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洛克菲勒在背后误导中国推行计划生育

纵观天侠

一、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历史

受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欧美国家掀起优生学思潮。美国护士玛格丽特·桑格于1912年首倡计划生育，提出要让社会有更少的‘劣等人’（unfit），有更多的‘优等人’（fit）“。1922年她在北京大学演讲中也提出应该”使配生育的人才能生育，而且应有一种严格的裁制“。

铁路大亨家族的亨利·奥斯本、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叔侄和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三世是美国优生学的旗手。1932年第三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名誉副主席亨利·奥斯本致辞：“优生学是众所周知的普适价值，即优等人生存下来，劣等人被消灭。”他提出鼓励优等人多生，控制劣等人生育。这篇致辞发表在1932年8月26日的《科学》上。希特勒对美国优生学会推崇有加。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将纳粹的优生学赞誉为“有史以来人类最重要的试验”。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给优生学以巨大的打击。在弗雷德里克·奥斯本的游说和资助下，1936年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了人口研究所，弗雷德里克推荐其朋友诺特斯坦任所长，成为人口学的主要创立者。于是优生学摇身一变成为人口学。

诺特斯坦等人在秘密报告中指出，让贫穷国家“少生快富”符合美国利益：降低治理的成本和难度，有利于美国拓展市场，可以避免穷国倒向苏共阵营，避免因为人口增长而崛起为强国。但控制人口的计划必须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

1946年诺特斯坦在联合国秘书处设立了一个职能部门--联合国人口处，并成为首任处长。

1948年诺特斯坦和洛克菲勒基金的人口专家在日本、韩国、中国、菲律宾等地调研了三个月。除了给日本（当时是被美国占领）制订了控制人口的政策（导致日本的生育率在1950年就开始快速下降，现在成为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外，还建议中国、韩国等地控制人口。

由于纳粹毒气室曝光，优生学因此而臭名昭著，于是其支持者转聚在人口学的旗下。1952年优生学家们成立了两个组织：一个是由桑格女士和卡洛斯·布莱克（英国优生学会会长）等人在印度成立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一个是由洛克菲勒三世与弗雷德里克·奥斯本（美国优生学会会长）创立的人口理事会。这两个组织在全球范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运动。

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演讲：“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1967年联合国秘书长设立人口活动信托基金，1969年定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同年联合国人口处也升级为人口司，致力于控制人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荐下，菲律宾人拉斐尔.萨拉斯被任命为UNFPA的首任执行主任。1979年UNFPA成为联大附属机构。

二、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与中国的计划生育

1973年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加重了西方国家对全球资源和人口的担忧。1974年，在联合国第三届世界人口大会上，以美国、英国、德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而以阿根廷、阿尔及利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指责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新殖民主义”。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人口控制”的极端反感，1974年之后，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和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等组织不再使用该词。

1978年UNFPA开始在中国设立驻华机构。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UNFPA在当年就与中国草签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以帮助中国建立计划生育体系、人口学体系、人口数据体系。要知道中国1950年-1980年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当时的5,000万美元对中国来说是天文数字，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等人口所成为当时中国高校最奢华的机构。中国的主流人口学家大多是UNFPA培养的。

1984年UNFPA第一期“援”华项目结束后，又通过了第二周期5000万美元的“援”华方案。美国政府1986年拒绝向UNFPA提供已答应的部分捐款。UNFPA的执行主任萨拉斯在国际社会上竭力掩盖中国计划生育的真相。据1987年3月10日《人民日报》介绍，从1972年到1986年，萨拉斯曾8次访华，“我国领导人多次亲切地同他会面，进行友好谈话。每次，他都非常关切中国人口政策和方案的制订与实施”，“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萨拉斯积极奔走于日本、荷兰、丹麦、芬兰等国，又筹集到2,000万美元捐款，基本弥补了美国拒付的款项。

1994年，联合国第五届世界人口大会在开罗举行，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简称《纲领》）：摈弃“人口控制”的概念，尊重自愿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暴力，反对奖惩，反对以指标或配额方式推行计划生育。彭珮云代表中国签署并承诺遵守该纲领。

中国的计划生育显然有悖《纲领》：仍然进行“人口控制”，没有尊重自愿原则，存在强迫、暴力和奖惩（少生奖、多生罚），设定人口控制“指标”（每次五年规划都提出“全国人口xx年要控制在xx亿以内”），对家庭生育实行最严格的“配额”。

1995年国家计生外事司编的《人口与发展国际文献汇编》选录了《纲领》，但是只发行了2,500册。梁中堂教授长期担任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专家，但是他对开罗会议那些观点毫不知情。公众（应该也包括国家领导人）就更加不可能知道了。

联合国有6种官方语言：英语、中文、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但是在UNFPA的网站上关于《纲领》的专门网页（https://www.unfpa.org/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conferenc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programme-action），独独没有中文版。

2002年美国共和党政府以中国没有遵守《纲领》为由，拒绝给UNFPA提供捐款。2002年7月22日UNFPA发表申明为中国辩护：“UNFPA与中国政府在32个县进行合作，推动人口政策从‘强制’转向‘自愿’、‘尊重人权’。……取消生育‘配额’和人口控制‘指标’是这32个县获取UNFPA援助的先决条件。……UNFPA强烈反对人口控制。……除了坚持取消生育‘配额’和人口控制‘指标’外，UNFPA还继续推动中国取消生育奖惩机制”。

国际社会指责中国违背《纲领》，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是最严格的“配额”，并且是强制的。为了平息国际社会的指责，2003年《人口研究》发表了顾宝昌（UNFPA的长期顾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国际合作部部长）等人的《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论证”中国并非最严格的“配额”，而是多样性的政策，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都是有所区别的。2004年7月15日，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的计划生育不是强迫性的，人们是自愿的；中国并非简单的“一孩”政策，而是一个多元化的生育政策。7月16日UNFPA也发申明指出，美国对中国和UNFPA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虚假的”、“不可信的”。

UNFPA说其与中国合作的前提是取消生育“配额和指标”，取消生育奖惩机制；但是中国（包括那32个县）长期是最严格的“配额”(独生子女)，2014年、2016年实行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仍然是“配额”制。UNFPA表扬中国在取消奖惩机制；但是中国在2001年还出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地（包括那32个县）“依法”征收超生罚款。

三、联合国修改中国人口数据、夸张性预测人口

中国在1990年之后生育率就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小普查只有1.43，2000年、2010年普查显示只有1.22、1.19，2015年小普查只有1.05。说明中国至少在1990年后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联合国一次次篡改中国的生育率，并夸张性预测未来人口，误导中国人口政策。

所有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漏报。由于有不孕、单身、丁克等的存在，正常情况下，一孩次生育率是低于1.0的。当总和生育率低于2.7时，一孩次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直线强正相关。台湾1979-2017年、香港1975-2016年、新加坡1973-2018年、美国1968-2015年、日本2011年各县的总和生育率和一孩次生育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0.98、0.96、0.95、0.87。

中国2000年、2010年普查、2015年小普查的一孩次生育率分别为0.867、0.728、0.556，直线下降。当然，一孩次生育率如此之低，还因为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生育观和社会经济模式。根据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可以用台、港、新、美、日的一孩次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的拟合公式，即便2000年、2010年、2015年就停止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分别只能有2.17、1.70、1.11。

而根据中国的各项健康（如出生时预期寿命）、教育（识字率、各类入学率、受教育年数）、社会（如婚育年龄、结婚率、离婚率、妇女劳动参与率、性别不平等指数等）水平，比较儒家文化圈地区的情况，那么中国在从未实行计划生育（“无计生”）情况下，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000年2.28，2005年2.06，2010年1.90，2015年1.48，2018年1.30。

2018年台湾发展委员会预测了2018-2065年的生育率：低、中方案是从2018年的1.08过渡到2040年的0.9、1.2，高方案是升至2030年的1.4、2040年的1.5，然后保持稳定。2019年韩国统计局预测了2017-2067年的生育率：低、中、高方案下，从2020年的0.81、0.90、1.06，上升到2045年的1.10、1.27、1.45，然后保持稳定。

本文乐观地假设在“无计生”的情况下，今后的总和生育率从2018年的1.3下降到2030年的1.20，再上升到2050年的1.45，然后保持稳定。

如果中国分别在2000年、2004年、2006年、2012年停止计划生育，今后采纳“无计生”的生育率，那么峰值/2050年人口分别将达13.9亿/12.7亿、13.5亿/12.2亿、13.4亿/11.9亿、13.0亿/11.3亿峰值。

但是联合国2000年、2004年、2006年、2012年、2015年、2017年、2019年版《世界人口展望》（简称《展望》）分别预测中国的峰值/2050年人口分别将达14.9亿/14.6亿、14.5亿/13.9亿、14.6亿/14.0亿、14.5亿/13.8亿、14.2亿/13.5亿、14.4亿/13.6亿、14.6亿/14.0亿。也就是说联合国预测的继续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人口增长，比当年就停止计划生育的人口增长还夸张。

以2019年版《展望》为例。普查和抽样调查显示1995-2015年的总和/一孩次生育率平均只有1.34/0.90（一孩次已经虚高了），但是2019年版《展望》却将总和生育率修改为1.62；依各年的一孩占比，那么一孩次生育率应为1.09，意味着不但不存在不孕、单身、丁克，而且大量妇女生了双胞胎（且要算“一孩”），这是违背生物医学和社会学规律的。

2019年版《展望》认为2005-2010年、2010-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2、1.64。中国除壮族外的54个少数民族有宽松的人口政策，没有隐报的必要，2010年普查只有8个民族的总和生育率超过1.8，11个介入1.6-1.8，14个介入1.3-1.6，21个低于1.3，全国怎么可能有1.62、1.64？

2001-2018年中国台湾、韩国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14、1.18。近年中国大陆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初婚年龄、性别不平等指数只滞后台、韩十多年，而离婚率、妇女劳动参与率、避孕率则更高。2015年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56，意味着即便停止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也只能有1.11。但是2019年版《展望》却认为2010-2015年、2015-2020年、2020-2025年、2045-205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64、1.69、1.70、1.75。如此预测，不知是“初衷”（控制人口以阻止中国崛起）不改，还真是水平太低？

除了调整中国的人口增量（生育率和出生人数）外，联合国还调高中国的人口存量（过去的人口数）。由于城市化水平低、流动人口少、户籍管理严，中国1990年普查质量非常高，总人口只有113,368万人，这是没有异议的。联合国2006年、2008年、2010年版《展望》也分别认为中国1990年的人口为114,907万、114,209万、114,520万，与普查相差不大。但是2017年版、2019年版《展望》却将1990年人口调高为117,244万、117,688万，比1990年普查多出3,877万、4,320万。

可见，联合国的预测是错的离谱。但是中国国家计生委却将联合国的数据奉为圭臬，比如2006年3月21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我们确定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2019年1月3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所发布了《人口与劳动绿皮书》，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14.42亿峰值，到2050年还有13.64亿，被媒体宣传为“中国官方最新预测”；其实他们压根就没有预测，而是复制联合国2017年版《展望》。

中国的普查也是跟着联合国的指挥棒跳舞。比如1998年版《展望》预测中国2000年的人口为12.776亿。而2000年普查汇总人数远低于预期，经过复查、补漏，才变成12.4亿；又“评估”出1.81%的漏报率，公布为12.658亿，尽量与联合国的数据一致。

1998年版《展望》预测中国2010年的人口为13.541亿。2010年普查尽管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这种设计，无疑会提高重报率。但是汇总人数仍低于预期，又进行复查、补查，并修正数据，公布全国人口为13.397亿，尽量与联合国的接近。比如福建省汇总数只有3,329万人，但最后公报数却为3,689万人，比汇总数多了10.8%。

现在联合国2019年版《展望》又“预测”中国2020年人口为14.393亿。可能又将误导中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

结论和建议：如果不是UNFPA的诱导和资助，中国不会贸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如果不是UNFPA及其培养的人口学家虚夸生育率、恐吓性预测人口，中国早就停止计划生育了。建议中国终止与UNFPA的合作，UNFPA驻华代表处撤出中国。

本文作者：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

湖南洪江市（黔阳县）人。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母胎医学奖学金项目”（MFM Fellowship，由“美国妇产科董事会”推进）的副研究员（Associate Scientist）。2013年晋升为研究员（Senior Scient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