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扬之水讲学人往事（独家注释版 上）

扬之水，原名赵丽雅，曾用名赵永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1986年至1996年担任《读书》编辑。1996年起进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在《读书》杂志期间，她和钱锺书、杨绛、金克木、徐梵澄、张中行、王世襄、赵萝蕤等众多名家结为“忘年交”。扬之水在2012年出版的日记《<读书>十年》记述了与众多学人交往的细节，值得品读。学人君从中择取部分精要，钩沉索隐，以展现多面相的学人往事。

学人君按：近年来《读书》杂志影响虽有式微，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却是知识分子的“胜地”。彼时《读书》杂志编辑虽敏而好学，但学历多不高，当然这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比如文革中断正常教育、高考恢复不长等）。沈昌文先生戏言中的王焱（初中未毕业，男）、吴彬（初中未毕业，女）、贾宝兰（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工农兵大学生，女）、杨丽华（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女）、赵永晖（即扬之水，初中未毕业，女），其中吴彬、贾宝兰、杨丽华、赵永晖以及董秀玉被合称为《读书》杂志的“五朵金花”。由于编辑团队整体学历不高，有人戏称《读书》是初中生编给研究生看的杂志。

上世纪90年代初《读书》编辑部合影（左三 扬之水）

扬之水原名赵丽雅，曾用名赵永晖，她从开卡车、卖西瓜的返城青年，初中学历，成为《读书》杂志编辑，后来又进入社科院专职做学术研究，“勤”字当头应是重要诀窍。扬之水在返城后，一边在王府井果品店当卡车司机，拉水果、卖西瓜，一边到处找书看。实在找不到时，就捧着一本厚厚的《资本论》天天读。她干活不惜力，太拼命，以至于被人怀疑“脑子有毛病”。

除了自身的勤奋，扬之水与众多知名学者的交往，也对其学术精进有着极大帮助。扬之水非常善于与学者交朋友，不卑不亢，极为勤快，对老辈学者关心无微不至。各位老先生对扬之水也极为欣赏，甚至专门为其撰文“颂扬”，比如张中行曾撰《赵丽雅》、陈乐民曾撰《扬之水传考》等。在老辈学者的帮助下，她“师从众师”，最终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文物名器。不过对扬之水并非没有“负面”评价，比如“老上级”沈昌文先生认为扬之水“政治素养”不高，因为他让扬之水背诵党纲，她居然交了白卷。

扬之水的家庭成长环境其实并不如意。1953年1月，父亲徐向明和母亲赵木兰成婚。1954年秋，赵丽雅生于福州（从母姓）。因父亲喜欢苏联小说《古丽雅的道路》，故取名为赵丽雅(小名“小丽”)。因性格不合，父母于1961年离婚，此时赵丽雅已生活在北京外公家。离婚后，父亲与赵丽雅十余年未见。直至1975年，经人牵线，赵丽雅得知父亲在福建华安县工作，奔赴千里去福建寻亲。赵丽雅在工作中和李志仁相识、相恋，但由于李志仁的父亲李运昌（曾任司法部副部长等职）尚未平反，结婚时面临诸多压力。恢复高考后，赵丽雅曾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录取分数，但因已结婚并怀孕，学校已不符合条件不予录取。成家后，赵丽雅之子年幼多病。在如此环境下，赵丽雅能取得如此成绩，实乃不易！

学人君按：晚年钱锺书虽名声愈隆，但身体渐差、精力不济，更无奈复信、访客、稿约繁多。他曾向老友吴忠匡抱怨道：“老来岁月，更无闲气力作人情。而书问过从者不乏，甚以为苦。故戏改梅村语云：‘不好诣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比年多不作复，客来常以病谢。案头积函不拟复者已二三十余，‘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

钱锺书致扬之水信札

虽然扬之水约稿不顺，但她凭自己的天资、勤奋和真诚，很快获得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的信任，二老经常向扬之水赠书、通信，多有鼓励和关怀。以下附二老的一封信：

接到你自制的丽雅花束，看到丽雅的文笔和丽雅的字，都十分惊喜。我不禁要绰着书调说：吾知其必有成也，丽雅勉乎哉！

书可作良师益友，可是不能喧宾夺主，盼你勿忘了自己是主人。你引了锺书的话，他本人却不知出处，你读书用功竟打倒了钱锺书！一笑。

听你的同事说，你限于资历，职称和你的才力不称，我们都很关心，不知有无办法打破陈规？

（编者按：以上为杨绛手书，下为钱先生亲笔附言）

书是食物，也是药物；多吃东西有害，多服药更是害。你的文言相当内行，不可多得；但希望我这句话不要引得你去死钻文言，变成“女学究”。

学人君按：钱锺书的学术研究（渊博之余，是否有现实价值）、政治风向（既以独立示人，但又与官方接近）和处事风格（口无遮拦，笔下尤为尖酸刻薄），颇多争议。知人论世向来难有公论，对于复杂面相如钱锺书者，即使金克木夫妻二人的评价也未免意见相左。

金克木（1912.8.14-2000.8.5）

学人君按：金克木先生一生只拿过小学文凭。少年时，在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庭困难而辍学。1930年成为“北漂”，在各大高校、图书馆旁听求学、博览群书、苦心钻研，最终成为只有小学文凭的大学教授。

学人君按：友人评价金先生，基本少不了“健谈、博学”两词。学者张汝伦回忆金先生，“一开口便滔滔不绝，能一口气说一两个小时，不喜欢别人打断。听他的谈话，那是难得的享受。上下古今，海阔天空。奇思不断，妙语迭出。每次都必须思想高度集中，才能跟上他的思路……许多平常的事情，如他外孙女对人的称呼，或《围棋》杂志刊登的一盘棋局，经过他的独特的观察与思考，就有了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意义。”

金先生在《告别辞》一文中写道，“但愿有时记起我的人在回忆的春天里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许微笑的人是“半为妙语半为博”罢。

学人君按：金克木先生曾有语，“婚姻若是爱情的最高峰，从此便走向下坡路。婚姻能埋葬爱，偏偏常有掘墓人。”

学人君按：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被称为“未名四老”。金克木对后来张中行的文章广为流传，有助力之功。有些年张中行先生住在朗润园女儿家，与金克木先生常有往还。叶稚珊在《十年寂寞金克木》一文曾提到 ，有次在路上碰到金先生去看病，张先生认真地关心问候，不知说了些什么，金先生竟一直记得并感激。张先生本不在北大授教，但和金先生有着知遇相惜之谊，当年是金先生将张中行的文章推荐给三联《读书》杂志的编辑赵丽雅（即扬之水）的，赵丽雅很喜欢，后来就有了张中行的红火和张旋风的出现。当然，一事归一事，张中行先生对金先生的文章也未必全部认同。

杨沫（1914.09.25-1995.12.11）

学人君按：张中行在1931年与杨沫相识，两人1932年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开始同居生活。1936年分手。后来杨沫成为作家，写出著名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据说书中的反面角色余永泽是以张中行为生活原型。张中行先生对此一直坦然视之，“《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既是小说，就不必当真，就是余永泽干脆叫张中行也无妨。”“我一生自认为缺点很多，受些咒骂应该。但小说不是历史。如果我写小说，不会这样做。”正如日记所言，“信者”与“怀疑论者”的分歧，是难以填补的，这也许是二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最终成因罢。

另，杨沫之子作家老鬼（代表作有《血色黄昏》《血与铁》等），年幼多叛逆，曾带领红卫兵同伴抄没母亲的财产，而母亲也曾致信内蒙古建设兵团领导要求严惩犯了“现行反革命罪行”的儿子。在杨沫晚年，母子才有所和解。近年来，老鬼对被革命洪流吞没的家庭多有反思，著有《母亲杨沫》。

张中行（1909.1.7-2006.2.24）

学人君按：“旧”未必都劣，“新”未必俱佳，历史并非线性的前进发展史。前些年被广泛关注的“钱学森之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什么是杰出人才成长的土壤？至少，一方面需要创新包容的环境，而非思想统一、随人说短长；另一方面，需要广阔视野，可以站在世界看中国，这需要和外界广泛、频繁的信息交流。对照这两点来看，“旧社会”未必没有今天尚不及的地方。

陈梦家(左一，1911.4.20-1966.9.3)、赵萝蕤（右一，1912.5.9-1998.1.1）与父母合影。

学人君按：白乐天有诗云：“身与心俱病，容将力共衰。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人到老年，“朋辈故人多成新鬼”，往往较为孤独，而愿意和人交流，特别是充满朝气的年轻人。

赵萝蕤是著名翻译家，翻译过艾略特《荒原》、惠特曼《草叶集》、朗弗罗《哈依瓦撒之歌》等。其父赵紫宸为著名神学家，其夫陈梦家为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在文革中，陈梦家饱受羞辱，多次自杀最终才成功；而赵萝蕤也患上精神分裂症。陈梦家去世后，赵萝蕤与父母及弟弟景心、弟媳黄哲一起住在美术馆后街22号赵家老宅中。

美术馆后街22号拆前、拆后对比

1996年，中华书局与赵萝蕤商谈出版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时，她先是歇斯底里地狂笑道：“我又能拿稿费了！”稍后又痛哭不止。1998年，赵萝蕤去世，享年八十六岁。2000年，美术馆后街22号这所明代四合院被强拆。前后经过可详见何伟《寻找陈梦家》一文。

“四种人”书影

学人君按：出版湘军在上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出版了不少轰动一时的书籍，但“三种人”的出版却使出版湘军惨遭灭顶之灾，元气大伤，长久难以恢复。除了扬之水先生提到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周作人” （岳麓出版社1985年，先后整理出版《知堂书话》、《自己的园地》等多本作品，甚至在北京的报纸上登了一条“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广告。广告词的开头几句是这样的：“人归人，文归文”。）外，还有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又合称为“四种人”。

扬之水先生日记中着重提到的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前后跌宕起伏，具体经过，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朱正先生对此有详细回忆，可见雷颐先生《出版湘军兴衰史》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