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访谈|伍国：美国大学生如何看中国？（一）

学人：在美国本科生课堂开展中国研究专业教学，您采用什么教育模式和课程体系，在教学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挑战和困难？

伍国：美国这种自由文理学院的教学任务是繁重的，每学年要教六门不同主题的中国历史课程。需要教的课程很多，而学校在市场上的卖点之一，就是学生有大量的机会自由讨论。我把课程分成以“讲课—考试—写论文”为主的基础通史课，和以大量阅读、讨论为主的讨论课，后者针对兴趣更浓厚的学生，或者准备以中国为毕业论文研究对象的学生。

Allegheny College成立于1815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院校之一。

美国高中除了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以外，对其他地区不算重视，就是笼统的世界史。因此，这种缺少了解和深度讨论之间也存在矛盾。但是美国学生在高中阶段形成的批判思考习惯和较好的写作能力，使他们在学习思考一段时间以后，就能写出很像样的小论文。讨论课就会面临学生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针对中国的问题，这就需要临场应变能力和知识储备，才能比较得体地马上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也许有的问题在中国人看来不是问题，但美国人会认为是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对学生的提问应对得还不错。我对任何问题的讨论都持开放的态度，都认真回答，不敷衍，也不会预设立场去影响学生，更不会把课堂当成自己可能不成熟的观念的传播场地（这在美国是明文禁止的）。除了答疑以外，一般以一种中立的、主持人的身份去引导学生围绕所阅读的文本展开讨论，向多种可能的方向开掘思维，挑战他自己的思维定式。如果学生认为A, 我会说你可以朝B的方向想一下，因为在那个方向上，历史上很多在那个情境当中的人也是那样想的。反过来一样，不断地要求学生从另一个替代的角度来重新评估历史，也重新评估自己的观念。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教学和写作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学生是不懂中文的，这意味着我必须留心搜集各种经过英译和编辑的原始材料，包括有关的文件、讲话、回忆录。这个部分当然是有限的，但一旦有新的材料出来，我都会推荐给学生或者在课堂上使用，比如前一段时间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英文版出来，最近梁晓声回忆录的英文版出来了，对研究当代中国的学生就会有用。

学人：您在《友善和敌意并存：美国大学生看中国》一文中提到，很多美国大学生对于中国的兴趣是基于一种对“敌人”的研究兴趣，而非善意的好奇。您觉得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有方法改善美国大学生的这种印象和反应么？（这是否意味着此前大力推广的孔子学院并未取得如预期的效果）

伍国：我仍然认为美国社会对中国谈不上友善。我们过去之所以认为友善，可能就是因为接触的都是以研究中国为生、和中国有交集、甚至有一些情感的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在美国社会本身就是少数中的少数，精英中的精英。

绝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中小型城镇，而绝大多数美国学生，除了自己家所在的镇和学校所在的镇，并没有更多的经历和见闻。而美国媒体是极少正面报道任何话题的，这当然是西方新闻的特点，但是对学生的影响就是，他们从中学得不到多少有关中国的信息，从媒体得到的几乎全部是负面消息。他们在学期结束对中国进行自由选题、独立研究的时候，几乎从来都是从批评和指责的眼光看待中国：环境被污染、女性被压迫、少数民族被排斥……极少有学生愿意正面地看待中国。我前面说，美国学生在知识“intellectual”意义上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是比较强的，这必须承认，但是在立场、认识论的角度，他们的思维惯性是以负面和批判的眼光看待中国。我不可能去迎合这种态度。所以，在我的教学中也不由自主地形成一种“解释” ，甚至“声辩”的叙述风格，让学生认识到中国这个文明体的确是和他们所熟悉的欧洲—美国文明有极大差异的文化，有自身的起源和规律，也有自身的进步和问题。任何以二十一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靠读了几本书就简单评判任何非西方社会的思维，都是僵化和自我封闭的，而这并不利于美国学生更全面地理解这个已经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的世界。简单地说，我不干涉他们的思想自由，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否则何必要我来教呢？现在上网什么都可以查到。“知识”是第一个层面，“视角”和“方法”是第二和第三个层面，这后两个层面还是需要教师启发和引导的。

然而，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我对如何总体性地改变美国年轻一代的中国观，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事实上，不管有再多的“宣传”，一个传遍全球的食品安全丑闻就足以抵消一切。

孔子学院我没有亲身接触过。可能孔子学院在第三世界国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想学中文和中国文化，而中国送人、送教材、送资料去合作，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在一些和中国文化本身有亲缘关系的国家，比如韩国，也没有人质疑孔子学院，但是美国不同。美国太特殊了。美国人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天然合理的，对别人做任何事情都充满疑心。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存在诸多对立和分歧的中国，以国家力量大规模在美国传播中文和中国文化，而且进驻到以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为生命的大学校园，必然引起怀疑和反弹。

另外，中国出人、出资料教中文，美国人也未必看重。美国的大学里，正式教授中文的华裔教授、短期教学的客座、访问学者，来自中国国内大学的交流项目学者并不少。他们在美国现有的学科体制内教学，学生学习以后可以获得学分，教材也是在美国出版的双语中文教材。可以说，只要美国人愿意，学习中文的资源并不缺乏。现在有的美国人还在网上学习中文。孔子学院有没有必要锦上添花？我是认为不必要的。即使“孔子”这个名号，也未必像中国想象的那样有吸引力。我所教过的学生，几乎全部对儒家文化持批评态度（我本人则越来越持“温情和敬意”，现在经常通读中英不同版本的四书，对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非常钦佩），而学生真正爱读的是《孙子兵法》。美国的连锁实体书店Barns&Noble，在我们这里的一家分店里，现在我能看到的唯一一本中国书，而且是和希罗多德之类在一起的经典，就是《孙子兵法》。有时我甚至想，中国或许应该在美国放弃“孔子学院”，改开“孙子学院”，传播这种实战智慧，但必须付费，绝不免费，因为这是很实用的。

《孙子兵法》现已有至少40种英译本

有时候似乎日本人的做法更巧妙。比如我经历过的，美国的公园里搞个多元文化节，日本人会带着墨汁和毛笔，给美国人写名字，根据英文名字的日文发音在白纸上写成片假名，送给他们，美国人高高兴兴拿走了，还觉得书法本来就是日本的。这时候我就想，中国人如果在公园里有个小摊位，会有什么办法很简单又有趣地介绍中国呢？

学人：在您看来，中国和美国的大学教育有什么差别？美国的大学教育体系有什么优劣（比如近期哈佛大学陷入招生歧视丑闻等），对中国教育改革有何启示？

伍国：我在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因为专业的关系，来自英语国家的外教数量比中国老师好像还要多。他们带来了一些美国的教学方法，比如把座位改成一圈围坐，师生平等讨论，改变过去的老师占着讲台，学生集体看着老师的布局；比如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轮流上讲台，就任何自己最近关注的话题做英文报告；分组进行辩论，或者办“杂志”等等。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我们学校似乎偏重外交、外事方面，所以对国际局势比较关注。1992年美国大选辩论刚刚举行，我们在学校马上就看了录像学习。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在学校资料室录下来学习的一份资料，是1972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招待尼克松时双方的演讲，记得尼克松抑扬顿挫地朗读英译的毛主席诗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还搞过全英文的模拟新闻发布会，涉及诸如苏联解体后的经济改革之类。这些在今天的国内课堂也许都有。所以我在美国作为作业写的第一篇研究性小论文，就是借助卡特总统档案研究关于1978—79年中美建交前后的一段历史，或许也和以前求学的经历有点关系。

我想美国大学最大的优势，首先还是信息和思想自由，尊重学生。老师不随便否定和批评学生，图书馆员很专业，尽量帮助学生搜索资料，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学术探索的环境。其次是学术训练严格。再自由的思想也必须言之成理，以理服人，这就要求思想和语言能统一起来表达比较复杂的思想，而且能有效地使用资料证据。“如何写”，在美国是很受重视的。每所大学都有写作中心和写作顾问帮助学生提高写作技能。

国内的大学教育我不太了解，就我所听到的一些来访的国内学生反映，似乎教师没有真正严格执行阅读计划，只是推荐一些延伸阅读列成书单，但学生并不去读。在美国的文科课上，要求阅读的书目本身就比较多，而且必须阅读，讨论也是计分的。要求做研究，写论文，一点马虎也没有。

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内大学生的主动性其实也很强。在我亲身经历中，有自费拍出完整长度的电影在学校礼堂放映的，放完后主创人员上台回答观众提问——我在现场观看了；有组织读书会的；自学冷僻外语的；一场讲座，可以坐满一个一百来人的大教室。这些都是全凭兴趣，没有什么功利目的。美国则容易这样：学生做东西的专业水准是高，但似乎也是被动的。读书，因为是规定的，课程以外的讲座，如果去听那是要得到额外的学分，或者能吃到披萨；自己拍电影，那除非先申请到经费，自费恐怕没人愿干。中国学生的激情很大，但学术要求似乎不够高，其实标准高一些可以激发人的潜能。美国学生受到的外在压力较大，标准较高，但容易讨价还价，看重分数，和能得到什么好处，真正发自内心的驱动，未必就比中国学生强。

哈佛招生的事件我是这样看：大学，特别是精英大学不可避免地承担纯粹教育以外的某种社会平衡和调节功能，很难按照一些华裔父母所设想的有一个简单的公式：谁分数高谁就上。因为按照分数来判断的平等（equality）并不等于社会意义上的公正(equity)。从学校管理者的角度看，高分本质上是大量资源投入的结果，完全看分数必定意味着没有能力做这种投入的家庭，根本不可能与有能力的家庭（特别是非常注重教育又看重名牌大学的亚裔家庭）竞争，以分数为基础的“公平”(fairness)未必是社会资源分配意义上的“公平”。我宁愿把这种照顾性质的均等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援助。虽然我以前说过，真正的平等就终极上来说并不存在，但现实中的大学也不可能真正让亚裔在哈佛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可以说这就是一种政治操作和平衡术。华裔父母也需要反思。我个人认为华裔父母过度看重名校。人的一生最可贵的是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做出自己想做的事，还能影响他人。在这个意义上，是否非要去挤进一所最好的学校，至少是不符合我个人的价值观。去读一所最好的商学院，不如做被商学院研究的成功案例吧。现在一些华裔在谈论华裔在美国的贡献和影响，我觉得这些影响未来必须来自各个方面，政界、商界、新闻界，需要培养能够用语言、思想、行动、资源影响社会的年轻人，如果父母自己狭隘地死死纠结于孩子要从哈佛毕业，而毕业以后的长远目标究竟是什么又不清楚，可能既不是孩子自己的理想，也把华裔的视野限制得更窄。

伍国副教授，工作第一年的第一场大雪，摄于2006年

我对自己的孩子就是这样，有一定的要求，但不太高，总之没有什么刻意的、目的性很强的目标。但我会和他认真讨论一部电影的主题，即使他还在读小学，我还是会问他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理念。有时故意问他，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你觉得是什么？希望他将来能对世界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遵从自己的内心，放松享受生活，大致过得顺利就够了。如果真有自己的目标，那就坚持去追求，但这个目标只能来自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