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最“难搞”的上海，毛主席早有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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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运动距今已过去了70年时光，虽然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教育内容当中只有短短几行字，但在当年，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事关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反”针对的是那些被腐蚀的干部，时间在先；“五反”针对的是不法工商户，时间在后。

“三反”、“五反”又有着密切关联性，简单说，就是受贿者和行贿者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是一体两面。当时这种违法犯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且看当年的血淋淋的事实！

上海的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贿赂勾结国家派出的军需用品采购员，把大量的过期药、假药、卖不出的器材都卖了国家，伤害了志愿军战士身体健康。

他的这种做法，就连他药房里的店员都感到气愤填膺，指责他说：“志愿军在前线流血，我们在后方连按期发售药品的责任都不能好好尽到吗?”

王康年却说：“朝鲜路途遥远，这事我拿得稳。”

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李寅廷，承包了大批中南区人民用来支援志愿军的救急包和三角巾。

他却把领来的一万斤好棉花换成坏棉花。这些黑心棉许多是从废品站捡来的，弹花的时候臭气冲天。没有漂白脱脂，没有消毒，就做成了给志愿军在战场上扎伤口的救急包。

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以及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奸商徐苗新，在生产志愿军用的罐头牛肉时，用水牛肉和马肉冒充好的黄牛肉。

不仅如此，两个奸商每天还到各处肉摊收买一千斤臭肉和坏肉掺进去，前后共达十二万斤之多。这些不合格的牛肉被运进战场，有的志愿军吃了以后都生病了。

各行各业都存在这种奸商，发霉的大米、掺沙子的腌菜、有毒的罐头，一批又一批送往战场，有的官僚也和他们配合，贪污腐败。

上海四川北路标准军装店奸商胡恒庆，承包了志愿军三万五千双军鞋，制作时偷工减料，志愿军没穿多长时间就坏，严重影响行军作战。

武汉奸商周泽信和刘文清承包了志愿军使用的七万把铁锹，其中有24300把偷工减料使用汽油桶铁板制作的。在挖战壕的时候，这种劣质铁锹一碰就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土工作业。

南京全球汽车材料行奸商朱立成，承接了志愿军汽车零配件，他从旧货摊上收买各种老旧零件冒充新零件。致使大量志愿军卡车在朝鲜的冬天里无法启动，延误物资运输。

……

当志愿军报告的这些触目惊心的材料送到毛主席案头时，毛主席勃然大怒，他为广大志愿军指战员鸣不平！他为那些被资本家们以蝇头小利拉下水的干部们痛心疾首！

为了整治这种不正之风，让前线的志愿军能安心作战，毛主席带领人民群众掀起了浩浩荡荡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1月底，国家开展了“三反”运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青山和张子善案。

“五反”是在1952年1月26日 (农历腊月三十)开始的，毛主席在1月5日看了北京的《三反运动报告》后，于26日亲自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

这既是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需要，也是推进国家经济计划，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从更高层面来说，这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斗争。

在运动的指导上，毛主席一再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要掌握的政策界限就是违法不违法。

“五反”中许多材料和线索，是从“三反”中发现的，比如，五反为什么会有“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一条？就是有的干部把国家经济机密泄露给了不法商人。然后，他们提前“布局”捞取暴利，1950年8月北京、天津粮价暴涨，1951年华北地区碱价大波动，都是这样造成的。更严重的是，有的人得到这些经济机密后，还交给了台湾当局和西方间谍。

也就是说，“五反”的每一项都是一条战线。

“五反”重中之重就是大上海，上海不仅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它还是的中国经济中心，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

然而，上海也是“五反”运动最难搞的城市。

陈毅市长邀请了72位上海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几乎包括了上海所有头面人物，但人家回去照样不配合。然后一些愤怒的工人、店员各自为战，搞出了一些过激行为。

2月29日，毛主席复电华东局和上海，同意将“五反”运动推迟到3月20日之后进行，先做好准备工作，上海事关全局，要争取群众拥护。

毛主席说，“这样既有利于三反工作，也有利于以后的五反工作，也有利于全国经济形势。”

“五反”时期上海街头的宣传画和标语

在调整部署后，上海收到群众揭发不法商户的材料有24万件。但有一些干部思想消极，对五反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资本家更是趾高气昂，认为五反在上海已经被迫中断，还有国民党特务乘机在社会兴风作浪，谣言四起。

3月25日，“五反”运动在上海正式展开，陈毅举行了全市动员大会。

但上海的资本家故意停工、停产、停业，还对全市163000有工商户进行煽动，跟着闹事，以此要挟国家，导致经济运行严重堵塞，基础设施建设延期，生产率下降，税收大减，市场冷清，失业率大增……并影响到了浙江、江苏等省份。

毛主席定下了斗争原则：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在商业当中再分为，普通从宽，投机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做到斗而不乱。

不能虎头蛇尾，草率结束。不能误解从宽政策，失去斗争严肃性，否则会引起群众不满，资本家再行嚣张。在广大上海人民的支持下，打退资产阶级进攻。

上海的“五反”运动，毛主席自始至终都是直接过问，他一边要指挥朝鲜战场，一边要指导上海这场经济领域的硬仗。

这样，上海的“五反”运动逐渐化被动为主动，局面得到了扭转。

王康年被处以死刑

工商户并不都是违法企业，如何将它们区分开来？

上海16万家左右工商户分为五类：完全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

重点要打击就是后面两类，划分之后中，它们的占比约为5%，这就是“既要斗争，又要团结”的策略。

当时，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中的头面人物是荣毅仁，陈毅对荣家该如何归类拿不准，上海倾向于将荣家划为“基本守法户”，就已经算是从宽。

此事报给了周总理，请他定夺，周总理又找毛主席商量，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五反时期上海黄浦区的资本家排队向“五反”工作室递交“坦白书的场面”

将荣毅仁立为标杆，是毛主席高超斗争艺术的体现。原本相当紧张的荣毅仁立刻在根本上转变了思想态度，他也非常有智慧，为上海工商界积极响应“五反”作出了表率。

荣毅仁的转变，使得其它想闹事的工商界大佬们失去了主心骨，纷纷表示要遵纪守法。

上海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4月末，毛主席就开始着手部署结束上海的“五反”工作，可以在新的基础上跟工商界讲团结了。

5月，上海五反运动进入扫尾阶段，10月25日，全国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朝鲜前方战场与国内后方战场，两大决战在同时进行，人民群众的力量都是其中的中流砥柱。

三反五反运动全国范围内狂风骤雨般展开，通过群众检举揭发，人民政府依法惩处了一批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惩处缺斤少两的无良商人。

值得一提的是，镇反运动还带来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三反开始前，抚顺矿务局不肯接受十万吨煤的增产任务。三反运动后，经过全矿职工的详细计算，可增产二十万吨。

同时，在朝鲜战场，志愿军入朝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 , 以连续三次大战役，迅速把侵略军从鸭绿江打回到清川江，从清川江打回到三八线。志愿军把美军打得满地找牙的辉煌战绩，直接改变了整个国内的形势。曾经让人人惊惶的恐美症，突然间就被治好了，比什么药都管用。

《文汇报》及时记录了市民的心理变化：美军最近在北朝鲜的总溃败 , 使许多患恐美病的人 , 也开始认识到美帝没有什么可怕 , 曾经一度被人提出的”美帝不是纸老虎 , 也许是铁老虎“的论调 , 已经无形中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