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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和猫 , Paula Modersohn-Becker, 1905
文 |西奥多·达林普尔
译 | 吴万伟，译者授权发布
可以说，我的整个成年生活一直都是在逃避童年的影响——现在我很少再想到童年了，如此说来，这是成功的逃逸。回顾童年总是让我感到悲伤，有时候还非常痛苦，因此，大部分时间我都禁止童年闯入意识的前沿：这与宣称童年对我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的说法大相径庭。正如我随后了解到的那样，很多人的童年比我的童年更糟糕得多。麻烦在于儿童并没有将其痛苦与他人痛苦进行比较的知识和手段，而且他人比你更痛苦的事实并不足以让你高兴起来。我知道，我的朋友似乎比我幸运得多，仅此而已。从身体上说，我衣食无忧，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从来没有挨过饿也没有受过冻，生活优裕。但是，我根本想不起来小时候曾经得到过哪怕一句温柔或鼓励的话。这或许是记忆力在搞鬼，为了服务于某种自动神话（auto-mythology）的目的，记忆中的某些内容被过滤掉了。不过，我很难相信这是令人满意的解释。我看过我和弟弟与母亲在一起的照片，当时我七岁。它让我脊梁骨发凉，情感上的冰冷显而易见。我认为，就算我不是照片中的人物之一，那种神情也会令我感到震惊。父母忙于进行一场冷战，他们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我，也没有时间来陪伴我；我的成长过程（至少在我第一次回顾童年时似乎如此）伴随着父母的忽略和惩罚。对我的活动，他们既不感兴趣也不觉得快乐。这给了我一定程度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我不想要，也不能使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总是在纳闷，既然我的存在除了偶然惹人生气之外一点儿都不重要，干嘛把我生出来呢？我们家的情感氛围若用冰箱来描述还不够，简直就是冷库。我想不起父母之间说过一句话，除了我八岁时的一次例外，当时他们两个分手了。记得我快九岁或十岁的时候，特别困惑的事实是，朋友家的成年人都在相互说话，好奇怪，这样多吵杂啊。他们之间沉默冷战的例外出现在有天晚上，我醒来听见母亲对着父亲喊“你就是个恶棍。”这显然有些太夸张了。父亲和我们一样都有缺点，但在人类作恶的刻度表上似乎并不算很高。不过，在很多方面，父母的生活也不容易，实际上比我的生活还要糟糕得多。比如，在1939年，母亲一直是逃离纳粹德国的难民，19岁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父母（他们最后时刻逃往中国，并死在那里）。母亲去世后，我发现了用红色丝带绑起来的一束情书，那丝带已经退色。这是她和未婚夫之间的情书，那个人是战斗机飞行员，在马耳他遇害。其中一封信是在他死亡前的晚上写的，被折叠起来和战争办公室发来的电报放在一起。电报告诉她，此人在一次行动中失踪，想必已经死掉了。里面还有一封指挥官的来信告诉她此人已经死去，当然是英勇牺牲。还有一封女士的信，那位本来可能成为她的婆婆。母亲当时只有22岁。虽然她从来没有说起过这次伤痛，但她一直保留着这些信笺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伤痛在她的余生中从来没有消失过。22岁时，母亲事实上已经丧失了父母和未婚夫。父亲追求她，但她却不知道父亲的首位妻子死于癌症（很多年后，双亲去世之后，我突然收到律师的请求函，征询弟弟和我是否同意将父亲的首位妻子的墓地产权割让一部分给她妹妹，此人现在处于病危状态，渴望埋葬在姐姐旁边。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按照继承法，我们是所有权人。我们当然同意；它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表现一点儿仁慈之心，没有什么痛苦）。不幸的是，这场婚姻证明是一场灾难，至少对他们两人来说，并没有带来渴望的幸福和满足。当我发现母亲未婚夫的情书时，我曾经短暂地幻想过，如果他没有被杀，我现在的生活是否会好得多。当然，这个想法荒谬得很，我不可能出生，如果一切都重新来过，肯定是完全不同的人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人的心思并非理性计算的机器。我认为所有这些体验肯定令母亲陷入一种情感上的防御状态。投入感情地爱带给她的只有不幸和失落，没有情感波澜反而更好，至少从外表看是如此。但是，我当时并不理解这些，等到我理解这些时已经来不及了。它对我也产生的影响已经难以消除了：很长时间以来，我发现表达对狗的喜欢要比对人的喜好容易得多。事实上，这个偏爱至今未有改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位伟大作家也拥有不幸的童年。也许不用补充说明，他们战胜童年不幸的程度比我大多了。这两位作家就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契诃夫（Anton Chekhov）。狄更斯是描述童年并将其栩栩如生的不幸回忆当作写作动机之一的的最伟大作家之一 。因为父亲欠债无力偿还而被关进监狱，全家人本来指望他干活赚取收入来养活的。狄更斯在12岁时就被送到一家鞋油厂当学徒，给刷鞋的模子贴标签。这本来就已经够令人难堪的了，但当狄更斯的家境好转一些时，母亲依然反对将小狄更斯送到学校读书，认定他应该继续在工厂打工。多年之后，狄更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仍然流露出信中描述的痛苦是多么刻骨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人生的烙印：我写这些不是要表现我的怨愤和不满，因为我知道这些从前的经历凑在一起成就了我现在的自己，但是，我从来不会忘记，我也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也不可能忘记在我被送回时，母亲是多么兴奋。这些话令人印象深刻，不仅在于其感人的力量而且显示了他的成熟。狄更斯在文中含蓄地承认，我们的生活体验无论好坏都成为塑造我们性格的组成部分，对于像他这样的作家而言，童年的不幸经历奠定了他伟大作家的基础（他偶尔也明白他是个了不起的作家，他曾经写自己有一种天赋，对人性充满信心）。但是，不幸并不会仅仅因为它曾经对成就现在的自我做出了贡献就不再是不幸了。当狄更斯说，他从来没有忘记，永远不应该忘记，也不可能忘记他母亲在他小时候背叛他时，他不是说他要将这件事放在心灵的最前沿，不去想其他任何事，反反复复在心里去回忆这个痛苦场景，正如某些治疗师去做更好的事，让自己保持一种依赖它们的状态。他的意思是，这经历赋予他一种意识，认清了残酷性、不动脑子和痛苦的因果关系，这种意识长久存在，即便他想摆脱，也根本不可能实现。而且，像任何痛苦被他拿来被建设性地使用一样，他也把这种痛苦变成了积极因素。就像点石成金一般，他将童年时代的痛苦经历转变成动人的文学作品，但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他遭受的痛苦具有合理性（当然，有些痛苦可能咎由自取，并不是所有痛苦都是别人强加在你身上的），但是，这个事实应该激励我们用稍微超脱一些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痛苦。契诃夫也有不同的童年，或许没有像令狄更斯在鞋油厂干活那般痛苦的经历，但他的父亲也是没有长远打算的人，同时在宗教上又非常挑剔，而且酗酒，做生意时马虎敷衍，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他家陷入贫困的境地。就像狄更斯一样，契诃夫很早就开始赚钱养家，虽然和狄更斯不同，他成功地完成了教育并当了医生，那是非常不利的条件，现在只有最贫困国家里的学生才会遭遇到这种状况。29岁时，契诃夫给恩主、朋友和出版商苏弗林（A.S. Suvorin）写信，信中说，写一篇有关年轻人的小说，他是佃户的儿子，在商店里打工，到合唱团唱歌，上了高中和大学，在长大过程中一直被教导要尊重上司和身居高位者，要亲吻牧师的手，要尊重他人的观点，要对每一小块面包都充满感激。他曾经被鞭打过很多次，他没有高统套靴，踩在学生身上前进，他已经习惯与人打架了，还虐待动物，喜欢有钱的亲戚一起吃饭，在上帝面前表现得非常虚伪，很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他在写这位年轻人如何一点儿一点儿地将自己身上的奴性挤出去，如何在美丽的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血管里流的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血。换句话说，契诃夫逐渐认识到，他既不是过去的奴隶也不仅仅属于自己的过去，而是被赋予了超越过去的潜能（像所有人一样，如果他们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这种超验性能力并不能彻底消灭或者清除过去：其实，谁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和公共记录改变起来太容易了，通常是都是为了罪恶的目的。不过，人人都能依靠思考要么用过去为自己谋利，要么至少决定不再沉溺其中。正如《圣经》诗篇84所说：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诗篇”84章5-7节，927页。---译注）当然，这里的你是上帝，我个人并不相信他的存在：但诗篇中有智慧。如果你不相信《圣经》中的上帝，有时候在行动时最好就好像有上帝一样，因为如果相信你承受的痛苦具有某种超越自身的意义，这样的信念是获得超验性体验的最好方式，即使它并没有毋容置疑的形而上学理由。毫无疑问，有人可能指控我过分强调狄更斯和契诃夫使用期童年时期痛苦的价值了。书呆子往往过分看重这些，而社会整体的书呆子气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因此，狄更斯和契诃夫在实际上并不能当作他人的典范，或者对其他很多人来说，这些作家的生活和著作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即便他们仅仅感动过一个人，他们做出的贡献也已经超越了最厉害的心理治疗师，而且带来的危害当然也少得多。作者简介：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著有《存在的恐惧：从传道书到荒谬剧场》（肯尼思·弗朗西斯（Kenneth Francis）合著）和本刊编辑的《悲伤及其他故事》。译自：Adult Life by Theodore Dalrymple (December 2020)https://www.newenglishreview.org/custpage.cfm?frm=190383&sec_id=19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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