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访谈|朱英：求索于近世经济与社会之间（下）

朱英教授

编者按：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经济史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长期从事近世商会史研究，以商会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近代中国的商业团体、“市民社会”、职业分化等问题，并对今日商业团体改革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系魏文亨教授对朱英教授所作访谈，原载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经朱英教授授权，由学人Scholar公众号转载发布。本次访谈分上（已发）、下两部分推送。文中标题系编者所加，内容略有修订。

访谈对象：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

访谈人：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

魏：近代的商人团体并非仅商会而已，您在后续的研究之中揭示出商人群体内部因不同目标而结成的不同团体，如行业组织、商团、商民协会等。这些团体之间是何关系？您新近的研究观点是什么？

朱：商会史研究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资料整理时期后，到90年代进入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商会史研究发表的论文、著作都极为丰富，讨论问题也由最初的组织功能的研究，深入至与市场经济、政治发展等方面，在市民社会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讨论等方面尤为突出。以近代上海商会、天津商会、苏州商会为核心的商会史讨论基本完成了史实性构建和理论性解释的框架，关于其他一些地区的商会及基层商会的研究也取得进展。进入21世纪之后，商会史研究仍然受到关注，但更注重视角的转移与选题的创新。在取向上，较为理论化的和具体化的研究都有所体现。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在商会史的细化研究上较多一些。比如，后来对商会的会内选举制度、人事变动的研究，既有探察制度与实践关系的目的，也有检验通常所言商会民主原则如何贯彻的问题。

此外，就是比较注重纵向的贯通与横向的联系，在商团研究、商民协会研究、同业公会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拥有独立武装的商团是晚清民初历史上的特殊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但鉴于缺乏史料，较长时间内基本中断。我们集中整理了近代苏州商团的档案，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研究。现在，苏州商团的组织流变、社会活动、武装特征等问题基本清晰。所编辑的商团资料集也可以为更多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其次是对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的研究。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为联合和动员各界民众参加国民革命，推行与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并列之商民运动。学术界对此虽有研究，但其中尚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我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商民运动在发展中的转轨、组织动员的成效、存在的缺陷、商民的成分及国民党的策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还有就是对行会和同业公会的研究。传统的会馆、公所是为行会，近代的同业公会是新的行业组织。与商会相较，同业公会是以行业为范围的，可以说是商会的组织基础，但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行业领域内，同业公会是会员企业的领导者，在会员支持之下制定行业规范、调整会员关系、应对外界变化。同业公会与商会共同构筑成近代商人团体的完整体系。行会与公会之间存在传承关系，公会与商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我引领一个研究团队，对同业公会进行了系列的考察，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同业公会在行业的层面上，如何实施市场调控，如何参与社会，如何与商会协作，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果。商会、商团、商民协会、同业公会研究的最新成果，后多汇集在200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一书中。

朱英：《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此项研究还延续到当代，研究团队与地方政府及工商联合作，对当代的工商联和一些行业协会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研究报告，以协助地方进行行业协会的改制工作。基本上，我比较推崇通过渐进的办法，使行业协会逐步走上市场化和自治化的道路，脱离政府的直接控制，以更好发挥其行业特性，服务于经济发展。这对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现在有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其中的理由是政府干预太多，也在于中国基层的民间经济自治组织不够健全。一些改制后的行业协会在中外贸易纠纷、在地方的交易信用的维护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团队在研究报告中，还建议政府尽早颁布《商会法》、《行业协会法》，促进和规范商会组织的发展，也推动工商联的变革。

魏：您比较关注近代的政府所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并且对于经济改革也有相关的思考。可否予以介绍？

朱：近代中国作为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晚清时期，政府在经济方面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有利于构建经济发展的环境，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对其评估不可完全以政治标准判定。我在1996年出版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一书中，讨论了甲午之后清政府经济政策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并且对财政金融政策、农业政策、贸易政策、矿务政策、铁路政策、地方自治政策进行了专题讨论。研究显示，此时政府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出台的相关政策虽然并未立见成效，但却奠定了此后经济法制的基本框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晚清时期的许多政策在中国都是具有创造性的。仿效西方，设立商会是其一。此外，如颁行公司法，发展劝业会，举办博览会等，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制渐趋完善，经济政策更为全面，在完善市场体制、促进实业发展方面也有积极意义。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有许多政策过于以提升政府财政和扩大管制权力为目的。如税收和公债的政策，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但掠夺的特性却相当明显。建立中央银行体制、统一币制本为好事，政府到后来却利用以筹备款项、挤压了民间银行的经营空间。在通常的印象之中，北京政府时期政府干预较少，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这里当然有国际时势的原因，但也反映出民间工商业者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因此，评估近代的经济政策，固看其直接成效，亦须看其长期影响。政府发展经济，并非一定要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的微观活动，强化对市场的控制，如何为企业创造安定、公平而有活力的竞争环境方是要义。同时，也可以看到，近代的经济政策并非单独发挥作用的，亦与政治环境紧密相关。经济的发展须有稳定的社会环境，须有健全的法制环境，更要将民生水平的提高作为目的。如仅以增加财政税收作为目标，竭泽而渔，则势难长久。

魏：近代中国的阶层与职业分化呈现出多样性特点，您关于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相关研究在近年颇受关注。您认为，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生发机制及社会角色如何？

朱：我关注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是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关注晚清以来的"职业化"进程，由四民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过程，既是阶层的分化，也是职业的分化。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推动之下，社会分工日益细致并趋于专业化。相较于官商及工农而言，自由职业者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特征更加明显。由此，在对商人群体进行较长期的讨论之后，研究的主题也拓展至自由职业者群体，包括医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记者群体等。近年，我组织研究团队对此进行系统研究，正可以由此去进一步探讨近代的职业化问题。二是在近代的社会群体研究之中，以往重于上层，后来提倡眼光向下，由精英而至于大众，恰恰处于社会中间层的一些小众群体缺乏关注。个人以为，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将弥补以往有关近代自由职业群体研究的空白点或者是薄弱环节，使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研究更加完整和更加完善，从而得以从总体上较为全面地了解近代各类社会群体的形成、发展、功能、作用等重要问题。随着自由职业群体研究的兴起，对这些新兴行业的考察势必也将随之开始进行。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兴起，有些类似于西方社会在工业化时期的职业主义倾向，由资本主义经

民初著名记者黄远生（1885—1915）

济之发展促使职业分化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在晚清时期，会计师、西医师、律师、记者的出现，既有自身职业市场扩展方面的因素，也有引进西方专业知识体系和建立相关职业制度的因素。职业群体的研究多以职业公会为中心来进行，如上海的会计师公会、律师公会、记者公会等，但是这一群体的社会角色并非仅体现在公会的集体行动上。会计师在构建市场信用体系、律师在完善近代司法制度、记者在促进近代传媒业等方面的作用，都是与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政府在职业的发展中虽然发挥重要作用，颁布职业法规，但从业者也在其中竭力推进。如会计师为扩展职业，参与到公司法规、税制改革、招股信用等事务之中。自由职业者也是各专业知识体系建立的重要主体，与学院式的教育体系相结合，在促进会计学、法学、医学知识的引进与本土化方面功劳不小。自由职业者群体虽然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不多，但并非没有政治观点。整体上讲，他们崇尚法治天下与市场自由，主张民主权利。在激烈的政治运动之中，他们的观点并不占主流，但却不应忽视。

魏：整体上看，您的研究较为关注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在经济史研究中极具社会史的视野，也具有极强的人文关怀。事实上，新兴的经济—社会史正是注重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剖析历史发展的进程，近年来学界对此讨论热烈。您是如何看待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取向的？

朱：从学科起源上讲，经济—社会史具有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双重背景。在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初，在英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形成了悠久的经济史研究传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计量史学和社会史的兴起，经济史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遏制。经济史过于理论化和计量化的研究方法，使其研究的领域逐步狭小，且非历史性的解释倾向，使其迷恋于数据，而脱离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明显缺乏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一些学者呼吁重视经济问题背后的结构及文化因素，如制度、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社会行为与文化等，强调经济与社会的结合。社会史在此时逐步走向兴盛，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主题，都更加多元化。各类现代社会问题的纳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方法的引进，对于底层社会及民众生活的关注，对于历史联系及社会变迁的整体理解，不仅拓展了专题史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而且使整个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社会史的倾向。有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史与经济史要联手合作，经济史应当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研究，而不是那种选题狭隘的历史，这种研究应当是跨学科的经济—社会史"。在历史学的角度，经济问题与政治、社会及文化层面的问题是互相联系的。

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引入与学科建立既有学术交流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学术脉络及时代因素。在中国传统史学中，食货之学居有一席之地。在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过渡之中，食货之学扩张而为经济史学，成为新史学中的重要专题门类。究其原因，现代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使经济史学的问题领域不断丰富。同时，在追寻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进程中，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之性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亦使中国逐步建立起社会经济史的新传统。在讨论之中，唯物史观者重视以经济基础之变化来把握宏观的社会走向；食货学派讲究史料与理论方法的会通，加强国计与民生方面的研究。这一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是基于中国本土的学术流变而形成的，经济—社会史的引入虽受西方影响，但不可忽视此一基础。中国史学界有意识地引入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为时不久，集中的讨论也大约仅二十年的时间。经济—社会史对于当代中国的史学发展亦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史学的研究重点而言，过去多重以政治史为基础的结构论述，缺乏社会及民生层面的关怀；经济史的论述或附属于政治的判断，或过重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经济与社会之互动关系论之不深。经济—社会史的引入适应了历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趋势，同时亦可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弥补政治史的论述，有助于整体史的建立。因此，许多学者认识到经济—社会史之学术及时代意义，有意识地加以引进并宣讲经济-社会史的理论与观点。

魏：您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方面也取得卓著成就。今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在您的眼中，您认为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何在？

朱：辛亥革命的纪念在革命之后的不同时期，都受到重视，且纪念的方式和重点各有不同。这两年，我们研究所同仁做了一项相关课题的研究，主题就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与诠释，系统梳理革命之后不同政府、党派、工商界、学术界、不同社会团体的纪念活动，包括物质纪念和仪式纪念等不同的形式。我们在今天纪念辛亥百年，政府、党派、社会各界、两岸及海外，侧重点也有不同。反映出在辛亥革命的基本史实的基础上，革命的纪念受到复杂现实因素的影响。这套书估计在下半年就会出版。但这并非说历史可以随意的诠释和解读，恰恰在这里要尊重历史的真相。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其学术意义自不必说，社会意义更加广泛。纪念不仅仅是缅怀革命先驱，认识辛亥革命在近百年来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伟大意义，更重要的是继承辛亥革命先烈所抱持的"民族、民权、民生"的理想，将辛亥革命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永恒的精神财富。辛亥革命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共同纪念辛亥百年，也是提醒华夏子孙和衷共济，排除艰难，寻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魏：今天有机会全面了解您的学术思想与观点，谢谢您的讲解。

朱：也谢谢《学术月刊》，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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