么严格标准。说你是你就是！

同学大康所里有一个“右派”，肯定是老好人，因为有指标，组里必须分摊一个“右派”名额。他是组长，开会谁也不说话，最后没办法，他说了：都不愿意当，我去吧。结果一句话苦了十几年，耽误一家人。

感觉“右派”不像土改时评成分，不管真假起码还有个自己劳动所占比例的数字标准可以参考。“右派”那是一句话不到位就栽进去了，永世不得翻身，即便摘帽了那也是“摘帽右派”，还是“右派”。

我们没有赶上打“右派”的年代，但是我们起码见证了真正“右派”的苦难。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理解当年的事情。

如今我们去看刚刚走过的历史，会发现对那些年代的描述、纪实已经有些失真。所以说所谓“历史”是有可能随着时间“被改变”的。

感叹！历史真是很难被准确的描述。刚刚过去的年代，还不能被称为历史的年代，再被人重新捡起时，可能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

我们看到的历史往往是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不知它与真实的历史有多少是完整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