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最高院、最高检联合公布一个重要司法解释，2022年4月9日起施行（全文）：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1年12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6次会议、2022年2月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九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4月6日
法释〔2022〕12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1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6次会议、2022年2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九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
（一）未经批准擅自进出口列入经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公布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二）未经批准擅自出口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第二条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较轻”，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的；
（二）为逃避监管，使用特种交通工具实施的；
（三）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不具有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且未造成动物死亡或者动物、动物制品无法追回，行为人全部退赃退赔，确有悔罪表现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可以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三条 在内陆水域，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一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或者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水产品五十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一千元以上的；
（三）在禁渔区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捞的；
（四）在禁渔期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捞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暴力抗拒、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尚未构成妨害公务罪、袭警罪的；
（二）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对水生生物资源或者水域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的；
（四）纠集多条船只非法捕捞的；
（五）以非法捕捞为业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根据渔获物的数量、价值和捕捞方法、工具等，认为对水生生物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的，综合考虑行为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情节，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四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
（一）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
（二）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按照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管理的野生动物。
第五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收购”包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运输”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出售”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收购”“运输”“出售”，是指以食用为目的，实施前款规定的相应行为。
第六条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的；
（二）为逃避监管，使用特种交通工具实施的;
（三）严重影响野生动物科研工作的；
（四）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不具有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且未造成动物死亡或者动物、动物制品无法追回，行为人全部退赃退赔，确有悔罪表现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七条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以非法狩猎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价值一万元以上的；
（二）在禁猎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的；
（三）在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暴力抗拒、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尚未构成妨害公务罪、袭警罪的；
（二）对野生动物资源或者栖息地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的；
（三）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根据猎获物的数量、价值和狩猎方法、工具等，认为对野生动物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的，综合考虑猎捕的动机、目的、行为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情节，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八条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以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价值一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第一项规定以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价值五万元以上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同时构成非法狩猎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以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
第九条 明知是非法捕捞犯罪所得的水产品、非法狩猎犯罪所得的猎获物而收购、贩卖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第十条 负有野生动物保护和进出口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负有查禁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对于“以食用为目的”，应当综合涉案动物及其制品的特征，被查获的地点，加工、包装情况，以及可以证明来源、用途的标识、证明等证据作出认定。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食用为目的”：
（一）将相关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在餐饮单位、饮食摊点、超市等场所作为食品销售或者运往上述场所的；
（二）通过包装、说明书、广告等介绍相关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食用价值或者方法的；
（三）其他足以认定以食用为目的的情形。
第十二条 二次以上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二年内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未经处理的，数量、数额累计计算。
第十三条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以及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认知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根据本解释的规定定罪量刑明显过重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所涉案件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一）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
（二）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
第十四条 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对于涉案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应当根据下列方法确定：
（一）对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根据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评估标准和方法核算；
（二）对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偏低的，根据市场价格核算，必要时，也可以参照相关评估标准和方法核算。
第十六条 根据本解释第十五条规定难以确定涉案动物及其制品价值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下列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一）价格认证机构出具的报告；
（二）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或者海关总署等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报告；
（三）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或者直属海关等出具的报告。
第十七条 对于涉案动物的种属类别、是否系人工繁育，非法捕捞、狩猎的工具、方法，以及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等专门性问题，可以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侦查机关依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出具认定意见；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本解释第十六条所列机构出具的报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结合其他证据材料综合审查，依法作出认定。
第十八条 餐饮公司、渔业公司等单位实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十九条 在海洋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采捕珊瑚、砗磲或者其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珊瑚、砗磲或者其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定罪量刑标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6〕17号)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 本解释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本解释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号）同时废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就《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
今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2号，以下简称《解释》），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为便于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接受了采访。
问：请介绍一下《解释》的制定背景和主要经过。
答：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者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制定《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号，以下简称《2000年动物犯罪解释》）、《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10号，以下简称《2014年走私犯罪解释》）、《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6〕17号)等多部司法解释，对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罪名修改前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规定。上述司法解释的发布施行，对于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依法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通过和刑法修改后，亟需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司法解释作出修改完善，确保法律的正确、全面、统一贯彻执行。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涉野生动物资源案件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上述司法解释出现一些不能适应当前实际情况的问题。
针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根据法律修改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公安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完善，起草了《解释》。《解释》于2021年12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6次会议、2022年2月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
问：请介绍一下《解释》制定的主要考虑。
答：《解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司法环节发力，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具体而言，在起草过程中，着重注意把握了以下几点：
第一，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考虑到不同野生动物存在较大差异，《解释》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不再唯数量论，而以价值（主要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的珍贵、濒危程度、生态价值和市场价值等评估确定）作为基本定罪量刑标准。作此调整后，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更加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重要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不减，能够保障相关案件办理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第二，对破坏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作特殊考量，确保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一方面，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也属于野生动物资源，应当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和野外种群按照同一标准进行管理，一律适用完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野生动物保护，也不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据此，《解释》对破坏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的定罪量刑规则作出专门规定。
第三，坚持综合裁量原则，确保宽严相济。《解释》虽然以价值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标准，但要求对具体案件的处理要兼顾其他情节。例如，对于具有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为逃避监管，使用特种交通工具实施犯罪等情节的，从重处罚。此外，对相关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以及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认知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问：保护野生动物，是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请问《解释》在从严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方面有何考虑？
答：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仍然处于高发多发态势。基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态势，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和《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精神，《解释》将坚持从严惩治原则、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作为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严设置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解释》对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设置，整体坚持从严惩治的原则，就低设置入罪和升档量刑标准。
二是突出对特定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从严惩治。《解释》在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设定定罪量刑标准的基础上，又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设定了从重处罚情节。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为例，《解释》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1）属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的；（2）为逃避监管，使用特种交通工具实施的;（3）严重影响野生动物科研工作的；（4）二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是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实现全链条惩治。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形成“捕捞/猎捕-收购-贩卖”的利益链条，不仅要惩治前端的非法捕捞、猎捕环节，也要惩治后续的销赃环节。基于此，《解释》明确，收购、贩卖非法捕捞的水产品或者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的，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解释》还明确了《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四是推动完善行刑双向衔接机制。《解释》明确规定，对于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共同推动建立健全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执法司法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对接、双向衔接，防止案件处理“一宽了之”。
问：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涉野生动物资源案件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有关司法解释的定罪量刑标准不能完全适应案件的复杂情况，相关案件处理引发了关注甚至质疑。请问，《解释》对此有何考虑，如何保证相关案件的处理效果？
答：由于《2000年动物犯罪解释》《2014年走私犯罪解释》均按照涉案动物的数量对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规定，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导致相关案件的处理难以适应复杂情况。基于此，《解释》在条文设计方面作了专门考虑，力图实现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办理的“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第一，将定罪量刑的数量标准调整为价值标准，更好实现罪刑均衡。以往司法解释按照涉案动物的数量对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规定。《解释》考虑到不同野生动物存在较大差异，改以价值作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基本定罪量刑标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价值”不仅仅包括市场价值，而主要是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的珍贵、濒危程度、生态价值和市场价值等综合评估确定的价值。作此调整后，对于价值较小的野生动物不再是“一只入罪”，而是以价值为基准综合考量，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第二，坚持综合裁量原则，确保宽严相济。考虑到单纯依价值标准定罪量刑，仍可能存在偏执一端、不能适应具体案件复杂情况的问题，《解释》一方面对决定定罪量刑的基本情节即价值标准作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又不唯价值论，而是规定要兼顾其他情节。同时，实践中，涉野生动物案件的情况十分复杂。基于此，《解释》作了专门规定，以便司法实践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灵活、妥当裁量，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司法实践中要善于运用综合裁量规则，敢于行使起诉和审判裁量权，妥当处理相关案件。例如，以往司法实践中常用“两禁”作为入罪标准，即“在禁渔区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捞的”“在禁渔期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捞的”，即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是，上述情形下捕获的水产品数量差异较大，有的有几百公斤甚至上千公斤，有的则只有几斤、价值只有几十元，而且是初犯，一律入罪，恐失之过严。基于此，《解释》专门规定符合“两禁”标准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根据渔获物的数量、价值和捕捞方法、工具等情节，认为对水生生物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的，综合考虑行为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情节，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一规定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裁量权，可以综合考虑网具的最小网目尺寸、渔具的功率强度、渔获物中幼鱼比例等情节综合评判行为对渔业资源的具体危害，实现对案件的妥当处理。对于捕捞水产品数量较少、价值较小，但对水产资源破坏较大的，也应当定罪处罚；对于捕捞水产品数量较少、价值较小，且对水产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的，不予刑事追究。又如，随着野生动物数量增加，野生动物致害情况不时发生，甚至出现伤人事件。有的农民为了保护农作物不被侵害而采取预防性措施猎捕野猪，对于此类案件，就应当实事求是、综合裁量。
问：请问《解释》对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有何考虑，如何保证相关案件的裁判效果？
答：近年来，有的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处理引发了社会关注。妥当明确此类案件的法律政策界限，确保相关案件处理既于法有据又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是《解释》制定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一方面，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也属于野生动物范畴，也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科学论证，纳入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对本法第十条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进行调整时，根据有关野外种群保护情况，可以对前款规定的有关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野生动物的人工种群，不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实行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但应当依照本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和专用标识”。由此，可以明显得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动物在内的结论。例如大熊猫，不少是人工繁育。将人工繁育的大熊猫一概排除在刑法保护之外，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常识常理。
另一方面，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确实具有特殊性、复杂性，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鉴此，《解释》专门针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处理规则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所涉案件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一是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研水平提高，不少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得到突破，一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完全不依赖野外资源的人工繁育种群。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目前共有三批30种动物被列入相应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二是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从实践来看，有些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时间长、技术成熟，对相关案件的刑事追究更加应当慎之又慎。例如，据媒体报道，费氏牡丹鹦鹉原生地为非洲热带丛林，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费氏牡丹鹦鹉被引入我国，已有30多年人工繁育的历史，技术十分成熟。由于历史原因，多数存在证件不全的情况。对于此类案件，追究刑事责任应当特别慎重，要重在通过完善相关行政管理加以解决。
问：“徒法不足以自行。”《解释》发布后，“两高”对贯彻实施工作有何考虑？
答：《解释》是“两高”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解释》的公布施行，对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下一步，“两高”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严格贯彻执行刑法和《解释》的规定，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不断加大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刑事司法保护力度。
一是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两高”将采取有力措施，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刑法和《解释》规定，依法办理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非法捕捞水产品、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等相关案件，突出打击重点，彰显严惩立场，回应社会关切。
二是强化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源头治理、综合治理。进一步健全完善野生动物资源领域行刑衔接机制建设，助力推动相关行政部门强化野生动物资源行政执法和管理，从源头上有效预防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发生。
三是加强普法宣传工作。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结合相关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办理，注重宣传生态环境领域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导广大群众增强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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