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吴象逝世：​“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尊重农民自主权

吴象（1922-2021.5.18）

据财新网报道，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经济学家吴象2021年5月18日上午在北京逝世。吴象的子女在发给财新记者的信息中说，“意料中的事还是来了，我们的父亲因综合性衰竭症，于今天上午11点57分离开了我们，享年100岁。”“他走时非常安详。”

吴象，1922年出生，原名吴大智，安徽休宁人。1933年入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37年在南京安徽中学（现第六中学）高中肄业。1938年秋，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次年夏，到晋东南敌后八路军野战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来到武乡，之后调抗大总校任教，1943年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后，先后任新华通讯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编辑，《山西日报》总编辑，中共山西省委、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80年春，调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室务委员，1982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作有《阳关道与独木桥》《中国农村伟大希望所在》《论中国农村改革》《农村改革与农村商品经济》《从昔阳到凤阳》《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等著作。

1948年春，吴象（左2戴军帽）参加人民日报土地改革工作队，在河北武安十里店搞“土改纠偏”时和农民交谈。柯鲁克摄

附 吴象：饿肚子是推动改革的最初力量

（孟醒 采访，原载于 《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

问：早在文革中，您就关注农村问题。那么文革结束后，您是如何参与到安徽的农村改革中去的？

吴象：我这个人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一直忘不了农民。上世纪60年代我在《山西日报》工作，曾为“大寨”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典型鼓与呼。

大寨受到毛主席重视后，被人为地越拔越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典型，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典型。我说这里面存在问题，结果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

上世纪60年代山西日报社编委合影。左3为总编辑吴象，左6为日后接替吴象任总编辑的刘山

文革结束了，我还被关在“牛棚”里。1977年6月，万里去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有人向他推荐了我。万里直接找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胡耀邦直接打电话给山西省委负责人，提出调吴象到安徽工作。山西那边说吴象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胡耀邦说：先让人出来工作再说。就这样，我才有机会回到老家安徽，担任了省委副秘书长。

1985年初冬，吴象（左一）与万里同志在沂蒙山区农民家中

问：人们都习惯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您对此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

吴象：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我认为不完全准确。实际上，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开始的，但是扩大来扩大去，一直打不开局面，推不动。而广大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在自发地、悄悄地采取了改革行动。农民的自发行动，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创新。后来得到党中央方针上、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农村改革就迅速发展为不可抗拒的改革浪潮，推动城市以至全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突破。

问：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开端，但会议通过的文件，却仍明确表述“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其中的缘由何在？

吴象：1978年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为草案下发试行。《决定》草案坚决批判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战线上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总结了七条经验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违反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也就是说，“左”倾错误剥夺了生产队的自主权，严重地压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为此，《决定》草案针对性地提出了二十五项加快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

但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长期“左”倾错误的历史惯性，尤其还有“两个凡是”的束缚。文件在提出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同时，只讲了加强定额管理这样的细枝末节，而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根本性的制度问题，丝毫不敢触动。反而针对性明确地规定了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这个说法反映的是，当时从上到下对“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有什么区别还不清楚。关键是反映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框框，不仅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而且结结实实地捆住了许多人的手脚。最核心的是看不见农民的死活。可当时不少农村都自发地搞起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对这种情况，一些人赞之为“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另一些人则斥之为“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

1979年3月中旬，国家农委在京召开有七个省代表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不同意见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就是以上问题的真实反映。蹊跷的是，《人民日报》3月15日头版头条刊载了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并在“编者按”中强调“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要求“坚决纠正”已经出现的“错误做法”。后来得知这并非巧合，是编辑部奉命所为。当时十年动乱刚刚过去，“两个凡是”阴影犹存，广大干部心有余悸。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在广大农村引起了思想混乱，有些地方甚至有点惊慌失措，寒流回潮了。

对此现象，万里说得好：“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安徽辛生、户家三两人的来信，并在“编者按”中承认上一次的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以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虽然短时间内，平息了一场风波，但不少地方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不少损失。

1979年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根据试行中各地反映的意见，对1978年的《决定》草案作了修改，并正式公布。其中有两处关系特别重大：

一是重申坚决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提出“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农民称之为“可以、可以、也可以”。

二是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不许”改为“不要”，虽仅一字之差，但整体上比较缓和了，而且允许某些例外，开了一条小缝。不要小看了这条小缝，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为突破口的广大农民，后来就是从这一条小小的门缝里挤出来，掀起“包产到户”的历史大潮的。

问：1980年，展开了有关包产到户的全国性辩论，《人民日报》发表了您的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当时的情况是不是很紧张？

吴象：1980年“包产到户”由暗到明，由少而多，引起了全国性的大争论。有人说“好得很”，也有人说“糟得很”。尤其在领导干部中间，思想阻力很大，有人甚至将之提高到所谓“保持革命晚节”的地步。

作为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安徽，在万里1980年春调京后也出现了反复，连续召开几个会批“包产到户”。这时候，尝到甜头的农民不干了。干部再这么说他就不听了，他说我要听中央文件的，你这个话不对啊，和中央文件不一致。干部若说这是命令，他也有话说，毛主席有了错误也要改啊。

在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5月31日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热情地肯定了安徽肥西和凤阳农民的创造，指出对包产到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还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表达了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态度。

8月底，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华国锋、纪登奎、王任重、陈永贵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万里为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主管农村工作。万里去找胡耀邦，提出要支持农民的正义行动，给农民出路。

9月14日至22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专题座谈。一开始，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表示了支持态度，多数表示沉默。反对“包产到户”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更是针锋相对。杨易辰说，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池必卿则说，“那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争论如此激烈，会几乎开不下去了。当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受中央委托，会前精心准备了一个文件，并针对会议争论的问题作了解释说明。他讲话中引用了大量调查材料，做出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说服力较强。再经过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即认为“包产到户”是必要的，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至少可在贫困地区实行，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

吴象（左二）与杜润生一起考察乡镇企业

文件强调推广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允许有多种经营模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方法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对贫困落后地区，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

11月中旬，《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我阐述“75号文件”精神的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但也受到一些没有摆脱“左”倾思想的人强烈反对。有一个省的政法会议上，有人指责此文作者是“教唆犯”，提出要追究其法律责任。长江边有一大城市分管农业的负责人，竟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

1980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吴象的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产生很大影响，是吴象最重要的文章。

《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文发表数天以后，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农业学大寨”寿终正寝。

问：那么，中央1981年的“75号文件”为何又变成了1982年的“一号文件”？

吴象：进入1981年，尽管仍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加以防范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包产到户”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这年初春，我以新华社特约记者的身份，与三位新华社记者一起，奉万里之命到豫、鲁、皖的十一个县搞调研。结果发现，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变化越快。

什么瞎指挥，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锅饭”，一遇“包产到户”即缴械投降。许多村庄因此一年巨变，两年翻身。这年的12月间，万里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

“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

会议准备了很多材料，大家的发言也很踊跃。会议纪要翻来覆去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到了年底了，作为“75号文件”来不及在当年内发出了，等于是1981年的文件已经发完了，只能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下发了。

1982年“一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1983年夏，吴象（中）陪同万里在前往山西原平县视察的专列上

由此，“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1981年的“75号文件”因为很偶然的机缘，变成了1982年的“一号文件”。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对此，耀邦同志特别高兴，连说“一号文件”这个名字也响亮，反响这么好，我看最好每年都来它一个。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大多赞成，很快形成了—个不成文的共识，每年年末开—次农村工作会议，年初发一个“—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逐渐形成了一个惯例。

问：以您多年来参与农村工作的经验，您认为目前的三农问题最需要理清的思路是什么？出路在哪里？

吴象：说起“一号文件”与农村改革，我觉得它是历史，又不是历史，因为相去不远，我们应该回顾这一时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国人太不接受教训了。无论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现在的改革时期，都是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农问题依然很严重，怎么解决？过去的经验教训要考虑，不要眼光老盯着城市，要更多地考虑农村。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我看就是歧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甚至农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这中间的问题太大了。当然，三农问题非一日之寒，也非“一日之暖”能够解决的。

上世纪90年代，吴象（左3）和于光远（左1），朱厚泽（右2）在四川了解农民种植弥猴桃情况。

五个“一号文件”总的精神，就是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很多具体的东西都是从这里来的。今天搞新农村建设，不是政府给多少钱就能解决问题。一些地方是搞了新农村，可住进去的80%是干部和小老板，同农民没有多大关系。这就是虚假的东西，这一点非常危险。

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连改革的目标都是若明若暗。但我们不回避争论，不同的意见在争论中找到共识，改革就会走得更好。当年那样困难的道路都已经走过来了，而且走得很好。今天，只要善于吸取经验教训，就会争取到新农村建设更光明的前途。