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挣扎与孤寂：牟宗三的爱情世界

學人Scholar

牟宗三

文 | 彭国翔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牟宗三以哲学家名世，但他并不只有冷静的理智而“太上忘情”。只要阅读牟宗三的相关文字，就足以感受到其人情感之强烈与真挚。但是，牟宗三的爱情世界，除了他自己在《五十自述》中提到少年时代的萌动之外，目前已刊《全集》所收的文字中，却是完全无迹可寻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牟宗三的情感世界中没有爱情的位置。事实上，在牟宗三与亲密友人的书信中，有很多爱情方面的坦诚相告与自我剖析。由于这些书信没有收入全集公开发表，绝大部分人所不知，本文即特别利用这些未刊的文献，来尽可能一探牟宗三的爱情世界，或至少呈现其爱情世界的一些空间与光影，以便尽可能让读者对牟宗三情感的一面，能有较为充分的了解。

早年爱情的萌芽

在牟宗三已刊的著作中，《五十自述》是最能反映其情感世界的一部。其中，牟宗三曾经记录了自己少年时代近乎爱情的一种纯情的萌动。那是他对一个马戏团的少女所莫名而生的一种爱恋。请看如下这段文字：

有一次，来了一个马戏团，正在天气严冷，风雪飘零之时，他们圈了一个广场，先是鸣锣开场，继之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骑在马上，绕场一周。矫健的身段，风吹雪冻得红红的皮色，清秀朴健的面孔，正合着上面所说的清新俊逸的风姿，但是可怜楚楚的，是女性的，不是男性的，我直如醉如痴地对她有着莫名其妙的感觉。先父严肃，不准小孩常去看这类江湖卖艺的把戏，我不知不觉地偷去了好几次，我一看见了她，就有着异样的感觉，既喜悦又怜惜。事后我每想起，这大概就是我那时的恋情。一霎就过去了，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爱情之流露，此后再也没有那种干净无邪而又是恋情的爱怜心境了。（《五十自述》，《全集》，第三十二册，页13）

在这段细腻而颇具文采的表述中，牟宗三毫不掩饰地将当时的那种情感称为“我那时的恋情”。这里记录的，自然还只是一个青春少年的单相思。然而，这里的文字所流露的，又何尝不正是一种最为单纯和美好的爱情呢？事实上，牟宗三虽然在回忆中指出那是其一生唯一的一次爱情流露，但并不意味着后来他不再有对爱情的追寻，尽管他大概不幸终究没有得到他心目中的爱情。不然，在《五十自述》中，他也不会写下“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爱情之流露，此后再也没有那种干净无邪而又是恋情的爱怜心境了”这段感伤甚至沉痛的话了。

1970年徐复观、牟宗三与唐君毅合影（从左至右）

不过，虽然《全集》中的文字无法让人得见牟宗三的爱情世界，但值得庆幸的是，在牟宗三给唐君毅、徐复观尤其是唐君毅的私人书信中，保存了不少有关牟宗三爱情世界的素材。这些素材，可以让我们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成婚之前的爱情世界，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内容。由于这些书信都是牟宗三自己的陈述，而且是给亲密友人的私人信件，因而完全真实可信。

挣扎与孤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爱情追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牟宗三早在1932年前后即在山东老家成婚。但除了1933-1936年这三年间曾数次短暂回乡小住之外，牟宗三其余时间都不在老家，1936年之后则基本没有再回过老家。由于牟宗三父亲的缘故，牟宗三对早年这个妻子并不满意。对此，他在《亲丧志哀》中有明确的交代：

吾岳家至鄙俗，订婚时，父亲即嫌弃。至吾结婚十余年，从无好感。过门后，言谈举止，无一能当。尤嫌弃之。从不允其侍奉。（《牟宗三先生未刊遗稿》，《全集》第二十六册，页4）

因此，他早年的这段婚姻几乎是名存实亡的。至于1949年牟宗三渡海赴台之后，两岸隔绝，这段婚姻也就实际上终结了。

当然，也不能说牟宗三对原配毫无感情。例如，他在晚年给山东老家两个儿子（伯璇、伯琏）的信中，就曾嘱咐要安慰其母：

说我也很惦念，我不能忘记她的劳苦。（某年12月22日）

望你们好好奉养你母亲，使其晚年略得一点安慰，我在远方亦可以略得心安也。（某年3月12日）

在给孙子（红成）的信中，牟宗三也表达了对原配的情感：

她苦了一辈子，我没有忘掉她。（某年3月29日）

不过，这种感情应该主要是一种复杂的包含歉疚的恩义之情，与爱情无关了。

牟宗三赴台湾时年方四十岁，有其爱情与婚姻的追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目前我所看到的这些反映牟宗三爱情世界的书信，恰好也都是1949年之后的。
1950年10月前后，牟宗三曾遇到一位沈姓小姐，一度为之倾倒。他在10月13日给唐君毅的信中写道：

弟现在无心过问此事，又为那位沈小姐吸住了。暮然间遇见了五百年冤孽，不然，何以如此倾倒？

这里，牟宗三直言自己被那位沈小姐“吸住了”、为之“倾倒”，甚至认为自己遇见了“五百年冤孽”。不过，这位沈小姐大概与他无缘，很快便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因为在10月23日牟宗三写给唐君毅的信中，末尾已经这样写道：

弟现在作无出息想，身体坏，日常生活亦无办法。四十而后，感觉需要女人，须有家庭。如有机缘，则弟必解决此问题也。

从这一段话，可以推测十天前信中的那位沈小姐，应该已经是无缘而散了。否则，以他上封信中所言对这位沈小姐的迷恋程度，怎会丝毫不再提及而语气如此呢？事实上，从他差不多一个月后再次写给唐君毅的信中可知，那位令其倾倒的沈小姐的确已经不知所之，而已有人为他另外介绍对象了。
在11月27日给唐君毅的信中，牟宗三这样写道：

近来李定一为弟谋婚事。此人虽不学，颇富世智。彼介一女，甚好，然未必能成。弟有一念，若年内能有一满意之对象，必有一谈爱之书，写给普天下有情的儿女。若没有，则此书不能出现。天地间亦缺一典。

更为关键的是，由这里牟宗三的自述可见，他当时可以说正沉浸在“爱情的追寻”之中。同时，对爱情本身，牟宗三一定有着相当的反省与思考。不然，他不会有写一部关于爱情的著作的打算。并且，对这部书，他还颇为自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写不出来，则“天地间亦缺一典”。可惜的是，由于牟宗三对爱情的追寻大概一直未果，始终未能获得一位“满意之对象”，这样一部他认为“写给普天下有情的儿女”的可以成“典”的书，终究没有像他那些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经典的著作一样写出来。

1951年间，牟宗三继续追寻爱情，谋求婚事，但仍然挫折不遇。这一情况，从他7月11日给唐君毅的信中可以看到：

弟所认识之小姐，花木瓜，空好看，极不易感发，也是努力志趣不足，相距甚远，很难接得上。弟初识时，即决定作但丁式的恋，但对方不能有反应，此或已不能久。……前些时，佛观自日来信，谓如不能成，便望主万小姐玉成其事（今春他曾写一信介绍过）。他说万小姐比弟所识者好，其实他也是瞎闹，他何能坚主耶？看书无用，佛观早说过，她绝看不懂。不过是一中学生，其程度甚低。总须见面才能说。女性重具体，就是表现她的智力与志趣，也须在直接谈天生活中。经过文字总不行，具体的，若能接得上的，抽象的书籍理论便能增加她的向往崇拜；否则，与她不相干。了解我们这类人，总得有相当程度才行。否则，如兄说简单素朴的最好。

牟宗三致唐君毅书信

这一段交往显然没有结果，因为到了9月13日，在牟宗三同样是给唐君毅的信中，已经流露出对婚姻和家庭极为悲观的情绪。所谓：“年来生活泛滥，心思不能凝聚，为女人所困，此亦无出息之甚耳。男子生而愿有其家，弟恐终不能有家也。……弟个人生活无着落，但愿向广大人群，与广漠宇宙传达其呼声。某小姐照片寄上。”这里“弟恐终不能有家也”，真是非常沉痛的一句话。如今读来，其感伤之情仍不免跃然纸上。不过，尽管如此，牟宗三仍然没有放弃成婚成家的打算和尝试。因为即使在这样一封充满感伤与沉痛之情的信中，他还是附上了一位小姐的照片。自然，这位小姐应是他当时正在交往的一位女性，但彼此之间显然没有多少感应。否则，这封信中表露的就不会是“弟恐终不能有家也”的失落之情了。

不过，到了1952年，牟宗三的婚事似乎一度有了转机。他自己似乎已经觉得有可能成婚了。在1952年2月28日写给唐君毅的信中，牟宗三说：

吾兄年来悱恻通施，故精进警策。弟则泛滥而思成家，实则乱世不要亦好。现在这一段因缘很可能成。小姐所疑虑者，对于弟之性情不甚能摸着边，对于弟之生活情调不甚能欣赏，哲学家一词尤使一般人头疼。当然她的了解程度差。弟对此有长函解说，使她拨云雾，再进一步看，颇有效力。

由这封信来看，此时的牟宗三对婚事似乎很有信心，所谓“现在这一段姻缘很可能成”。他自己也曾努力增进双方的了解，所谓“有长函解说，使她拨云雾，再进一步看”。但是，到了4月份，牟宗三的恋爱又有波折。这令他再次产生了挫折之感。

在4月17日写给唐君毅的信中，牟宗三写道：

弟婚事最近无可成。若成，当在八、九月间。此小姐与遵骝家一支不同，完全是时代风气中的女性：断灭的思想，虚无主义的情调，感受的现实主义，自私的个人主义，矜持的虚面子，没落的世家女性的形式主义，嗜尚以现实的美国为标准。这些都是她不自觉。其实，若能引起了她的感触的舒适感，亦无所谓。她的老太太及兄妹等都赞成，唯独她如兄所说有许多考虑，但亦不拒绝。弟处此，亦拖之而已，不成就算了，看来十之八九要成。关键当在秋天也。

这里“遵骝”即“张遵骝”，张之洞的曾孙。由此可知牟宗三当时谈婚论嫁的这位小姐应是一位张姓的小姐。而由信中语气来看，这位张小姐似乎已经不是2月份谈的那位小姐了。这里牟宗三虽然有“不成就算了”的话，笔下对这位张小姐的气质也有不少负面的评价，但似乎还是自以为能成，所以最后仍说“看来十之八九要成”。牟宗三在5月27日给徐复观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位张小姐，可以与他17日给唐君毅的书信彼此印证。所谓“张小姐处颇有进展。如无意外，秋冬可成婚也。弟明天到她那里去过节”。不过，这桩婚事终究还是没有成功。

1952年10月前后，牟宗三还曾和一位刘姓小姐有过谈婚论嫁之事。这在10月16日和21日给徐复观的信中有清楚的记载。例如，在10月21日的信中，牟宗三写道：

刘小姐前天（星期日）始过台中，此次实是错怪了陶某。那几天，不知以何因缘，很不愉快。虽有刘小姐来台北之讯，亦未能鼓起关切与之与会。又因种种心理原因（不便写在纸上），很起反感。……等了两天，未有消息。莫老亦惊讶，说是不通（这是照常情论。这却不是怨万老头子）。这才动了火气。原想刘小姐必早回了台中，不想她竟在这里呆了一个礼拜。过去算了。对于此事，弟心中总不十分慰藉，不意其能成。昨天占了一卦，说是能成。但不知如何，总不十分与会积极。《新生报》介绍，并无岁数，她们自是乱想，不过说弟老，刘小姐亦亲自说过。

当然，从这里的文字来看，这或许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谈婚论嫁。但如果没有对爱情的向往，牟宗三显然也不会如此费心，以至于还专门“占了一卦”。不过，这一次同样是没有结果。

到了1954年，牟宗三在爱情生活方面依然毫无进展，在他1月份给唐君毅的信中，再次表示了他对爱情和婚姻失望与希望并存的复杂与无奈的心境：

婚事早停了，据说乙未年（后年，不久即可说明年）尚有一个好机会。过此，大概无望。能找一个人照顾生活就算了。庐毅庵先生相法甚精。彼所言当甚准也。

相信卜筮、命理之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之下的学者来说，即便到了现代，也还是所在多有，不足为异。但是，牟宗三这里将自己的婚姻之事诉诸相士之说，也不能不说无形中透露出了其无奈的心情。至于“能找一个人照顾生活就算了”的话，则已是在爱情上近乎绝望的表示了。

作为牟宗三最为知心的友人，唐君毅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和徐复观一起，帮助牟宗三尽早解决爱情与婚姻的问题。在唐君毅的相关文献尤其是书信之中，足以为证。而这也成为透露或反映牟宗三在爱情与婚姻方面的情状的证据来源。例如，在1951年10月21日与徐复观的信中，唐君毅最后特别提到了牟宗三的婚事，所谓“宗三兄婚事，兄可令为力否？弟看原来之人恐无一定成功之希望”（《致徐复观》，《唐君毅全集》，卷二十六，《书简》，页70）。既显示了唐君毅对牟宗三的关心，无形中也透露了后者的失落。唐君毅在1956年10月与程兆熊的信中，也曾言及牟宗三感情生活上的孤寂，并嘱托程兆熊代为物色太太。他在信中写道：

宗兄事，有一日深夜，彼曾至旅馆谈至二时而去，其心情所感，皆所谓事在性情之际，非言语所能尽。弟亦只能体会得之。后彼来言，亦所言所谈未能尽其感伤。人之精神生活不能只孤怀长往，日常生活亦不能在寂天寂地中，此必须要有人相共，此要在有一家庭。望兄多为之留意也。（《书简》，《唐君毅全集》，卷二十六，页190）

1970年唐君毅与程兆熊、徐复观、牟宗三合影（从左至右）

显然，牟宗三一直为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苦恼，曾经专门到唐君毅那里诉说心事。但始终没有结果的情况一直到1956年都没有改变。可惜的是，牟宗三在爱情和婚姻方面，远不如唐君毅幸运（唐君毅也是一位极重感情的人，但唐君毅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比牟宗三幸运得多。他与妻子谢廷光女士的爱情与婚姻故事，仅由《全集》卷二十五所载《致廷光书》即可见一斑，足以另外专文探讨，此处不赘），他一直未能遇到一位足以令其情感得到安顿并在生活上能够精心照料他的女性。

不过，在1955年底之前，牟宗三曾经与一女子交往，并一度想与该女子成婚。但是，该女子曾已婚并育有一子，也经历过不少生活的磨难。这件事想必牟宗三也一如既往地对唐君毅诉说过。然而唐君毅并不赞成，劝说牟宗三终止这一关系。最终牟宗三听从了唐君毅的建议，结束了与那位女子的交往。这件事情，在1955年12月25日唐君毅致牟宗三的信中有所记载：

宗三兄：十二月二十日示昨日奉到。知兄已决定遣归某女，己为之欣慰，亦殊深慨叹。在某女方面，自不免受一创伤，因彼亦人子也。唯彼有一小孩，其所历风尘中之甘苦已多，当可淡然过之。兄以拔之于风尘之心，此在古人纳之为婢妾，亦未妨不可，然终不足当君子之配，因其以往生活已使其心思散乱，芸芸众生皆旧习难除，终成家庭之祸。此处只能运慧剑断葛藤。人与人之间既有一段关系，恻怛之情亦必与一般人情相裹挟而俱动，遣之以诚并为其前途祝福斯可矣！（《书简》，《唐君毅全集》，卷二十六，页166）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是唐君毅给牟宗三的回信。之前牟宗三来信，就是告诉唐君毅他已经决定终止了与那位女子的关系，所谓“遣归某女”。既然牟宗三的信在1955年12月22日，说明这段关系在此之前发生而至此已经结束。在我目前看到的牟宗三给唐君毅的书信中，没有1955年12月22日的这一封。但由唐君毅的书信可见，这位女子似乎有过风尘的经历。在唐君毅看来是不配与牟宗三成婚的，所谓“不足当君子之配”。但是，从唐君毅的叙述来看，牟宗三显然是对那位女子动了真情的。而牟宗三能够一度不顾那位女子的出身和经历，或许只能从爱情的角度予以解释了。可是，这一段大概令牟宗三萌生了爱情并一度打算以婚姻相成全的经历，最终也没有结果。

总之，从1950到1956年这几年之间，牟宗三有过数次感情甚至婚姻的尝试，但都未成功。从他给唐君毅和徐复观的相关书信来看，牟宗三自己常常满怀希望，以为能够成功。这一点，说明他一直怀有对爱情和婚姻的追求。无论如何，牟宗三在爱情问题上遭遇的挫折与失落，特别是他自己的情感因此而生的种种起伏跌宕，在他的这些书信中，得到了无比生动与清晰的呈现。

因爱情失意而曾经荒唐，

虽一度荒唐而灵明未灭

正是由于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的多次跌落，不能不使牟宗三心灰意冷，以至于一度落入“醇酒妇人”的放任与颓废生活之中。这一点，从牟宗三分别在1953年初和年尾给唐君毅的两封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弟在此孤寂苦闷，只说抽象的话，又所谓醇酒妇人，已不光是婚姻问题，客观方面亦有使然之势。

弟在此太孤，所以才想婚事。这本是孤寂中的反动，所以是消极的，消极的本不易成也。弟现在生活上常有破裂之感，不是圆盈饱满的。即躯壳生活方面常有宁愿醇酒妇人之感，而心灵亦只凝缩而为着书事，书写出来就算了，这就是破裂。不能进德修业，日进无疆，此可哀也。然顺世俯仰，荒腔走调，玩弄小聪明以艺大道，则不肯为。

这两封信，前者在1953年1月9日，后者在1953年12月11日。两封信中都提到“醇酒妇人”，后一封中甚至对“常有宁愿醇酒妇人之感”直言不讳，足见牟宗三的恋爱与婚事在这一整年中已经毫无进展，完全搁置。根据这两封信中牟宗三的自我陈述，我们可以想象，在他一整年的生活中，除了读书、写作、讲学，其余恐怕多是与酒色相伴渡过的。

《牟宗三先生全集》第三十三册书影

这种情况，在唐君毅的书信中可以得到印证。1952年12月19日，唐君毅在与徐复观的信中，恰好也提到牟宗三“宁醇酒妇人”的自我陈述，并表达了自己的挂念之情，希望能和徐复观一道，帮助牟宗三尽快解决婚姻的问题。唐君毅的信是这样写的：

宗三兄来函，言及其近来心境，精神只凝聚于着书，现实生活上太孤寂，有宁醇酒妇人之感。弟甚为挂念。其婚事亟须想一办法，使其精神趋乎顺，否则将更趋高亢，社会亦更接不上。彼乃天才型人，不易为人所了解也。（《致徐复观》，《书简》，《唐君毅全集》，卷二十六，页79）

但是，“醇酒妇人”显然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虚无，丝毫不能解决牟宗三情感上的问题。他在这两封信中反复自陈的“孤寂”“孤”，正是其心情的写照。此外，“醇酒妇人”只是牟宗三在爱情和婚事无望情况下的一度消沉，可以说是“孤寂”中的一度荒唐，他自己对这种消沉与荒唐，其实是一直反观自照，知其为“破裂”生活的。第二封信的最后两段话，正说明了牟宗三不仅对自己的行为十分自觉，更能够向唐君毅坦陈这种“破裂”的生活，并直接自我反省和批评，所谓“不能进德修业，日进无疆，此可哀也”。并且，在这种破裂的生活中，牟宗三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不肯去“顺世俯仰，荒腔走调，玩弄小聪明以艺大道”。由此可见，爱情与婚姻的极度挫折，虽然使得牟宗三一度在现实生活中陷入“醇酒妇人”的“破裂”之相，但其内心的灵明，却时刻未有丝毫的熄灭。他能在给唐君毅的信中剖析自己的心绪，足可见这一点。

伦理生活：

爱情追寻的终结

牟宗三极为强调和注重所谓“存在的感受”。这一点，在其《五十自述》等作品中有着极为生动因而感人甚深的描写和流露。而这些年间在爱情方面的挫折，一定令他“存在的感受”获得了极大地激发。他曾经有一次致函唐君毅，细致地向唐君毅描述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如躯体横陈旷野”的心境。对此，唐君毅有一封长信回复，详细描述了自己存在的感受，可谓“同情的共鸣”。在“将心比心”的基础上，唐君毅劝牟宗三在现实的伦理家庭生活上有所安顿。由唐君毅的回信，也足以印证牟宗三因爱情问题的刺激而在个人情感世界里的挣扎以及缺乏家庭伦理生活的孤寂。唐君毅1955年11月10日《致牟宗三》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兄来函所述兄现实生活上之心境，时有如躯体横陈旷野之感，颇令弟生感动。唯弟于此不尽完全体会。弟在大学读书及大学毕业后之数年中，其时尚未与兄相遇，亦常有种种荒凉空虚之感。有时从此中升起许多向上之感情，有时亦生起向下沉堕之意，并曾着文赞美自杀。一次于夜间，曾觉此身横陈于床上，如一大蠕动之虫，甚觉可怖；此心如与此身不相属而隔离，但旋即相合。又有两次见日月蚀时，闻民间敲栔鼓驱天狗，心中觉有无限感动。此感动中有宇宙性悲戚，亦有对自己生命之感伤。此等等感觉，近来亦不全断，但较少。此亦不必与兄感相类。但弟只能凭此等经验体会兄所感。弟意吾人之生理的有机体与自然的原始生命，对人之纯精神生活与外在之自然世界间，实有二面之原始的生疏与深渊之间隔。此在常人生活中，或因两边之山谷皆倾圮，或因由他人之心灵代为搭桥，故似两面过去皆无困难，亦不觉此中有何问题。此可算为较健康之生活型。唯因其不感此中之问题，亦即有一无明。但人在孤独寂寞中生活过久，而其用心又素向抽象遥远之境地或慕超越世俗之理想者（此处“在孤独寂寞中生活过久，而其用心又素向抽象遥远之境地或慕超越世俗之理想者”，直接所指的自然是牟宗三，而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和学者，恐怕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这种描述），则其精神先已向旷野而远驰，于是其再回来，即将感此原始的生疏与深渊之间隔，如觉不能再回到其原始生命。而此时即可生一种如Kiekagaard所谓存在之怖栗感。此怖栗感在交叉之深渊之上，说不出属于那面，亦非传统之神魔人禽交界之谓，而只当为一存在之实感。而此感中本当有一无限之空虚与荒凉。但人于此深渊前，亦可由纵跳而回至其自然的原始生命与生理之有机体中。而此纵跳之力，则可使吾人落于此后者之黑暗中。此黑暗及后者中之本能欲望与诸般之业力，此由于人之前生或源远流长之人类生命之往史，与其往史之通于原始人类生命、生物生命处，皆可说。到此方成魔障，而见精神之危机。而人再由此跳出时，则上述之无限之荒凉与空虚，即成为自觉的而如自四方八面迫胁而来。弟想兄近来之所感，当属于此最后阶段一类。此是由兄之精神生活之振幅较他人为大，故此感特别明朗。而其来源，亦在兄二十年来之缺乏直接之伦理生活。因此中只有直接之伦理生活可自然弥缝人之自然生命与外在世界及精神生活世界之原始之深渊，即上所谓搭桥是也。而舍此，则只能求之于宗教。但在此之宗教生活，太艰苦，不同世俗人信宗教之安稳。Kiekagaard于此亦是在挣扎中。故弟意兄之生活仍须有直接之伦理生活，夫妇父子师生等是伦理的，此可搭上述之桥。但非伦理的生活则不然。在和尚虽不婚，但其共同之生活亦可去孤独。而在家人缺伦理生活，其精神上之担负，则至少倍之。熊先生晚年养女，亦为伦理生活。要见此事之不可少。况兄之精神生活振幅尤大耶？相距千里，弟亦不知将何以告慰，亦不知天意之何所在。然兄之为大根器，则请兄更不复疑。（《书简》，《唐君毅全集》，卷二十六，页162-163）

牟宗三在个人情感方面的挣扎与孤寂，一直持续到1958年他和赵惠元女士成婚才方告结束。不过，这个时候，对牟宗三来说，婚姻或许多半已经成了他所谓“能找一个人照顾生活就算了”的事，爱情的因素恐怕也已经所剩无几。当然，这并不意味他后来的婚姻没有感情，只是那种感情，也许更多地已经体现为亲情而非爱情了。晚年的牟宗三在给孙女鸿贞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沉痛的话：

我这个家并不是很健全的。你叔叔是个废人，你奶奶也不是很谐和的。而我也老了。

如此来看的话，他在《五十自述》中回忆那个马戏团的少女时，之所以会写下“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爱情之流露，此后再也没有那种干净无邪而又是恋情的爱怜心境了”这样的话，或许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为作者《牟宗三的情感世界及其觉情说》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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