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一流大学的建设不能回避西方范式

文 | 彭国翔，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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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年，著名教育家威廉·冯·洪堡受命创办柏林大学。而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统一”三大原则为宗旨的“柏林大学模式”，随即成为现代意义上世界大学的一个样板。无论欧洲邻国还是远隔重洋的美国、日本，都纷纷仿效。由此，柏林大学才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所现代大学”，洪堡也因而被誉为“现代大学之父”。

毫无疑问，中国现代的大学制度，其创立与发展都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中国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就是一例。如今，中国整体上仍然处在与西方文明互动交融的过程之中，而西方大学的理念和实践对于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所起到示范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我们现在都不会把“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但是，如果完全离开“西化”，“现代化”的内容还有多少？这也是一个讨论多年的问题。具体就大学来说，二十世纪以来，我们整个的学科分类甚至知识分类系统，已经完全是西化了的。自然科学包括理、工、农、医不必说，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法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专业，也都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人文学科中真正能有特色的“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大概可以比较强调中国的“主体性”。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学科，大学之中即便是“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这样的学科，也依然是西方“文、史、哲”分类之下的结果而被分设于“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这样西式的学科建制之下。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能够回避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呢？如何办一所一流的大学？什么样的大学才是一流的大学，我们尽管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标准，而不是完全惟西方的标准马首是瞻。但是，西方一流的大学的标准，却又不能不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参照系。进而言之，西方大学的经验，无论理念还是实践，我们都必须主动地吸收和借鉴。事实上，从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来看，迄今为止，如果说我们的大学仍然处在对西方一流亦步亦趋的的过程之中，可以说是毫不为过的。

因此，在中国要办好一所大学，即使要突显自己的特色，也仍然不可能在与西方绝缘的情况下发生和实现。不参照和借鉴西方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要想在中国“遗世而独立”地办好一所大学，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今之世，如何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大学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都不可能在排斥西方经验的情况下确定。

事实上，就像许多理念和价值一样，即便我们想完全学习西方，在落实的过程中也无法完全复制。这是中西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所决定的。因此，就大学来说，即便想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也是做不到的。比如，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的；而在我国，私立大学的生存还是一个大问题。再如，西方大学像聘请校长这样的重大事务，都是由校董事会决定的，其他因素无从干扰；而在我国，目前基本上都是教育部任命的。这种不同，是由各自所处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整体机制所决定的。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其历史文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的高等教育改革，包括眼下最新的一些举措，在很多方面都是继续向西方学习的表现，是对西方高等教育良好经验的借鉴。据悉，不久之前《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已获批准并实施。该方案的主要亮点包括：学术委员会为“最高学术机构”、倡导“师生治学”，实行教学科研人员分系列管理等。如果这些措施能够真正落实，而不是流于纸上谈兵，那么，至少北京大学的学术管理和评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行政系统的干扰。

与这一具体的方案相类似，我国目前整个大学教育改革所推行的很多方案，基本用意可以说都是要追求学术的自主性。西方的大学历来强调学术自主性，尽量避免非学术因素干扰学校的运转。古今中外，大学的发展其实应当具有某种普遍的价值原则，并不能因为它原来是西方的，我们就不学。只要是好的，我们就应当学习。

事实上，我国历史上也有这种强调独立人格和学术自主的精神传统。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说的就是知识人基于学术自主的独立人格。不过，在当前政治、社会的整体运行机制之下，高等教育的这一改革方向是否能够达成其理想？尤其是能否实现如洪堡所倡导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统一”？目前来看，或许仍然可以说困难重重，还需假以时日；但长远来看，前景应当还是乐观的。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现在大家都在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然是世界上存在一些大家公认的一流大学，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等。在不同的大学排名系统之下，衡量一流大学的标准会有所差别，弹性是有的。但是，从各种大学排行榜来看，名列榜首的总还是那些公认的名校。因此，什么是一流的大学？国际上还是有一些共同的标准。对此，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首先，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师资。梅贻琦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我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所高校特别是名校，一般有两种师资，一种是学校靠他/她，另一种是他/她靠学校。前者是当之无愧的一流学者，后者不免需要仰仗学校的光环。以国内高校而论，比如北大、清华等，其国内一流大学的地位并非自始即有，而是当初有一批杰出的学者任教其中。这些一流学者提供最好的知识、思想，足以吸引到优秀的学生。如此，学校的声誉随之而起，一流的地位才继而奠定。不过，一流大学之中任教的并非都是杰出的学者，尤其是学校的一流地位建立之后，学者纷纷投奔旗下，其中更未见得都是一流的学者。

在西方的一流大学中，情况也是同样。如果学校机制完善，会尽可能把那些靠学校名气带来个人光环的学者数量降到最少。否则，如果大学里依靠学校的名声给自己带来光环的人日益增多，一流大学也会逐渐沦为“二流”、“三流”。为此，西方大学会采取一些举措，比如，一方面不断重金聘请最优秀的学者，以保证其师资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则规定毕业于本校的学生一律不能留校任教，以防止“近亲繁殖”。我国很多高校也在学习此类做法，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何避免“下有对策”的“徒有其表”，则是需要检讨和对治的。

其次，一流的大学还需要拥有充足的各类资源，包括研究经费、对学生培养的投入等资金支持。以对学生培养的投入为例，像哈佛大学等一流的名校，就一直把相当的资金用于学生的培养，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还提供各种机会帮助学生的专业训练。以东亚研究为例，几乎所有的学生在学习期间，都会被资助送至所学专业的本土国家至少一年，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地，去学习对应的语言和文化。

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用于教育、研究的资金越来越多。如何合理分配研究和教育资金，就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以高校教师的研究经费为例，目前国内主要是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和划拨的申报制。但如何合理分配研究经费，课题资助申请的过程如何做到透明、公正，却仍有不少需要完善的空间。毋庸讳言，在我国大陆，科研经费的申请已经日益变成一门实用的“学问”。真正潜心学问的学者不会将心思终日放在申请课题的细枝末节之上，更不会到处请托。而有些人则颇擅此道，以得到经费资助为最终目的，对于课题本身的学术价值，反倒疏于推敲。如此一来，这些研究课题是否真正能够不断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而台湾“国科会”研究经费的申请，整个过程都是公开的。每个申请人申报的研究课题是什么题目，申请多少额度的经费，专家评审的结果是否通过，通过后最终确定的经费额度，全部都可以在专门的网络上查到。如果一个并无学术价值的课题竟然通过并获得了巨额的资助，势必引起学术界的公议。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一定有制度性的补救措施以保证优胜劣汰。类似的种种政策和制度设计，值得我们借鉴。当然，我们也已经在不断进行制度设计方面的改善。比如，加大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力度，在研究成果初步显现、快要完成并可以进行客观评估的阶段，再给与相应的资助。这就是出于进一步合理分配研究经费的考虑。

当然，一流的大学还需要优秀的管理人员。一所一流的大学不但要有敬重学术、高瞻远瞩的领导人物，包括校长和分管各个方面的副校长，还要有胸襟开阔、选贤举能、不以权谋私的院系负责人。杰出的学者和优秀的管理者，是任何一流大学都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条件。这两者如鸟之两翼，只有彼此配合、相互支持，才能展翅高飞。尤其在中国的体制之下，除了师资之外，大学管理人员的水准对于整个大学的发展尤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日益强调学者教授在学校里的“话语权”，力图发挥其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恰恰表明了建国以来大学里的行政管理系统权力过大，需要调整。

大学是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机构，理应以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为中心。行政管理系统的运作，更多地应当是为了服务于这一中心。例如，在欧美以及港台的大学，系主任主要是一个承担公共服务的岗位。一个教授并不会因为当了系主任就比其他教授在资金分配、人员聘用等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从一个院系到整个大学，大政方针的指定，往往都要取决于代表整个教授群体的教授委员会。

但是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大学还难以做到“教授治校”，“官本位”的色彩依然相当浓厚。也正因此，是否拥有一批优秀的管理人员，对于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这一大学的角色定位具备高度的自觉，同时自身具有高度的服务意识，最好本身就是优秀的学者，对于建设一流大学来说，就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事实上，西方一流大学的管理者，上至校长副校长，下至院长系主任，往往都是这样的人物。这一点也再次说明，我们的大学建设，无论理念还是实践，都必须借鉴西方一流大学的经验，“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

本文来源：《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