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昆明㊹ | 聂耳作曲的第一步，是从昆明开始的
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址在今天的昆明光华街抗战胜利纪念堂。
这里原为清代云贵总督府驻地，辛亥革命后将原驻五华山的云南省师范学堂迁到此处，更名为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于1933年再更名为昆华师范，并于1935年迁到潘家湾胜因寺，即后来的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址。
此后经过多次合并改名，作为昆明师范学校汇入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再汇入今天的昆明学院。
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则在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云南省立云端中学，1945年迁出，原址建为抗战胜利堂。
1927年秋，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第二班外国语组学习英语。当时的高级部，相当于新学制的高级师范，这是聂耳在昆明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校。
1928年11月，聂耳离校到湖南从军，1929年5月返校复读，于1930年7月毕业，当月10日离昆出走上海。
“我要进高师的理由”
1927年夏天，聂耳从求实中学初中毕业，因为家里无力再供他上学，母亲带他回到玉溪老家，希望能为他谋到一个职业。
聂耳一边继续复习功课，一边列举工作与升学的利弊，竭力说服母亲同意他去报考云南唯一的公费学校一一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他成功地获得了母亲的支持，进行了紧张的复习备考，历经三榜考试，在激烈的竞争中，聂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学习英语。
图 | 1928年聂耳和同学合影，前排左一为聂耳
但是，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虽然免交学费，供给伙食，但入学时要交保证金、书籍费，自己准备住宿的卧具。这又成了聂家的一大难题。
15岁的聂耳和母亲东奔西走，终于凑齐了费用，并借了一套被褥，解决了继续读书的问题。聂叙伦在《少年时代的聂耳》一书中写道：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位于昆明的中心区，学校占用的土地面积也比较大。有一个操场，可以容纳九百人进行活动。操场上的一棵大树，至少是百年以上的寿命了，长得非常茂盛，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的。学生们都喜欢在树下乘凉、看书。同时这个地方也成了革命青年开展地下活动秘密集会的场所。”
聂耳在1930年11月8日的日记中回忆了这段生活：
“十六岁时，初中毕业。家里叫我谋相当职业（因环境实不能给我升学）。适省师招考新学制高级师范生，在我和母亲到玉溪的时候预备了所考学科，上省应考。天哪！这云南唯一的公费学校啊！那投考人数之多，监视之严，实在比我前次的投考初师增加了几倍。两次的复试，出三次榜，也算侥幸高中了。虽然是公费，在入学前难免没有一些困难。老实说，若是保证金和卧具不是自己去想法，当然也不会有进的希望。入外国语组。”
图 | 1927年聂耳在日记中写道：“我要进高师的理由。”
生活节俭 读书勤奋
在省立一师读书期间，由于家庭困难，聂耳的生活十分艰苦。
他“上学时经常穿一套酱紫色细格花布的中山装。放假期间常穿一件月白竹布的褂子，从来不戴帽子，从来不见他独自一人上饭馆、吃零食。对人极诚恳和蔼，不论老人小孩都和他谈得上玩得拢。他最孝敬母亲，很听母亲的话，从来没有惹母亲生过气。他自小就爱劳动，只要在家，总是抢着做家务事。自己的衣服一直是自己洗，并时常把母亲换下的衣服也悄悄地洗了。对哥哥姐姐极友爱，吃东西用东西从来不争多嫌少，更没见他发过脾气和闹过别扭。他家里没有自己的房子，药房又只是一楼一底的实心铺子，较狭窄，所以他尽管十八九岁了，却没有自己的床铺，更不用说自己的房间了。读书期间，除了住学校外，每遇回家，他总是和母亲睡，或者和我一床睡。他用钱极省，绝不肯浪费一分钱，省下钱来偷买一些进步书刊看”。（张仓荣:《回忆聂耳》）。
聂耳十分珍惜新的学习机会，读书更加勤奋，不仅重视学英语，对别的学科，如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也同样认真攻读，从不放松。他后来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和他平时的勤学苦练分不开的。
图 | 聂耳读云南第一师范学校时的英文作业
艺术高能 崭露头角
同学和亲人的心目中，在省立一师读书的聂耳有着很高的表演天赋和音乐天赋。
聂耳的省立一师同学邓涟在《缅怀聂耳》一文中写道，
聂耳“原籍玉溪，但是生在昆明、长在昆明，已经是道道地地的昆明人了。可是学说起玉溪话来，使你无法分辨真伪。他那富有特色的玉溪腔，常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他又擅长模仿，课余饭后，学起那些常在省教育会跳舞的先生们的模样来，叫你笑破肚皮。他的滑稽舞更是精彩多姿，忽而像小猴攀树，忽而又如猛虎扑食，观者无不啧啧称叹！由于他非凡的艺术天オ，颇得在昆各校进步师生们的喜爱，凡是排演文明戏（话剧），多要特邀聂耳亲临指导，而聂耳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除耐心辅导外，一些难演的角色，他还主动承担扮演。不论什么角色，经他一演，都能形象鮮明，给人一个难忘的印象。”
彷徨和向往
聂耳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标志着他从少年步入了青年。
他也从读小学的天真努力、念初中的刻苦上进，更关注人生的终极追求，对学校的教学水平，社会的现实状况都有自己判断和主见。
他一方面努力学习，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同学的友情、学习的乐趣，革命的激情，同时也质疑学校的教学水平，社会的混沌和黑暗，有彷徨，也有新的向往。
为了摆脱彷徨，聂耳也在不懈地努力。
他加入了学校共青团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并开始阅读马克思的文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聂耳为追求真理与正义，于1928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学习革命理论、讨论上级文件、刻印张贴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
作为党领导下的“济难会”（后改为“互济会”）成员，聂耳还多次去监狱探望、接济被关押的革命同志。他目睹了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女党员赵琼仙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壮烈情景，激愤不已，更坚定了革命意志。
1930年7月，聂耳从省立一师毕业，因叛徒出卖，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上海，同时也登上了一个更大、更高的平台，获得了全新的机会，走向革命音乐事业的巅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要写振奋中国人的曲子”
在省立一师读书时，聂耳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当时昆明各中学代表商定以省一中为中心举办音乐会，吸引更多的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到反帝斗争运动中来。聂耳带领省立一师乐队前来演出，节目却是传统节目《梅花弄》《小桃红》《悲秋》之类。
省一中学生会的李生萱（艾思奇）直率地说：“你们要是能演奏些振奋人心的曲子，效果一定比现在好得多！”
聂耳苦于没有这样的曲子。
李生萱就提醒他：“你为什么不自己写曲子呢？你想成为音乐家，就应该自己作曲，你一定能够作曲！”
聂耳深受鼓舞，说：“对！我一定要作曲，要做个为中国争光的音乐家，我要谱写振奋中国人的曲子！”
与此同时，聂耳和友人张庚侯一起拜师学钢琴，又自学小提琴，还演奏过《马赛曲》。
他的三哥聂叙伦在《少年时代的聂耳》中回忆道：
“他最喜欢拉奏的曲子有《伏尔加船夫曲》《马赛曲》《梦幻曲》和《国际歌》”。
聂耳觉得《马赛曲》特别激昂、特有劲，一唱这歌大家就热血沸腾。
他说“应该有一首中国的《马赛曲》。”
为昆明小学校歌谱曲
聂耳作曲的第一步，是从昆明开始的。
聂耳的侄女聂丽华在《从校歌到国歌》一文中说：
“过去我们以为聂耳的创作是到上海以后才开始的。并不知道他在学生时代就写了第一首歌曲——《省师附小校歌》。那是1927年秋，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外国语组，他与省师附属小学音乐老师张庾侯相识，因两人均喜爱音乐，兴趣相投而结交朋友，由此有机会常和小学生接触。在孩子们要求下，他们合作写了这首校歌，由张庾侯作词，聂耳作曲。”
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在《少年时代的聂耳》一书中也回忆道:
“附小的同学们常常要求聂耳教他们唱歌。聂耳也很愿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他感到当时的流行歌曲，不能激励学生们的上进心，应该为附小编写一个校歌，培养同学们向上的思想，指出努力前进的方向。张庚侯非常赞成他的这个意见，决定由他们两人合作，张庚侯作词，聂耳作曲。经过他们共同努力，很快就成了定稿。在创作校歌时，聂耳根据歌词反复琢，并在屋里高声试唱，边唱边改，没有几天就完成了。”
聂耳谱完这首《校歌》后，还先请朋友试唱并提出意见，自己修改满意后，才去教小学生唱。这首歌写得雄壮有力，富有朝气，不仅本校小学生们爱唱，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初步显露出聂耳的作曲才华。
这首歌的开头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歌中有“我们前进！”让人想起聂耳后来创作的《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带着自己反复学习演奏过的《马赛曲》，带着自己的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走进大上海时，已经为实现自己“写振奋中国人的曲子”“写一首中国的《马赛曲》”的宏愿打下了基础。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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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