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月谈|第二期回顾：云平台的法律责任

对于“云”，人们已不陌生。云平台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利用云平台可以实现数据储存，数据处理，网络基础设施搭建等多种功能，但与此同时，利用云平台实施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也正日益凸显。与会学者和产业界的代表们围绕云平台的功能和属性的分类、责任主体的区别、侵权行为的种类及与其对应的措施等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申卫星教授在开场致辞中提到，要回应总书记去年视察政法大学的讲话，即法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之后，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回应能力不足问题，本期的云平台责任问题就是很好的一个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回应。

王玥副教授先向在场师生介绍了云服务的三种经典分类，并提到对于云平台的责任，需要从侵权责任、信息网络传播权责任、知识产权责任和行政责任这几个角度进行具体区分。参考世界各国的立法规范，可知国外的通行做法和趋势是减轻平台的责任负担；结合国内的具体实情，则有两个角度的调和思路：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下看云平台的责任是否需要作拆借，从公法的角度看则要遵循比例原则和必要性原则。

吴伟光副教授表示，如果法学学者面对技术总是被动的追赶，说明法律的架设存在一定问题，而问题的症结在于对网络平台的概念归纳不够。对此，他提出一个名为“代码空间”的上位概念，涵盖通过代码联系在一起的人、物、组织系统，并提出了内部的知识权管理义务及对外的社会外部性义务，以此给云平台提供更加可预测、前置性的规范体系而非仅仅事后追责体系。

刘克从实务的角度出发，谈到“通知--删除”模式，通知转通知，以及信息金字塔的结构，同时提出了几个可待讨论的视角：给“云”加上“平台”的后缀的目的和研究方向为何；单纯的数据只有在组合成信息后才有价值，那么在“代码空间”的覆盖下云服务商对单纯的数据池具体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不同的场景下是否应划分不同的责任范围。

杨静从主体的法律责任定性，主题能力和主体权限的匹配、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的后果、由云平台直接对平台上的客户采取措施的迫切性程度这四个方面讨论云平台是否应该直接对客户进行监管。杨静表示，腾讯方的主张是更宽泛的“通知加协助”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让平台更有动力规范自身管理。

段哓蓉从云服务商的定位谈起，认为云服务商不应该被转嫁部分相当于行政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成本，这种监管的执行成本过高，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全行业发展，且有可能引发大数据过度集中的社会危机，侵犯用户隐私权和知识产权。另外，这种成本最终会转向客户和消费者，产生义务和成本分配的问题。

詹巍的视角落在宏观的社会公平和资源分配角度上。他提出，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要区分谁是受益者，各个交易主体如何分配权利义务对整个社会才最有效率，以及在分配风险义务时，应具体看谁承担责任时成本最小，这样才能使得社会的总成本最小而总收益最大。规则设定要从宏观角度出发，看怎么设定更有利于行业发展和社会资源配置。

劳东燕教授表示，法学人面对新兴社会问题时习惯先以财产权或人身权进行界定，面对“信息”时自然而然地用物权的传统路径来讨论，这种思路可能存在问题。对于云服务商的监管，需要反思政府的介入是否会失灵，如果是技术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应该先介入监管。此外，对于云服务提供商的风险分配机制建设，既要考虑公平也要考虑效率。

程洁副教授认为，在讨论平台责任的时候，不能简单说平台只是出租空间的保管者，因为信息不是有体物，平台具有信息扩散性和平台服务的属性，因此需要讨论出现外溢或者外部性的时候应如何分配责任。另外在实践中，有关平台责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格式合同问题，但实际上还存在不从合同出发的侵权责任问题。

最后，申卫星教授在总结中表示，中国数字经济的崛起触动了全世界的蛋糕分配，在国际数字贸易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法学人要有尽早建设数字经济法治框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学者和业界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天气和数字贸易的寒冬都一定会过去。

活动组织、摄影 | iLAW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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