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心语|李小江：无分西东，我们都是堂吉诃德的同路人——致海外年轻朋友的一封信

2018牛津中国论坛（Oxford China Forum）现场

编者按：本文为著名女性研究专家李小江教授写给牛津中国论坛（Oxford China Forum）成员唐凌等人五封信件中的第一封。信件原题为《华人家国——致所有“仰望星空、心向远方”的年轻朋友》，本文标题、文中标题皆系编者所加。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导下，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常令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颇感无力；但西方学界宽容、自由的治学环境以及深厚的学术积累，又将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学者向往而无法回避的世界。东西互看，固然有诸多误解与隔阂，但在全球化的今天，理解才是最终的相处之道。本文注释略，阅读原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李小江，女，1951年生于江西九江。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妇女文化博物馆荣誉馆长，著有《夏娃的探索》《性沟》《女性审美意识探微》《走向女人》等书。

唐凌，及“牛津中国论坛”的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的盛情邀请！

我对太热闹的事没有兴趣，论坛这样的活动很久不参加了。自2015年从日本和德国回国至今，我受聘于陕西师大，长久滞留在关中和秦岭南部山区，也在陕北、内蒙河套地区、晋南和豫西跑了不少遗址，向华夏制度文明的根脉溯源……整天浸泡在故纸资料堆里，看电视也多是考古片，对当下热点和外部世界的人事日渐漠然。因此，如果不是Maria Jaschok教授转来你们的邀请信，我会毫不犹豫当即谢绝。

不错，牛津是我想去的一个地方，因为老友好友在那里。你们的邀请给我们见面提供了一个好机会，还能帮我节省路费。答应去参加你们的论坛，我有私心。我的新书《日本结》去年底在北京出版，这是我做“地缘历史哲学”的开篇作。再去英国，不仅可以看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还能顺便了结我对英国的一点念想。如果时间允许心思到位，没准也会对那个岛国说三道四；毕竟，英美文化和语言是我主修研习的专业基础，英国较之日本于我是更熟悉也更容易亲近的地方。

出尔反尔，答应去了却又反悔，我很抱歉。

欠你们的，现在我来还债，就以书信的方式参与你们的论坛吧。

说实话，放下手头工作，拿出很多时间和精力给人写信，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常见。放不下你们，不为歉意，为“认真”。在去或不去的交涉中我感觉到：你们创办论坛的态度是认真的，出自力图校正学术偏见的公正之心；你提出的问题真实而深刻，会是长久的，也许还要伴随数代甚至数十代中华学子的学术人生。你的困惑深深地触动了我，把我从考古氛围拽回现实世界。我很清楚，对华人或对中国人来说，越是“仰望星空、心向远方”的越将深陷困境难以自拔；身为女性，更是多出了莫名的困窘难以超越……看你的文字，字字都在困境中。我知道，只有认真对待人生且对社会有担当的人，才会这样思考如此困惑——仅此而言，没有代沟，我们是一类人，心思因此是相通的。

面对认真的你（们），我必须认真回应，这是身为前辈学人该有的担当。针对你在信中谈到的诸多问题，我想归纳在5个主题即五封信中，如下：

第一封信  学术世界 （问学求真）

第二封信  国族天下 （身份归属）

第三封信  问学长安 （中国特产）

第四封信  越界生存 （生活方式）

第五封信  生为女人 （自主选择）

日夜兼程，冬日见短，想在春天到来时回复你们，算是我送去的新春礼物。

遗憾，这片广袤的大地——华人的祖国和故乡，我生活和做事的地方——新春已近，春天遥远。学术世界里，精神上的春天与四季无关，只在心田；与衣食温饱无关，与话语和思想氛围息息相关；没有高调门的颂歌，润物细无声。

李小江

答应了你们的，迟早都会偿还。今天的话题关于“学术世界”，它是所有学人安放身心的理想之地；你们的不同在选择：面向未来，继续置身其中或弃之而去，是你们眼下当紧的现实问题，因此先发出这一封信。其他的，有待日后合适的时候陆续发出——不急，答案的求得不在我的笔下，在你们足下。问学求真的路没有尽头，也没有胜负；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出征就是命运。学人共同追寻的真理，实则是一个无形无边因而具有无限魅力的乌托邦，它在各自想象的意念中集“真善美”为一体，是所有认真求学和珍爱生活的人不惜倾毕生之力追逐的梦境。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成为一把开启思路的钥匙，在前赴后继的乌托邦之旅中，与“仰望星空、心向远方”的年轻朋友分享我见识到的“星空”和“远方”。

李小江

2019年1月26日冬春之交

中国大连 金石滩海滨

唐凌：

谢谢你锲而不舍的追问，更要感谢你在来信中传递的一系列讯息。

仿佛天外边飞来的信使，你带来的不仅是身为中国留学生在外求学的难解之惑，还有弥漫在整个西方学界的人文气息：

读着，不由得会心一笑。

时光倒流，你的故事将我带回那个熟悉的西方学界。不错，“西方”是一个界定——这个界定非常重要，我以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地域和族群身份的界定是学术认同的一个必要前提。就像面对女性主义，无论周遭朋友如何论证或好意劝说，自始至今，我一直坚持将feminism译作“西方女权主义”。

1989年11月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学术会议（Chinese Gender Study in Chinese Society），这是我第一次置身海外学界，也是第一次面对“两岸三地”。席间座谈，一位台湾来的律师直言：“大陆连Ren权都没有，你谈什么女权？怎么搞妇女研究？”当时“lS”余波未尽，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用一半疑虑一半同情的眼光看待中国学者。政府做的事，我无以代言；能说的，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你知道大陆有多少女人？至少有6亿！你想说她们生活艰难，会哭；可你知道她们也会说笑吗？像你一样，她们也会笑。如果没有一点人权和女权，她们怎么活下来的？我做妇女研究，就是想知道她们为什么哭为什么笑；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活，她们想什么、做什么……在她们中间认识她们，这就是我的妇女研究。”事后有人评价：“李小江很不学术啊！”这是我第一次在学界“被学术”了。

1991年8月到1992年2月，我在国外７个月，辗转美洲和欧洲，与诸多汉学家广泛交谈，有机会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中国和中国研究。和你们一样，我们一代学人当年也是抱着虔诚之心求学西方；尤其我自己，西欧文学和西方历史哲学是我的专业基础。早期英国文学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研究生论文做的是Emily Bronte的《呼啸山庄》。恢复高考后最早两届研究生中，外国文学专业的全国只有12个学生两个方向（俄罗斯文学和英美文学），1990年代这些当年的同学几乎都在海外求学。我在海外的求学经历是在“对话/对抗”中获得的，不仅因为“妇女”，主要因为“中国”。1991年10月在美国加州大学（Berkeley）主办的中国研究年会上，我听西方学界谈论中国，很吃惊：讲台上说的那些个“中国”让刚刚离境的我感到非常陌生，一时茫然，不知哪个是“真”。那年底我去欧洲，正赶上苏联解体，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听到“the next is China”和“China will follow Russia”的预言。

1992年2月离开哈佛大学时，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正在讨论“太ZD”的排列组合及其对未来中国的影响……是那次周游列国在西方反观中国，让我对享誉世界的最高学府和诸多声名显赫的西方学者产生了无法排遣的疑惑，从而自觉地在学术走向上保持距离，即我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到的“分道扬镳”。后来回想这些分离，不只是庆幸，也有自豪：幸亏当时没有迷信那个“学界”没有追随那些“预测”，笃定将问学求道的心思放在自己脚下，走“田野”，做访谈……朝向“地缘历史哲学”孤自上路。坦白地说，我的出发点和你们的很相似，如你所说，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还有男性中心主义）的质疑。那时我在海外讲学，讲的最多的不单纯是women（女人），是中国妇女。遗憾的是，十几年过去，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海外的问题依旧蹒跚在ABC。比如计划生育中“女人身体的自主权”问题，1980年代我在国内经常被海外学者问到，1990年代在加拿大在美国在德国在英国……记者采访或讲学答疑，不同地方依旧给出同样的问题，车轱辘旋转，周而复始，你不得不迎合西方标准用西方话语对中国点滴事情做基本启蒙，这让我感到十分厌倦，导致最终断然谢绝出国讲学，也放弃了因爱因斯坦而让我向往已久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in Princeton）发来的申请邀请——就这样：毅然回头还乡，在自主选择自己认定的道路上，不讨掌声，不求认同，不偏离方向，因此少走弯路，至今没有遗憾。

说到这里你该明白，你传递的信息为什么让我感觉好笑。

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变化有目共睹，中国学人的视野日渐开阔。但在西方学界，尤其在中国研究领域，无论世事变迁，依旧那样的氛围那一种腔调；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年中国看弱，说的是“中国分裂、解体、完蛋”；如今世界纷乱而中国国运看强，学者的言论与政客的趋同，多半将中国崛起看做“万恶之源”。在我们这一代华人心里，原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改变世人歧视的心态，力求自强不息；不期最终总是这样的结果：无论中国是强是弱，都讨不来一个公正的评价。西方学界引领潮流和价值导向，仿佛凝滞在那里，斗转星移，视若无睹；不怪你问“到底哪里才有出路？”身在海外，心向中国，学有所成却不知所终。为了“打破学术上的西方特权”，你们组织论坛，邀请各界精英汇聚牛津，想把“真正优秀的中国学者的声音带入西方学术中心”。你们邀请了我。但是，我没有响应你们的召唤，针对学界中痼疾般的“西方中心”，我的回应可能让你们失望：

不仅西方中心，还有中国中心，同样害人，在认识论的层面上都是误区。求知求学不得不借助诸如民族、性别、阶级这样的认识工具和身份认知，但真知的获得又恰恰是以“超越”为前提的。

这个回应是双向的，有对“西方中心”的放逐，也有对“中国梦”的自检。难得的是你的反馈：“我反反复复读了您的邮件几次，然后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受了刺激就走入了中国中心主义里。” 你的反思唤出我的同情，唤醒了沉睡已久的记忆。不瞒你说，最终让我决定暂时放下“考古”的，不只因为你的问题，也因为我与你们有相似的经历，正好借助回信完成我自己对“学术世界”的一次清理。

问题出在哪里？

不在学术界本身，是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人身上。

世界是多元的，开放的学术界因此不能不是多元和包容的。学人要想求得真相，自觉地置换立场至关重要。但是，不尽人意，所有学人（包括我们自己）无不是带着先天的文化胎记和既定的身份归属步入学界的，如果缺乏必要的学术自觉，难得公正，更难客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讨论往往就是一场又一场身份与立场的较量，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这是常态，还将长久持续下去。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一个民族或国家可能是“全视角”的，每一种视角都难免带有先天的偏差或局限性。比如，生活在南半球和北半球的人们，对同一月份的冷暖感知完全相反。又比如，置身北半球看同一座山，山南的人看到绿色的植被，山北的人看到白雪皑皑。他们说出的“真相”完全不同，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孰是孰非？即使是山南的居民，山上族群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生成与林木共生的山地文化和社会制度；山下族群种地放牧，在开阔的土地上哺育出农业文明，孰优孰劣？你能说山民是野蛮人，要他和山下农人一样以耕种为生吗？或者，你能要求山下的人像山中人那样守护山林，不耕不种，与原生态共存亡以求“政治正确”吗？

不同的出发点即不同的立场，导致不同的是非判断。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们，在出生地上驯养承袭的世界观和生存方式，与自然地缘环境生成的人情世故有关，强行求同的结果一定是灾难。有史为鉴：落实在社会生活中，多是战争；出现在思想认识领域，不只迷失自我，也会让人迷失前行的方向。显然，西方学界对中国的认识误区，不是因为缺少智慧或缺乏资料，而是不同的视角导致不同的价值判断，认同是难的；可行的作为，就是各持己见，不必求同。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全球化时代的学术世界里，“认同”建立在差异辨析的基础上才是可信的；“地域”和“身份”是价值判断的必要前提，缺一不可。

既然如此，这世上还会有一个价值认同的“学术世界”吗？

学术世界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今天这个地球上，它是客观存在的。学术世界的基地是大学，它的臣民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它的价值取向不是逐利，是求学问道，探寻真理。大学的产生不是天赐的，它是自由精神战胜“神圣教义”的结果。世上第一所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1088年）诞生在意大利，接踵而至的第二、三……大学也都出现在西方，为欧洲文艺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中世纪的欧洲被宗教意识形态严格控制，大学是唯一可能避免宗教裁判对学者实施人身迫害的“特许之地”。日后大学在全球范围得以普及和传承，因为世界各地有相似的人、相似的追求和相似的困境。理想的大学应是自治之地，有自己的地盘和自己的章程：思想无界，言者无罪——正是这样的特许之地，培育出一代又一代不畏强权、不逐功利、不迎逢、不媚俗的大师级学者。所谓“钱学森之问”，谜底就在这里：大学不只需要大楼和大师，最需要的是能够培育出大师的人文环境。

陈寅恪（1890-1969）

所谓大师，不只钻研学问，也将捍卫“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看作不可动摇亦不可被侵犯的人生权利。对比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独立自主的学术精神在西方滥觞和发展（顺序排列，不可或缺）：与那里最早承认私人业主的合法权力有关、与个人之间互换有无的商品流通有关、与讲求诚信和公平交易的市场经济有关、与契约至上精益求精的专业化生产有关、与在“陌生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制社会有关、与以立法形式认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精神有关；更直接的，是在这些因素聚合的基础上生成的自我意识、个人意志和独立自决的能力，为大学的建立和学术精神的传承奠定了难以撼动的社会基础。无论人在哪里，身为学者，我们都该庆幸这个世界上有西方有大学因此有了学术界，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召唤和集合起一代又一代学人，前赴后继，共同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庆幸今天的学术界不仅有大学有学人，也有自己的地盘和自己颁发的通行证，让所有以学术研究为生的人可能超越地域和身份的阻隔汇聚一处相互认同；不然，你不可能在香港或在牛津拿到学位，我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游学世界。

学术世界的成立有两个基础条件：一是物质性的，是大学或科研机构；一是心灵的，即独立的学术精神，坚守客观性原则，不需与时俱进。没有客观的问学态度，不会产出公认的学术成果；没有固守根本的学术精神，这世上就不会有真正的学者，也不会产生所谓“学术世界”。学术成果是冷峻的，无善无恶，建立在事实即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学术精神却是有生命有温度的，只在自由的灵魂中生发和生长。学术精神原本与科学无关，它是信仰，是超越经世致用的一种宗教精神。所谓真理，仿佛理念中的乌托邦，只在天上，尘世间没有任何人能够企及。为什么西方哲人会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汇聚在“堂吉诃德”名下？因为堂吉诃德展示的品格即追求真理的执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计后果，一往无前。2008年深秋，避居山乡多日，破例接受了西班牙平等部长的邀请踏上我的拜谒之旅。那一天，或端坐在塞万提斯的故居门前，或徜徉在世界上第一座大学城（Alcalá de Henares）古老的校园里，是朝圣，也是寻友。在我眼里，世上无论古今中外，所有以求真为目标的人都是伙伴：我们是堂吉诃德的同路人，在自由精神的光照下不分彼此，抱团取暖，薪火相传。

Alcalá de Henares

很长时间里，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物质世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与科学研究的客观精神正相吻合，很少有人质疑学术标准的公正性问题。20世纪以后，人文学科进入科学领地，社会问题浸漫在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界的“身份问题”备受质疑，“客观性原则”也在经受挑战。可以说，自打弱势族群的身份意识觉醒，学界对学术标准的质疑声就不绝于耳：女性学者质疑男性中心主义、东方学者质疑西方中心主义、殖民地出身的学者质疑学术领域中的后殖民主义……貌似不偏不倚的学术界从此不消停。没有人否认，现代科学的产地和基地在西方，它以西语为学术话语、以西方标准为统一标的、以西方的重点大学（如牛津和哈佛）为世界最高学府……自然而然且理所当然。但是，世界已经变了，在全球化时代这个多元共存的世界上，“西方中心”还会长久吗？如果它不合时宜，今后的学术中心会向哪里转移？随着中国国力强盛“一带一路”四通八达，学术中心会转向东方在中国扎根吗？

东方西方你们都领教了，该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做真学问，首要的是说真话。千条万条，最终只看一个条件：哪里能为说真话、揭示真相、追求真理的人们提供一个不受侵犯的“特许之地”？

历史中国，有书院，没有大学；书院传授一家之见，大学能容百家言说。今天中国，有很多大学，却没有那个“特许之地”。放眼未来，“中国M”的蓝图汇聚了大批学人和丰厚的科研经费，却没有看到它为独立的学术精神提供一张足够宽敞的现代产床（我在“问学长安”中详谈这个问题）。不管我们情愿不情愿，在可见甚至更久远的岁月里，无论身处何地的学者，都会继续以西方的大学为学术重镇，倾向在那里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因为只在那里，有认知偏差，学人不会被JinYan；有不公正的待遇，言论不能被任意FengSha。因了不同民族身份的学人介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标准不得不改弦易辙；但是我相信，那个孕育和滋养着自由精神的“学术世界”不会坍塌。

哈佛大学

具体到中国学者，我以为，在现今往后几代人的学术生涯中，“西方中心”还会如影相随，西方的价值判断因此还会是我们不得不警惕、质疑和批评的主要对象。但是，在学术研究和交流中，我们必须使用西方话语和它确立的术语；在理论建构中，各个学科还会继续沿用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标准和价值判断……人在其中，深感别扭却不得不委曲求全，无关身份认同，有关学术传承，利弊都在其中：所谓“利”，即它的根基、它的成就、它的自由精神、它通行世界的话语和涵盖全人类的胸怀，如今已经成为所有学人共享的资源；所谓“弊”，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伴随全球化在世界范围传播，自觉不自觉，我们也会成为它的追随者和传播者——直到有一天，如你亲身体验的：“我本人在香港这样一个后殖民的地方接受高等教育，有整整7年都在为了自己的大陆身份苦苦挣扎，最近才看穿一切问题的源头或许都在西方中心主义。”因此你们“奋力组织起自己的论坛”，希望以“中华精英”自我呈现的方式扭转外部世界的误解和歧视。我赞赏你们化意念为行动的积极作为，早年在海外我也遭遇过和你们一样的身份困窘；但是，我有不同的选择。面对不公正的待遇或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不同志趣的人可以也应该做出不尽相同的个人选择，这个世界才会是可爱的。比如当年，从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出发，我看与生俱来的身份劣势恰恰为我们（中国女性学者）走向学术高地提供了潜在的先天优势。智慧的选择不尽是扬长避短，还在化腐朽为神奇的同时将那些常人难以窥见的“优势”用到极致。

1991年12月我在波士顿，苏联和东欧刚刚解体，整个世界都笼罩在福山的“终结论”中。西方学界由新左派主导，“后现代”思潮冲锋在前引领潮流；通常是滞后的史学家也应时抛出了“全球史观”——对此，我有不同看法，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讲演之后坦言异见，讲了一番大话：

苏东解体，两个阵营同时瓦解了，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过去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国家贫富，如今我们站在同一个地平线上，不得不更新思维重新认识这个新世界。不错，我们是有很多现成的理论。所有那些理论都是过去历史的产物，没有任何一种经典能为认识这个新世界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无论我们有多么深厚的学术根底，都必须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从“地球村”这个新起点出发，重新整理各自的国别史，然后才会有真正像样的全球史观。

还记得周遭人们吃惊的样子，无法想象如此大话会出自一个中国女性学者：

做研究，什么最重要？视野和资料，站得高才能望得远。中国女学者就有这个优势：生在中国，对东方文化无师自通；进入学界，我们不得不学会西方语言，习得西方历史和文化，同时拥有东西方两个视角。对女性而言，我们必须熟悉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各种理论，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体验和价值判断，兼有两性视角——我看这四个视角就是我们特有的学术优势。

当时讲得理直气壮，现实处境非常骨感：四个视角实则出自四个身份低谷：华人、大陆中国人；女人，中国女人——身在其中，难免忿忿不平，有为中国（同时也是为自己）正名的冲动，有为女人自觉代言的责任意识；更多的问题出在身边，让人窒息的不尽是空气中的pm2.5还有难以伸展的话语空间……天下一统，即使避居山乡，安静的案头也难得平静，逼你在种种压力或诱惑（包括主持公道、声张正义、畅所欲言的诱惑）面前再三抉择。几十年下来，有拒绝合唱带来的压力，也有从政升迁的诱惑……我的抉择始终如一：既然选择了问学之路，就该做一个好学者，心无旁骛。

在我看，好学者不仅保有社会良知，更有追求真理的执着心向；无论顺境逆境，“不畏浮云遮望眼”（王安石）。抗日战争时期诸多文人投笔从戎，依然有将学业传承看做国之大事的人们（如西南联大的师生），顽强地坚守在学术阵地。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中学人命运多舛，也有坚持真理专注学问泰山压顶不言放弃的，如顾准一类思想者，宁死不屈；也有竺可桢一类科学家，在屈辱的遭遇中撰写物候日记，至死不渝……我看他们就是好学者——我宁可称之“学者”而不说“大师”。大师这个标签太过中国特色，位尊言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产。真正的好学者无所谓大小，只看是否能够拿出令人信服的真学问。学问本身也无所谓对错，只看研究者是否能够守住求真之道，心思笃定少受干扰。

竺可桢（1890-1974）

这些年我做地缘历史研究，最敬佩那些长年风餐露宿在“遗址”的考古人：他（她）们的理想姿态不是仰望星空，是在守望“满天星斗”(苏秉琦)；他（她）们的远方真是遥远，远超过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在千年万年之前的大地河川——“她”在这里有自己的位置，因为这些年考古学界加入了许多女性学人，在遗址现场、在工棚、在实验室、在研讨会上……不期遭遇她们，让我又惊又喜。更让人高兴的是，“性别考古”已然在考古学界进入主流话语，仅这两年，女性考古学者的文章我看到的不下百篇。在日本时，我见识了许多终生“只将一事凝滞于心”(鹤见祐辅)的学者和世间人；回住西安，又结识了很多埋头故纸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学生，耐得寂寞，孜孜以求……如今这个世界上，学术研究的起点可以在任何角落任何地方，基地却只有一个，即不可动摇的学术追求。选择以学问为终生事业，重要的不是求认可的心态，是找到那个可以安放志趣的研究领域，让凝滞于心的一件事支撑起“苇草”(帕斯卡尔)般纤细的腰杆和羸弱的生命。

在这里，毫无保留地说给你们，我也是这样说给学界的。

世界变了，身为学者，我们有责任从不同角度回答：变在哪里？为什么变？变向何去……为了找到答案，必须寻找合适的认识工具。我的选择一如我的认识，化劣势为优势，就从所谓“弱势群体”女人做起：深入人间生活而不尽是宏大叙事，将切身体验和个人见识看做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借用人类学方法，从自己脚下起步，无论国外国内（不同省份和不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都将“风土人情”看做一体，各有归属，谨慎界定。我的“地缘历史哲学”搭建在“国族天下”的基础上，设身处地，在“人与大地”的历史关系中认识所有的人文现象。回归案头，行文立论之前，我的论证是从概念界定开始的，不只针对Feminism和Gender Studies，而是针对世上所有既成的理论体系——我在2008年完成的“后寓言”即《后乌托邦批评》是这样一个结果，英文版的副标题“A Chinese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Western Scholarship”（中国视角下的西方学界） 翻译得非常到位：它以跨文化传播的《狼图腾》为蓝本，以文化大GM时期内蒙古草原为叙事背景，使用“后乌托邦”这一新概念与“两后”（后现代和后殖民）对话，从不同学科方向（十几个人文社会学科）深入检讨当代世界学术前沿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在我看，“对话批评”（托多洛夫）是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方法，也是促进学界内部自我更新的主要渠道；其目的不是求得统一的标准答案，是相互之间的了解乃至理解。

理解，也许不能改变什么，却可能带来和平。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

在寸土必争的“国族天下”，还有什么比和平更重要的吗？

李小江

2018年12月31日 除夕

大连 金石滩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