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观点|葛剑雄：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

葛剑雄教授

编者按：本文根据葛剑雄教授2018年11月17日，于江西南昌青苑书店所作讲座《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录音整理。在讲座中，葛教授回顾了中国古史的起源与特点，认为中国古史虽有直笔的传统，但其最主要的作用仍在为政权合法性提供辩护。而至于1840年以来的国史研究，某种程度来讲，并不可归类于学术研究。

本文首发于“作家云从龙”公众号，学人Scholar受权转载，内容有所删减，未经葛剑雄教授本人审定。

学人简介：葛剑雄，1945年生，浙江绍兴人，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地理、人口史、移民史等。

历史是什么？历史实际上是后人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做出的有选择的、有意识的记录。此外，并不存在纯客观的历史，因为既然是有选择，有意识，那么个人记录与历史的真实结果肯定不可能完全一致。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久的历史的传统？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中国留下来的历史书，在世界各国里面是最多的。你看希腊罗马埃及，留下了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古希腊古罗马书，大多数多是后来阿拉伯人收集记录起来的，可以说这是当年大量的书中间的一小部分。但中国呢，我们从现在知道的《史记》《汉书》，再早一点的《书经》，这些书，从当时流传下来，就一直没有断，而且每朝每代都可以产生很多新的历史书，从没有断过。

古人、皇帝、统治者那么重视历史，是为什么呢？是为了给我们今天学历史的人有口饭吃吗？是为了让我们今天编戏说有个依据吗？是为了满足一下各位自己精神上的需求吗？不是。

其实，当年的统治者，一些当时的精英，有记录能力的人，他们花那么大的功夫，甚至有些文字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有的是刻在石头上的，有的甚至是金玉记录下来，放在高山顶上的。这是给谁看的？向谁报告的？向天，向神，向祖先。

为什么向他们报告呢？当时人的观念，汉族也好，其他民族也好，中国也好，外国也好，都相信是天是神，是祖先，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当时的人都认识到，人类自己十分卑微，在自然和天神面前，人应该服从，应该祈求他们的庇佑。如果有什么事做错了，要得到他们的原谅，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生存，没有办法统治，更不可能繁衍发达。所以呢，就要把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

那么在中国古代最早由谁来记录呢？巫师。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能够上达天听，把这些事情汇报给神灵，只有巫师有这个本领。现在留下的甲骨文，里面好多记的实际上就是占卜的内容。今天要打仗，是凶还是吉，问谁呢？问天。有的呢，还要向祖先报告。后来，要记录的事情多了，不仅内容多，类型也多，并随着国家形势的扩大复杂化，权力的加强，这些重大的事情，认为有必要报告上天和祖先的，当然也多了，巫师就忙不过来了。所以呢，巫师跟史就分家了。巫负责报告联系，史专门负责记录。

甲骨文中的“史”字

所以历史的“史”，大家看是一个象形文字，一个人站着，手里拿一块板，这就是记录，这就是“史”。早期的史官，往往兼通天文的。比如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他们都懂天文，甚至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他是天文学家，因为汉武帝太初年间编制修订太初历时，司马迁也是参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负责记录历史的太史，兼有天文学家的功能，也就是皇家天文台的台长。

既然要向天、向祖宗报告，那么就是要强调如实地记录，你不能欺骗，一定要如实记录。所以从理论上讲，一个统治者身边有不同的史官，因为他的事情比较多，一个史官记不下来，还有，一个史官可能会出现偏差。怎么办呢？当时标准的配置是，统治者身边，至少有左史记言，右史记行，一个负责记录他说了什么话，还有一个记录他做了什么事。记的内容是不能给统治者本人看的，要保密，放在一个密封的柜子里面。要等到这个统治者去世或者下台，这个时候当众打开这个柜子，拿出这些记录，然后由史官把它编订成为他的历史。

史官要忠于职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实的记载。但这个记载是完全根据事实吗？一方面当时要记录文字不容易，所以我国古代的书面语言都尽可能精简；另一方面是记录的事实跟价值观念比较，价值观念最重要。统治者常常对历史很敏感，很害怕，害怕史官记录了他的坏事。因为当时大家都相信一个人死了以后，会继续生活在另一个地方，在那里生活的时间比他在世上的还要长。如果史官给我记不好的内容，或者给我一个否定的评价，那我在那个地方怎么生活？老天爷、祖宗神灵不是要惩罚我吗？而且祸延子孙，我的子孙后代难道都要受影响吗？所以他们很害怕史官，担心记了不利于他的内容。但史官因为要对天负责，不敢作假，一定要坚持如实的记录，甚至为此而付出生命。

这样的例子不少。比如孔子就赞扬晋国的史官董狐：古之良史者也。当时晋灵公荒淫无道，穷极无聊。整天带着一帮小人吃喝玩乐，甚至跑到王宫前面的高台上，看见下面有人走过来，就拿了弹弓弹他们，人家都奔着逃命，他们却在上面嘻嘻哈哈地起哄。吃饭的时候，嫌厨师没有把熊掌做烂，居然把厨师抓去杀了，又不敢让人家知道，就把他的尸体放在厨余垃圾里面叫人抬出去，正好让大臣赵盾看见了。赵盾就劝他，劝的烦了，晋灵公居然派了一个刺客要杀掉他。这个刺客在后半夜翻墙到赵盾家，一看，天还没有亮，赵盾已经穿戴得整整齐齐，从卧室里面穿过中门，在外面等着要上班去了。刺客感到很为难，他说赵盾这么一个忠于国家的人，如果我把他杀了，那我变成不忠了。但主人要我来杀他，我已经答应了。如果不完成任务，那是不信，一个人活着不是不忠，就是不信，还活着干什么？就在撞在一棵槐树上，死了。赵盾一看，干脆出逃。但在他还没逃出晋国国境的时候，赵盾的一个部下赵穿把晋灵公杀了，来迎接赵盾回去。

事实经过就这样。史官董狐要做记录了，就写上“赵盾弑其君”。赵盾以下犯上，把他的君主杀了。赵盾一看很生气，这怎么是我杀的呢？你要这样说，我以后怎么办？董狐义正词严地问他，不是你杀是谁杀的？请问赵穿是不是你的手下？你作为首相，今天虽然出逃了，但是还没离开晋国的国境。该不该负责？另外你回来以后有没有惩处杀国君的凶手？赵盾哑口无言。只好被他这样记录。赵盾为什么害怕？这是要给天报告的。董狐为什么记下来，董狐认为这个事实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该承担政治责任，国君再坏，作为人臣，你能杀吗？所以孔子一方面赞扬董狐真是个优秀的史官，但是又为赵盾感到惋惜。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可见当时他们所追求的历史真实，是保证价值观念也就是当时政治的正确，这是第一位的。孔子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套对待历史的原则。以前有说法，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有这个力量？因为孔子“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是贬，严于斧钺”。什么原因呢？我前面讲了，你带着负面的评语，进入另一个世界，以后天长日久，你会怎么样？永远受到惩罚，永远祸害你的子孙，他们当然惧了。如果是个彻底唯物主义者，什么都不怕，你记录什么关我什么事，那就不会有这样一种效果了。同样的，孔子给了你充分的肯定，那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明白了，所以这是第一条。

但是孔子并不是都这样，他还有第二个原则，叫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你看孔子对赵盾这么个贤者，他真可惜啊，对吧？你跑出境了就好了，就可以帮你隐瞒了。所以孔子认为对贤良的人，高尚的人，对他已经犯下的错误和缺点，要尽量帮他隐瞒。对地位高的人，比如周朝的天子，尊者也要帮他隐瞒。这是孔子定的第二个原则。如果这还解决不了问题，孔子还有第三个原则，那就是要“笔则笔，削则削”。该记就记，该删掉就删掉。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春秋》，里面也许有很多不符合孔子价值观念的内容，都已经都被他删掉了，所以以往的历史都是有意识的、有选择记录形成的。而这个过程中间什么起决定因素呢？不是事实，更不是细节。如果讲细节的话，早就有人质疑，刺客心里怎么想，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录音，也没有电话手机或者微信，当时他也没有写下什么遗嘱遗言，现场就是一个尸体。那其实很多结果了：也许他自己爬墙翻过去，一个不小心摔死；也许他本来就有心脏病，突然心肌梗塞死了；也许还是赵家人把他做掉，故意伪造的现场等等，都有可能。但是这样的编出来就完全不符合当时史学记录的价值观念。这个刺客有忠有信，这多好！所以这个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他作出这样一种判断，这才重要。

孔子自己就这样做的。《春秋》里面留下了一个记录，叫做“天王狩于河阳”。周天子到河阳地方去举行一个打猎为主的仪式。这多好啊！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是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强大诸侯表面上尊重他，其实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面。那一次几个大诸侯约好在河阳开会，通知周天子，你也得来参加！照理说这是以下犯上，诸侯怎么可以指挥君上？孔子认为这是周天子的耻辱，是礼崩乐坏的表现。但这么的大事又不能不记载，那就要为尊者讳，所以孔子把这件事就记成了狩猎。周天子到了这个秋冬之际去河阳打个猎，顺便祭祖祭天，完全正常。后来的历史学家都继承了孔子的这样一个传统，都明白要用这种方法（为尊者讳）。所以我们现在看历史，可以看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宋钦宗被押送到黑龙江，最后死在那里，宋朝的历史怎么记？“二帝北狩”。又比如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带了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一直逃到西安，当时的报纸或者清朝的文献怎么报道，怎么记录呢？“太后西狩”，有的叫“两宫西狩”，老太太到西面打猎去了。

我们看到，从汉朝开始就形成这样一个官方如此重视历史的局面，而且每一个朝代建立不久，就要赶快为已经被取代的被灭亡的朝代修一部历史。二十四史里面最后一部《明史》，就是清朝为他修的。《清史稿》就是民国期间为清朝修的，本来应该变成二十五史了，但是到了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重新审查这个稿子，认为写得反动，污蔑革命，贬低孙中山，所以宣布不承认，因此到现在为止都叫《清史稿》。

张廷玉 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为什么那么重视？清朝开馆修《明史》的时候，其实天下还没全部平定。他们这样做，是像我们今天讲的，要马上保存历史文献吗？或者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实际上，就是为了通过修历史来证明当朝的合法性，证明前朝之所以灭亡，并不是因为他的皇帝有问题，或者是我们太强大，而是因为前朝舍弃了天命，老天爷不保佑他，不喜欢他了。老天爷把这个天命交给了谁？交给了本朝。所以本朝的兴盛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必然的，政治上是正确的。二十四史在描述记录开国君主或者他的始祖的时候，几乎采取同样的手段：神话。比如《史记》里面讲周朝的历史叫《周本纪》，周的祖先弃是他母亲姜嫄跑到树林里不小心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而生的。他是他母亲生的，但是他父亲是谁呢？是神。

《汉书》讲到刘邦，他的爸爸妈妈连名字都没有，这么普通的人，生下孩子怎么可以做皇帝呢？《汉书》是这么写的：刘大妈在外面回来路上走得累了，就躺在池塘边上休息，然后睡着了。这时候风雨大作，刘大爷在家里等，太太怎么还不回来啊，就去找她。走到那一看，一条龙在刘大妈身上翻滚。回家后就发现刘大妈怀孕了，就生下了刘邦。一部二十四史，几乎都是这么讲的。

一个皇帝倒霉了，一个朝代亡了，又出现很多凶兆和灾异，如地震、山崩、蝗灾、雾霾，生个孩子三个角等等，什么凶兆都出来了。与之对应的是吉兆，什么麒麟出来了，一条龙在那里了，甘露降下来了，灵芝嘉禾等等。历史是记这些的。这些有没有用呢？有用。

大家知道清兵入关的时候，屠杀很严重，特别是要求汉人变更服饰发型，当时引起激烈的反抗。所以清朝在还没有全部平定明朝的残余势力时，就已经开始用历史观来造舆论了。据说多尔衮曾经写信劝史可法来投降，虽然那个信是伪造的，但却代表了当时的观念。信中要史可法知天命，同时又宣传清朝大兵南下，并不是要夺你们明朝的天下，明朝不是我们亡的，明朝是亡在流寇流贼和李自成他们。我们进来是帮你们灭了李自成，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你们感谢我们还来不及，怎么还抵抗我们呢？史可法和南明方面当然就反驳他，你这是什么话，你要真是为我们报仇，那么仇报好了，你为什么不回长白山去，为什么还赖着不走，甚至还要南下，这叫我们怎么接受？清朝方面还有理由：我们不想留下来，老天爷不答应啊，老天爷把天命交给我们了，那我们能不承担吗？

如果说这个是战争年代一种简单的宣传，那么等到他稍微安定下来以后，就开始就要修明史。修明史可以起到两种作用，一方面把那些明朝亡以后剩余的知识分子和没有事干的官员网络起来，搞大型文化工程，让他们可以有事干不反抗，但更主要的是通过修明史来解释天命，为全国人民提供学习的材料，让大家看清楚，明朝气数已尽，天命没有了。你们应该老老实实接受天命。这在当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到了乾隆年间，皇帝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利用历史进一步的巩固了他的统治，缓和了他和汉族、明朝遗老之间的关系。当时乾隆宣布，大清建立已经这么多时候了，现在开始要筹备修国史了，但跟以往有所不同。乾隆皇帝说，我们的国史将来要专门设立两个传，一个叫贰臣传。什么叫贰臣？就是一个人做过两个朝代的官，如洪承畴、钱谦益这些人。清初这些人至少都是统战对象，但到乾隆年间已经没有这个需要了，所以规定这些人都必须进叛徒传，你们不忠于明朝，是个反面教材。乾隆皇帝还亲自加了个按语，说当初这些人归顺大清，“不无微功，毕竟大节有亏”。第二个是忠臣传。他规定把当年抵抗清朝无论是被杀自杀或者种种就义的人，如史可法、张煌言等，统统列进忠臣传。地方在编新方志的时候，要做广泛调查，凡是在当时大兵南下，因为抵抗大兵而被杀，被死亡的，凡是明朝的官员一律进忠臣传，老百姓全部称为义民，女人通通追认为节妇。又比如当时还主动公布袁崇焕是明朝的忠臣，当时我们为了革命斗争需要，故意伪造了一封密信，说他是勾结清朝的，挑拨崇祯皇帝把他杀了，现在给他平反，在北京建庙。这个举动当时感动了很多人。实际上，这就是清朝通过对历史的解释，特别是用对他有利的价值观念，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观的做了新的解释，并且付诸实践。

这个手段产生的效果也许连乾隆皇帝本人都没有预料到。中国的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之传承，在朝廷当然靠政府，在地方主要靠乡绅、宗族、知识分子。这一批人，特别是当清朝要叫他们变更服饰，便有了第二次反抗。所以在江南一些发达地区，几乎所有这个阶层的人，不是被杀就是成为反革命，而相反的一些投机取巧、见利忘义、赶快投奔新朝、趁机干坏事、鱼肉乡里之人，渐渐成了新的官员和士绅。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基本上就断绝了。这么一来，从清朝初年到乾隆年间，那些反革命家族，那些被打下去的，一下子都得到了平反，扬眉吐气。原来传统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又通过明朝留下来这批士绅家庭得到了延续。乾隆以后，绝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把清朝看成一个入侵者，而是看成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保护神，就是中国天命的延续，是正常的朝代更迭。一直到清朝完了以后，一批汉族知识分子，遗老遗少，还在歌颂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

中国古代的历史，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了证明当代政权的合法性，为了解释天命，为了维护他的统治。那么到了今天，当代的历史是为了什么？

（此处有删节）

在毛泽东的时代，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政权是我打出来的，那当然是我的。但是建立了国家政府，这就不能这样了。所以中华人民共成立不久，斯大林就提出了他的意见，你们应该赶快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部宪法，这样你们的政权才合法。所以1954年召开人大，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当时在杭州待了差不多半年，干什么呢，就是一条一条的审查改定宪法，然后通过了“五四宪法”。这就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合法性。

（此处有删节）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觉得比前几年更加严厉了，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了两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不得不这么严厉。一个苏联解体以后，共产国际留在莫斯科的档案全部公开了，其中就有最详尽的中共的全部档案。这些内容肯定跟我们现行的党史不会完全符合，对我们现行的历史有很大的冲击，这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第二个是有了互联网。以前你有这些，没有关系，我下令不许出版就可以了，现在呢，你这里不许出版，我随便给你网上来一个，而且往往是内容编的越离奇越荒诞，越会有人感兴趣，流传的越快，你删都删不完。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一看，对近代史的叙述和解释，是不是什么单纯的学术讨论？不是，这就是政治。

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待历史呢？简单的说，1840年前的历史，你可以把它看成学术。看成研究，但是要知道以往留下的历史，其实也都是政治化的产物。知道这一点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我们今天的角度，客观的来研究。同时这方面研究是完全自由的，有保证的，不要有这种顾虑。但是1840年以后的历史，或者说1840年以前涉及到1840年以后的历史，那是政治，是保证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