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漏网右派”厉以宁的一段往事

厉以宁，1955年大学毕业

本文由学人君整理自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杨勋，女，1932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市。1951年至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1957年在北大经历“反右派运动”。1958年下放农村劳动。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85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所长，研究员，曾参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创建。出版著作有：《马寅初传》《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乡村三十年》等。

沉重的1957

北大经济系还有一位被称为漏网右派的教师．就是现在公认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厉以宁1955年本系毕业，毕业前夕遇上肃反运动，因同外系同学一起研读了无政府主义书刊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关在24楼一年。1956年回到经济系不准当教师，临时派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当时经济系资料室在哲学楼三层，厉以宁在那里用功地苦读，被徐毓先生发现，于是由徐先生精心指导，专心钻研了凯恩斯经济学，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西方经济学基础。

厉以宁从1955年肃反中学得了聪明，1957年大鸣大放时一声不响，只在背后专心关注运动的发展。厉以宁后来交待思想说，大鸣大放时他曾想过要写一张最大的大字报把全校的右派统率起来，但一想到肃反的教训就不敢写了，只在16楼背后贴了一张“无题”小字报，而且没有署名。他给百花学社捐钱也不留姓名。谭天荣在校园讲演打出民主自由平等等口号，厉以宁在集结的人群解散之后，单独向谭建议应在自由民主的口号前加上“社会主义”！由于厉以宁没有公开言行，1957年划右派时自然不好动他。

运动后期，厉以宁作为内控对象编人下放干部队伍，同我们一起到了斋堂。1958年在下放干部中虽然继续追查右派言行，但运动的重点已是大跃进了。根据党的政策，下放期间响应号召向党交心者予以宽大处理，一律不戴右派帽子。厉以宁的上述右派言行属于自我交待，经内查外调属实，于是他得以幸免右派命运。此后，虽然明知他思想右，但内部只叫他漏网右派，并不按正式右派对待他。由于有了过去的教训，厉以宁变得很聪明，不仅不惹事，还表现不错，很讨大家喜欢。

下放斋堂

借着反右派胜利的声势，也为了巩固反右派斗争的成果，1957年底北大决定选送500名教师下放北京市门头沟斋堂乡进行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

经济系下放斋堂的教师共十几人，分别被分在西斋堂的第三第五两个生产队。我被分到第五队。同我一起分在第五队的有蔡沐培、付骊元、厉以宁等。分到第三队的有张秋肪、张友仁、金以辉、胡志仁、林顺宝等。

1958年春，在斋堂河滩，前排左起：张秋舫、杨勋、蔡沐培、金以辉、胡志仁后排：厉以宁(左一)、林顺宝(左三)、傅骊元(左四)、徐在文(右一)

我在斋堂负责过右派的管理工作，厉以宁的“右派言行”就是那时向党交心交出来的。那时他可能是把我当做党的代表，怀着信任，约我到河滩上交待他的问题。我对他毫无成见，友好地同他一起走到村前河边，半信半疑地听了他的交待，第二天如实地向工作组做了汇报。其实，这时工作组已经掌握了他的全部材料，经审查，他并无任何隐瞒，于是，很快就宣布不给他戴右派帽并对他表示信任。后来又听说他和外系的人一起读过英文版工人日报刊载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但谁也没有再去追究，他就这样过关了。

厉以宁的聪明才气，在斋堂就有所表现。大跃进中他编写了不少快板和打油诗，同老乡们关系也好，很受农民欢迎。那年夏天，斋堂下放干部组织宣传队，上百花山宣传，厉以宁被选去当了宣传队员，在宣传队写了不少诗歌，广为传播，颇得好评。

40年后的1997年暑假，厉以宁利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方便，组织我们现住中关园的当年下放干部重访斋堂。同行的有本系的张友仁、张秋舫、付骊元、金以辉和生物系的曹卓、郭振泉等。这时大家都是教授了，而且年近花甲，是老先生了。我们惟恐老乡们记不起我们，就找出当年的相片带上，准备一个个去辨认。真想不到，我们一进村，40年前的熟人们一眼就认出了我们，亲热地呼叫我们的名字，我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为40年后还能相见而感慨万千。

斋堂大办食堂以后，厉以宁成了食堂的会计和管理员。厉以宁上北大前在湖南怀化地区的供销社当过会计，会算账，不管多乱的账，他能理清。厉以宁当食堂管理员时，自己住在大伙房的炕上，又脏又乱，但他的炕上常有书，记得还有几本《红旗飘飘》。那时能看到这种书刊也不容易了。他说将来要写一部小说，第一章就是一个大场面：一辆马车，由远方哒哒地驶来，前面和背后是一片茫茫荒原，无边无际……

可能他发现我爱听他胡吹，就常在我面前说他的幻想，也不怕我揭发他批判他。厉以宁对于1958年向党交心后，不戴帽子不受批判并被信任很是满意。年初，他请假回北京同何玉春结婚，年底就生下一个女儿。为了纪念他在斋堂下放，女儿取名叫厉放。对于厉以宁结婚生女，大家都表示祝贺，他自己也心情舒畅。下放干部工作组的几位领导赵宝煦、刘文兰等都对他很好，没有人把他当漏网右派对待。他同大家虽不甚密切，但并不感到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