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回忆唐亦男教授

文 | 彭国翔，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

前几日偶见唐亦男教授辞世的消息，心下狐疑。但因将近学期末，急需处理的琐事不断，一时未便追问。今日特意向台湾的友人核实，得知唐亦男教授确实已经于6月2日仙逝了。

我和唐亦男教授见面相识很早，大约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期间。我最早和牟宗三先生门下面对面的接触，是在1998年济南召开的现代新儒学会议上。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唐亦男教授并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大概是在那次会议之后，我才和她谋面认识的。回想起来，我和她最初的见面，应当是在北京。记得当时她下榻清华园的宾馆，我去拜访她，在她的房间里聊了好一会儿。至于如何知道她在那里？又是因何机缘得以向她请教？如今都已不复记忆。但当时相对而坐，跟她聊起牟宗三先生的思想，而她一头短发、声情并茂的样子，却依稀仍在眼前。

我和唐亦男教授在北京至少有两次谋面，另一次是在余敦康先生的家里。当时好像是周继旨先生来北京，我去看望他。他去余敦康先生家里聚餐，顺便也把我带上，所以才有此机缘。那是我唯一一次到余敦康先生家中。巧得很，席间也有唐亦男教授。由此可见，她和大陆学者，尤其是与其年龄接近的，早有交往。这是我们在北京的又一次见面。虽然我和周继旨先生比较熟悉，之前也见过唐亦男教授，但由于我以前并未和余敦康先生有过交往，身在其府上，又是晚辈，当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聆听他们说话，未便和唐亦男教授有太多的交谈。眼下脑海里浮现出来关于她的情景，也还是短发晃动、谈吐之间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样子。

《唐亦男學術著作集》作者画像，席德進先生作品。照片提供 陳金雄

再后来和唐亦男教授的两次见面，就都是在台南了。第一次是我2000年春季访台期间，曾应周群振先生之邀赴台南。在台南时，我曾在周先生的带领下，前去看望了唐亦男教授，当时也见到了她的先生王淮教授。唐亦男教授不仅特意请我吃饭，席间还赠送了牟宗三先生翻译的《判断力之批判》上下两册给我。此事我在“追忆周群振先生”（《鹅湖月刊》2016年第1期）一文中曾有交代。那篇文章是我获悉周群振先生辞世而写的纪念文字，当时唐亦男教授尚健在。孰能料想，五年之后的今天，我下笔纪念的对象，竟然已是唐亦男教授了。

第二次和唐亦男教授在台南见面，是在2004年的12月。我12月初结束了哈佛的访问之后，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应邀取道台北，参加杨儒宾和祝平次两位教授操办的“儒学的气论与功夫论”研讨会。会后承蒙平次兄的雅意，邀我前往台南的成功大学文学院做一场题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典范转移”的讲座。记得当时到达成大时，好像是直接前往演讲地点的。等我开始演讲时，才发现唐亦男教授竟然也坐在台下的听众席中。自始至终，她听得都很认真。我讲完之后和她交谈，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博士毕业没有几年，就成了国际性的学者。”由于讲座后我需要赶回台北，所以无法和她尽兴而从容地交流。除了她的这句“开场白”之外，当时匆匆之下还说了哪些，如今已经记不清了。我想，大概由于我讲座中谈及了不少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动态，使她产生了那样的印象。其实，我2003-2004学年在夏威夷大学担任“安德鲁斯讲座客座教授”（Arthur L. Andrews Chair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以及随后于2004年秋在哈佛燕京学社担任合作研究员，是我第一次访美。至于我因获得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和德国教育部的“贝塞尔研究奖”（Friedrich Wilhelm Bessel Research Award）而初次到访欧洲，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 Universität Bochum）担任“洪堡学人”，则更是要到2009和2010年了。在2003年之前，关于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很多方面，我的了解都是基于阅读英语世界的相关著作和学术期刊而来的间接经验。

除了这两次之外，虽然后来我也曾多次访问台湾，但似乎跟唐亦男教授就并未在台湾再见过面了。这主要是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参加会议，短短几天来去匆匆，无法专程看望她。即便是较长时间的驻访，我也都在台北，而她一直住在台南，且1997年即从成功大学退休了。虽然仍在成大兼课，甚至继续担任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授，但她似乎较少参加台北的学术活动。2004年12月她去听我讲座那次，也已经是在退休多年之后的事了。当然，我历来信奉的一点是：真正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友道，无分长幼，贵在心意相通，而非行迹相接。因此，即便没有太多的见面，我心中始终把她视为值得敬重的师长。

2019/2/12台北国际书展 大学出版社联展，唐亦男教授与李宗定教授对谈 (摄影/黄华安)

唐亦男教授给我的印象之一，恐怕和很多人一样，都是觉得她人如其名，就豪迈洒脱而言，完全不让须眉。据说已故傅伟勋教授甚至曾经送给过她“唐超男”的雅号，认为“亦男”不足以形容她的豪气。这当然是她的确有如此的一面，方才会给大家这样的印象。不过，虽然和她交往不多，但在我看来，除了豪爽之外，她毕竟不失女性的细腻。前文提及，2000年我应周群振先生之邀访问台南、顺便看望她和王淮教授那次，她中午请我和周先生吃饭，席间特意赠送我牟宗三先生所译《判断力之批判》，恐怕不是偶然。记得当时我就立刻想到，她之所以送我牟先生的那本书，应该是因为之前北京清华园见面那次，我向她求教牟先生关于“真善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时，好像提到自己未能见到牟先生专门就此在他所译《判断力之批判》中撰写的“译者关于审美判断之超越原则之商榷”这篇近90页的专论。显然，她专门送我那本书，说明她一直记得我在大陆无法得以阅读此书的不便。而这一点，无疑是她不仅乐于助人、而且心思细腻的表现。写到此处，我不禁特意从书柜中取出那一年她送我的两册《判断力之批判》。手中摩挲，睹物思人，当年唐亦男教授款待午饭并赠书于我的情景，立刻清晰地浮上了我的脑海。

我由亲身交往而对唐亦男教授的印象，大体如上所述。不过，后来在阅读牟宗三先生的相关史料中，我曾经看到牟先生提及唐亦男教授的文字，从而对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55年4月4日，牟先生曾给唐君毅先生一信，全文如下：

牟宗三为了唐亦男而写给唐君毅的推荐信

从内容来看，这封信是牟宗三先生专门为了唐亦男教授而写给唐君毅先生的一封推荐信。牟先生谓其“有真性情”、“才气亦恢廓”，相信是和我一样与唐亦男教授有过接触的人都能真切感受到的。而除此之外，牟先生还提到了唐亦男教授的家事，让我对她自少年时代即有的坚强更多了一份敬佩。至于牟先生所谓“女性而解此学，而又有如此之颖悟，实以唐生为第一人”，则足见牟先生对她的欣赏和称许。在我看到的牟先生的文字以及听到的牟先生的音像资料中，其门生受到如此称赞者，并不多见。

除了这封书信之外，在1955年5月6日牟先生写给唐君毅先生的另一封书信中，再次对唐亦男教授表示了称赞，所谓 “王淮、唐亦男，还有好几位，解悟皆极高。”而除此之外，透过牟先生笔下的描述，更让我们对唐亦男教授的真性情与尊师重道可以有鲜活的了解。牟先生是这样写的：

在20世纪50年代，早已经过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知识人，即便是要表达最高的敬意，如牟先生所谓“最虔诚之弟子礼”，恐怕绝大部分已经不会再有行叩头礼之举了。而从上引牟先生的描述来看，唐亦男教授不仅在向作为其老师的牟先生拜年时取传统的着装，所谓“穿一蓝布袍子”，更行叩头之礼，其脱俗、真挚的气质，可以说是跃然纸上。牟先生谓其“神经质”，结合前引书信来看，除了与其神经衰弱有关之外，恐怕也未必不包含其为人细腻的一面；而“能摔得开，与普通女性不同”，则显然是指其豪迈不俗的才情气质。（上引牟先生给唐君毅先生的两封信，未收入2003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牟宗三先生全集》，学界知者不多，非常珍贵，故特别引录如上。惟第二封较长，且颇多与唐亦男教授无关者，故未录全文。）

唐亦男教授(前右三)参加苏雪林教授九五寿庆餐会，与苏教授门生等人合影(1991.4月)

我与唐亦男教授在行迹上的交往不多，据悉她与夫君王淮教授伉俪情深。王淮教授辞世不久，她即亲手编定了《王淮作品集》四种并促成其出版。而民国才女苏雪林（1897-1999）晚年在成大中文系退休之后，一直受到唐亦男教授女儿般的照顾；甚至逾百岁高龄返乡以及卒后骨灰得葬故土，也是由唐亦男教授助成的。至于她指导学生、提携后进，以及生活中点点滴滴令人敬佩的地方，相信自有其门生故旧一一书写，让我们对这位具有“汉子气”的女中豪杰能有更为鲜活和饱满的了解。

唐亦男教授籍贯湖南常德，1932年生于上海，1949年时以一票携两妹乘军机渡海赴台，颇具传奇色彩。其学术思想，见于2019年成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悠游文哲之间：唐亦男学术著作集》五种，包括《儒家》、《当代新儒家》、《佛、道与诸子》三册论文集以及《文心雕龙讲疏》和《庄子疏解》两部专著。其中《佛、道与诸子》一册，附有其“生平自述”，便于读者了解其一生经历。她的离世，固然让学界痛失一位“思想界的女侠”。但前年迄今，全球遭受千载不遇的特大瘟疫。在这个“天下多故”的时代，以90高寿溘然长逝，生前将自己的著作结集出版，并一直得门生故旧陪伴，又何尝不也算是一种圆满的超脱呢？愿她在另一个世界更好地享受其“逍遥游”。

相关阅读

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 | 学人光影·牟宗三

彭国翔：一流大学的建设不能回避西方范式

学人访谈|彭国翔：只有“公共”而无“知识”，社会关怀不免于惺惺作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