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往事|史岚：我和哥哥史铁生

史岚學人Scholar

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闲聊就经常谈到生死的话题。我常常问：死了到底是什么？是一切都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吗？他说可能不是，等我死了，一定会想个办法告诉你。我知道他也会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那里不再有病痛，他在那里能跑能跳……我们用我们特有的方式交流着，许多话不用说，但都能懂。天上，人间，相距并不遥远。

本文原载2011年12月31日《北京青年报》。

文 | 史岚

我抬头仰望天空，天空是一面大大的玻璃，大得没有边际。玻璃后面好像另一个世界，有些人靠近玻璃在向下观望，就像坐观光电梯，靠里面一点人来人往。人们一律穿着黑衣，大多表情凝重，也有的好像行色匆匆。

我不记得我哭喊了些什么，总之我是冲着玻璃拼命的哭喊了。他——我哥哥，不知怎么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下就到了我的跟前，就像小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一样，他咯吱我、捏我，跟我说：“你别哭，以后要是想我了，就到这儿来找我，到这儿就能看见我。”

我醒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清晰的梦，梦里的情景都清楚极了，身上甚至有刚刚被他捏过的感觉。是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真想他。但愿能常常到玻璃下面去看看他，等到我也离开的时候，就应该能在玻璃里面重逢了。

早些年的那些记忆已经有些遥远了，但因为它深深地藏在心里，所以忘不了，还依然是那么清晰。我们兄妹年龄相差12岁多，按照属相应该算是13岁。没生我之前，他过了十几年的独生子生活，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早长，所以在我刚开始的记忆中他就已经是个大人了。初中快念完了，因为“文革”，很逍遥。有时妈妈忙，他就去幼儿园接我。我们住在北京林业学院的宿舍，那时候操场经常演电影，他想看，我也吵着要看，他只好一只手拿折叠椅一只手抱着我去操场，因为我那时太小，电影看不太懂，经常看到一半就闹着回家，他只好无奈地抱我回家。为此很多年以后他还经常提起，说我耽误了他多少好电影。

▲史岚（左）与史铁生

还记得他插队走的那天，我和妈妈去学校送他，我那时五岁多，看到满街的大红标语，学校里锣鼓喧天、彩旗飘舞，还很兴奋，根本没注意到妈妈眼里含着的泪水。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了，我和妈妈回到家，这时我才猛然看到妈妈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我也意识到要有好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了，于是赶紧跟着妈妈一起哭。之后过了不久，我们也要下放去云南了，妈妈写信给他，他从陕北回来和我们一起去云南。记得我们在昆明玩儿了几天，他就要返回陕北，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只是好奇他下次探亲是回北京看奶奶还是来云南看我们。

云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丽江。以至于每当提起云南我都会很向往。可能是因为在那里度过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尽管也会担心父母经常开会是在批斗谁，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和伙伴们在山清水秀的大自然里疯玩儿。可惜这种快乐并不长，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妈妈哭了，我当时没敢问，晚上妈妈告诉我哥哥病了，我们可能要回北京，我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但是回北京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最终决定爸爸带我从丽江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坐火车回京，这样可以省去三天丽江到昆明的汽车颠簸。我满是兴奋，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

回到家见了奶奶，还有铁桥哥哥，他当时也在。奶奶说我们一路辛苦会上火，要吃三天素才能吃肉。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奶做的米饭冬瓜汤，奶奶在一旁看得有点伤心，跟过来看我的邻居们说：这孩子又黑又瘦像个小叫花子。可我当时只是高兴，好奇北京的米饭为什么是白的，我们丽江的米饭是红的。北京的茄子是圆的，我们丽江的是长的。北京还可以有肉吃。可见丽江两年的野孩子生活已经让我忘了原来的北京了。

好像没过几天哥哥从陕北回来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走路一只手要扶着墙，走得有点慢，但样子是高兴的，见到我们和邻居有说有笑。对于八岁的我来说，以为一切都快好了。可我不知道病有可能治不好，灾难也会一个接一个地来。

▲史铁生与他的母亲

爸爸一边带着哥哥到处看病，一边给我联系学校，由于我在丽江的学习不正规，户口又没落实，学校领导没有马上答应要我。爸爸只好提起哥哥，因为哥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特别优秀的学生，这么多年了学校的老师们都没忘了他。可能是校领导和老师们觉得既然是他的妹妹，应该不会太差吧。于是我插班上了二年级。不久我迅速地赶上了落下的功课，还常常受表扬，心里踏实了许多，只是每天盼着放学能听到好消息，听到哥哥的病不严重，肯定能治好的消息。可是我慢慢发现爸爸越来越沉默，有什么事只写信跟妈妈说。哥哥的情绪越来越差，病情也不见好转。我开始担心了，好像每天都悬着一颗心，老觉得要有什么不幸发生。

不久，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我吓得已经不会哭了，只是大气不出地看着，盼着这一天赶紧过去。可是又怕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我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这种日子经常发生。但也有时候哥哥的情绪会变得很好，也许是暂时忘了病，他会高兴地和我玩儿，使劲地捏我、咯吱我，讲鬼故事吓我。我们俩一起在床上打滚，我夸张地叫唤。只有这时候，爸爸和奶奶才会露出笑脸。不久，他住进了友谊医院。

妈妈终于能回京探亲了，那时候还是“文革”期间，她的单位归军宣队领导，他们一直不放她回京。我后来听妈妈的同事金姨和刘叔叔说，那时候妈妈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心里着急又没有办法，经常一个人哭。有时候她不见了，他们就漫山遍野地找，最后总能在某处草丛中或老树下听见她嚎啕的声音。直到我也当了母亲，才真真正正地理解了她的痛。

妈妈回来以后几乎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周末我就和她一起去医院看哥哥，每次去都能见到他的好多同学，他们都特有本事，医院的两张探视卡已经被我们领了，但他们总能进来，而且人越来越多，多亏有他们。我和妈妈后来也发现了一条能够躲避门卫直接进入病房的地下通道，我们经常在昏暗的通道里走着走着，就会看见一只小老鼠从我们脚下窜过，妈妈说那是医院做实验用的。

哥哥第一次住进友谊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和医生护士们都成了好朋友，我经常看见医院的走廊里挂着漂亮的黑板报，他们说那是哥哥写的，有时候又会拿来一本油印的医书，那也是他为了医生们的业务需要，坐在病床上一笔一划刻的蜡版印成的。医生护士每次见我们都会夸他，也都会惋惜命运对他的不公。我清楚地记得他是扶着墙走进了医院，一年多后是朋友们背着、抬着他回到了家。

回家后他改变了许多，一定是这一年多我们所不能体会的医院生活改变了他，虽然有时会发脾气，有时又会沉默不语，但大多数时候是好好的，和我们聊天、说笑。那时候不像现在，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轮椅。他出院后的第一辆轮椅，是爸爸和邻居朱二哥一起设计、找材料、再拿着各种零件找地方焊接，最后自己安装而成的。轮椅上可以搭一块小木板，变成简易小桌，样式独特，绝无仅有。有了它，哥哥就可以从那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出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我们还会经常打打羽毛球，或者比赛拉力器，羽毛球我偶尔会赢，因为他坐在轮椅上，但拉力器我总是输的很惨。他的第一辆手摇的三轮轮椅，是他的同学们凑钱买了送给他的，他摇着它去过好多地方，也去了地坛。

▲八十年，在家中

在这期间他看了好多书，还自学了英语，后来又到街道工厂去干活。我去过他工作的街道小工厂，他管它叫小作坊。是几间低矮的小平房，十几个大爷大妈每天在这里往一些旧式家具上画山水画仕女，仕女的脸美不美关键要看哥哥怎么画，他负责画脸，用他们的行话叫开眉眼。有时候，他摇着轮椅从工厂下班回来，会神秘的冲我伸过来一个拳头：猜，是什么。然后还没等我回答就张开手，是五块钱，是他领到工资给我的零花钱。

那时候，每到周末，他的小屋里就会挤满了他的同学，他们聊天、唱歌、争论，热闹极了。这时候我总是坐在一边听着，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崇拜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还经常翻看他的书，他那里老有好多书，是他的同学朋友们带来的。有的书我看的痴迷，有的似懂非懂，他鼓励我：不懂没关系，慢慢就懂了。现在想来，他们的言谈、他们的书一定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我发现他在一大本一大本地写东西，他不说，开始也不让我看，但我知道他开始写作了，而且相信他一定能写成。我以为这两年提心吊胆、总怕再出什么事的日子就快过去了。

妈妈的假期一拖再拖，终于不得不回云南了，爸爸也在林业学院的留守处上班。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择菜，奶奶忽然说头晕，紧接着，胖胖的身体往下倒去，我刚想拉住她，她已经倒在地上，不醒人事了。爸爸和邻居们七手八脚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推去医院，邻居们又帮忙给四川的大爷和西安的五叔发去电报，我和哥哥在家里等消息。很晚的时候，爸爸从医院带来了噩耗，奶奶走了。所幸的是，她走得很安详，不拖拉、没受罪，就像她一直希望的。

奶奶走后，妈妈马上请事假回来，不能没有人料理这个家。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毕竟还小，不能完全体会到妈妈爸爸哥哥他们三个人心里真正的苦闷，只是每天放学回到家，看见家里平平安安就知足了。

那些年文化和娱乐的活动很少，所以看电影成了人们期盼的事，交道口电影院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花几毛钱买两张电影票，然后他摇着轮椅，我在旁边跟着。电影院门口是高高的台阶，我找工作人员把旁门打开，他把轮椅停在角落里，就坐在轮椅上看，看完我们一路聊着电影的内容回家。这一段时间，我和哥哥经常交流，他心平气和地给我讲好多事，我觉得他说的都对。有一阵儿，他尝试着给一个工艺美术厂画彩蛋，我负责把鸭蛋抽成空壳，一开始总也弄不好，后来我发现先注射进去一点清水，然后使劲摇，把蛋黄和蛋清摇散，很快一个完整的鸭蛋壳就弄好了，他夸我弄得不错。后来，妈妈为了让他开阔眼界，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俩一起兴奋地跟着电视学英语，看动物世界。他最爱看体育节目，我也不懂装懂地跟着看，有时候遇到激烈的比赛，他会看得很紧张，我们一起跟着比赛着急，会为比赛结果高兴，也会为比赛结果惋惜。不爱运动的我至今爱看体育节目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记得那时候只要我在家，帮他上下轮椅肯定是我的事，他说我是弄得最好的。妈妈常常看着我们俩说：你以后就当哥哥的腿吧。是的，那时只要他一声喊，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帮他。十来岁的我没有好好想将来，只求别再出事。

可是老天爷并没有饶过我们，我后来才慢慢体会了妈妈心里在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哥哥的病虽然暂时平稳，但终身残疾是肯定的了。作为母亲，她要时时担忧儿子的将来，担忧他的生活和幸福。妈妈是请事假回来的，云南的单位早就停发了工资，而且一直在催她回去，可是家里又确实离不开她，她当时的心里是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啊。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身体每况愈下，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了。197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她突然开始大口地吐血，又是爸爸和邻居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送去医院，她由于肝硬化引起大出血住进了重症病房。我去看她，她让我别害怕，照顾好哥哥，她做个手术就好了。手术做完了，她一直昏迷，我和爸爸轮流值班，爸爸值夜班，我值白班。哥哥的好几个同学都过来帮忙，有的找大夫，有的找药。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可是情况越来越糟。不到14岁的我，守在妈妈身边，看着她艰难地呼吸着，我感到那么地无助。当她在昏迷中痛苦地呻吟、大声地叫喊的时候，我吓得浑身发抖，躲到隔壁卫生间里打开水龙头，让流水的声音来压过妈妈痛苦的叫声。终于妈妈熬不住了，在昏迷了一周之后，扔下我们走了。哥哥的好朋友燕琨大哥背着哥哥去见了妈妈最后一面。

我居然没有哭，我不知道怎么办，哭不出来，整个人都傻了。隐约觉得这个家这回真是天塌了。送走妈妈之后好久，我不知道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只是机械地做着该做的事。如果能够就这样慢慢忘记痛苦该多好！可是我没料到痛苦会慢慢地又是这么强烈地向我们三人压过来，让我们好几年都缓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我们三人当时的境况，我们表面上还像往常一样，每人都忙着各自的事。哥哥仍然到街道工厂去干活，业余时间仍在写作。爸爸每天去上班，回来料理家务。我上中学。学校离家很近，中午放学回家，邻居朱大姐一家已经帮助哥哥进门了，我要么热一热爸爸早晨做好的饭，要么就和哥哥一起鼓捣点吃的，然后再去学校。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看似平静的日子，但我知道，我们的心里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对妈妈越来越强烈的思念，就像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的心撕扯得支离破碎。

哥哥那么年轻就残废了双腿，未来是一片迷茫，偏偏他又是从小就优秀就要强，妈妈在的时候经常说的就是：你哪里哪里不如哥哥，哥哥哪里哪里比你强。是啊，直到我也做了母亲，才真正体会到妈妈面对这样一个残疾的儿子，心里的痛苦是别人无法体会的。就像哥哥在文章里说的，上帝看妈妈实在熬不住了，就招她回去了。妈妈在天堂一定是个幸福的妈妈。

妈妈走后不久，我们搬离了前永康的小院，住进了雍和宫大街26号的两间平房。在这里，哥哥的作品开始发表了。那时候家里经常会来好多人，有他的同学，恢复高考后，他们大多考上了大学，还有文学圈里的作家、编辑，他们经常把他的小屋挤得满满的。他们谈文学、谈时事、谈大学里的所见所闻，也谈对将来的想像。每到这时，我总是一言不发的听着，心里满是好奇和羡慕。如果他们呆得太晚了，我就去给他们煮上一大锅面条。这段时间，家里总会有好多的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我拼命的看，爱看极了，心里对文学充满了敬畏。也是在这段时间，哥哥的同学孙立哲因为受到“四人帮”牵连，也因为身体突发急病，使他身心倍受打击，不愿意自己在家，索性搬到我们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像一家人一样。

▲1985年，史铁生与老师、同学在一起

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放学回家，爸爸一般还没回来，立哲哥哥已经在做饭了，我赶紧帮忙，他特会指使我，我忙来忙去的跟着他转，最后饭还是算他做的。不过他也挺有本事，有时候不知从哪弄来一条鱼，过几天又弄来一只鸭，基本上是哥哥凭着想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和立哲哥哥动手，不管味道如何，我们都吃得香极了。也有的时候，他们俩都情绪不高，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后来我越发理解了他们当时的无奈。周围的同龄人都上大学了、工作了，可他俩还身患疾病，前途迷茫。心里的纠结可想而知。但是尽管这样，他们都没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哥哥一直写着他想写的，立哲哥哥一边在火炉上熬着药，一边趴在床上看着厚厚的医书，准备着他的研究生考试。

就在大家都在各自努力着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情况有点不对。不知是怎么回事，心里发慌。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也曾经是我和家人的骄傲。可是我发现我当时在课堂上看着老师讲课，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无论怎么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听课，精神也是游离的。更严重的是我原来记得烂熟的单词、公式竟然想不起来了，面对成绩的下滑和老师的指责，我全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敢和家里人说，只得承认是我太笨了，能力不够。我常常欲哭无泪，每时每刻都会感到孤独和无助，心里的悲伤和恐惧就像一个巨大的网把我紧紧的缠绕着。有时候放学回家，看到院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我会一下两腿发软，勉强走到家，知道不是我们家又出事了，才慢慢放下心。有时候回到家，发现他们都不在，又会忽然泪流满面，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有时候想哭、哭不出来，有时候又会哭得死去活来，把自己哭累。从那时起，我开始想到死，觉得死一定是幸福的。一个人在家，常常望着四面的墙发呆，如果就这么死了，一切痛苦就都没了，可还是没有勇气。后来我常想，一个人能自杀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我不能也不愿和爸爸、哥哥说这些，因为我知道，妈妈走后，他们心里的痛一定比我多，他们的难处也一定比我多。当时我们三人就是这么过着日子，谁都不提起痛苦的话题，每个人都把痛苦藏在心里，默默地忍受着。那时候我们的交流都是有选择的，都在躲避着什么。我知道他们两人都为我发愁，虽然对我感到失望，但又不好埋怨我。我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日子，不知道哪天是头。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我最好的几年青春时光竟然是这么过来的！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做的一个梦就是，我要考试了，马上要考大学了，可我还有好多功课不会呢，怎么办？直到把自己急醒。这个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一次，一直坚持这么做着，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永恒的梦。

哥哥后来成为那么多人喜爱的作家，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但我知道他不会忘了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艰难的日子。他也许会和我一样有个永恒的梦，但我愿那梦不再是痛苦的，愿我们还能在梦里相见。

2010年12月30号的下午一直到31号凌晨发生的所有事情，总会时不时地在我脑海里出现。每当那一幕出现，我都会尽量用别的事情岔开，因为不敢去想，也不忍去想，但我知道它将会是我永远的记忆。

30号下午，因为阿姨不在，我要去医院接哥哥回家。准备出发的时候，收到了他的短信，让我买几个包子过去，他透析时吃。那天出奇地冷，风一下就能把人吹透，直吹到骨头里。透析室里，他没精打采地躺在床上。时间还早，我拿出包子，他不想吃，没有一点胃口。我们就聊天，他让我坐在他床边。我们瞎聊，聊我；聊我儿子小水；聊家里的琐事。他觉得有点头疼，我说今天特冷，是不是又感冒了。就给他捏捏头，揉揉肩，我们继续聊。想想有好久我们哥俩没有这么踏实地聊天了。

离规定的透析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他有点受不了了，只好提前结束回家。一路上我和司机搭话，他不吭声。我心里打鼓，知道又是哪儿不对了，是感冒还是什么，恐怕又要难受几天。刚到家就发现情况不好，希米还没回来。我问哥哥，是不是应该去医院。他当时还非常清醒，让我叫了120，还嘱咐我如果他会神智不清，我应该怎么和大夫说。

傍晚的北京除了堵车还是堵车，救护车慢得让人不知所措。车上的他情况越来越糟，我和希米轮流和他说话，他已经基本上不反应了。到医院后的一系列检查结果让我和希米绝望了。他多少次从死亡手里挣脱出来，这次真的不行吗？

朋友们陆续赶来，立哲大哥在越洋电话里询问着情况，友谊医院的柏大夫和宣武医院的凌大夫都赶过来先后做了检查，结论依然是最残酷的。我联系了儿子和他爸，让他们马上过来。在医院的大厅里，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心里隐隐觉得，这回上帝真不肯帮我们了。

2010年最后的深夜，救护车在寒风中呼啸着开路，家里的车、朋友们的车闪着灯，鸣着笛一路跟随，朝阳医院、宣武医院、武警医院，这仪式不是告别，是送行。去往天堂的路不再拥堵，上路时有亲人朋友们相送，他不会寂寞，到了那里有爸爸妈妈迎接，他也不会孤单。我告诉自己：这是暂时的分别，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

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闲聊就经常谈到生死的话题。我常常问：死了到底是什么？是一切都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吗？他说可能不是，等我死了，一定会想个办法告诉你。我现在会常常想起他的这些话，会在心里和他聊天。我告诉他：我去给父母扫墓了，清明的时候我们去地坛了，参加完小水的毕业典礼，我告诉他：毕业了，开学就要读研了……我知道他也会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那里不再有病痛，他在那里能跑能跳……我们用我们特有的方式交流着，许多话不用说，但都能懂。天上，人间，相距并不遥远。

编辑 | 王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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