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和减法

葛兆光

学人简介：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本文原载《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集》（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

各位，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思想史研究里面的加法和减法，加法和减法这个词，是我自己杜撰的，什么叫“加法”什么叫“减法”，我们下面再讲。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当年法国的汉学家，也是很杰出的人类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他是沙畹的学生，他曾经注意到了“齐鲁夹谷之会”这件事，这是我们的一些经学家、历史家有意回避和淡忘的。这件事记载在《春秋谷梁传》鲁定公十年，齐国和鲁国的国君齐景公和鲁定公在颊谷举行盟会。《春秋谷梁传》定公十年传记载说，在“颊谷之会”上，是由孔子为主持人的，到两国国君互相揖让的时候，齐人居然组织了一些人想要挟威胁鲁君，被孔子以礼制止，而且严厉地批评了齐国的做法，搞得齐君很丢面子，也有点儿下不了台。接着，齐人又有点儿玩花样，找了一些人在鲁君面前唱歌跳舞，就是“使优施舞於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这件事情在《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样有记载，“（定公）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同书的《孔子世家》又记载了这事件，而且详细说齐国的“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便“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于是“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

葛兰言（1884.2.29-1940.11.25）

“首（或作手）足异门而出”这事很怪，为什么怪？同样是解释《春秋》，比较简单的《谷梁传》有，可比较详细的《公羊》、《左传》对这件事情倒没有记录。这很怪呀，尤其是《左传》，他本来记载历史很详细的，为什么没有这件事情？葛兰言就由此顺藤摸瓜，另外举了很多例子，他发现，古代其实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比如《左传》僖公十九年夏，有“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葛兰言说，这和《史记·孔子世家》里“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是一脉相传的呀，诸侯之间常常有杀戮的事情。于是他指出了这么一点：

“我们可以从这点开始，去考察当时社会状态及其传说之所根据。如果考察到对孔子的作传者，他们都能承认这种杀人裂尸、以除秽建威的事情，其出现并不晚于圣人之死以后，并且考察到孔子以前便已有这类事情常见于经传，那么，问题就可以进一步去问道：以何原因，孔子不可以顺从这一个习俗的信仰呢？”

这一问很有道理，想想也是呀，孔子为什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孔子也会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那个时候，这种杀人的方法，并不那么野蛮呀？

葛兰言问：为什么在齐鲁盟会上，孔子要下令斩优倡？为什么杀戮了以后还要将他们“首足异门而出”？接着，更奇怪的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且还包括关于它的记载，这件事情不仅《左传》、《公羊》不记录，而且连范宁注、杨士勋疏，这是专门解释《谷梁传》的，他们也不加解释，好像没这回事儿，绕个圈子躲过去了。特别奇怪的是，明明《谷梁传》、《史记》记载了这一事情，到了宋代，为什么儒家学者就要给孔子这种行为千方百计找理由，一种是不否认这个事情，但是要说孔子真伟大，一家伙就可以镇住坏人，比如朱熹说，本来齐国老是欺负鲁国，可是孔子这样正气凛然地一喝斥，就像蔺相如对秦王一样，把齐国给镇住了。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七也说，这说明儒家不是说空话的呀，儒家也是有实用本领的，比法家“以刑名法术动天下”还要强多了。可是另一种意见就说，不对，这是诬蔑圣人呀，圣人怎么能干这么残酷的事情？所以要把它删去？比如宋代的黄仲炎在《春秋通说》卷十二和明代的王樵在《左氏春秋集说》卷十里面，都要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否定它，黄仲炎说，这样一来，孔子不就降格了，等于是曹沫、蔺相如了吗？他说，这不像“圣人气象”嘛，圣人应当和普通人不一样呀，“何至疾声厉色，以兵刃为威，以敢杀为能，以求索为攻”？所以这都是没有义理的乱议论。

后来两种意见里面，好像后一种占了上风，像明代的王樵《春秋左传集说》卷十、清代张尚瑗《三传折诸·谷梁折诸》卷六、甚至大考据家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二，都不相信孔子会这么杀人，为什么？因为都觉得孔子太伟大了，伟大得不需要这么凶嘛。崔述说，那些鼓噪来劫持鲁君的人，罪很大呀，孔子只是驱逐他们，那些唱歌跳舞的人，罪不大呀，为什么要把他们杀了还首足异门而出？这明明是诬蔑孔子“刑罚颠倒”，何况圣人应该像《诗经》说的“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圣人不会这样乱用严厉刑罚的。可是，这些历史，既然古书上记载了，那么为什么特别重视历史证据的清代考据学家，后来面对这种情况，却不相信古代的证据甚至是经典的证据，《谷梁》也是十三经之一呀，反而还觉得这一定是假的，大家看，帮着清朝皇帝编《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引用黄仲炎和王樵的说法，把这事情给否定掉，还总结说，圣人用“周旋揖让”就可以感化“鄙倍暴慢”，如果你说孔子杀人，这是败坏圣人气象，因为这是“斗力者所为”，所以是诬蔑圣人。这部书是官方的定本呀，它一说，还有谁敢说不呢？可是，这符合考据学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么？如果我们拿这样的记载来当历史，那么“颊谷之会”就从历史的筛子中被筛除了，而且我们可能还会以为这只是偶然的遗忘。

我们过去的思想史就是这样的，在过去的思想史里面有“颊谷之会”的影子吗？有孔子斩优倡而且还下令“首足异门而出”的事情吗？没有，所以，大家不必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学一学洋人的敏锐，有时候你得承认，洋人是“旁观者清”，站在山外反而容易看清楚山，可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当局者迷”了呢？历史本来是过去的事情，今天的我们也可以在“局外”呀，那么什么时候它成了我们自己的“局”，把我们都陷进去了呢？我们看，葛兰言从这里开始，一连串地追问，他就看到了古代中国的舞蹈和祭祀中间所包含的，已经被理性历史隐没的历史。其实，我想，这一历史可以从古代的“衅鼓”、“衅钟”，一直梳理到宋代的“杀人祭鬼”之风，而在长时期延续的这种风气和习惯背后，一定又有一个支持其合理性的观念，以前，桑原骘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中国人中的食人肉风气》（《支那人间における食人肉の风习》），发表在《东洋学报》十四卷一号上面，那时大概是1924年吧，里面多少有一点儿日本人蔑视中国文明的味道，不过，他讲了很多文献上的例子，说明确实是有过这些现代人叫做“野蛮”的风俗和习惯。比如唐代，唐太宗的大将丘行恭吃了被捉的刘兰成的心肝，记载在《资治通鉴》上，唐玄宗时代的宦官杨思勖，也吃通敌的官员的肉，记载在《旧唐书·宦官传》里面，打仗的时候就更普遍，朱粲的军队没有粮食，就“取婴儿蒸而啖之”，还捉妇女弱者来吃，并且说如果这个人平常爱喝酒，那么他的肉“正似糟藏猪肉”，这是什么传统？桑原骘藏的论文中曾经提到过古代的事情，春秋战国的时候，因为桓公好美味，所以《韩非子》记载“易牙蒸其首子而进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裘锡圭先生就写过一篇《杀首子解》，发表在《中国文化》第九期上，里面谈到《墨子》的《节葬》和《鲁问》里面都有一段记载，说南方某国，“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后来的《汉书·元后传》、《后汉书·南蛮传》都有这种记载，他联想到《韩非子·二柄》、《十过》里面说的易牙杀自己的大儿子给齐恒公吃，裘先生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宗教习俗，属于尝新、献新祭之类的行为。可是，奇怪的是，这个观念在思想史上却没有被提出来讨论过，所以我说，从我们自己的历史著作看起来，我们一直有一个固执的观念，就是好像我们从古代就一直很文明的。

古代历史的写作，是在孔子以后，所以有些扬善隐恶，把一些东西遮起来，一些东西夸大出来，可是，因为我们觉得中国古人很文明，所以我们回头看文明史，是不是就有点儿不自觉地忽略一些什么东西？

一、一个疑问：思想史是否仅仅是描述新思想的历史

这个疑问很早我就有，但是真正想起来要讨论一下，还是在这两年。

这两年，我给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上一门讨论课，叫做“思想史经典著作选读与研究”，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熟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史，现在讲学术规范，对自己这一行的历史，多少都要有一点儿知识，所以，我一方面选了从胡适、冯友兰、候外庐到任继愈关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来讨论，一方面选了史华兹、艾尔曼、包弼德和刘子健、沟口雄三的书来讨论。前一个系列是中国学者的著作，后一个系列是外国学者的著作，这个讨论课上得很热闹，常常有些争论的话题。后来，一个学生和我谈起他的心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过去的思想史也好，哲学史也好，中国人写的也好，外国人写的也好，常常都用“发展史”和“发达史”还有“进步史”这样的名字。他问我：咱们中国古代思想，真的都是“发展史”、“发达史”，真的有那么多“新”思想吗？思想史真的是一个新思想的“发达”或者“发展”的过程么？

这话有点儿意思。我也常常想：思想如果真的总是“推陈出新”，那么，我们写的思想史好像有点儿只管“新”不管“陈”，确实我们得问一问，那些“陈”的思想原来又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被“推”而消失？我觉得，过去的哲学史和思想史，常常只关心追踪和叙述的新思想和新思想家，追“新”呀，好像已经成了一种历史观念，这个求“新”的历史观念当然很重要，但是，它缺乏反省和检讨，为什么说缺乏反省和检讨呢？就是大家不假思索，觉得历史嘛，就是应当写在历史上不断增添的新思想、新制度、新风俗，这种思路背后支持着它的，是历史的进化论和现代的文明观。所以，那是“报喜不报忧”，像我们常常搞的“光荣榜”一样，那是鼓励人们见贤思齐的，也好像我们现在的“人民代表”，那是表彰优秀人物的，更像我们的“旅游手册”，那导游想方设法给你看的，如果他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认真的话，那么，也大多是事先选出来的好景致，“潇湘八景”呀，“北京十大景点”呀，并不是真正普通的风景，他绝对不会领你去旮角街边去看看那些脏稀稀的地方，也不会让你去真正考察一下平民日常生活，你看到的风景是精心装饰起来的风景，你看到的风俗是包装过的伪风俗。这是常识了，我自己带朋友参观清华园，就有一套固定路线，从清华学堂到大礼堂，从图书馆回到科学馆，在草坪的旁边看王国维纪念碑，然后工字厅、荷塘一路下来，你说这个被我领着走的朋友以后的“历史记忆”中，清华是什么样子？所以，“优选法”筛出来的历史，不是真的全景历史。可是，过去我们总是觉得，思想和知识一样，依从着进化的规律，越靠后就越进步，写历史的意义，不就是找出这一个走向文明和进步的规律来么？至少在我的记忆里面，好像从来没有一个写思想史或者哲学史的人会说，我们写的历史里面，也得包括没有出息的、落后的、消失的思想。

我们以儒学的历史为例，从孔子以后，被哲学史和思想史记录的每个思想家，都有他们被选中、被叙述的理由，孟子比起孔子来，不仅更多地讲“仁”，而且多了人之所以可以成为“仁者”的“性善”的论据，而荀子比起孔子来呢？不仅多讲“礼”，而且强调了“群”之所以可以“群”的根据，所以多了“性恶”的思想。于是，这就从孔子这里开出了两种儒家的进路。后来，公孙弘把儒学进一步制度化和政治化，董仲舒提倡了“天人合一”而且“独尊儒术”，再后来被加进思想史的王充呢？他有前人没有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到了唐宋，韩愈提出“原道”，程朱大讲“天理”。总之，好像儒学史就是“后浪推前浪”，成了两千年流不尽的一条河。咱们有一句老话说，“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进化论流行的现代，大家总有一个观念，觉得后人比前人更高明。所以，很少有人去大写那些不太高明的人和书，在我们的眼睛里面，这些不太高明的东西就好像没有出现过一样呀，大家都觉得“自然淘汰”很合理嘛。所以，大家都含含糊糊，“哲学史”也可以叫“哲学发展史”，“思想史”往往称为“思想发展史”。怎么写？一是叙述层出不穷的新思想，二是安排一个不断涌现新人的名单，三是把这些新人物新思想连在一起，说这个影响那个，那个继承了这个。这三个任务就成了哲学史家或思想史家的责任，其实你仔细想呀，这不是在建立“道统”嘛，思想史在某个意义上，就是在建立“道统”，大概现代研究者他们不大会承认这是写“道统”，可是把光荣榜一陈列出来，让你见贤思齐，继承历史上的光荣传统，不就是和“道统”的意义一样了吗？

当然，我们得承认，这样一来思想史也就好写了，因为它很明白它的目的地，直奔而去就行了，思想史好像是越来越大的一条河，依照时间汇成巨流，越近下游，水就越多，终于从古代、混沌、蒙昧到了现代、理性、文明。其实，这是由果溯因的一个套数，而且这个“果”还是被不加论证就确定的必然结果。我给大家念一段话，这是布尔斯丁（Daniel J. Boorstin）说的，他说，历史学常常“把过去认为是一种后果，把历史认为是许多后果”，对呀，我们的思想史，就是根据“后果”去追“前因”的，就是“倒着写历史”，说明这些后来的新思想是怎么从旧时代一点一点生出来的，并且成了思想的“进步”、“发展”或“演变”，这是一个老套子呀，很多思想史哲学史都这么写。

所以，我把这种思想史的叙述方法叫作做“加法”，可是，今天我要说的，就是思想史是否仅仅是描述新思想的历史，是否只能做“加法”呢？

二、被历史减去的：一些实例

如果我们仔细看历史资料，不要只是按照一种现成的思路去读文献，可能还可以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就是在思想史里面，实际上并不只是有加法，有时也有减法。什么是“减法”（subtraction）呢？我是指，一方面在历史过程里面，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风俗啦、观念啦、知识啦等等，一方面在历史书写里面，渐渐消失在历史记载里面，不再被记录的风俗、知识、思想和观念，它们被历史和历史学家减去了。前一个是在社会生活里面真的越来越少的东西，后一个是在历史书里面被忽略的东西。这些东西就越减越少，少到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忽略不计。

这是历史学的老传统了，“历史”这个词，其实意思是有两层，一层是原来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一个是经过记载而留下来的历史，后一个历史，就常常要把前一个历史减去不少东西。本来这也是当然的，每天社会发生很多事情，历史书不能都记下来，就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先编的那个资料长编，也不可能详细到有闻必录，减法当然是要做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另一类被减去的事情，大家注意看《孟子》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意思是说，周武王是仁人，他讨伐最不仁的纣王，居然有文献讲他“血流飘杵”，所以这种文献不可信。这样一来，这种记载了当时残酷战争的文献就得销毁了，一销毁，历史就被减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写历史的人，先存了一个观念，因为这个观念支配了写历史的思路和原则，所以要减去很多东西，在这一减里面，就出现很多麻烦了，如果我们还是老思路，那么历史上很多事情就越来越被减少掉了。

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和刚才提到的葛兰言的研究一样，台湾的杜正胜教授在最近发表的《古代物怪之研究——一种心态史与文化史的研究》一文中提到，古代本来可能有“物官”，他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语说，“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所谓“方”，据杜预的注就是“法术”，古代官方可能有一些专职的官，专门修炼一种可以控制、调配或者劾治某种“物”的“法术”，而且这种法术很重要，这个官虽然不大，但是要常常炼，不然这个“物”制不住，你就要反被它控制甚至牺牲了。

有没有这种官？我们且不去说它，但是这种习惯或者观念是有的，《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说是“素察妖祥，逆为之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是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各个节气，都有不同的云气出现，这些不同的云气，象征着不同的吉凶和祥瑞，古代王官要把它画下来，然后解释它的意思，就像马王堆的《五星占》和后来敦煌的《云气占》一样，可见，这种关于“物”的观察、劾治、防备，甚至形成专门的职业，成为专门的权力，这背后就有古人对于万物的理解观念与处理方式。以前，咱们中国古代把最高权力说成是“九鼎”，九鼎是重器，天子下葬才能陪葬九鼎，象征着权力随他而去，谁得到谁就是天下的主人了，所以楚王北上，有人就说他是来窥测九鼎的。可是为什么九鼎那么重要？《左传》宣公三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夏代“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这就是古代传说中视为神器的九鼎，九鼎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画了“物”，而这些物像的背后，就有一套知识和处理知识的权力，王有这种知识和权力，所以，九鼎成了王权的象征物。显然，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世界中，这种有实用性的知识是很重要的，孔子为什么要求学生“多识草木鸟兽之名”，难道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知识吗？不是的，恐怕这是很重要的劾治知识，《国语鲁语下》里面，记载季桓子打井得到一个像羊一样的东西，旧的，很奇怪，就派人去问孔子，说我挖井挖到一条狗，说狗而不说羊，是考一考孔子，可是孔子说，恐怕是羊吧？“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蛧蜽，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坟羊”，这样的知识很了不起的，了解就是掌握，知道了名称就是控制的基础。《山海经》、《博物志》之所以要这么记载各种怪物、各种奇异，其实是一种对山精物怪的控制权，这是中国古代一种传统的知识史线索，可是我们现代人已经不太能理解它们了，所以思想史也好，科学史也好，都不大有这一条线索，其实，一直到很晚很晚的时代，绘画出形象，能够识破伪装，就能够掌握和劾治怪物这种想法，还是很流行，所以像《白泽精怪图》里面那种识破精怪的技术，在唐代也很普遍，敦煌就保存着这种东西。可是这种对于“物”的古老知识和技术，在后来和古代的物官一道消失了，那么，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种消失的背后有没有很隐蔽的观念变迁呢？

敦煌文献《白泽精怪图》(残卷)

第二个例子，比如像古代中国道教曾经有过的准行政化、半军事化组织，这是古代宗教都曾经有过的愿望，希望可以全面控制信仰者，成立一个宗教帝国呀。所以汉代末年的太平道、天师道原来都曾经是“领户化民”，又收租税，又管户口的，都要和世俗皇权分庭抗礼的，所以，又是三十六方，又是二十四治呀，这种组织，很容易有煽动性，也常常会引起迷狂的情绪，就在现代各种宗教组织里面，你也看到这种由信仰力量组织起来的教团，有非常强烈的组织力量，而在他们集体的祭祀聚会活动中，又蕴藏了很大的情感力量，这对世俗政治来说，是很危险的呢。可是，为什么这种宗教教团后来就没有了呢？为什么后来道教都以洞天福地道观为组织基础了呢？道教的历史文献里面，道教的研究里面，这个事情怎么轻轻地被删去了呢？

第三个例子，也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六朝道教史的研究，我总觉得道教中有一些被历史减去了的仪式，像涂炭斋、过度仪这样的东西，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会在历史中渐渐消失？为什么又会在历史记录中被渐渐删掉？我觉得其中大有深意。过去我们的历史书，常常一方面讲，中国很早以来，就对男女之间的关系有禁忌，对于“性”很谨慎，所以一说就是“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男女授受不亲”，一提就是《礼记·内则》里面的一些规矩。另一方面，很多人总说，中国宗教信仰的狂热不是很厉害，不像一些宗教，有自残、自虐，用自我惩罚来考验宗教信心，像佛教就是念念经、打打坐，大不了就是不娶媳妇不吃肉，道教也一样，吹吹打打，做法事打醮。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过去并不见得是这样的，比如，道教里面的涂炭斋，就是自虐自惩，很残酷的，道教里面的过度仪，就是公开的性仪式呀，“父兄立前，不知羞耻”，按照现在的说法，很丑陋的。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其实，在汉代就很流行，四川新都就出土过三男一女在树下合气的画像砖，四川的江口也出土过男女秘戏浮雕，《艺术丛编》里面也有这种砖拓，而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里面也说，他看见过数十件这种东西。这种公开的风气一直到唐代，唐人还可以公开谈论的“性”的话题，如性技巧、性文学，像《医心方》里面的东西、《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像敦煌的《攘女子婚人述秘法》，甚至在宋代，京师还可以公开举行的女子裸体相扑。到明代城市里面，还有很多公开出售的春宫画，为什么后来就渐渐变得秘密起来，不好意思公开了呢？西方有人专门研究“羞耻心”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思考一下，对于异性的身体，为什么在主流思想世界里面，渐渐成了忌讳，而在它没有成为忌讳的时代，人们是怎么想的？在它不成为忌讳的阶层，观念是怎样的？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观念在起作用，而这些观念是否应当是思想史的内容？这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一次历史学方法的讨论会上，我讲过这些例子。有人提出来说，这种“减法”，要分成两类，一方面是历史中渐渐减少的，一方面也应当是历史记录有意识地渐渐少记了的。这是很对的，但是，后面一种更要注意，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历史书来了解历史，你不通过历史书、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你怎么知道过去的历史？所以，有时候，并不见得是历史在减少某些东西，而是后来的历史记录者，按照后设的观念和想法，在书写的时候，截长续短，减去了很多历史，使历史变成片断，然后再把片断连接起来，仿佛剪辑影片一样。可是，以前有句古话，翻译成白话就是说，鹳的腿长，截短了它就很悲哀，鸭子脚短，把它接长了它也会不舒服，应当恢复历史本来的样子，来充当我们观察古代思想和观念的背景，所以，我想，我们能不能把被废弃在库房的胶片重新拾回来，看看当年真实的全镜头？前面我说过，道教史上有过度仪、有涂炭斋，后来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如果重新发现它，把它很平常很自然的存在的那个时代的关于宗教、身体与性道德的观念背景重新描述出来，是不是可以当做一种思想史的问题？

三、思想史，如何做加法和减法？

我不说，大家都会感觉到，过去的文化史、思想史太多地习惯于“加法”而很少使用“减法”，很少去讨论渐渐消失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包括那些被后人用后来的观念贬斥为野蛮、落后、荒唐、淫乱的，逐渐“边缘化”和“秘密化”的东西。

历史就是这样的，什么东西都有两面，其实在新思想新观念渐渐生长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正在渐渐消失，这是一个钢蹦儿的两面嘛。可是，我总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作为历史研究者，怎么能只看到增加的，不看见减少的呢？没准儿恰恰是在这些渐渐减少和消失的历史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可以看到被过去的精英、历史、典籍逐渐遮蔽起来的，被遗忘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强大的世俗皇权和主流意识形态，是怎么样在不经意中，就可以迫使其他异端“屈服”。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国，思想是专制的，政治是同一的，权力也是一个，所谓礼乐文明，也是同一的，这是怎么形成的？那些本来在历史上存在的异端思想上哪儿去了？本来可以和儒家政治意识形态对抗的宗教究竟怎么了？本来各个地区和各种阶层的不同风俗和习惯，怎么就渐渐一致起来了？你看田余庆《拓跋史探》里面，讨论拓跋氏的“子贵母死”制度，这种制度为了防止掌握权力的人受外戚影响和控制，用这么一个野蛮的方法，不符合汉族的“孝道”嘛，但是到了后来，它就渐渐消失了，鲜卑人也融入华夏汉族的所谓“文明”了，这种渐渐被“文明”化，使很多所谓“野蛮”的往事被忘记、被掩盖的事儿多了去了。所以，我在一九九八年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时候，一面读书，一面就使劲儿在琢磨这个事儿，这一两年里面，我就曾经用这种想法为中心，写了一本关于六朝隋唐道教史的书，就是想看看在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社会环境不断增长的时候，旧的东西是怎样被迫消失的，看看我们的思想史文化史，究竟为什么在有意无意中，也跟着遗忘和遮蔽这些历史，这些历史是怎么一点一点被减去的？

还有一些风俗习惯，大家不一定会注意，这些东西今天可能众口一词地说不好，可是，你回到那个时候看，就不一样了，比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说，“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宦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112-113页）。可是，这种当时社会公认的正当性，后来为什么不正当了呢？讨论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唐宋社会转型、精英思想的平民化趋向，这种精英认知如何通过像《秦香莲》这样的戏曲啦、小说啦传播开来的等等，很复杂的。

还是用具体的例子来说吧。以前我们说过，自从有哲学史思想史以来，我们对于先秦两汉，就常常只看一半儿书，只读六艺、诸子、诗赋，不读兵书、数术、方技，这就使很多古代思想只剩下一半了，一半的思想能反应当时人的想法吗？我们习惯了用现代人后设的观念去观照过去的历史，这当然没有办法。不过，有时我们也可以用“了解之同情”去想一想，成语说“设身处地”，这就很好。如果我们不能设身处地，结果可能会落到“历史目的论”里面去，就好像用一个细长的望远镜去倒看历史，在镜筒里面的，直朝着眼睛的，就收进来了，在镜筒外面的，就忽略了。现在，写历史的人所遵循的、所依赖的，是现代人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在现代，无须论证，都很合理，像“文明”、“理性”、“科学”，包括对生命的珍视，对道德的畏惧，对陋习的鄙夷，对自由的尊重，等等，可是，现代人撰写古代思想史，你老用这样的观点，站在这样的立场来叙述历史，可能就会不理解古人，因为不理解，就会掉过脸去，故意忘掉，反过来，在这样的历史叙述里面，写思想史的人也会习惯于把那些刚刚被说出来的，有可能趋向现代的东西，当做新的合理思想，然后冠以“进步”、“发展”这样的称呼，写在自己的著作中。

所以，这种方法容易忽略过去一些“不文明”、“不理性”的东西，他们用现代的观念看，当然不合理，也不合法，被删掉是应当的，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些现代观念看来不合理合法的东西，在它那个时代曾经合理过，也曾经很正当，甚至很神圣，否则在它那个时代，不就要被灭掉吗？为什么当时没有那么惊诧呢？没有那么惊诧，说明那个时候觉得很正常。那个时候觉得正常，不就说明那个时候的思想世界，和我们现在想象的不一样吗？也许，这些今天看来不齿的思想可能是当时的常识，我们现在费了老大的劲儿要表彰的“新”思想，可能在那个时候，没准儿倒是个怪物呢。当然，从古到今总的趋向是文明化，很多观念会消失，一些习俗会被革除，还有一些信仰呢，渐渐的会被越来越理性的人们所抛弃，还有一些失去了生活土壤的礼仪，会逐渐地被当做赘余而舍弃，这就像盲肠一样，被历史的手术刀割掉。那么，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在这些消失的、革除的、被鄙夷的和被舍弃的东西背后，有没有深刻的知识和思想背景呢？第一，我们要问一问呀，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环境下面，他们曾经很流行、很合理、很正常，为什么后来它就不正常了、不流行了、不合理了呢？第二，我们还得问一下，历史书、无论是旧的史籍还是新的著作，怎么就好像成了筛子，那些本来在那个时代很普通的事情，怎么就不能通过历史审查，好像筛子一样，颗粒太粗，越筛历史就越少呢？

我们还是用具体的例子来说吧。

像上面讲的儒学史里，七十子这个阶段本来也应当有很多资料，比如子游、子张、子贡的东西，就渐渐不见了，只有在《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里面有一点，可是这些资料的消失，到底是为什么？是后来的“新”东西遮蔽了“旧”东西吗？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因为不合时宜就被忘记了？这就很值得讨论。大家知道，近年来简帛文献，从马王堆汉帛书到上海博物馆楚简的发现，让研究者大为高兴的，就是可以“增加”黄帝书、“增加”孙膑、“增加”鶡冠子、文子、尉缭子、“增加”儒门“七十子”这些缺失的环节。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讨论一下，在思想的历史或者文献的历史中，他们为什么会被“减去”？

再比如说，禅宗史上，僧稠本来很重要，在六世纪上半叶，北方流行的禅学，在河南河北是僧稠为领袖，关中一带是僧实为领袖，达摩这一支未必有多大影响，但是僧稠慢慢地就在禅史里面消失了，在唐代他还很有地位，到禅宗取得绝对地位以后，自己重新炮制历史，僧稠就不见了。同样呀，所谓二祖慧可，其实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追随的，什么断臂立雪的故事，可能不那么可信，在北齐首都邺都，他就被道恒法师说是“魔”，使他不得不“从容顺俗”，尽管这样，还是被人所不齿，最后被一个成安县的县令翟仲品陷害，打得死去活来，被迫承认自己是“妖”，被毒药害死。可是禅宗自己写的历史里面，这事情就渐渐消失了，你说怪不怪？

还有呀，大家注意一下，好像很少有思想史或者哲学史著作对皇甫谧进行过研究，他是魏晋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大人物呢！其实，他在当时士人中间的位置很重要，因为很多大学者都是出自他的门下，他关于宇宙论、历史起源和人生态度方面的著作也很有影响，像《帝王世纪》、《高士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他很难被纳入思想史的先验线索中被解释出意义吧，所以被古代和现代的历史著作轻轻地划拉在了一边，没有多少人去研究，除非是在更仔细地清理“二三流”人物的时候，才会看到他，这是相当奇怪的事情，可是谁规定他就是二三流或者不入流呢？另外，金代的王若虚，研究的人也不多呀，所以美国加州大学的奚如谷（Stephen H. West）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他是被遗忘的传统学者，但是，大家翻一翻，现在的思想史并没有这一页，除了史学史比较注意他以外。更典型的是明代的丘睿（1421-1495），他在当时也是一个极重要人物，他的《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一方面从观念上对政治生活各个方面进行论述，一从仪节上对日常生活进行规范，在当时影响太大了，可是他的重要性，至今还没有被思想史充分认识，所以，才造成了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几朝在思想文化史上的缺席和空白。

顺便说一句，最近考古特别热，考古发现之所以叫做“发现”，就是一些古代的东西后来消失了，现在又被我们的考古学者重新发掘出来，那么，反过来，我老是要请大家常常“反过来”想想，我们如果研究思想史，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一些东西，它们为什么会被历史减掉？我引一个洋人的话来说，“历史的原因从偶然事故的自然淘汰中自行折射出来”，什么是所谓“历史的原因”呢？就是后来被解释出来的，用来说服自己，也用来说服读者的那些理由，其实常常是后来的、选择的、理性的总结出来的，找到这些理由的时候，常常就把很多“偶然的”事情“淘汰”出去了，只有把没有办法纳入解释的剔掉，那个“理由”、那个“解释”才能成立。

当我们把这些“减去”的东西重新放回历史，是不是历史就有了其他的解释的可能？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下力气要寻找的东西之一，不就是一个重新解释的空间吗？过去被那些看来唯一的、合理的解释，把其他的解释都排除了，把可能妨碍它的历史资料都放在视觉的焦点之外了，现在用减法来重新建设历史，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很多其他可能的理解呢？所以，我总觉得，思想史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第一，要恢复历史的全貌，这个全貌不是什么都写，是不扬善不隐恶，是比较全面，让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古代中国思想，知道所谓“思想传统”，是后人用后来的观念从古代寻找资源，重新书写出来，让人继承和认同的，实际上这是“音调不定的传统”，第二，还可以让我们知道，原来关于“思想史”的描述，太过于精英化和经典化，经典本来不是经典，是一个被逐渐经典化的过程，那些没有被经典化的思想可能就边缘化、秘密化或者世俗化了，你得想办法重新读它们，不至于被后来经典化的东西占据了全部思想史。

我总是觉得，有没有这种反方向的怀疑、思索和关怀，是学问境界上的最大差异，好的学者对现成的说法总有追问的习惯，而差的学者总是接受现成的说法，既不去搜集，也不去寻找，更不去解释那些边缘的、看上去是次要的资料，可是，好的学者呢，就像胡适说的，常常要在“不疑处有疑”。比如，刚才我讲的涂炭斋，最早就是胡适和杨联陞在讨论的，胡适和杨联陞从1955年起，就在往来书信件里面反复热烈讨论六朝时期“自搏”、“叩首”为主要内容的涂炭斋，他们为什么这不讨论那不讨论偏偏要讨论这个事情？显然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后来，就是1960、1962年，杨联陞接连撰写两篇论文讨论这种已经消失的道教仪式，可以看出，他们心里有问题、有想法，应当说，这样的学者才有相当的眼光。

四、加法和减法：是重写思想史的途径之一吗？

前段时间，我看了几个电视直播节目，北京老山汉墓发掘、埃及一个金字塔的发掘、湖北九连墩楚墓的发掘、宿迁西汉泗水国王墓的发掘，以前，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事情，不仅是电视传媒把它当做了热门话题，就连一些大企业也觉得这是热门，所以也赞助发掘，弄得考古很热火。

这当然有些奇怪。本来嘛，考古不应当这么冷，但是，现在好像也不应当这么热。很多热心于传说和传闻考古的人，未必理解考古对于学术史的意义。考古是发现，近来就有所谓的发现之旅的电视片，专门拍重要的考古发现，没有疑问，凡是发现，常常让大家惊叹，唉呀，原来古代还有这样的好东西，地下还有这样的宝贝，但是，很多人的兴奋，是和一种文物古董的拍卖价钱连在一起的，觉得原来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地底下挖出宝贝来，很惊奇呀。可是对于学术界来说，却不同，如果你没有一些新的观念，一些对古代历史的大判断，照样也会和盗墓的人一样，心往一处想，那只是挖宝，满足好奇。

其实，对于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人来说，考古发现不在于多给我们找到了一些坛坛罐罐、铜器简帛，不在于给我们已知的历史和传统多提供了一些证据，那没有什么用。关键而在于这些考古发现，它是不是有可能改变我们过去的看法，是不是改变了历史，如果这个考古发现一下子告诉我们，我们过去的记忆中、文献里，可能没有这样的传统、这样的文化，这次突然发现了，历史改写了，那才算是“发现之旅”。

我只是用考古为例，其实不止是考古，很多文献的重新发现，很多普通现象的重新解释，都有可能成为“发现之旅”，文献里面也有很多被遗弃的边角资料，之所以他们被遗弃，是因为它无法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被安置在历史叙述的合适的部位，就像《世说新语》里面所说的，暂时无用的“木屑”和“竹头”。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的历史观念，已经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什么是应当叙述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那些被断定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没有容身之处了，就算是有人想把它们写进去，也不知道写在哪里为好。可是，我要说的就是，如果历史的观念有所变化，可能这些“边角废料”就会突然身价百倍。举一个例子，过去没有“轴心时代”这个观念的时候，《国语》里面那句“绝地天通”，没有特别的意义呀，好像只是一个神话传说，但是有了雅斯贝斯的理论，有了张光直先生《商代的巫与巫术》、《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续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连续的引用、解释和发挥，大家伙儿才突然发现，这句话太有意思了！原来，它可以对应所谓“轴心时代”呀，“轴心时代”的理性上升、人神分开、需要巫觋的文化现象，就是“绝地天通”、“人神异业”呀，所以，这个文献现在就耳熟能详了呀。我们常常说，史料有主有次，有“边缘”，有“中心”，其实，什么中心和边缘？那只是取决于观看者的位置，山中人所看不清的，山外人也许看得清，从窗里探头看出去的，是窗外的风景，在看风景的人看来，那扇有头探出来的窗户也是一道风景。史料本身没有重要不重要的分别，看你怎么看，看什么。

张光直（1931.4.15－2001.1.3)

以前有一个很不错的电视片，讲埃及、南美、印度等等地区的考古发现，叫做《失落的文明》，它重新通过考古发掘来描述世界上各种已经失落的文明，这当然很不错，不过，我觉得那是对文明曾经断裂的区域来说的，所以注意的焦点会集中在重新打捞古文明上面，对于一直延续的中国文明来说，我倒觉得考古、知识考古、文献阐释，更有趣的是“打捞失落的野蛮和蒙昧”，我们过去习惯了描述汉族文明的连续历史，可是，有一些历史背后逐渐消失的那些东西，究竟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西方要接续起历史的链条，说明一次次断裂中的连续历史，这是他们所缺乏的，那么我们是否也应当说明连续的历史中的断裂、消失？我们常常说，要重建历史，如果你按照现成的历史脉络写历史，那么要你写干什么？不还是那样吗？重建就是要恢复一些历史上已经消失了的东西。

当然，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重新恢复的，它的消失无可挽回，可能有一些古代的观念，我们也永远也无法知道了，这是已经消失了的知识和思想，它们曾经有过一个合情合理甚至很神圣的思想环境。但是，也不一定都不能恢复，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资料，加上我们的体验和想象，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被“减”去的历史。

——比如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上的十二个神人形象，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的林巳奈夫的推测说，这是体现了和尊重雅醇的中国文化不同的楚文化，应当是楚的神巫形象，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湖北的刘信芳先生写了一篇《中国最早的物候历月名——楚帛书月名及神祗研究》，他说的有道理吗？有一次有人问我，它会不会和外来的东西有关？我不知道，这种“十二”，像十二柱神将、帛书十二月、计时的十二地支以及“摄提格”之类的怪异名称等等，究竟为什么它成了一个普遍使用的数字？也许有的知识就在古代被减去了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们过去常常以鄙夷的口吻谈到，日本古代有遗弃老人的风俗，大家看日本有名的《梄山节考》就会看到，中国人很会嘲笑这种风俗，所以面对这种风俗，就很自傲，而自傲的背后则是想到中国传统的敬老尊老。但是，这种想象并不见得有多少依据，这种弃养的风俗在古代中国也同样存在，直到宋代初年，史料依然记载，在一些地方比如武胜军、西川、山南诸州，仍然“百姓家有疾病者，虽父母亲戚，例皆舍去不供饮食医药，疾患之人，多以饥渴而死，习俗既久，为患实深”，这种风俗大约来历很久远，所以文献中说是“仍习旧俗，有父母骨肉疾病，多不省视医药”，就连过去我们以为自古以来一直是其乐融融的家族内部关系，也不像经典文献记载的那样，尽管都知道“犬马尚能有养，父子岂可异居”，但实际社会生活中，反而是“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别籍异财，仍不同居”，害得当时的朝廷和士人忧心忡忡，反复由朝廷下诏，加上家族伦理的艰难重建，才使这种“旧俗”逐渐消失，所以，并不是一开始我们都很文明的，所谓野蛮的习惯，其实一直伴随我们的历史的。

其实，不妨想象一下，假定中医知识在今天的西风鼓荡下渐渐消失的话，若干世纪以后的中国后人，能否知道阴阳五行知识系统中的这些技术，曾经被那么多世代那么多人所信仰，并确实能够治疗疾病吗？那个时候的人，也许也只有在资料中重新发掘，重新组合，重新体验，才可以重新理解这种被历史逐渐减去的经脉、行气、阴阳、五行等等，在我们——也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个时候，原来真的是一种很合理的观念和方法。所以，我一直在想，思想史研究，要变一变呀，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对于“发展”、“进步”之类的加法，对于“文明”、“理性”之类的主流的注意力，适当地转移到这些方面来呢？

最后，给大家读一段话，这是富兰克林·鲍默（Franklin L. Baumer）在《现代欧洲思想：连续与变化的观念，1700-1950》（Modern European Thought：Continuity andChange in Ideas，1600-1950）的《结语》中说的，他说，思想史应当阐明，什么观念不断地被留存下来，而且协助建立了伟大文明，但是，请注意这里有个“但是”，它也应当能够并且应当阐明，另一些观念为什么只是短暂存在，或者为何与非文明相联。好了，今天我讲这么多，只是有些感想，觉得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对于不断出现的“新”思想现象过分关注，而对同时短暂存在过的、在渐渐消失的“旧”思想现象，多少有些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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