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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先生每每会一面端上茶水，一面对第一次造访的客人如此询问。倘若得到肯定的答复，他会马上用玻璃杯斟上两杯，与客人共享美酒佳酿。在杨先生的人生辞典中，朋友来了有好酒，是相当重要的一条。当然，还有烟。他和夫人戴乃迭都喜欢抽烟。或许是多年的习惯，或许是性格使然，杨先生不抽带过滤嘴的香烟，他嫌那没劲。他喜欢烟酒，却不讲究品牌，往往是逮着什么就抽什么喝什么。比如，最近喝的是孔府家酒，抽的是翡翠烟。烟酒茶俱全，作为待客，礼数是绝对周到的。然后，主宾自可安坐在沙发里，神清气爽地开聊，家事国事天下事，次递展开。杨先生的谈吐，直爽、机敏、幽默，时而，还相当的辛辣。与他对话，你的思维，得跑步，还时不时地要急转弯。这是一种锻炼。杨家客厅中的对联：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王世襄书）
以前见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杨先生，一手持杯，微笑着端坐在沙发里，飘然欲仙的样子。背景，墙上，是一幅对联，曰：毕竟百年都是梦，何如一醉便成仙。镜头仿佛离杨先生很远，给人以空间宽敞和明亮的感觉。亲临杨府客厅后才知，那镜头并非完全写真。这里虽说不算很局促，但宽敞是算不上的。至于明亮，则更属虚有。可能是窗外有高墙挡住了光线，或者是树，房间里的幽暗，和楼外阳光的灿烂，形成了很是强烈的对比。于是，杨先生家的客厅里，经常是大白天也灯火通明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今年早春曾连袂赴香港访问一个月。作为访问学者，他们积五十年甘苦的翻译心得，很自然地受到了那边翻译界同行的极高评价和真诚的敬意。倘若不算他们各自独立作战译就的篇章，如杨宪益先生直接从原文翻译成中文的《奥德修纪》、《罗兰之歌》、《牧歌》等；戴乃迭女士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当代文学作品等。半个世纪以来，他们携手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竟达三千多万字！三千多万字！日积月累，垒成了一座飞架中西方的桥梁！或许，需要提醒的是，这五十年，是先战祸连绵，后政治运动不断的五十年呵。《诗经选》、《楚辞》、《史记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直至《红楼梦》……杨氏夫妇将中国遥远年代的诸多文学精华，译成了典雅的英文。有多少异邦的朋友，正是通过这座大桥，向东方走来，向中国的时间深处走去。他们沐浴着春秋的风，小雅地穿过秦皇的长城；觑见玲珑的汉宫月，正照耀着红楼里的梦和梦里吟诗的读书人……这醉人境界的酿造者，正是善于品酒的杨氏夫妇。杨夫人何时开始与酒亲近，不得而知。杨先生的品酒历史，却是有案可稽的。他曾自述：从小家境不错，且父辈中多留洋求学者，故家中多有洋酒和洋书。每逢长辈饮酒，总爱用筷子蘸酒，与怀中的他品尝。如此再三，杨宪益自始懂得了美酒的滋味。大约是己所欲者，应慷慨地施于人，某日，天真烂漫的杨宪益取了父亲留下的一瓶上好白兰地，竟想去喂金鱼。及倒若干，金鱼们皆飘飘然，左旋右舞，煞是好看。他暗忖：好玩，好玩。既然如此快活，干脆都给它们喝了吧。于是，他将剩下的大半瓶酒，尽数倾入鱼池。结果，醉死了全部的金鱼。其时，他才三、四岁。在杨家，空气中都含着酒的芳香。在这芳香中，再去读墙上的对联，体会便能深许多。杨先生嗜烟爱酒，关心他的朋友遂有两种意见：一是赞他，说他是“酒仙”；另一种是劝他，说毕竟年已高迈，为健康计，应戒烟酒。杨先生本人对前一种说法，表示并不敢当；对后一种说法，他表示感谢，但他还是认为，“听自己的话，总比听朋友的话更合适一些”。于是，杨先生仍然间或有“花间一壶酒”的散淡，和“把酒问青天”的豪迈。年高八旬的杨先生，自然已是退休赋闲之人。他有时自己也奇怪，老了，反倒多了许多琐碎的事，时间依然很紧。搞了一辈子翻译的他，已不想把其余的岁月再用在翻译上了。他想自由的写一些文章，还想兴之所至地写一些被他谦称为“打油”的旧体诗。他的诗，很受朋友们的喜欢。虽说他自己认为，只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但却有许多篇什，见诸报章，并在朋友间流传着。近来，他有意将旧诗收集整理了一下，想出个集子，拟名《银翘集》。他说：“银翘解毒丸是北京同仁堂的成药，专治感冒，我常常服用。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半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杨先生曾有句云：“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被同样幽默的启功先生视为妙句。也许，在经历了大半辈子悲喜交集的人生苦旅之后，杨宪益先生已不会简单和绝对的看待世界。所以，问他最喜欢的书，他答没有；问他最高兴的事，他还答没有；他解释，不是没有所喜欢的书，抑或所高兴的事，实在是这一个“最”字，让人踌躇。再问他最喜欢什么样的人，他突然从沙发上直起腰，用手一指坐在他对面的戴乃迭，肯定的说：“我最喜欢她！”![]()
在英国时期的青年杨宪益，曾钟爱远足，又叫徒步旅行。从一个宿营点到下一个宿营点，往往“身上只带一只软式背囊，每天通常走十五至二十英里”。他对这种“斯巴达式的、健康的消遣活动”（杨宪益语）乐此不疲。如对位于英格兰北部的湖区，他就徒步过三次，两次是独行，最后一次，同行者有女友戴乃迭和新抵到英伦的萧乾。据他在回忆录《漏船载酒忆当年》中记载：那是1939年春天。杨宪益之所以记录了这次徒步，是因为此行遭遇了迷路的插曲，多走了许多冤枉路。杨宪益回忆：当时，“戴乃迭又累又饿，竟哭了起来。”为了鼓劲，他们决定用最大的嗓门唱进行曲，所唱的曲目计有：《蒂帕雷里路途遥远》、《安妮·罗莉》、《罗蒙湖》、《前进，基督的士兵》。那一天，大约走了二十五英里，终于走到了目的地。杨宪益晚年写到：“我们确实走得筋疲力尽，但这次经历给我们日后留下多么美好的回忆呀。”1939年，杨宪益24岁，戴乃迭20岁，萧乾稍长，也只有29岁。青年时代的杨宪益和戴乃迭（1930s）
此事对杨宪益记忆深刻，且是值得记忆的，不仅是与女友戴乃迭初次的远途徒步。另有一证，当年所唱歌曲中有一首《罗蒙湖》，七十年后的2009年，作为杨宪益最喜爱的歌曲出现在他最后的告别仪式上......查萧乾年谱，1939年初，萧乾在港版《大公报》任上，当年春天从香港经河内赴滇缅公路采访。初夏，他采访归来，接受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年薪二百五十镑的聘约，9月1日登上了赴欧洲的轮船。因此，在此年春天，萧乾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与杨宪益戴乃迭一起远足的。因为，此时的他正忙于滇缅公路上的采访，且“往返跑了将近三个月”（萧乾语）。萧乾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记载：“由于战局沉寂，1940年春间我还同杨宪益和戴乃迭（当时他们还未结婚）以及其他几位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学一道挎上背包，去湖区爬了十一天的山，欣赏了一下英国中部的绮丽山水。”所幸，萧乾对于那一次湖区远足，也是有记忆的。除了证明远足时间是在1940年春，还证明了同行者除了杨、戴、萧三人外，另有“几位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学”。惜乎对其他几人未记其名，或是年代久远，早已忘记了名字。杨宪益与萧乾自一九五零年代起均生活工作在北京，晚年居住相去不远，保持着良好的互动。萧乾与戴乃迭在1999年同年去世。十年后的11月23日，杨宪益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官媒报道给予的定语是：“中国著名翻译家、《红楼梦》英译本作者、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杨宪益去世二十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并未因盖棺而得到完全的论定。他的一生中，不管是新旧政权交替时期以“民联”名义的地下活动，抑或是一九五零年代末的“神秘”工作，再或是晚年的“临大是，金刚目”（杨宪益胞妹杨敏如语），杨宪益的形象是生动而丰满的，自始，至终。1981年，杨宪益参加一个外事代表团访问西欧。在爱尔兰的一个欢迎晚会上，代表团合唱了一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爱尔兰朋友很有礼貌的鼓了掌，“但不太热烈”（杨宪益语）。这时，杨宪益自告奋勇要求唱《丹尼男孩》，“我的演唱获得完全的成功，大家纷纷站起来，跟我一起唱，直至把这首歌唱完。有些女士甚至感动得留下热泪。”（见杨宪益回忆录）。但回国后，杨宪益受到了批评。说是在某几个场合，表现得太自由了一点。这首抒发父子之情的爱尔兰民歌，是晚年的杨宪益和戴乃迭最喜欢的歌曲,每一唱起，往往老泪纵横。此时，两位老人最想念他们早逝的儿子......杨宪益的告别仪式上，这首歌也曾久久地萦绕。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我是有幸见过的，地点是北京位于百万庄外文局宿舍。我写作有个习惯，总会在文后署上具体的年月日。可是，我写的这一篇《亦庄亦谐的杨宪益》，却不知缘何未署时间。经查旧日记，找到准确时间，拜访杨、戴先生时在1994年4月29日，5月16日写完。这一年，杨宪益79岁，戴乃迭75岁。记得那天，我一落座，杨宪益未征求我的意见便一手端茶，一手给我端上了一杯白酒。我选择了茶。我与酒此生无缘，因此对杨先生端上的是什么酒自然也没有关注，但据文中记载可能是当时颇为风行的“孔府家酒”。回头看我当年的文字，似乎也是为今天的回忆所做的备忘，至少于我，是珍贵的。我与杨先生并排坐着漫聊，戴乃迭坐在我们对面，静静地（非常安静，一言不发，但却始终关注着我们），头发如雪，蓝色的眼睛依然动人，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看见她年轻时候的照片，不得不惊为天人！ 杨先生那天签名送了我一本1983年初版的《译余偶拾》，并对我非常明确的表示了对此书内容的偏爱。当时，他后来非常“著名”的旧诗集《银翘集》正在筹划中，尚未出版。不然，我是一定要向他讨一本的。2009年11月25日，我在《亦庄亦谐的杨宪益》文后又在电脑上敲下了一段文字，表达对杨、戴两位先生的怀念，最后一节是：“记得那天离开的时候，我是将那一小杯酒一饮而尽的。因此，在回家的路上，我是一路微醺的骑行，从百万庄到五道口，在暮春抑或是初夏的风中......”（原载《北京晚报》2019年6月20日，本处略有增删）支持学人scholar生产更多优质内容，长按二维码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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