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如何熬过事业低谷走向伟大崛起的？

纵观天侠

来源：文润观书

逆境和挫折谁都会遇到，要想不断进步、事业成功，就有一个不断接受挑战、不断克服逆境的过程，甚至需要在绝望处求生存、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伟人毛泽东走出逆境、走向胜利的智慧，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和鼓励。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早年的发展并不幸运，甚至可以说倒霉得不得了。在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之前，他至少有3次大落大起，当时落得很委屈、很无奈、很受伤，最后起的虽然很艰难，但却很是了得、很是得意。看后让人拍案叫绝、伏案深思，也让人深受启迪、深受教益。

一、毛主席的“三落”

（一）第一落是刚上井冈山时。1928年3月，因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批评为“枪杆子主义”，秋收起义后没有攻下大城市，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被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开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让湘南特委一个叫周鲁的特派员传达中央决定，但他到井冈山时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记了，结果误传为“开除党籍”。

本来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井冈山后，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打了不少胜仗，把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工农政权，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却突然给当头打了一闷棍，连党籍都给开除了。他本来是党中央派来的，是红军的前委书记和党代表，不是党员自然也当不成了。怎么办?周鲁说，你改任师长吧，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这样才担任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这一落的时间是一个月。郁闷了一个月后，见到中央文件，才知道中央给了处分是事实，开除党籍是误传，政治局侯补委员丢了，党代表还是能当的。这时(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部队上井冈山会师，毛泽东收拾整理了一番军容，还特意背上了一支短枪，幽默地说：“背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

据说，这是这位伟大统帅一生唯一一次背枪。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当军长，毛泽东当党代表、红四军军委书记。这一落一起，由师长变成了军党代表。

（二）第二落是下了井冈山后。1929年5月，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朱德、陈毅等发生分歧，核心是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或者说就是军队指挥谁说了算、怎样说了算。

在福建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军思想，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被选掉了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由陈毅当选为书记，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让下级夺了权。之后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去地方指导工作。

他后来回忆说：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同毛主席随行的有贺子珍（老婆）、曾志（后来是陶铸的老婆）、谭震林（后来是副总理）、江华（后来是最高法院院长）等。

50多年后，曾志回忆说：当时朱德军长曾问她，对朱毛争论怎么看，她说党在军队中应当起核心领导作用，结果就被划到毛那边去了，无法再呆在红四军，才跟着毛委员去了闽西。江华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时，把马也扣下了，那时我们这些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这次打击把毛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个低谷，积郁成疾病得很重，甚至被共产国际误发了“讣告”，说中国红军的领袖毛泽东因病去世。这一落的时间是半年。到11月底，因为排挤掉毛泽东的领导，红四军乱哄哄地打了大败仗，兵力损失近1/3。中央让陈毅去汇报情况，毛也写信给中央反映情况，陈毅如实地讲了情况，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陈毅、朱德都承认自己是错的，陈毅亲自去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工作。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甚至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是有渊源和来历的。

毛泽东回来后，组织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这一落一起，立了一个党管军队的大规矩，这是我军最根本的领导制度，也是军队的不变灵魂，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紧急情况下可由首长临机处置，但事后必须及时向党委报告并接收检查，这个制度不断完善并一直坚持至今。

（三）第三落是在开始长征之前。这一落的特点：一是时间最长，从1931年底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历时3年多；二是打击最深，几乎所有职务都被撤掉；三是受苦最大，用毛主席后来回忆的话说：我们被孤立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糞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四是最惊心动魄，过程一波三折，几乎经受了你所想到所有挑战，终于战胜所有对手，扫除了一切阻力，最后万众归心。这一落一起，使毛泽东从中央的边缘领导成为核心领导。

二、毛主席的苦难辉煌

（一）取得反围剿三次巨大胜利

毛主席从井冈山下山后，在赣南闽西一带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连续打破蒋介石三次“围剿”，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胜利。

第一次，敌人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法，我以4万打10万，歼敌13000多人，活捉敌纵队司令张辉瓒。蒋介石仰天长叹：“呜呼石候，魂兮归来!”毛主席填《渔家傲》词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次，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法，我以3万打20万，半个月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多。蒋介石在南昌大骂何应钦无能，而且骂完后痛哭失声。毛主席又填《渔家傲》词一首：“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三次，敌人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战法，由蒋介石亲自挂帅，叫嚣要“3个月消灭红军”，而我以3万打30万，歼敌3万多人，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还动摇了国民党军的军心，使国民党26军17000多人战场起义，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使红军发展到6万多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扩展到28个县，250万人口，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台湾是3.6万平方公里）。按理，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大大表扬鼓励。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那时候中央是什么情况呢？1931年初，王明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但很快就出现了一片混乱。先是一批重要干部，何孟雄、林育南等，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再是罗章龙等不服王明，组织第二党搞分裂活动；很快又出了顾顺章叛变事件，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党的保卫工作，向国民党供出了很多绝密情况，并建议把党中央一网打尽，多亏钱壮飞获得了这个情报，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才避免了一场灾难；紧接着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使中央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当时让王明代理总书记，他觉得太危险，就辞去总书记职务，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让24岁的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王明临走时要求博古，万事都要请示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国际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条道路在俄国获得成功，如果在中国没有带来灭顶之灾，那就不能证明它是行不通的，就要坚持下去。

当时，还有从苏联留学回来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所有不同于这种想法的人都是党内的“异类”。而毛泽东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要《反对本本主义》，这就注定了他时运不济、“华盖”当头。

（二）由胜入衰，一念之间

在反“围剿”取得巨大胜利和成就后，毛泽东迎来了什么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

一免军职。1931年底，第三次反“围剿”刚刚胜利结束不久，王明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个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瑞金。他们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也称赣南会议)，指责毛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有人问他：“你懂什么马列理论?”有人甚至骂他：“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毛泽东不接受批评，随后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让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不再设总政委，自然解除了他总政委领导职务，从而体面地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任弼时的说法，就是“在组织上使他脱离军队的直接领导。”

二免党职。1932年1月，周恩来来到瑞金，开会贯彻中央“进攻路线”，占领大城市，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大多数领导都主张打，这样中央就可以搬进去，宣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打，自然成为极少数。随后，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作报告时，因谈日本侵华必然引起全国抗日高潮，引起阶级关系变化，这样的论断和分析，不符合中央日本要“进攻苏联”的判断，当即被粗暴地打断并受到指责，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被免除。会后毛泽东又生病了，带着贺子珍和13个警卫员，到离瑞金二三十里的华东山，住在山顶上一个古庙里休养。

三免工作。毛泽东在华东山养病时，红军组织打赣州，打了33天不但未打下，还伤亡了3000多人、被敌人援军包围了一个师。没有办法了，周恩来让项英上山请毛泽东。

事情一到毛泽东手里似乎就简单了，他连夜冒雨往前线赶，边走连指挥部署，使被围部队很快脱险。此后，便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指挥，好在部队都听他的，他带领林彪部队改变原定方向，出其不意地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拿下龙岩、漳州，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还缴获了两架飞机，筹集到100多万元经费（送了10万元美钞给临时中央用），取得了巨大胜利。

攻赣州失败和攻漳州胜利，使毛泽东暂时恢复了军事领导，周恩来让他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又明确规定只是参与指挥，计划决定权是朱德，最终决定权是周恩来。但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和正确，只要参与指挥也能起主导作用，又连打了几个胜仗，但在下一步如何行动上又发生分歧，还是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很坚决。

于是，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周恩来主持，任弼时等参加，争论到最后，却是肯定了打赣州，批评了打漳州，毛泽东说什么、干什么都是错，毛不服气，就把他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周恩来提议必要时还到前方助理。但临时中央不同意，博古批评周恩来搞调和投降，决定再一次罢免毛泽东的总政委，由周恩来兼任，连“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工作”也不让了，实际是剥夺一切工作权利，只让他到医院去休养。

四肃影响。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遇到正要出院的福建省代理书记罗明，就与他讲起自己的思想和经验。罗明听后大受启发，回去后传达毛主席指示，以游击战方式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发展。

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博古一行进入中央苏区，路过福建时罗明去接，罗跟他汇报工作，说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游击战，这使博古非常恼怒，打断不听了。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这位26岁的负责人居然伸出小指头说：“小毛（此时已经40岁），有什么好看的!”

他进入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批“罗明路线”，后来又扩展到批邓、毛、谢、古，其中的邓就是邓小平、毛是毛泽覃，这些人因为被认为是“毛派”，都被撤职。再往后，毛泽东的亲属也受牵累遭打击，弟弟毛泽覃被免去师长职务，贺子珍由管文件改成当收发，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也被免去师长职务，她妹妹贺怡（毛泽覃妻）被免去瑞金县组织部副部长职务，以肃清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所以毛泽东说，弄得臭得很，连个鬼都不上门。后来，因共产国际干涉，才让他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把有些实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免去，改由张闻天担任，他只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空架子，主要工作是号召植树、检查春耕、在苏维埃大学里给学生讲如何开展乡苏维埃工作。

五患重病。毛泽东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长征开始时还只能躺在担架上。当时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与贺子珍生的儿子毛毛，长征出发时送给苏区老乡，仅4岁的孩子就站在路边给他们送行，但这一去竟成生离死别，此后再也见不到了。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对曾志讲：“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三）在生死存亡关头抓住转机

排挤掉毛泽东后，由中央总负责博古、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中央最高“三人团”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损兵折将遭到惨败，不得不撤离辛辛苦苦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艰难的战略转移。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一系列举措（争取了两个人物。提出了两个要求。斗争三个回合等），最后在遵义成功崛起。

1.争取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稼祥，一个是张闻天。他们两个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开始都是反对毛泽东的，但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先争取的是王稼祥。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开始转变思想，宁都会议撤毛职务时，站出来为毛主席说话。他在会上说：我与毛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他被敌炸弹炸伤，把肚子炸烂了，到后方住院与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戴者。

再争取的是张闻天。他是中央博古之后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宣部长，他之后才是周恩来、陈云、张国焘、项英等，开始也曾起劲地批判过毛泽东，长征前因为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被排挤到政府当“总理”，与毛泽东住处很近，有了经常接触交流的条件，开始两人在一起谈文学，后来越谈越深入，张闻天流露出对博古的不满，与毛泽东共鸣点越来越多，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2.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在长征开始时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长征出发前，按照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张闻天向毛泽东透露这个信息后，毛提出与张、王一起跟着中央纵队走。

博古觉着毛、王两个躺在担架上的病号，都是半死不活的，就是加上张闻天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批准了这个要求，这种想法显然失算了，这是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取得的一个小胜利，由此形成了担架上的“三人团”。

他们3个天天在一起行军，讨论红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最后形成完全一致意见，得出的坚定结论就是，不能再让博古、李德指挥下去了，由此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政治行动。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争取到这个条件，就没有一步步战胜博古、李德的前提，也可能就是发发牢骚、生生闷气，不排除随红军大部队一起被消灭掉的可能。

二是在湘江战役后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湘江是长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使红军86000多还剩3万多人，损失过半，湘江漂满红军指战员的尸体，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当时蒋介石尾追甚急，许诺稍微安顿后开会。从而为后面的一系列斗争，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3.斗争了三个回合。一是通道会议，改变了行军方向。到湖南通道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李德要按原定计划往北去，与贺龙他们会合。毛泽东提出往西走，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为什么？因为蒋介石已经判明他们的意图，在前面已经布下重兵，不能钻到他的口袋里送死。

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也同意，博古在湘江之战后难受得差点要自杀，正六神无主也没有否定，最后多数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否定了李德的意见，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

二是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到贵州黎平后，博古他们还要北上与贺龙会合，毛泽东主张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并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为战略方针。

李德因自己的意见被否，与周恩来用英语大吵大闹，周恩来与李德拍了桌子，连桌上的马灯都拍灭了。博古知道吵架的事后对周说“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此分化。周恩来自己回忆说：“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三是猴场会议，否定了 “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猴场在贵州瓮安县（有“瓮安不安天下乱”的说法，曾因一女中学生溺死，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引起中央高度关注），李德在这里又提出他的老主张，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否定了他，同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权。有这三个回合的准备，为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崛起，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准备和基础。

四是遵义会议成功崛起。前面三个回合后，内部还是争论很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稼祥对毛主席提出，到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李德和博古轰下来。毛主席说，就我们两个人，开得起来吗？要活动活动。并建议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

王稼祥对张闻天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张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接着，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婉转地提出到遵义开会，周也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建议，王又找到其他负责人一一交换意见，取得大家支持后，便通知博古到遵义开会。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遵义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部队领导7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刘伯承），列席会议3人（李德、邓小平、伍修权），对邓小平是否出席有争议，因为陈云保存下来的笔记本上没有，邓自己、杨和伍后来回忆说有，共20人。

开会时，在会场靠门口处给李德放了一张椅子，让他处在旁听甚至受审的位置。会上围绕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先由博古作主报告，再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们讲完后，张闻天首先发言，作了个反报告，彻底否定了博古的报告。

紧接着，毛泽东发言，他讲其他问题暂不争论，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讲了近两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透彻，稿子和记录都没有留下来，主要思想后来毛主席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陈云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他的发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毛讲完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是躺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他的发言不长，除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外，主要讲了三条：一是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

张闻天在王稼祥后站出来支持，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发言都很激烈，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朱德虽然说话不多，但份量很重：“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

要知道，当时朱德是军委主席，是中央领导下的军队一号人物，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三人团”成员、军委副主席，他们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表态实际上等于大局已定。会议开了3天，决定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但周恩来仍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虽然没有交出总负责的权力，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者，实际上也成了全党的领导核心。所以我们说，遵义会议的意义极为重大、地位极为重要，它是我们党和军队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也是毛泽东走出逆境从低谷中崛起的标志，从这里开始全党全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后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四）成为领导核心后面临的五大挑战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从名份上讲，他只是政治局常委，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巩固领导地位，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战。这包括：来自失败者的幸灾乐祸，来自领导层多数的不支持，来自得力战将的发难，来自实力派的分庭抗礼，来自钦差大臣的掣肘争夺等。

1.来自失败者幸灾乐祸的挑战。毛主席领导红军后，想打个胜仗来改变处境，大家也寄于很高的期望，但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却给打败了。

1935年1月26日，遵义会议后没几天，在土城打了复出后的第一仗，毛泽东亲自指挥，周、朱在一旁协助，本来情报说这里只有6000余人，是贵州的黔军“双枪”军，结果一交手才发现，对方是川军10000多人，而且大批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部队打得非常艰难被动。

在紧要关头，朱德请求亲率陈赓的干部团参加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他上去后打成对峙局面，最后只好撤下来。

原定从这里北上进入四川，这个计划实现不了，只好西渡赤水，开始了四渡赤水之战。首战失利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多次说这一仗是他指挥打败的。遵义会议反毛的有3个，一是博古（总负责）、一是李德（共产国际顾问），一是凯丰（团中央书记），都开始幸灾乐祸起来。

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主义者指挥也不成。”凯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更为严峻的是，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让毛泽东领导的很高呼声也跌落下来，博古也迟迟不交权凯丰也鼓动他不交。

土城战役后没几天，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让博古交权，周恩来也找博古谈，说咱们都指挥不了，还是让老毛指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这件事，周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博古听说交给同学，才把象征权力的几个挑子，里面有印章、文件和记录等，比较痛快地交班了。3天后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而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是出乎意料的安排，说明他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机中。

2.来自领导层多数人不理解的挑战。二渡赤水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师黔北”，在娄山关、遵义用5天时间，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2400多，俘虏3000多，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打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

此胜驱散了土城失败的阴影，5天后张闻天、周恩来提议，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正式恢复了军职。但这顶乌纱帽没过几天（第六天）又被摘了下来。

一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聂荣臻给朱德写信，建议打打鼓新场，张闻天看后开会讨论，朱德首先发言认为林聂的建议可行，大家也都同意，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张闻天主持会议要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急了说：“如果你们坚持打打鼓新场，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张闻天就让大家表决，结果采纳了林彪的建议，同时做出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开完会后，毛泽东回到住处睡不着觉，因为这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索性半夜打着灯笼去周恩来住处，劝周暂缓发作战命令，想一想再做决定。正好周刚收到一份情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在向打鼓新场集合，如果打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就接收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在采纳毛泽东建议的同时，也恢复了他的职务。

因为这个教训，毛泽东建议不能那么多人搞集体指挥，军情瞬息万变，军事指挥不能少数服从多数，权力必须高度集中，还要成立一个几人小组。张闻天也觉得有理，天天打仗，天天要20多个人讨论来讨论去的确不行。就把毛泽东的建议交给大家讨论，出乎意料的是一致通过。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三人团”，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的角色变换了，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核心决策者了，战胜新的挑战带来了新的跃升。

3.来自下级得力战将不服气的挑战。上世纪60年代，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对毛主席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通过这一仗，红军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包围圈，使红军长征从被动走向主动。但当时却有许多人不理解，林彪就是一个突出代表。

四渡赤水又巧渡金沙江后（1935年5月），红军在四川会理城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休整，中央收到林彪的信，意思是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个人指挥，毛、周、朱最好都不要直接指挥部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理由是行军太多，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这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连一直支持毛泽东的王稼祥都曾对张闻天说：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收到信后，毛泽东联想到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杨尚昆写的比较消极的信，毛泽东断定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甚至根据个别人的判断，还怀疑张闻天可能与彭德怀勾结反他，因为当时张闻天在三军团行军，彭也流露出这样的思想。于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的，没有直接批评张闻天（直到延安后才说他，当时严重政治动摇），对林彪则是解释多于批评。

林彪说自己是心里烦躁，没等说完毛就打断他的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批评矛头所向也是很清楚的。周恩来、朱德都支持毛主席，统一了大家的认识，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4.来自实力派分庭抗礼的挑战。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过雪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当时中央红军2万多人，穿得破破烂烂，领导干部用藏民的氆氇做的坎肩，披在身上就像个破口袋，一军团的干部还有个菜盒子，三军团连菜盒子都没有；而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军容都非常整齐，师以上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杨尚昆回忆说，当时李先念请他十几个菜，他们一年多都没有见过的。

领导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也是老资格。1918年毛主席从湖南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整天打扫卫生、整理书架、取书登记时，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建党时，“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是李大钊的代表，是一大的主持人，被推为会议主席，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政式成立，而毛主席当时做会议记录，一个个地记下大家的发言；他还面对面地与列宁谈过话，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在党内没有几个人能与之相比。

张国焘便依仗自己人多枪多与中央争权，先是发生战略方向分歧，他要南下不要北上，继而又提出组织问题。张闻天跟毛主席商量，把自己总书记位置让给他。毛说那不行，一是张国焘要抓军权，这个位置他不一定满意；二是如果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会带来很多麻烦。

考虑来考虑去，让张国焘当了总政委，是周恩来从团结大局出发让出来的。张当上总政委后还不满意，又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增补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政治局一共8人），目的未达到便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电报被叶剑英截获后，毛泽东被迫无奈带部分红军秘密出走，先行北上，走到陕北时还剩不到7000人。而张国焘公开搞分裂，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怎样战胜这个巨大的危机和挑战？

天无绝人之路，刚到陕北就得到一个意外的喜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正在找中央，他几乎与中央红军同时到陕北，他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来与中共联系的代表（联络在长征开始时中断），带来了上级最新精神和密电码本，沟通了与共产国际中断一年多的联系。

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同时让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做工作。共产国际在毛泽东一边，抗日已是主要任务，中央到陕北后与张学良达成默契等，这对张国焘打击很大，加上他南下受挫，8万多部队只剩3万多，连跟他最紧的陈昌浩都不跟他了。

半年后（1936年6月），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临时中央，年底红一、二、四方面军实现大会师。张国焘到延安后当边区政府代主席，没有了分庭抗礼的资本，趁祭奠黄帝陵时逃跑叛党，当时连他的警卫员都没跟他走。

5.来自钦差大臣争夺领导权的挑战。在克服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之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形势发展很好。

就在这时，毛泽东迎来新的更大挑战。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开始了党内新一轮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王明有什么优势？他曾在向忠发后代理党的总书记；后来因形势紧张，他把位置让给博古自己跑到苏联，担任了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系非同一般，季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王明把自己的大女儿王芳妮给他做了养女；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专门接见他，主要是让他纠正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等主张，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领导，又是钦差大臣，还有尚方宝剑，是传达落实最高指示的。

他一回来就召开12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主张，实际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公开批评毛泽东“独立自主”和“游击战”的主张。这使毛泽东又一次处于困境，党内绝大多数都支持王明，只有康生用婉转的口气认同毛泽东的观点，按毛泽东的说法当时自己“是孤立的”。

张闻天在会上提出，自己不愿担任总书记职务，有意把位子让给王明，由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不支持，所以在总书记职务问题上，“双方打了一个平局”。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长，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长，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康生、陈云增补为书记处书记。还决定马上召开党的七大，王明自己要作政治报告，按规矩只有党的一号才能在党代会上做报告的。

好在当时蒋介石急于请王明到武汉去谈谈，以周恩来、王明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去了武汉，中央整个工作还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还是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王明去武汉后就不想回来了，周恩来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自己当副书记（项英主持东南分局，也听他指挥，导致后来皖南事变）。

王明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推行他那一套右倾的东西，基本成了“第二政治局”，甚至要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大约有半年时间，毛泽东处在少数和孤立的地位，一次李维汉去看望毛泽东，毛对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1938年3月，115师师长林彪负伤后被送回延安，谁当师长却在一天内发了两个命令：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下的，让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恒代理；一个是八路军集总的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下的，让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两个命令打架了，因为集总的命令早了几个小时，就以集总的命令为准，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彭德怀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后来，王明建议让任弼时去苏联，汇报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顺水推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此时的任弼时已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他去后与王稼祥一起，把真实情况向共产国际汇报，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郑重地对他们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还拨出30万美元，让王稼祥回国转交给中共中央。

这是1938年下半年，全面抗战开始一年多了，北方局在华北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取得了很大胜利，红军改编时5万余人，出师敌后一年，就发展到18万多，还建立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而王明搞“一切经过蒋介石”，新四军的项英也听他的，在南方却处处碰壁根本发展不了。按照毛主席后来的说法：王明“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用嘴巴上课；蒋介石开始还挽留他，随后则用机关枪给他上课，“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这样的事实，也在客观上使大家认清了谁是谁非。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后，1938年9至11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到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还是让张闻天负总责，自己仍担任政治局常委。

直到4年半后的1943年3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大家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张闻天也负有较大责任，很难再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政治局才做出机构调整和决定，政治局和书记处都由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在书记处范围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最终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时，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年。

三、在人生和事业遇到挫折，处在低谷和逆境时怎么办?

（一）方法论：“四不”

1.不消极对待。在取得那么大成就后，受到了那么不公正的打击，一般情况下就消极了，甚至有的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毛主席怎么做的呢？

周恩来回忆说，在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没过多长时间赣州打不下来了，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助解决了困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连献三计破围，虽然被置之不理，他却没有把自己置之度外，始终关注作战进程。当时有些会议不通知他参加了，但他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

毛主席自己说，在那段时间，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直到1957年，毛泽东还非常感慨地与曾志回忆：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他利用受难的时间读了许多书，总结了全党的经验，写出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都是气势磅礴的。这山沟里出的马列主义，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最近读瞿秋白《多余的话》，完全是另一种感觉。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瞿秋白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瑞金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他是教育部部长兼中华苏维埃大学校长，都是受打击和排挤的人，长征后他留在根据地被俘，1935年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就义。

据记载，当时他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地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后，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对行刑者说：“此地甚好。” 然后从容就义，表现极为洒脱大气。

但在他最后的话中却反复说：自己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才做了共产党领袖的，四中全会受到批判撤职后，政治上疲劳、倦怠，对于政治问题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就依着怎么做，中央认为自己说错了就立刻承认错误，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还说自己已经死灭，没有力气再跑了，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这与毛泽东比起来是很不同的。

2.不放过机遇。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在关键时刻、关键点上，勇敢而机智的抓住机会，改变处境乃至改变历史。如果只是等待，即使天上掉下馅饼，也砸不到自己头上，条件是自己创造的，形势是自己营造的。

我们想想：如果不是在长征开始时，坚决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如果不是在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情况下，坚决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如果不是在大家对博古、李德义愤填膺时，及时组织遵义会议;如果不是在长征路上，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话做工作，让大家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最后争取到多数支持，在遵义会议举手表决20多人同意他重新领导军队；如果不是在得知张国焘图谋不轨时，果断决策带部队连夜北上;如果不是利用代表张浩，巧妙地做张国焘的工作克服分裂；如果不是让任弼时、王稼祥去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真实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等等，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系列机会，努力去工作、去斗争，才有了最后伟大的成功。

3.不简单行事。毛泽东处理问题，总是比别人考虑得更加周到细致，更加留有余地，更加着眼长远。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完全可以一步成为党和军队的总负责，但他却推荐张闻天先干些时间，其中有寓意深远的考虑。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

实践证明，这一考虑不只对斯大林有用，对团结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后来开展与张国焘斗争，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与张国焘斗争中，包括博古、李德、凯丰还有后来的任弼时等，都坚定地站到毛泽东一边，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开北上时，陈昌浩派人去追，他的副参谋长李特拿枪逼近毛泽东，曾最排挤毛泽东的李德抢上去抱住李特，奋不顾身地保护了毛泽东。

在接到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电报后，大家都很气愤，杨尚昆、叶剑英等都主张开除张的党籍，毛泽东说：“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哪！”他从团结四方面军干部的角度，坚持不开除张国焘党籍，暂不给张做结论，不宣传张犯的错误，给他留一个北上的面子，后来做工作就有了余地，能比较好地解决他的问题。

即使在张国焘南下破产后来到陕北时，也是先派他的老部下徐海东去见面，讲毛泽东是一位威望很高的领袖人物，劝他不要再争；再派周恩来前去迎接，向他介绍情况;还指示林彪率所有红军学员迎接，使他能够体体面面地与中央见面。在与王明做斗争时，并没有搞得势不两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实践中觉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时去苏联汇报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了解真实情况后发话，王明最后不得不低头服输。

最后取代张闻天当党的主席，也是在王明回来后不设总负责，把他排成第九位常委，后来在整风中连他自己都认为不合适当领袖时，才水到渠成地取而代之。

4.不动摇信念。毛泽东早年曾说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意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他晚年经常说，路线之争不得不争，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使在遭受打击的岁月，他也是不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有机会就再三提出来。

刚从西柏坡进北京时，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在十年内战的时候，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的意见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

这不是急躁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和忍耐性，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而转折往往是在最后的坚持中。

最近，有位诗人朋友到瑞金，发来一个短信说：“到了瑞金云石山，这是毛泽东失去发言权的地方。山上的石头有云朵的影子和色彩。让人惊异的是山上挺拔茂盛的森林都是长在石头的缝隙里。是什么样的种子在石头上生根发芽并且蓬蓬勃勃的生长？是什么样的生命如毛泽东这样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依然可以看到最光明的未来？云石山是启示，毛泽东是精神！”看来山水草木也有灵啊!

（二）本体论：“二对”

所谓本体，这里是借用哲学名词，讲战胜逆境走出困境对主体、自我的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思想认识要对，二是措施办法要对。你必须是正确的，人家最后才能服气，才能引导事业走向胜利，如果自己错了，就不能坚持错误，就要改弦易辙、服从真理。

1.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认识是对的？毛主席曾多次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比教条主义高明，比其他领袖高明的要诀，就是注重调查研究，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别人没有掌握的情况。

他的著作中，有专门论述怎样搞调查研究的文章，还有大量经过专题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刚上井冈山时，他调查中了解到，从前这里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官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几十年都抓不住他，为什么呢？朱聋子的诀窍是，在井冈山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发展成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他对官兵们说，我们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进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灭敌人。1931年2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间隙，写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长征路上那么艰苦，许多东西都扔掉了，但有几份调查报告手稿，却一直珍藏在身边，最后带到了延安。

2.怎样保证自己的决策办法正确？还是要调查研究。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在广州一次会议上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他讲到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悬殊很大不知道该怎么打，就与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那里看到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敌人计划，最后打胜了。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他还把自己过去写的调查报告，专门印发给大家学习。他说：“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在总结自己的失误时说，我这个人是官做大了，像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多次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三）规律论：“三点”

认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才能使自己看得长远，在逆境中才能安之若素，沉稳应对。要认识那些规律呢?

1.发展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道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道理。

《易经》在“四书五经”中被认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东方文化和生活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受到它的影响。孔子晚年非常喜欢《周易》，记载他“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有些形影不离的意思，后来“孔子读易苇编三绝”，就是把捆书的绳子都磨断了3次，可见下了多大功夫。

孔子还感叹，如果早读到《易经》，就不至于犯那么多错误。对《易经》的理解，有象数派、义理派之分，易数派主要是算卦的，易理派主要是悟道的，孔子是易理派的带头人。

易理说到底就是变易，就是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是那种否极泰来的领悟，由此可以保持战胜逆境和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

2.万事万物相辅相成。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落大起，百炼成钢等，这是杰出人才成长的规律，是成就事业的必经之路。

3.反者道之动。这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格言，也是老子哲学带根本性的思想，对这句话有多种理解和阐释，其中一个意思是讲，相反的东西是前进的动力，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规律的存在，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此证明的。

现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叫任法融，他讲道的主题就是“反者道之动”。我曾在饭桌上听他讲过，有许多生动事例和修炼中的领悟。我们的祖国近代以来多灾多难、任人宰割，几近亡国灭种，这反而激发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通过艰苦卓绝的抗争，几代人的奋斗创造了今日的辉煌。从我们党的领袖成长来看，也可以验证这个道理。

毛泽东发展三落三起，历尽极为曲折的磨难，最后终成顶天立地的伟人。邓小平也是三次大落大起，一是在瑞金革命根据地，把他省委宣传部长职务撤掉，弄去刻钢板印报纸了；二是在“文革”初期，把他的总书记职务撤掉，弄到江西一家工厂去当钳工了；三是在“文革”末期，把他所有职务撤掉，只保留了党籍，还要接受全党“批邓”。但他坚持到最后，终成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受磨难是好事不是坏事，大磨难有可能成就大人才，就看自己能否摆脱一般人的视野和心态，把自己放到更高层面上去对待困难和逆境。

（四）结论：四句话

在他的爱女李讷大学毕业时，毛主席送给她自己喜爱的4句话：

1.天将降大任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亚圣孟子的话，千百年来曾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在穷困潦倒时不懈奋斗。这话的大致意思是，上天要赋予这样的人重大责任的时候，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还要使他做的事情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这些来使它的内心警觉，意志坚定，增加他所不具备的才能。

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据耿飚回忆，这是延安时期经常说的一句话。1988年5月，美国一个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一位叫德穆克的客人，让人将一张名片送给耿飚要求会面。当时，耿飚因有其他活动没有安排，德穆克就托人转给一本厚厚的影集，扉页上用英文写着一行字：“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打开影集第一页，就是他与这位曾是美国军人德穆克的合影。

为什么是这样的称呼呢？要追溯到40多年前，也就是1944年，美军驻延安观察团，也称“迪克西”使团，组成一个7人观察组，由耿飚带领部队护送，穿过敌占区到晋察冀军区。美国人对这一充满冒险精神的行动感到很刺激，也很佩服耿飚和八路军官兵的机智勇敢。当时这个德穆克是美军观察组组长，他问耿飚：“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行动?”耿飚想起延安学习时经常说的那句话，便回答他说：“无所畏惧！”

这群美国军人听后感到非常“OK”，于是便把这次行军称作“无所畏惧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所以在影集扉页写上了那句话。一支部队的官兵、一个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这样认识问题，成为大家共同的信念和格言，还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不能战胜的敌人吗？肯定是天下无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