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设良善社会，一个积极的公民应该发出自己的建言

学人简介：彭小华，博士，旅美独立学人，关系-交流研究者；国际注册高级婚姻家庭指导师，REBT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咨询师/治疗师，教育与环保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者，知名译者和写作者，曾获2018年台湾吴大猷翻译金签奖。译有《最好的告别》《眩晕年代》《直觉养育的力量》《虎妈的女儿》《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等，出版专著《广告的性别再现》。

访谈人：赵雪杉，学人Scholar志愿编辑。下文简称“学人”。

在这个特殊的疫情之年，新冠肺炎的肆虐令我们不得不去对生命与死亡进行更深的思考，而对于长期旅居美国、研究家庭关系与死亡心理的学者彭小华来说，疫情期间的经历使她对生死有了更为深刻的洞见。2020年3月，欧美疫情态势正起，她往返英美两国与家人团聚，这次抗疫之行促使她更为深刻地观察与思考疫情与生命；10月底，由于父亲病危，她决定返回故乡，然而，由于隔离规定，她只能在广东集中隔离14天，在此期间，她只能遥遥关注着父亲的健康状况，同时提交申请、说明情况，等待当局处理。彭小华在系列日志中记录了这两次经历，真挚地抒写自己的心境与思考。

在与学人Scholar的访谈中，彭小华谈到了自己的生死观、对临终关怀的研究与思考。肺炎疫情压倒一切，我们该如何保持心灵的自由？

“好死的艺术”：

把生命的质量和意义放在最高位置

学人：您目前生活状态怎样？令尊的状况如何？

彭小华：10月25日从洛杉矶飞抵广州，集中隔离14天后，我于11月8日傍晚回到成都，次日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去ICU探望父亲，父亲于次日回到普通病房，我可以每天探望。一周后，11月15日，疫控措施加强，必须凭绿色健康码才能进入病房探视，之后我采取了视频探视的方式。到11月22日，我的健康码终于变绿，这下可以正常到医院探视父亲了。

回到成都后，除了探视父亲，其余时间我正常生活，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锻炼；正常工作交往，进行线下和线上咨询，外出会见亲友，或者在家里接待亲友。

父亲处于昏迷状态，偶有意识，可以呼叫反应，但似乎主要是自动性反应，不确定是否真的能辨别不同的人；感染、发烧控制下来了，但痰很多，一天多次吸痰；没有吞咽能力，只能通过胃管获取营养；没有能力控制膀胱，通过导尿管排出尿液，一天大便6、7次，多亏陪护悉心照顾，尚且没有出现褥疮、血栓等现象。

2020年11月16日，彭小华在病房中陪伴病危的父亲，和他轻声说话 （江雪摄）

学人：您在归国隔离日志中非常真挚地记载了您在接到父亲的病危通知书，到父亲病情好转的过程中的心境变化与思考，读来特别令人动容。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您有绝望不舍、也做好了含泪告别的准备。您翻译过《最好的告别》《好死的艺术》（待出版）等有关死亡和临终关怀的专著，丧失至亲是每个人生命中都要面临的课题，请问您对于临终关怀等伦理问题有怎样的思考与看法？

彭小华：我把生命、存在的质量和意义放在最高的位置，我关心的不是我的感受，而是临终者的利益和需求。我认为，在当今医学有能力利用技术、药物维持肉体生命的情况下，亟需对何为生命进行明确的界定，否则，在临终者本人没有就临终医疗措施进行明确交代的情况下，亲属很难就何时、是否继续医疗措施、继续哪些医疗措施达成共识。

有些人认为，只要临终者还有一口气，就必须进行治疗，哪怕不能进食，也要通过鼻饲、胃管输入食物，因为他们认为不能让亲人“饿死”。殊不知，这时候，停水、停食是临终的必然组成部分，强行给水给食是对死亡过程的干扰。出发点是好的，但却是对临终的误解，以为是在延续生命，实际上是在拖延死亡，即便临终者感觉不到痛苦，但已经没有任何享受可言。“苟延残喘”的说法不好听，活不回来、死不下去，虽然残酷，但这是对实际情况的客观描述。

《最好的告别: 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作者:  [美] 阿图·葛文德，译者：彭小华

很多医务人员不会在临终时为自己要求这些措施，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做法没有价值和意义。就我同我父亲的医生交谈看，他们对临终者家属要求采取这些措施大多持保留、无奈的态度；在西方，很多人会签署文件，要求“自然死亡”，不接受抗生素、鼻饲／胃管之类的干预措施。在我国，就我接触的情况看，一般人对此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或者哪怕可以理解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不需要采取干预措施、自己将来可能也不准备接受这些措施，但他们却坚持对亲人采取这些措施，一个理由是“感情上接受不了”，另一个原因是怕遭到旁人非议，他们更在意“别人会怎么说”。

我总是感觉，有些人是不是无意识地把临终时的医疗干预视作了一种待遇、甚至是一种享受？通过为临终的父母、亲人花钱获得医疗干预，让自己心安理得。

我的母亲真是深具洞察力，她在健康时严厉警告我们，绝不可以为了让自己安心，把她送进ICU、插管，她说那是活受罪、是生不如死、是折磨她，她不会原谅。

死亡可能从来没有这么艰难、曲折过。在死亡进程不能逆转的情况下，允许自然死亡，让临终者可以轻松、自然地离开，在中国也许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关于生、死、临终认识和教育的过程。

2018年秋天，母亲张秀莲还在世。彭小华和父母合影 

学人：除了个人要加强临终关怀意识、完善生死思考之外，从您的经历出发，您认为我们的医疗系统在这方面做得如何？有哪些地方可以继续完善的地方？

彭小华：就我视野所及，临终关怀在我国还处于一个观念传播、教育的阶段，在实践上还处于初步摸索中。我不了解其它地区的情况，但过去三年，因为想为母亲和父亲寻找合适的临终关怀机构，我对成都的情况进行了一些了解。

成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医疗设施和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即使在这里，我也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机构。已有的机构，硬件条件很不理想，住院条件可以说很不好，医务人员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真正从治疗救命的观念上转变过来，临终依然主要是肉体事件、医疗事件，而不像在西方那样越来越转变为精神事件、情感事件。

如果说要完善，我觉得需要从医疗政策制定者、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开始转变观念和认识，并且配合政策的制定，对临终过程进行有效的、有利于临终者舒适、安宁的管理。

我国现在似乎对临终过程处于一个放任的状态，几乎完全把决定权交给家属，而很多家属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做出理性、明智的决策，既有过早、不当放弃医疗的人，也有不少进行徒劳无益、有悖临终者根本利益的过度治疗情况。

政府、医学专业学会针对临终过程管理的政策、指南、指导意见可以明确哪些情况下治疗不再有价值和意义，鼓励或者要求家属停止治疗，转入条件合格的临终关怀照顾，直至死亡；医务人员应当为家属做好参谋，对家属进行临终、死亡教育，让他们明白哪些做法对临终者有价值、有意义。

人不仅是肉体存在，同时也是精神性存在。在进入生命的尾声之时，当治疗不再能够让肉体恢复生命活力，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我想最起码的标志是能够自主吃喝、能够自行排泄，如果还能进行哪怕最简单的交流、能够挪动几步，那就好了）时，有必要完成从肉体救治，转入精神、情感抚慰，直至进行相应的仪式，帮助临终者放下遗憾、后悔、自责、恐惧等种种情绪，平静、喜悦地告别亲友和这个世界。

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对现有医务人员进行生死学和心理学的培训，并补充具备相关教育背景的新人。

这个过程，任重道远，但是，早动手比晚动手好，一旦开始，就可以不断积累经验和认识，不断发展、完善。

老话讲“好死不如赖活”，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一生再辉煌、完美，如果没有一个“好死”、“善终”，人生就好比一个烂尾楼，不完满、有缺憾。

可以说，好死人皆所欲，然而，好死似乎比好活更不容易。个人对于如何好活有很多的自主权，而对死却没有多少自主权，哪怕留下预嘱，有些子女也会擅自更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祝愿我国尽快把临终医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门类，帮助人们实现有尊严的、轻松、愉快的死亡。

平静的力量：心灵的修炼旅程

学人：您在日志中分享了隔离期间提升自我、保持充实的方法，很多人在疫情中很难保持心境的平和，您认为要做到这种平静与充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彭小华：无论平常时候，还是身处困境，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既重要，也不容易。

之所以说重要，在于人在心情平静的时候，情绪稳定，感觉是比较舒服的，于精神、身体都好；不容易在于，情绪的波动看似与外物外境的变化起伏有关，但根本上，这取决于主观认知。外物外境其实只是一个触发情绪的动因、一个“召唤结构”，而我们的反馈是忽视、一笑置之、坦然对待，还是紧张、焦虑、恐惧、怨恨、暴怒，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临危不惧，谈笑自若，见招拆招；有的人小题大做、无事生非，或者被预想中的危险搞得惶惶不可终日。

我不主动寻求挑战，但我肯定不害怕和躲避挑战。岂不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遇到了，能够克服就尽力克服，不能克服就坦然承受，就像奥斯维辛幸存者、意义疗法创始人维克多·弗兰克尔说的那样，首先要迎接和改变外境外物，如果不能，就当作修炼心灵的机会。

当然，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平静不容易，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但这是可能的。

在我看来，是否保持充实是一种选择和决定，而如何保持充实是一种能力。

我觉得要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做有意识的规划。比方说，在隔离期间，我把睡眠、饮食之外的时间做了符合我自身情况和需求的规划，上午、下午、晚上各安排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听着音乐做操、变着方式原地跑跳；在线咨询和与亲友交谈的时间之外，阅读和写隔离日志，整个隔离期间，我完全没有孤独、寂寞、无聊、空虚的体验，每天都过得充实、有意义、兴致盎然。

学人：您在从英国返回美国后遭遇了感冒，可不可以谈一谈这次经历中的心境变化？

彭小华：我3月初从洛杉矶去伦敦，那时候欧美新冠疫情已起，长途飞行已是一种冒险。我原本打算4月1号从伦敦飞回成都的，3月20号左右，英美两国的疫情都严重起来了，而国内的疫情已经好转，一方面，我回国的航班取消了，另一方面，当时的国内舆论不欢迎海外的中国人回国，于是我放弃了回国的打算，在和女儿一起留在伦敦原地抗疫和冒着长途飞行感染病毒的危险、返回洛杉矶陪伴夫君这两个方案之间，选择了从伦敦飞回洛杉矶。

回家的第二天上午，我就出现了感冒症状，扁桃体肿大，气紧、呼吸相当困难，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莫非我感染了新冠？第二个念头是，得了就得了呗，也是一段经历呢，看看有多厉害！

我自然也想到了重症、死亡，但转念一想，嗨，万一发生了，也就发生了；如果没有发生，康复以后要更加爱人爱生活，更加热情洋溢地生活。

其时夫君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我保持着情绪的平静和稳定，家里没有药，我连续喝烫烫的蜂蜜柠檬水，直到身体出汗。

我上网查阅了新冠的典型症状，自行排除了新冠感染：没有发烧、没有失去味觉。

一开始我没有向夫君和女儿充分报告病情，我不希望不必要地让他们担心，多少也有一点点怕被责怪——当然，这是我多虑了，实际上，在我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不太可能怪我，何况，我不是故意生病，此次从伦敦飞回洛杉矶，也是一家人共同的决定——既是共同决定，当然要共同承担后果。

生病期间，我保持了良好、积极的心态和正常的饮食、锻炼、工作、学习，坚持翻译《好死的艺术》，每天写居家隔离日志。

那段时间，很多朋友每天等着读我的日志，既为表达对我的关心，也表示从阅读中获得安稳、信心和力量。他们的积极反馈反过来也激励我、带给我力量，我的病一天比一天轻，靠着自我调理，没看医生，很快就康复了。

彭小华和自己的父亲彭静中在一起。父亲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师（受访者提供）

学人：疫情下，很多人出现了“政治性抑郁”的倾向，也就是说，每天浏览着媒体上关于疫情的各种信息，久而久之产生了消极心态与抑郁倾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彭小华：对于新冠这样一种全新的病毒，人们对它的危害性了解有限，充满对未知危险的想象和恐惧，渴望了解更多的资讯，获得确切的信息，然而，医学科学界并没有确切的资讯可以提供。既没有可靠的预防措施，也没有确切的治疗手段，关于感染、死亡人数的报道和各种传言不可谓不加剧这种惶恐心理，因此无奈、消极、抑郁等情绪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降低人体免疫力，更不利于抵抗病毒。而且，在居家隔离期间，家人有更多时间紧密相处，不良情绪有碍沟通、交流，破坏关系。

正确的做法，不如减少媒体暴露时间，少去关注和思考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保持良好心态，采取自己可以控制的积极行动，尽可能保持正常的作息和日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身心调理和与家人的良好沟通上。

学人：您提到，您与丈夫、女儿在疫情中彼此陪伴、相互扶持，情感联结愈发亲密而强大。而疫情之中，也有很多人在与亲人、伴侣不得已的朝夕相处中磨灭了对彼此的情感。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彭小华：不同的结果是不同的想法和做法所致。一般来说，人们都希望在关系中得到对方的关爱、支持，期待和要求就会比较多，也容易感觉自己在关系中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因此，从主观感受角度为对方建言、做事不被欣赏和接受时，如果疏于沟通，或者在有不满时诉诸情绪，恶意推测对方，就容易冲突和相互攻击。

相反，如果可以跳出自我中心、自恋，意识到对方是另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有自己的主权、主观感受和需求，多关注对方的情绪和感受，有更多的倾听、接纳、同情、理解，并诉诸平和、友善的沟通，关系就更可能融洽、和谐，相互获得更多的温暖和支持。

没有人是孤岛：

自由的追求、行为的遵守、全球化

学人：您在英美旅行生活期间经常提到“戴口罩”这个问题，现在在国内，戴口罩已经成为了一种群体压力。但另一方面，您认为国外“只有感染者才戴口罩”的认知是不是形成了另一种群体压力？您也提到，在英美作为“戴口罩的少数人”并不会引来异样的目光，这一点与在国内还是截然不同的。您认为是什么引发了这种不同的情绪与态度？

彭小华：在我们这个崇尚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文化下，如果大家觉得“戴口罩”是必要的防疫措施，有人要是觉得不必要戴、不戴，往往会面临很大的群体压力，甚至受到白眼、指责。

在新冠疫情之初，在我停留的美国、英国和德国，人们仍然习惯于感染者、病人才戴口罩的惯常做法，这种情况下，如果戴口罩，可能被视为感染者、病人，我在伦敦的地铁上戴口罩，就有人以为我是病人，主动站起来给我让座。不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德国，我没有感到戴口罩的群体压力。

欧美文化对个人自由和权利有更多的尊重，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人们对标新立异比较宽容，不容易对他人的事情指手画脚。一个人如果戴口罩，即便可能被视为感染者、病人，也不容易受到歧视、躲避。

英国政府下达居家令之前的那个周末，我和女儿去了牛津旅游，参观中世纪学生监狱的过程中，我和女儿戴着口罩与另外二三十个人一起听导游讲解，没有人对我们有任何异样的反应，平静、友好如常。

我觉得欧美人总体在情绪和心理上相对成熟，个体之间有较强的边界意识，人们相互之间比较尊重、友好，注重礼貌，反对基于任何原因的歧视，把不让别人感到尴尬、难堪作为个人修养的体现。

学人：您的隔离日志引发了一些争议，您也在日志中对此做出了回应。您有一篇隔离日志题为“内心的自由”，在这样一个信息庞杂的年代，要发声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而保持自主的思考与自由的内心更是格外艰难。在对您的隔离日志的讨论中，一部分人认为您“不该添乱”，还有一部分人希望您能够挣破制度，追寻自由，您如何思考与应对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您又是如何来做到“保持内心的自由”？

彭小华：在我看来，个人在行为自由上一定是有边界和限度的。

在人际之间，“个人自由止步于别人的自由开始的地方”，侵犯了别人的自由，既不道德，也破坏关系，可能遭致别人的抵制甚至引起诉讼。

另一方面，个人的行为自由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法律、法规属于硬约束，如果违反，要承担相应的惩罚，可能导致刑拘、监禁，从而失去行动的自由。

我热爱行动的自由，然而，如果我不接受集中隔离，违反要求，就会遭致惩罚，为了避免惩罚，失去更长时间、更多的自由，我选择忍耐短的、少的不自由。

思想的自由无人可以剥夺。法国大作家雨果说，“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在心灵这个广袤无垠的领域，自由的尺度和边界取决于自己，就我个人而言，我通过认识和挣脱家庭、社会、教育、文化、习俗给我的思想、观念束缚，一步步走向内心的自由。

彭小华在陪伴病危父亲的同时，也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她说，希望自己能部分改变中国人悲苦的死亡叙事  （江雪摄）

学人：您在文中提到：“我个人欣赏苏格拉底的做法，对世俗政策、法规乃至法律可以有不同看法，甚至反对；但是，在行动上仍然严格遵守。”您认为个人在参与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像苏格拉底所说的，“反对的看法”与“严格遵守的行为”之间的矛盾又该如何调和？

彭小华：我的做法是真诚、友善地表达具体的看法，我相信政党、政府和服务于国家机器的具体个人都有最善良的出发点，没有为难、伤害个体公民的本意，但是，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偏差和事与愿违，为了建设一个良善的社会，一个积极的公民应该发出自己的建言、批评，发挥自己在建设社会方面的主观能动性。

我个人觉得可以保持“反对的看法”，并且应该妥善表达不同的真实的看法，同时在行为上严格遵守，在我这里，这是一个权衡、一个决定、一个选择，我并不觉得矛盾，也并不会因此怨愤、抑郁，虽然，我理解和支持其他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

学人：作为一名旅居中外的学者，您对国际关系有着深刻的洞见。您写到“国家之间、个人之间，彼此不是敌人，病毒才是共同的敌人”，在国家间巨大的信任危机后，您认为我们曾经所希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走向何方？您对“后疫情时代”有着怎样的思考呢？

彭小华：疫情一定会结束的，我相信，即便没有疫苗，人们也会逐渐形成对新冠病毒的耐受和抵抗，并且在心理上实现免疫——据我观察，这个情况已经相当程度成为现实了，如今人们谈起新冠，已经远不像前几个月那样紧张、恐惧。

我热切希望有安全、有效的疫苗出来，实现可靠的预防，有有效的治疗用药，帮助感染者快速、彻底的康复。

我想很多国人已经发现，疫情加剧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撕裂，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竖起壁垒，前几十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将发生改变，国际交往可能不像过去那样容易。

前几十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全球化正在结束，不同的游戏主体在全球化中的收益和损失有差异，感觉受损的国家要求改变游戏规则、重新构建国际秩序，新冠疫情显然加剧了国家间的分歧和敌意。也许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同国家将围绕价值观、核心利益进行分离、重组，进入合久必分的新格局。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以及个体如何充分发展的问题，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需要根据大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战略、战术调整。

彭小华部分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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