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先生”胡适算得上诤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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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12.17－1962.2.24）

文|杨海亮，业余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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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话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一字之易，变成“我的诤友胡适之”。所谓“诤友”，指的是“直率坦言的朋友”。可见，诤友也是朋友，只不过侧重于“直率坦言”。那么，我们印象中的“好好先生”胡适，算不算朋友中的诤友呢？

一、关于“文学”

任鸿隽长胡适5岁，两人在中国公学是同学，日后又同过康奈尔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可谓缘分甚深。留美期间，任鸿隽曾游绮色佳的凯约嘉湖，并作《泛湖即事》。诗中写道：“行行忘远，息棹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迴，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任鸿隽将这首小诗寄给胡适，请求指点。胡适读后，告知任鸿隽覆舟一段“小题大做”，“读者方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当是鄱阳洞庭”。任鸿隽回信说明原由，胡适也不买账，说他所用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浪之套语”，另外诗中所用“言”字、“载”字都是“死字”，而“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是“三千年前之死句”，等等。显然，胡适的批评很不客气，甚至咄咄逼人，却也证实了他的直率。试想，尽是漂亮话，甚至违心话，听的人倒是舒服了，对毛病的改正、问题的解决却是毫无帮助。诤友的可贵，恰恰在于直率地指出不足和缺陷。有这样不圆滑、不世故的人在身边，其实是一种福气。

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的合影(1920年8月22日于东南大学)

胡适对任鸿隽的“指责”，引起了梅光迪的不满，而白话诗的创作也由于两人的论争不断深入。1916年7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觐庄（梅光迪）大攻我‘活文学’之说，细析其议论，乃全无真知灼见，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气之梅觐庄耳。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此次与觐庄谈，即以直告之，甚望其能改也。”

胡适“以直告之”，这也是相当直率的规劝。平心而论，胡适这番见识，有他多年爱好文学的体悟，如果梅光迪能够虚心听取，是有所受益的。

至于梅光迪有无接受胡适的直言，我们不得而知。但作家茅盾是实实在在受了胡适的影响。茅盾是上个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一方面是他大力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另一方面是他自己创作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然而，茅盾一开始不是信奉现实主义，而是推崇现代主义（新浪漫主义）。在转变的过程中，胡适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7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

“我昨日读《小说月报》第七期的论创作诸文，颇有点意见，故与振铎及雁冰（茅盾）谈此事。我劝他们要慎重，不可滥收。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之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做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

当时，茅盾很重视胡适的这个建议，并很快在编辑《小说月报》时浓墨重彩地宣传胡适倡导的自然主义。茅盾日后也承认：“‘五四’时，我受了《新青年》的影响，自然也受了胡适的文学思想的影响……我不讳言，那时候，我做了胡适思想的俘虏。”

二、关于“历史”

文学是胡适的“爱好”，历史是胡适的“训练”。所以，一谈历史，胡适更加正经。1933年，陈垣与胡适为《理惑论》和《四十二章经》问题进行了书信讨论。在这场争论中，彼此都能保持必要的风度。胡适反驳陈垣时，一再申明“非是有意强辩”，但始终“质直奉告”，“幸先生恕此‘魔之辩护’，更乞进而教之”。从中可知，在学术面前，胡适不是那种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的人。虽然陈垣客气地表示这是“聊为友谊的比赛，非敢与大军对垒也”，实际上还是心存芥蒂。陈垣致信胡适：

“此次数承见教，获益良多。先生绝顶聪明，是不可及的，先生的研究态度及方法，是亟当师法，而亦若材力不逮的。能时时赐教督促，则幸甚幸甚。”

陈垣（左）与胡适

“免战牌”是亮了，绵里藏针的味道也还是有的。陈垣这番话，几分真情几分假意，我们且不议论。换一个角度想，陈垣确实是有幸的。鲁迅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胡适与陈垣之间，彼此有进有退，双方旗鼓相当，故而争论免于鲁迅所说的“寂寞”。有胡适这样的诤友，陈垣就算不是“三生有幸”，至少也该“惺惺相惜”吧？古人云，“砥砺岂必多，一璧胜万珉”。想想今天，能以负责的态度、过人的智慧、真诚的直言与自己交涉的人，不是少之又少吗？

苏雪林研究屈原的《九歌》，抛出惊天之论，说“《九歌》乃是整套神曲，九神乃隶属于一个集团之大神，不但我国所有各神多系此九大神所衍化，全世界各宗教之神亦不能出此九神范围。”苏雪林还扬言，“我的书若写成，中国全部文化史皆须重写，即外国宗教神话也须重新安排”。胡适曾经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可苏雪林“假设”是够“大胆”，“求证”却不“小心”。如此偏激而狂妄的言论，胡适当然大为不满。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苏雪林的研究“走入迷途而不能自拔”。至于苏雪林重新“复活中国文化络脉”的想法，胡适更是一针见血：

“这更是迷途，使我深为你忧虑。你所凭借的《天问》一类残乱不可读不可解的文件，本身就很不可靠。我们用最严谨的方法，至多也只能做到使这件文件较可读而已。千万不可从这种本身不大可靠不大可懂的文件上建立什么‘文化络脉’。”

1933年苏雪林于武汉大学

同样，苏雪林抱着不严肃的态度、不科学方法研究《红楼梦》，动不动就对曹雪芹说三道四，横加指责。胡适知道后，在给苏雪林的信中开门见山：“我劝你不要轻易写谈《红楼梦》的文字了。你没有耐心比较各种本子，就不适宜于做这种文字。”他还从苏雪林晚年的“目力、体力和耐力”分析，告诫她“不适宜于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感于胡适的苦口婆心，苏雪林似乎有所悔悟，决意不再谈红楼。胡适对苏雪林的规劝，可谓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胡适对学问的认真和对后学的担当，也由此可见一斑。

三、关于“政治”

关于胡适与丁文江，“一个是人文学者，却竭力为科学呐喊宣传，热情辩护；一个是科学家，却热衷于人文学科，为人文学科的科学化而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两人自从相识，交往频繁，相互影响，而又相互支撑，相互启发，堪称一对相知相惜的好友。但两人观点相异、思想相左时，也是针锋相对、势如水火。丁文江曾经撰文《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认为“在今日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丁文江还提出一种“新式的独裁”设想作为现实政治的改进方向。见丁文江持这般言论，胡适既惊讶又失望，急忙写出《答丁在君先生（丁文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旗帜鲜明指出实行独裁政治的危害性不堪设想，并警告丁文江不可助纣为虐。胡适在文中写道：

“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我可以断断地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不过，虽然丁文江倡言“独裁”，却无不损于他的清誉。因为他的言论源于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他思考的出发点又的确是为了国家。所以，胡适固然对丁文江的新式独裁论坚决否定，但对丁文江的爱国苦心、科学态度，以及细密思考照样十分欣赏。

胡适与张学良的交往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因内忧不止，又外患频繁，胡适曾以兄长身份从公、私两方面多次劝慰张学良，要他把握机遇、谨慎行事。如，汪精卫因热河防守问题与张学良交恶，并以自己辞职的方式逼迫张学良辞职。这时，胡适便以朋友的私谊进言张学良，“我的私意以为先生此时应该决心求去，以示无反抗中央之意，以免仇视先生者利用这个局面为攻击先生之具，难进易退，为大丈夫处世的风度……如此撑持下去，恐舆论将疑先生为恋栈，恐世界将谓先生为反抗政府，而中国果然不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1932年，张学良（左一）与国联调查团

张学良收到胡适的信后表示，“高论同愚见甚相符合，非素日爱良之深者，安能出此诚恳之言论”。只是，张学良因众多将士坚决反对而未辞职。热河失守后，张学良成了众矢之的。胡适也是义愤填膺，在《全国震惊以后》一文中数落张学良“眷恋权势”“生性多疑”等罪过，并致信张学良，“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蒙复书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国人世人之道”。

这一回，张学良听从了胡适劝告，通电“交卸”。西安事变后，胡适又向张学良建言，“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20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适的劝说对进退维谷的张学良是否有所触动，已无法考证，但胡适的认识和主张无疑是符合当时主流的。

在政治问题上，胡适规劝最多的人其实是蒋介石。两人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风气的人物，一个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执政者。由于胡适执着地宣扬西方民主政治理念，而蒋介石热衷于中国式的独裁统治，故双方的关系有松有紧，有谈笑风生，也有剑拔弩张。所以，胡适犯颜直谏的例子，也不少见。如，1932年12月初，胡适与蒋介石在武汉有过一次见面。当时，蒋介石要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教育制度改革问题，一个是学风整顿问题。胡适毫不客气地回答：

“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说这话时，胡适并不在意蒋介石的感受，继而又谈蒋介石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于学生。今之诋毁学制者，正如不曾试行议会政治就说议会政治决不可用。”

1958年，胡适和蒋介石

在当权者面前，胡适不顺从、不讨好，虽然只是含沙射影，但还是显示了一个学者的骨气和胆识。又如，1956年9月，蒋介石七十大寿前，“总统府”发布通知，“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别人都不当真，胡适却很认真，哪怕人在美国，也要操起这份心。他写了一篇文章为蒋介石祝寿，即《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文中，胡适劝蒋介石学习艾森豪威尔总统，不要管太多、不要管太死，“一国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文末，胡适语重心长，曲终奏雅，说：

“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

且不论胡适的建议是否高明，单是这种公然进谏的勇气，是十之八九的人所不具备的。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影响很大的为《自由中国》和雷震呼号等，都彰显了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道义担当。胡适与蒋介石相交近三十年，可以说他对蒋的建言、谏言，大多没有起到作用。蒋介石表面上对胡适恭恭敬敬、客客气气，暗地里却对他深恶痛绝。在蒋介石的日记里，提到胡适时，常常冠之“狭小”“妒忌”“猖狂”“卑劣”一类的词语，还骂他是“政客”，是“无赖”，“最不自知”，“亦不自量”，甚至在他逝世多年还不忘将有的人事迁怒、归咎于他。然而，不管蒋介石一方怎样，胡适“不愿意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是确确实实说到做到了。同样，“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胡适也是身体力行了。

胡适与雷震

徐复观谈到胡适时说：“我于胡先生的学问，虽有微辞；于胡先生对文化的态度，虽有责难；但一贯尊重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不怀疑他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之所以“一贯尊重”，之所以“也不怀疑”，是因为胡适“在自由民主之前，从来没有变过节；也不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为了一时的目的，以枉尺直寻的方法，在自由民主之前耍手段”。或许，胡适的了不起，不在于他的学问，不在于他的主张，更不在于他的地位，而在于他的直率。这种直率，也是一种天真，并且酿成了他的“悲剧”，也“正因为他是悲剧性的书生，所以也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四、关于“做人”

除了文学、历史和政治，胡适在做人方面也有不少经验，故而时不时谆谆告诫。1936年10月，在上海举办纪念鲁迅前夕，苏雪林致信蔡元培，意图阻止他参加鲁迅纪念委员会。苏雪林列举了鲁迅的种种罪状，说他“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不久，在给胡适的信中，苏雪林再次表达了对鲁迅的痛恨，且信誓旦旦要做个堂·吉诃德式的“先锋”，“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向鲁党挑战，便告失败也很值得”。

对此，胡适不仅不赞成她对鲁迅的攻击与诅咒，反而把她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胡适在复信中指出苏雪林的那些话语是“旧文人的酸腐腔调”，应该“深戒”。至于那段直言已是众所周知——“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又说，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适还为鲁迅正名，指出陈源指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剽窃”日本学者，“真是万分的冤枉”。这番规劝，不疾不徐、入情入理，尽显绅士风度。遗憾的是，苏雪林并没有接受胡适的忠告，从1936年拉开“‘反鲁’的序幕”到1967年出版“反鲁”文集《我论鲁迅》，前后竟达三十年。

刘文典与胡适有三“同”：同乡、同岁、同事。但在人缘、名声、气度等方面，刘文典远不及胡适。刘文典曾经这样定位自己与胡适的关系：“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深受你的益处……所以弟之对于你，只有敬爱和感谢。”刘文典的话，是完全可信的。熟悉两人交往的人都知道，胡适是刘文典学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在与胡适的交往中，刘文典不仅依靠胡适获取学术声誉、赚取学术盛名，而且也总想借助胡适谋取私利。如《淮南鸿烈集》在胡适的引荐下出版后，刘文典名利双收，喜不自禁。

刘文典在下课途中

之后，刘文典的著作、译作总要待价而沽、锱铢必较，弄得胡适疲于在他与书局之间斡旋。刘文典甚至告诉胡适，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对于刘文典这种把学术当作谋财的窍径，胡适不能认同。刘文典后来听到非议，便怀疑胡适背后作祟。1923年12 月，胡适写信给刘文典说：“我确实有点怪你，但从来不曾对一个说过。”又说，

“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叫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我在这种介绍上，只图救人之急，成人之名，丝毫不想及自身，并且还赔功夫写信作序，究竟所为何来？为的是要替国家开一条生路，如此而已。”

可见，胡适待刘文典的是厚道的，也是直率的。他自己难堪、受累倒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替国家开一条生路”。理所当然的，刘文典学术上“奇货自居”，一副商人作派，胡适是反感的、否定的。

徐贤乐

至于蒋梦麟被小自己20多岁的徐贤乐迷住，甚至想要与之结婚，一向成人之美的胡适这次却做出了非常强烈的预警：“徐贤乐在这十七八年里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结婚后则闹得男家‘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实际上，徐贤乐在圈子里也是出了名的贪慕虚荣、嗜财如命。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蒋梦麟，还是一意孤行。在两人婚礼的前一个月，胡适再次劝蒋梦麟“悬崖勒马”，否则“你的余年决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他还为蒋梦麟支了两招：

“我万分诚恳地劝你爱惜你的余年，决心放弃续弦的事，放弃你已付出的大款，换取五年十年的精神上的安宁，留这余年‘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这是上策。万不得已，至少还有中策：暂缓结婚日期，求得十天半个月的平心考虑的时间。然后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为后妻之用，最后必须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Trust fund)，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掌，专用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补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你身后，信托金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分。”

信中，胡适还写到：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晚细细想过，今天又细细想过：我对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谷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你我的五十年友谊使我觉得我不须为这封信道歉了。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里。你知道我是最爱敬你的。”

字里行间，尽是一个老友的关爱之情。可惜的是，蒋梦麟终未听劝，酿成苦果。后来，蒋梦麟后悔不已：“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的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先生的忠告，才犯下了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可惜的是，胡适已听不到也见不着他的悔了。

结语

诤，左边是“言”，右边是“争”。言，是“知无不言”的“言”，是“言者无罪”的“言”；争，是“据理力争”的“争”，是“争强显胜”的“争”。两者结合在一起，让人感受到的是光明磊落，是酣畅淋漓。胡适是“谦谦君子”，其实他喜欢言，喜欢争，但都是开诚布公地言，自由平等地争。

“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可见胡适的名望之高、人缘之好、影响之大，而其中的一个缘由就是胡适的“诤”。他若不能以实待人，绝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朋友；他若不能以诚待人，绝不可能同那么多的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位、不同行业的人保持纯洁而终生的友谊。

鲁迅曾评价胡适说：“适之先生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其实，鲁迅的“想一想”是不必的、多余的。胡适与他人的交往一再证实，心地善良、胸怀宽广、智慧过人、阅历丰富的胡适是完完全全光亮的、坦荡的，是一个切切实实没有阴谋、没有诡计的真君子。于鲁迅自己，又何曾在胡适那里受过委屈、遭过伤害？就算有，怕也是微不足道的吧？

“我的朋友”胡适，貌似一团和气、与人无争，貌似不问是非曲直、只求相安无事，其实，他也是“我的诤友”，敢言敢当，敢争敢论。应该说，胡适一生，是对得住、担得起这一“诤”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